论资产在当代物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作用论文,当代论文,物质论文,资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物质财富具有劳动和自然界两个源泉，物质产品是由主体因素劳动和客观因素生产资料两类基本要素构成的。过去，我们对劳动的作用还是比较重视的，尽管也存在小生产观念的影响等问题，但是，我们对物质条件的作用却认识不足，甚至相当忽视。然而，越是稀缺的资源，对经济发展就越为重要，其利用率高低对生产率的作用就越大，在我国现阶段，恰恰是劳动力过剩，资源、生产资料短缺。因此，需要认真研究物质条件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一、资产概念及其历史性
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是历史地变化的。在人类物质生产发展的较早阶段，即从原始的刀耕火种、捕鱼狩猎直到小农一家一户的农业耕作，劳动工具的数量很少，效能很低，作用微小，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马克思所引用的威廉·配第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反映的就是农业自然经济及其以前的生产力物质要素的状况。
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生产的物质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机器体系为主的人工制造的劳动工具愈来愈重要，甚至占据了“首席地位”，而土地等自然条件虽然仍很重要，但却开始退居次要地位。这时，如果再用土地来概括生产的物质条件，显然有些以偏概全甚至主次颠倒。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便用“生产资料”这个更一般的概念来表述它们，在大工业生产中，生产资料的内涵已经变为以人工制造的生产工具为主了。这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日益发达起来，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也在发生变化。主要的变化有两点：第一，生产资料愈来愈两重化。一方面，它继续以机器、土地、厂房、原材料等实物形态存在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生产资料在实物形态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价值形态，如资金、股票、其它有价证券，等等。价值形态的生产资料成为市场经济中物质生产普遍的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指出，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持续进行，资本必须划分为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它们在空间上相并存，在时间上相继起。资本中所包含的生产资料，显然既有实物形态，又有价值形态（货币），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规律无疑是市场经济下的普遍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也说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1〕第二，生产资料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 都是“有形的”，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它们；除此之外，生产资料又派生出“无形的”部分，例如，各种技术专利、商标、商业信誉、有关客户的信息，等等。这些“无形的”东西，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因而成为生产的因素。同时，它们又是投入相当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生产资料获取的，是前者的转化物，并且与人的劳动明显不同，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范畴。所以，我们把它看作是生产资料的一种新变化，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生产的物质条件第三阶段的内容及其与以前阶段的区别，我们提出“资产”概念。所谓“资产”，是对市场经济中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的概括，主要指有形资产——它包括生产资料的实物形态（实物资产）与其衍生的价值形态（价值或货币资产）两个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各种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它处于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历史发展序列（土地→以机器为主的生产资料→资产）的高级阶段，因而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我们在写出上述内容之后，看到了林子力的有关论述，他指出：“就财产的内容来说，早期的财产主要是地产，是自然产生的东西。而后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文明创造的工具、机器和动力等等，就逐渐成为财产的主要内容。同时随着商品经济取代封闭经济而占了统治地位，财产也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或货币形态，并开始了产权商品化的过程。但财产内容的更新到此并未终结，当今的趋势是智能、知识越来越成为财产的主要内容，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有多大程度的知识积累，有多高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多少可供实用的新创造和新发明。 ”〔2〕这些思想与我们是基本相同的，可以作为我们所持观点的一个佐证。
需要说明的是，财产概念与资产概念有所不同。财产包括土地和附着于土地的工厂等设施（所谓“不动产”），还有耐用消费品、家具、车辆、存款等等（所谓“动产”）。世界各国在征收“财产税”时一般是这样来界定财产概念的。〔3〕由财产概念的上述外延， 可以看出，其内涵是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以及它们价值形态的总和。而资产概念则是专指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的财产，它原则上不包括消费资料。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同消费资料并无严格的界限，它们可以相互转化，但任何时候消费资料也不可能全部变为生产资料。换言之，财产概念和资产概念是包含关系：资产是财产的一部分，因而可以把资产称作财产，但财产的外延更宽，不能把所有的财产都称为资产。由此可见，在概括市场经济中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时，使用资产概念比用财产概念更合适一些。
现在，资产概念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文件、法律、法规中经常出现，在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论著中更是屡见不鲜。我国设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了若干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我们经常使用“社会总资产”、“国有资产”、“非国有资产”、“资产评估”、“资产受益”等概念；我们提出了进行“资产经营”，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要求；在会计科目和统计工作中，也普遍使用“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概念，填报“资产负债表”，考察“资金利税率”，等等。
提出资产概念有助于克服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只重实物及实物指标观念的局限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通常只重视生产资料以及产品的实物形态和实物指标，如机器多少台、产钢多少吨等等，而不大重视它们的价值形态和价值指标。可是，时常出现如下情况：机器设备的实物形态依然完好，但由于新型机器设备的不断涌现，原有机器设备却大大贬值了，即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无形损耗”。〔4 〕同样，钢产量可能在实物形态上增长很快，但由于该种钢材供过于求，因而价格下降，其价值形态却未同比例增加。相对而言，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实物形态和实物指标，主要是同类物品的自我比较、今天同昨天的纵向比较、生产者自身范围内的比较，评价尺度基本是一物一种，极难通约；而其价值形态和价值指标，则包含不同种类物品的横向比较、物品供给与需求状况的社会比较，评价尺度也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同一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易于把握。进一步说，在专业分工和协作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几乎百分之百是为别人生产的，对于生产者而言，产品的价值形态比其实物形态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如果说，只重实物和实物指标的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能够维持甚至发展的话，那么，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却绝对难以生存了。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不能忽视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实物形态和实物指标，但却必须重视其价值形态和价值指标。这是同企业、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
提出资产概念特别是阐明它的多种形态，对于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举例说明这个问题。譬如，现在有一个小型国有企业连续多年亏损，处境十分困难。怎样摆脱这个困境？假如有人提议，把这个企业卖掉，一定会有不少人说，这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从现象上看，似乎的确如此：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将从国家手里转归他人甚至私人所有，所有制的性质变了。然而，国家虽然失掉了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但却换回了相应的货币即价值形态的生产资料。假设在售卖过程中，没有低估国有资产价值，也没有其他不法行为，那么，这就是一种等价交换，国家并没有丝毫损失。进一步说，倘若不卖掉这个国有企业，它很可能还会继续亏损，国有资产也会流失得更多；相反，卖掉以后，收回了相当于其价值的货币，只要存到银行里，至少可以保值了，如果投入到经济效益较好的部门，还能够得到增值。可见，实物形态生产资料的减少可以带来价值形态生产资料的增加，甚至可以使生产资料总量增长，仅仅注重实物形态，忽略价值形态，可能恰好把事情的性质看颠倒了。一些同志担心，把国有资产卖给私人，是削弱了公有制、加强了私有制。这个忧虑虽然可以理解，但却大可不必，因为私人是用货币买到的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作为一种等价交换，他同样也未增加自己的财产，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是保持原值，均未增加或减少。这里还应考虑到，即使国家不把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卖给他，他手里的货币仍然是存在的，我们不让他购买生产资料、用作生产投资，那么，他就只有把货币作为消费基金一条出路。我们究竟是把人们手里积蓄的货币吸引到生产上去好呢，还是都挤到消费上去好？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总之，运用资产概念及其形态分析，有助于克服我们过去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简单化、表面化认识，有助于我们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搞活搞好公有制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
二、资产能够提高实物劳动生产率
资产在实物或使用价值的生产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马克思做过很多论述，现实生活也提供了大量正反例证。
第一，自然地理条件对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具有重要作用。自然地理条件对于农业的影响极为巨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近郊区的农民普遍比偏僻地区的农民富裕得更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占据了地利的优势。实际上，不仅是农业以及采矿业和建筑业，所有物质生产部门都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特别是地理位置的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例如，沿海地区一般经济比较发达，这同其地理位置较好、交通便利有关。相反，在一些偏远地区，到同一市场购进原材料和销售产品，就要增加运输费用，这不能不影响他们的生产效益。再如，处在气候恶劣地区的企业，必须为防寒、抗风、免疫等等支出更多的费用，而在气候较好地区的企业却不必为此破费。所以，我们应当注意自然地理条件对生产效益的影响，在考察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时，考虑这一因素。为了给各种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应当改善偏远地区的交通、通讯等等基础设施，而对于那些占据位置较优的国有土地的企业，则应加收一定的费用。
第二，先进生产工具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恰恰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必要劳动，增加相对剩余劳动，从而提高剩余价值。”〔5 〕在劳动量不变或略有增加的情况下，使用机器可以比手工工具多创造出10倍、100倍的物质产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很多这样的实例，如走锭精纺机比手工工具的生产效率提高了180倍， 机器印制花布比手工印制的生产效率提高了200倍，等等。〔6〕在现代，先进的机器尤其是电子计算机，不仅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而且还能改善产品的质量。例如，自动控制的车床比手工操作的车床加工精度更高、误差更小，并且由于人有七情六欲，难免情绪波动，从而使产品质量受到影响，而机器则不存在这些问题，加工质量比较稳定。后一种情况，也是现在不少企业愿意用机器代替人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要搞活搞好国有企业，必须注意改进机器设备，不改变陈旧落后的机器设备及工艺，无论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生产的效率和效益都不可能有大的提高，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
第三，生产资料达到一定规模，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工业中，每个经营部门都会迅速形成该部门所特有的最低限度的经营范围和与此相应的最低限度的资本，如果没有这个最低限度的资本，经营就不能顺利进行。同样地，在每个经营部门，又都会形成大多数生产者所必须拥有并且实际也拥有的、高于这个最低限度的标准平均资本量。大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会提供额外利润，而小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就得不到平均利润。”〔7〕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达到一定规模的经济可以使生产资料得到大量节约，降低生产成本。例如，厂房、道路等等基础设施可以多人共用，原材料等可以批发价购进，运输也可以批量进行，甚至广告费也可以大大节省，因为作同一广告的费用是相同的，但在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单位产品的平均费用较小。另一方面，达到一定规模的生产可以更多地使用机器特别是大型的、比较先进的机器，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假如达不到一定规模，采用这些机器在经济上就可能得不偿失。此外，生产资料达到较大规模后，也有利于促进分工与协作，会计、出纳等管理人员也能充分发挥作用，节约经营管理费用，这也会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我国的现实是，大量生产企业“小而散”，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
第四，在有些情况下，只要注入一定的资金，就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尤其是当资金成为生产的“瓶颈”的时候，这种作用就更为明显。我们现在有些国有企业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五，各种无形资产特别是技术专利在生产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在电子计算机行业，美国的网景公司是互联网络市场上的佼佼者，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同微软公司一决高下的公司，而网景公司几乎没有什么有形资产，它所有的资产就是一个叫做“浏览器”的软件。耐克公司称霸全世界的运动鞋市场，但这个公司并没有一家生产厂，它所有的财产就是“耐克”商标、市场销售能力和设计开发能力。〔8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更集中地反映了无形资产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将以上所述综合起来，资产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资产是市场经济中物质生产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它使劳动得以实现，使生产变成现实；其二，资产可以大大提高实物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带来更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提高经济效益。前一点是一切资产的普遍作用，也是后一点的基础，后一点则是相对先进的（科技含量较高的）资产的特殊作用，但也是更为重要的作用，并且是我们应当着重认识和利用的方面。
我们过去长期忽视资产的重要作用，即使重视了劳动的作用，也是一种“瘸腿”的经济观念。这种观念对经济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在很长的时期里，我国的投资效率低，资产（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损失浪费严重，本来十分短缺的资产却又大量闲置，直至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仍无根本改变。据张德霖的统计研究，1953—1988年，我国资金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不仅较低，而且在相当多的年份里是负贡献：1953—1985年贡献率为－10∶5%，1953—1988年为－5.3%，均为负值，即是说，我们追加投资不仅没有带来效益的增长，反而比原有投资的效益下降。〔9〕又据谷书堂等人的研究，1978—1991年， 我国经济增长率明显加快，但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却呈下降趋势，其中，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从1978年的24.8元降至1991年的12.3元，资金利润率从15.5%（最高年份为16.1%）降至2.9%， 资金利税率从24.2%（最高年份为24.8%）降至11.8 %。 产值利税率从24.9%降至11.6%。此外，根据1990年统计估算，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有近三分之一的固定资产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全国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约有40%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资产占有和配置不够合理，资产闲置和短缺同时并存。〔10〕这些问题的存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资源配置等等），但是，无疑与忽视资产作用的观念有关。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改变忽视资产作用的不正确观念，应当全面理解和考核劳动生产率指标：除了考察劳动的投入和产出以外，还应考核资产的投入和产出，即资产的使用效率，正像马克思使用“机器生产率”、“自然生产率”等概念一样，可以用资产生产率、资产贡献率等概念来表示这一含义，引导企业和生产者注意资产的有效使用，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三、资产在商品价值形成中也有一定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不仅是实物产品（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且是价值的生产。因此，仅仅谈到资产在实物产品生产中的作用还很不够，还需进一步说明资产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前一方面认识不足，那么，我们对后一方面就更为忽视。这是造成我国经济建设中物质资源长期高投入、低产出、浪费较大、效益很差的重要认识根源之一。现在，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必须改变忽视资产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的不正确认识。资产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有些什么作用呢？
第一，资产是价值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它，劳动者就不能创造价值。马克思说过：“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1〕虽然这里直接论及的是产品，但是，没有产品或使用价值，又何谈价值？当然，资产作为一种物，决不可能独立地“创造”价值，它只有同劳动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不过，反过来说，离开了资产，劳动也不能单独创造价值。劳动只有与资产相结合，才能进行现实的生产，包括创造价值。假设只有两手空空的劳动者，没有任何资产，那就没有现实的生产劳动，更谈不上价值。过去，许多农民深受没有土地之苦；当代世界的众多失业者，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体会着这一点；我国目前劳动力的大量富余过剩和生产建设资金的相对匮乏，也迫使我们正视资产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第二，进一步说，资产特别是劳动工具可以替代人的部分劳动，因而在价值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劳动与资产两类基本的生产要素中，劳动是唯一能动的主导因素，资产则是被劳动所利用或加工的物，它们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资产并不是可以同劳动相并列的另一个价值源泉。但同时，它们又具有一定的相互代替、相互转化、相互促进这种内在的统一性。
劳动与资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完全）相互代替：劳动资料特别是劳动工具能够代替人的部分劳动——从简单操作到复杂操作，从笨重的体力劳动到灵巧的脑力劳动，从重复性劳动到创造性劳动，这已经成为人类生产发展的大趋势。例如，各种机械是人的四肢的延长，可以代替人的体力劳动；电子计算机则是人的脑力的延伸，可以代替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反过来说，人用自己的四肢和头脑，当然也能够顶替很多机器，只要确有这种必要的话。在现实生活中，同一种商品，既有现代化大工厂生产的，也有比较落后的手工作坊制造的，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证明。
劳动与资产还可以相互转化：劳动的成果特别是科学技术凝结、表现于资产中，是动态的人的活动变为静态的存在物；资产愈来愈多地代替人的劳动，实际是静态的存在物在模拟动态的人的活动，即资产向劳动的转化。这些模拟劳动的资产，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显然发挥着同劳动相似的作用。所以，不应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以为劳动与资产永远泾渭分明，存在不可跨越的界限，人为地贬低资产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
劳动与资产甚至还能相互促进：劳动在一定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了生产资料及其多种形态，使资产的数量、质量、效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推动着资产不断进步；而资产又可以代替和节省人的劳动，它为减轻人类劳动、促进其发展提供了客观现实的条件和手段，使人类的劳动日益摆脱被迫的、屈辱的、痛苦的性质，逐步成为自由的、自主的、快乐的活动。
第三，更重要的是，资产还能够通过“节约劳动”从而“使劳动增殖”，即帮助人们用较少的劳动创造出较多的价值。我们长期忽视资产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同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简单化和片面的理解有关。这是问题的症结，有必要予以澄清。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生产的物质条件相同为典型条件的。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的价值时，并未忽略生产的物质条件，他只是假定这些物质条件是完全一样的，即“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他指出，决定各种商品的价值量的，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需要的劳动时间。”〔12〕既然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是由劳动和客观的物质条件两个要素构成的，而客观的物质条件是完全一样的，显然，各种商品的价值（即“两种不同的物里面……的共同的东西”〔13〕）的大小就只取决于劳动量的多少。所以，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量。
但是，假如生产的物质条件是不同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我们先来看客观事实。一类是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别，譬如，在肥沃的土地上耕作，花费劳动较少，农作物的产量却较高，而在贫瘠的土地上耕种，投入劳动较多，但收获却很少；同样，在富矿和贫矿采金，要获得同等数量的金，付出的劳动量是十分不同的。另一类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例如，采用先进机器设备的工业企业，在投入同样的劳动量的情况下，肯定比机器设备落后的同类工业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显然，物质条件较好的生产者和物质条件较差的生产者，投入同样的劳动，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即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数量是不同的，前者的单个商品中凝结的劳动量较少，后者的单个商品中凝结的劳动量较多。
那么，我们能否说，前者单个商品的价值低、后者单个商品的价值高呢？不能。因为价值量是以社会必要劳动量为衡量的，这是问题的关键。商品的价值是按社会尺度衡量的，排除供求关系因素，同一商品总是具有同一价值，所以，更多的商品不仅代表更多的使用价值，而且也代表更多的价值。这是合乎逻辑的、也是符合现实生活的结论。这实际是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必要劳动概念时已经详细说明过的。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我们随时可以看到这一点：同质同量的商品总是基本同一价格，如果价格不同，消费者必然争相购买价格较低的商品，而价格较高的商品则很难销售出去，最后迫使后者的价格不得不向前者靠拢。这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较少的个别劳动同较多的社会必要劳动相等，也就是是较少的劳动创造了较多的价值。
可是，由此也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较少的个别劳动能够同较多的社会必要劳动相等？为什么较少的劳动创造了较多的价值？它们之间的差额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我们把劳动量仅仅限定为劳动者个人体力和智力的支出，那么，就应该说，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未增加劳动的总量，但却可以提高劳动的效率，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此外，还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合理结合问题，包括规模经济效应因素，它也可以在不增加劳动总量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的效率和效益。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无疑是有的，这就是生产的物质条件的不同，资产的数量、质量和效能的不同。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生产的物质条件或资产能够帮助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指出过这一点，只是他们将它表述为生产资料特别是机器能够“节约劳动”或“使劳动增殖”。马克思说：“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显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只要机器所费的劳动，从而机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这种差额就一直存在。”接着，马克思就列举了大量实例，说明先进机器的采用，同以前相比，大大节省了工人的劳动，使商品总量大为增加，其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价值的现实形态，而价值则是市场价值的理论抽象）也大大提高，即使商品价格有所下降，但由于包含的无酬劳动更多，利润仍有提高。〔14〕马克思在谈到工人合作工厂时说：“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15〕这里的“使劳动增殖”也就是使较少的个别劳动等于较多的社会必要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它显然主要借助于生产资料。恩格斯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给《资本论》第3 卷所加的补充说明中指出：“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要证明自己实际上提高了生产率，就必须使固定资本由于损耗而转移到单个商品中的追加价值部分小于因活劳动的减少而节约下来的价值部分，……由于活劳动的减少而减少的价值部分必须抵销一切增加的价值部分而有余。”〔16〕这就是说，采用先进机器可以节省活劳动进而节省劳动总量，但它同未采用先进机器的生产者创造的商品总量是一样的，因而它们的市场价值也是一样的。可见，采用先进机器所付出的较小的劳动量同较大的市场价值（社会必要劳动量）之间的差额，是由于前者节约了劳动造成的。
诚然，马克思明确讲过：“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 ”〔17〕但是，我们以为， 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应当以“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为前提，在这样的条件下，各个商品生产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劳动的不同，从而，他们生产的商品价值的大小也不取决于机器，而是取决于劳动量的多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机器不会使价值增多。假如生产条件不同，少数商品生产者采用了更先进的机器，超出了“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他们投入与别人相同的劳动，但却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这时，仍然否认机器在价值增值中的作用，就显得不合情理了。马克思也说过：“如果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是已定的，……或者说，要预付的资本的价值量是确定的。但这个资本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和产品形成要素的作用大小是可以伸缩，可以变化的。”〔18〕这里谈到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是可以“伸缩”、“变化”的，而机器将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显然也是一个平均数，实际上，有的机器是生产或购置费用同收益相等，有的是收不抵支，有的就是带来增值。这里的最后一种情况，正是“资产能够帮助劳动创造更多价值”的意思。
物质生产中一个普遍而又明显的事实是：采用机器和新型生产工具可以给生产者带来实际利益，使人们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这也正是人们愿意采用它们的经济原因。而人类生产工具的日益进步，也从反面证明了它们确实不负众望，能够给人们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效益。这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经济法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经济法则仍在发挥作用：由于按照社会的尺度，同一商品具有同一价值，所以，采用先进生产工具的生产者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而且可以得到更多的价值。而商品生产者所追求直接目标正是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因此，只要具备条件，他们就愿意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换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先进生产工具一旦经过交换，其社会承认的价值就已经是一个确定的量，而它在生产中能够带来的效率和效益，通常都远远大于其本身的价值。特别是自动化机器体系，在人们付出与其相等的价值买到手以后，只要投入较少的活劳动，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将各种原材料加工成新产品，这种机器体系成为日益丰富的商品的一个源泉。假如使用机器的效益只能补偿购买机器的费用，或者使用机器虽能带来使用价值的增多、但却不能带来价值的增加，那么，在商品生产者中，谁还会多付辛劳甚至要冒着风险去更新改造生产工具呢？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又从何而来、技术进步怎么可能呢？这些，再一次证明了机器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帮助人们创造更多的价值的。
承认资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帮助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是否会抹煞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呢？我们认为不会。理由是：其一，劳动是劳动力的动态表现，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它的生产费用可能不高，但其使用所创造的价值却很大。可是，资本家在“租用”劳动力的时候，一般只付其生产费用，即劳动者维持劳动能力以及抚养家庭的费用，而劳动力的生产费用与其使用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其二，在资本家的企业所获得的全部价值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劳动者的分工协作创造的，它应当归劳动者所有，然而，在工人被资本家雇佣以前，这种分工协作又不存在，工人只能以个人的劳动能力大小同资本家谈判报酬，于是，工人集体分工协作所创造的价值，就被资本家看作是他的东西，被他“不费分文”地占有了。其三，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也有许多创造发明，这些创造发明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带来更多的价值，但是，资本家对于这些创造发明很少付给报酬，即使付给一定报酬，往往也被尽力压低，这样，工人的创造发明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也被资本家无偿侵占了。其四，规模经济效益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的适度集中带来的附加价值，其中包含着劳动者的重要贡献，不过，规模经济也是在资本家雇佣工人以后形成的，那时工人的工资已经确定，这部分价值也都被资本家全部攫为己有了。以上情况表明，承认资产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绝不是否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当然，这会使资本家的剥削量缩小，但这恐怕更符合实际，并且只是量的矫正，而我们过去简单化地理解“机器不能创造价值”、“机器只能转移价值”，却是人为地夸大了这种剥削量。
最后应当说明，本文所说的能够帮助劳动创造更多价值或“能够节约劳动从而使劳动增殖”的资产，显然不是指那些落后的（科技含量过低的）或过剩的资产，而是指比较先进的（科技含量较高的）或社会短缺的资产。而它们在商品价值形成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是以其所代替和节约的劳动作为衡量尺度的，并且只是“帮助”即非主导的作用，因此，仍然是以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的。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2〕林子力：《社会主义经济论——论中国经济改革》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1页。
〔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4〕〔6〕〔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第429页，第42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288页。
〔7〕〔12〕〔13〕〔15〕〔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3页，第117—118页，第116页，第520页， 第207页。
〔8〕[韩国]李必宰：《企业要提高对无形资产的认识》， 韩国《经济人》周刊1996年12月24日。
〔9〕张德霖：《生产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10〕谷书堂等：《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25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 第290—29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 第395—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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