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计量学的基础与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计量学论文,基础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02
信息计量学是以信息为对象进行计量研究的学问。它是由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管理学等相互结合、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性边缘性学科。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信息的计量研究，为信息的有序化组织和合理分布，为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为信息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必要的定量化依据。人类对信息的定量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广泛的发展，80年代始形成科学体系。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水平来看，信息计量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仍然带有经验色彩，还没有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方法体系，应用过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研究结果还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鉴于此，笔者觉得有必要研究其基础与结构，以便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
1 关于信息计量学基础的基本认识
所谓基础，是指发生学意义上学科发生发展的逻辑起点[1]。信息计量学的基础就是其各层次逻辑起点的体系结构，信息计量学就是在这些起点上发生发展的理论、原理、规律体系。作为一门学科，信息计量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它的发生发展符合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统一原理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发生机制提出的“双律性”的发生结构模式。若从信息计量学的内容的发生来看，它是服从“他律性”的，即由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及其变化所决定，若从信息计量学的形式的发生来看，它是服从“自律性”的，即信息计量学为其相对独立的内在发生规律所制约。“双律”的关系即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2]。这是考察信息计量学基础与结构的方法论基础。本文从“双律性”及“双律”的关系来考察信息计量学的基础，从内容与形式的发生发展及其辩证关系来考察信息计量学的结构。
信息计量学同其他科学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样，起源于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信息计量学的劳动起源是有特殊性的。笔者认为，人类劳动越来越表现为社会化的信息劳动。信息基本循环图式可表达为：
其中W是人们认识改造的对象（劳动对象）；K’[S]是社会的或/和他人的主观的或/和客观的知识结构；K[S]是人（个人或团体）的知识结构；△I是人从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的信息；K[S+△S]是K[S]吸收△I后形成的新的知识结构；“+”表示作用与联系。整个过程表示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人类知识结构与世界的作用与联系，突出了社会劳动的信息化过程，也突出了社会劳动的科学化过程。主体在活动中获得的信息△I被K[S]吸收后同化形成新的有序的知识结构，再反作用于认识改造的对象，从而促进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并获得新的信息。而每一循环都使个体或/和社会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上升为新型的知识结构，使得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增强，其参与者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使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循环表现为螺旋式上升的形式。它很好地表示了人与自然及社会之间的新型本质联系。它反映着信息劳动过程，也反映着科学劳动过程，随着其循环速度的不断加快，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是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根本原因。它反映着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的知识化进程。
信息计量学就起源于信息基本循环图式所描述的劳动过程的实践。“广义信息计量学”就是对这个过程的各个环节、层次、层面的信息现象进行的计量研究并在揭示其规律的活动中所形成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对信息基本循环图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信息计量学的逻辑起点包括：
第一层次：信息基本循环本身。它是信息计量学最根本的基础。
第二层次：W+K'[S]，K[S]+△I；K[S+△S]。
第三层次：W，K'[S]，K[S]，△1，K[S+△S]。
由此可以看出，“广义信息计量学”不仅探讨以广义信息论为基础的广义信息的计量问题，也探讨整个信息循环过程要素的计量问题，不仅包括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且包括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信息计量问题。而“狭义信息计量学”就是通常讲的“信息计量学”（或情报计量学），主要是研究情报的信息计量问题，局限于信息基本循环的情报过程层次上进行信息计量研究。
2 信息计量学发展的“他律性”考察
2.1 信息计量学形成的背景
信息计量学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孕育形成的，其形成受到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的制约。从19世纪末开始，首先在自然科学物理学领域爆发了科学革命。20世纪初，相对论的创立揭示了空间、时间、物质运动之间的统一性。20世纪20年代，量子力学体系成功地揭示了微观世界的基本规律。同一时期，生物学也出现了革命性的突破。自然科学的革命为新的技术革命开拓了广阔的道路。20世纪以后，以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遗传工程为标志的现代技术革命全面展开。当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资源网络化、电子化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信息化的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结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对科学本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科学体系，科学活动日益社会化和科研规模的不断扩大，形成了科学计量学的社会条件和动力。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科学交流的蓬勃发展，使文献的数量及品种不断增加，功能各异，互为补充，形成了文献体系，成为科学交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基础。另外，它还促进了科学的信息化过程。社会信息系统及其实践不断加强，提出了加强系统管理与信息管理的科学化、定量化的要求，特别是信息资源网络化发展为信息计量提供了超出文献计量、科学计量的更大空间，并已形成了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基础。
2.2 信息单元、形态和信息技术促进信息计量学发展
随着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单元、形态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变化。新的信息单元、形态以及与信息管理有关的信息技术应用与研究等，已被纳入情报学及信息计量学的研究内容之中。
从信息的计量单元来看，信息计量学已不仅仅停留在以篇、册、本为单位的文献单元的计量上，而开始深入到文献的内部，对知识单元和文献的相关信息进行计量研究，如题名、主题词、关键词、词频、知识项、引文信息、著者、出版者、日期、语言、格式等都已成为计量的对象。如马费成关于“科学信息离散分布的机理与模型研究”，以布拉德福文献分布为参照系，选择文献中对关键词或主题词作为计量单元，大型数据库中输出数据，在微观层次上研究科学信息离散分布的规律，从文献单元到内容单元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达到了新的分析深度。
20世纪以来，电子技术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使计算机辅助的信息计量分析研究及应用越来越广泛。信息计量学是一门定量性、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应用都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数据支持。《科学引文索引》（SCI）、《中国科学引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等为信息计量学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信息计量所必需的大量数据。而计算机辅助的计量分析方法的建立和成熟，必将促进信息计量研究分析方法体系的建立。
随着信息资源向电子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和信息形态的更加丰富，网络信息计量学应运而生，它是运用数学、统计学等各种定量方法，对网上信息的组织、存贮、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用等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以便揭示网络信息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门新兴信息计量学的分支学科。其根本目的主要是通过网上信息计量研究，为网上信息的有序化组织和合理分布，为网络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必要的定量依据，从而改善网络的组织管理和信息管理，提高其管理水平，促进其充分发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网络信息计量学开辟了信息计量学的新天地。
反映在信息基本循环图式中，随着△I的形态从单一文献形态转变为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形态，不仅计量单元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且K[S]和△I的联系方式和K'[S]、K[S]、K[S+△S]的结构，尤其是客观化形式的构成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整个循环的组织方式发生的重大变革都对信息计量的研究内容产生了影响。信息计量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
3 信息计量学发展的“自律性”考察
3.1 信息计量学概念的形成
1979年，前联邦德国的奥托·纳克（Otto Nacke）提出了“信息计量学”这一术语，试图用以概括数学在情报学所有领域中的应用。这一术语得到了国际文献联合会（FTD）的认可。1984年，VINTI设立了一个以此术语命名的FTD委员会，并说服纳克做了该委员会的主任。然而，纳克不久就辞去了主任职务，由“印度全国科学文献中心”（INSDOC）的雷坚（Rajan）接替。雷坚把信息计量学系统地阐述为：为研究和发展，为决策和规划，为组织机构、科研项目、计划和各种活动的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3]。1984年，B.C.布鲁克斯（B.C.Brookes）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较详细地讨论了信息计量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信息计量学[4]。1987年，他在比利时举行的第一届文献计量学与情报检索理论国际研讨会上还提议，应将informetrics术语补充到拟于1989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学术会议的名称中，该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和支持，此后历届会议都采纳了该提议。由于1987年以来出版的有关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都有informetrics一词，因此，国外一些著名情报学家都把1987年看成informetrics被国际情报学界正式承认的一年[5]。1981年在我国的期刊上也出现了informetrics这一术语，并将其译为“情报计量学”。一直到1992年，我国有关部门将information的译名“情报”改译为“信息”之后，才将informetrics的译名改为“信息计量学”。
我国著名文献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家邱均平教授提出：信息计量学应分为“广义信息计量学”与“狭义信息计量学”。前者主要探讨以广义信息论为基础的广义信息的计量问题。后者才是通常所讲的“信息计量学”（情报计量学），主要研究情报信息的计量问题。它主要内容是应用数学、统计学等定量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信息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信息的动态特性，并找出其中的内在规律[6]。至此，信息计量学的概念已基本清楚。
3.2 信息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的关系
信息计量学、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是3个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非常相似的学科。文献计量学的早期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文献的积累已有相当规模，这为进行文献计量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欧洲和俄国学者是最早开始对科学文献作统计分析的。1917年，文献学家科尔（F.T.Cole）和伊尔斯（N.B.Eales）首次利用文献计量分析研究了1550-1860年所发表的比较解剖学文献，并论述了对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的作用[7]。而后，研究者对文献流体系结构进行了大量研究。以洛特卡（Lotka）定律（1926年）、布拉德福（S.C.Bradford）定律（1934年）、齐普夫（C.K.Zipf）定律（1935年）等3大定律的确立为标志，形成了文献及文献流的共时结构研究体系。以文献老化与增长规律的确立为标志，形成了文献及文献流的历时结构研究体系。而《科学引文索引》（1964年）的问世不仅为文献计量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而且还为引文分析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促使文献计量学的应用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1969年，阿伦·普里查德（Alan Prichard）首次提出用术语“bibliometric”取代“statistical bibliography”的名称，这一术语的出现标志着文献计量学的正式诞生。它主要是服从图书馆学研究需要的一门计量学科，其研究的问题是图书、期刊及电子出版物等各类媒介的文献在科学或信息交流过程中的数量变化规律，其研究范围始终紧紧围绕图书馆和信息机构的藏书与文献服务等方面[8]。由于这也是情报学者研究的重点，因此他们自然地把文献计量学看成自己耕耘的园地。尽管在情感上图书馆学者不愿接受自己的领地被情报学者占有，但是文献计量学被信息计量学所包含的趋势是不容置疑的。比如：自在第一届文献计量学与情报检索理论国际研讨会上，布鲁克斯提议将informetrcs术语补充到拟于1989年的第二届国际学术会议的名称中后，1989、1991、1993年的会议名称中都使用了信息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而1995年6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学术会议就改名为“第五届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国际会议”，文献计量学内容包含在内，但在会议名称中被取消就说明了这点。
科学计量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人们对科学计量学研究的认识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定性到定量分析，由外在形式描述到揭示其内在发展机制的过程[9]。1873年，阿尔丰萨·德·坎多（Alphonse de Candoll）发表了《二百年科学和科学家的历史》，开把统计方法应用于研究科学本身的先河。他从分析英国皇家学会（1750-1869年）、法国科学院（1666-1873年）、柏林科学院（1750-1869年）这3个著名科学院200年来的院士情况入手，定量研究了欧洲这一时期整个科学的发展及科学的内在结构。而高尔顿（F.Galton）的《遗传天赋》（1869年）与《英国科学》（1874年），则开了对杰出科学家质量分布进行研究的先河[10]。
到20世纪初，人们通过对科学文献进行统计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使对科学各个侧面的认识和了解更加深入。在此期间，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交织在一起。文献计量的成果也被视为科学计量的成果。同时，在20世纪30-60年代，科学计量开始形成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1939年，贝尔纳（J.D.Bernal）出版了《科学的社会功能》，集中论述了科学结构的理论模式、科学学研究的数量分析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科学管理问题，是一部“科学与社会的定量报告书”[11]。1961年和1963年，D.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出版了《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和《小科学、大科学》后，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来研究科学计量学，使科学计量学研究在一个更高的起点和层次上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直到1968年纳利莫夫（Налимов）和穆利钦科（Мулченко）提出“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cs）术语后，科学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遂成为两个并行的学科。科学计量学从主要研究在科学交流活动中科学文献在数量方面的变化规律，开拓到研究科学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数量规律方面，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已在科学的社会机制、科学政策乃至整个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文献是人类知识的客观记录，是科学技术存在和表现的主要形式，也是获取科学信息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来源和科学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所以科学计量学与文献计量仍存在交叉。
对于信息基本循环图式的不同层面以及具体的社会组织结构加以限定就可以用于描述社会的科学劳动过程、文献信息生产交流与反馈过程等。而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就是分别对这几个循环过程层面进行计量学研究而形成的各有特色的学科。如果把△I看成是参考文献，那么文献的交流过程就是科学工作者通过交流渠道，从被引期刊或其他媒体获得参考文献，产生新的论文，发表于引证期刊或其他媒体的过程。对这个过程中的各种现象进行计量研究，以把握其本质规律与意义，这就是文献计量学的主题。由于文献交流过程在科学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以及文献是信息的重要形式，文献计量学方法与结果才成为科学计量学的重要内容。文献计量学内容也成为信息计量学的重要内容与发展基础。
科学计量学主要研究科学过程的定量特征、规律，特别是科学管理与效果的评价问题，从而认识科学发展规律，并用定量形式描述科学发展过程，探求科学进步机制的特有功能。而科学过程实际上是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与认识对象的相互作用过程及知识结构的更新过程，这也是信息交流的过程。随着这种过程日益社会化与信息化，科学过程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社会化的信息过程，成为信息交流过程的重要层次。因此，科学计量学的成果形成了信息计量学的重要内容与发展基础。
可见，文献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是信息计量学的学科基础，但并不是信息计量学的全部。这“三计学”相互交叉，相互促进。但是在图式的基础上，我们很容易区别这“三计学”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就信息计量学而言，是研究△I在循环时各个环节、各个层面所表现的信息现象的计量特征，从而认识信息劳动过程的本质规律。所以图式所表现的信息劳动是信息计量学发生发展的基础。文献计量学是△I为文献的特殊信息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是面对循环图式的科学活动层面的计量。
信息计量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各种事物信息的数量，广义的过程信息和知识信息的数量，以及知识，信息的定义和测度等内容。显然，信息计量学的内容较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围要广泛得多，特别是情报学“大过程观”的形成和发展[12]，必然促使信息计量学的研究范围更宽泛，覆盖面更大。而且信息计量学已经涵盖了文献计量的所有方面，并且由于科学过程的信息化，科学过程表现为信息循环过程，因此它也涵盖了科学过程的所有信息计量方面。“三计学”的融合是一种必然趋势[13]。
3.3 信息计量学是情报学定量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由于现代科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资源的网络化及科学研究的信息化和社会化，使得情报学处于急剧变革和发展之中。无论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还是从信息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情报学研究都亟待加强。其中定量研究一直是情报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这是因为从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情报学必然从定性阶段向定量阶段发展，只有加强情报举的定量研究，才能不断提高它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学科地位[14]。早在情报学发展初期，一些注重定量研究的情报学家就投身于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中，但他们在从事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同时，还着重于对文献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围、方法、应用、模型及机理进行研究，以适应情报学发展的要求。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布鲁克斯就力图把布拉德福定律扩展到普遍的社会现象中进行研究，曾用源（source）和项（item）这两个术语来代替布拉德福定律中的期刊和论文这两个术语，并提出了对数透视原理和频次等级分布，使布拉德福定律更加普泛化；还试图把文献计量学扩展为社会科学的微积分，以便在社会科学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些研究促使布鲁克斯及许多情报学家发现，信息的数量方面远远多于文献的数量方面，信息的计量方法也远远多于文献的计量方法，社会信息现象及过程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所以信息计量学这一术语一提出，马上得到了情报学家的欢迎，他们试图努力将信息计量学开辟成为与情报学对应的、适应情报学定量化发展要求的定量化研究领域，从而也促进了信息计量学的形成和发展。
情报学定量化发展还得益于在情报学科学共同体中，不少学者都具有扎实的数理知识基础，并熟悉定量化研究方法。这也为信息计量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人才保证。从早期的布拉德福、洛特卡、普赖斯等人到后来的布鲁克斯、加菲尔德（Garfield）、L.埃格赫（L.Egghe）以及我国的邱均平、王崇德等，都是数理功底扎实、运用定量方法得心应手的专家，并长期致力于信息计量学的研究，发挥了学术带头人的作用。他们积极倡导并非常重视情报学的定量化研究，这对信息计量学的形成与发展来说，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培养和带动一大批研究者投身于信息计量学的研究，形成了信息计量学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3.4 信息计量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信息计量学是情报学的分支学科，它是情报学定量化发展的需要和必然产物。因此，信息计量学是以情报学的理论、方法为基础的。布鲁克斯以其基本方程为基础建立了情报学及其定量化基础，这也是目前信息计量学的基础。然而，我们注意到布鲁克斯的基本方程只是信息基本循环图式的一部分，随着情报学“大过程观”的确立，我们一定能在信息基本循环图式的基础上建立情报学及其定量化基础，并发展信息计量学。
信息计量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必然以数学、统计学、系统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然而，它也不是生搬硬套的拿来，而是结合自己研究对象的特点，在创造性应用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定量化原理体系的。如对数透视原理、布拉德福定律的机理远远超出了数学、统计学所能解释的范围。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形态以及社会信息系统的组织与管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信息系统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网络信息计量学等学科相继产生，扩大了信息计量学研究基础。
信息计量学是一门发展的开放的学科，它必将不断汲取其他学科的成果，扩大自己的学科基础。
总之，信息计量学的形成与发展是适应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特别是科学与交流的社会化与信息化趋势，适应信息资源电子化与网络化要求，在文献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基础上对情报学定量化研究的必然结果，现已基本形成了科学共同体所接受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形态。信息计量学以信息基本循环图式所描述的社会化信息劳动的社会实践为基础。从这点出发，我们可以认为，以社会经济信息化、信息资源以及信息系统网络化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基础，要求信息计量学面向整个信息交流过程及其中的信息流、系统、组织、管理等进行计量研究，为信息的有序化组织和合理分布，为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为社会信息系统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必要的定量依据，从而提高社会信息管理水平以促进信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充分发挥。同时，信息计量学也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群体，信息计量学按照其内在规律，对不同信息形态、计量方法、社会信息系统的组织管理进行研究，而不断发展自己的学科体系。对于信息计量学的这些基本认识，有利于进一步分析其学科结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