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变化的传导机制缺陷及对策_货币政策论文

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变化的传导机制缺陷及对策_货币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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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10)01—0019—05

一、财政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分析

1.财政政策工具传导机制对总需求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政策对总需求具有很大影响。政府的支出,包括政府购买支出和政府转移支付两大财政政策工具。

政府购买支出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主要是对公共品的支出,如公共工程、国防用品、机关公用品、政府雇员报酬等等。政府购买支出是一种实质性支出,有着商品和劳务的实际交易,因而直接构成总需求,并决定总产量GDP,政府购买支出对总产量具有同方向的直接影响,我们称之为传导机制一。

政府转移支付指政府在社会保障、农业补贴等方面的支出。由于其本质是政府将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转移和重新分配,全社会的总收入并没有变动,因而转移支付不直接记入总收入,对总收入没有直接影响。但是,转移支付的增加通过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个人总消费支出,进而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总产量,因而转移支付对总产量具有同方向的间接影响,我们称之为传导机制二。

从政府的收入政策看,税收是政府收入的最主要部分。税收由固定税收和引致税收组成。固定税收是一个与收入无关的固定数额。引致税收是收入的函数,受税率大小的影响。组成税收的两大政策工具为固定税收和税率,它们的增加导致税收总量的增加,通过减少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少个人总消费支出,进而减少总需求,进而减少总产量,税收对总产量具有反方向的间接影响,我们称之为传导机制三。

2.通过比较,最有效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购买支出

对政策效果的分析要联系到乘数的作用。以上四个财政政策工具——政府购买支出、转移支付、固定税收、税率对总产量的影响都不是一次性的,以上分析的都是第一轮的影响,都发生在产品市场,都导致总产量的增加。然而变动并没有就此结束,总产量GDP的增加将转化为总收入的增加,会进一步在整个经济体系内产生一系列内生性影响。

从引起产品市场的变化来看,一方面,第一轮增加的总收入通过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个人总消费,增加总需求,进一步造成总产量的增加,我们称之为传导机制四。另一方面,第一轮增加的总收入在造成总产量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总产量的减少。因为增加的总收入(在税率不变的条件下)会造成引致税收的增加,增加了税收总量,减少了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少了个人引致消费,减少了个人总消费,减少了总需求,减少了总收入,我们称之为传导机制五。

将两方面的变化结合在一起,最终得到总收入在第二轮的增加。因此,第一轮总收入的增加,通过消费支出的增加进而导致第二轮总产量的增加,体现了产品市场变动引起产品市场进一步变动的过程。我们把总产量的增加进一步导致总产量的增加的现象,称之为引致效应,引致效应作为一种内生性变动,将无限循环下去。由于每一轮的传导机制都相同,我们在此只分析一轮的变化,其余以此类推。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初始的一个外生性变动,导致总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总产量的增加,随后在经济体系内产生了一系列类似鸡生蛋、蛋生鸡、鸡再生蛋、蛋再生鸡的连锁反应:总产量完全转化为总收入,总收入又转化为总需求,进一步导致总产量的增加,并在体系内无限循环,产生一轮轮的引致影响。最终,初始的、需求方的一单位外生性变化,在体系内会造成总收入的成倍变动,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初始的变动。其结果是政策工具初始的一单位变动导致总收入成倍的变动,这一现象被称为乘数(或倍数)现象。由于乘数具有正、反两方面导致总收入成倍变动的作用,因而被喻为“双刃刀”。政策的效果的大小通常以政策乘数的大小表示,政策乘数越大表明政策的效果越大,反之,政策的效果越小。

从乘数的角度看,由于政府购买支出在第一轮被直接记入总需求,对总收入产生同方向的直接影响,与其他三个间接影响的财政政策工具相比,造成总收入的变动最大,因而是效果最大的财政政策工具。

3.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致使政策工具之间存在“挤出效应”

财政政策工具之间有无相互的制约作用呢?这可从以下两种情况讨论。

第一种情况。在其他财政政策工具不变的条件下,运用某一种政策工具。以运用政府购买支出工具为例,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在第一轮增加了总收入(传导机制一),增加的总收入在第二轮进入产品市场后,在造成总收入增加的同时(传导机制之四),也造成了总收入的减少(传导机制五)。虽然最终的总效应仍然是总收入的增加,但是税率的存在部分抵消了总收入增加的影响,这种由于政策工具自身的特点而减轻总收入波动幅度的现象,被称为“自动的稳定器”、或“内在的稳定器”。从挤出效应的角度看,说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现象,一种政策工具造成总收入增加的效果,被其他不变的政策工具部分地抵消了。可见财政政策工具之间存在“挤出效应”。

第二种情况。在运用与总收入同方向变动的财政政策工具的同时,运用与总收入反方向变动的政策工具。例如,政府在增加政府购买支出的同时,考虑到自身的预算平衡问题,增加了等量的固定税收。一单位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对总收入产生同方向的直接影响(见传导机制一),增加的总收入产生的同方向的间接影响(见传导机制四),全部被一单位固定税收对总收入产生的反方向的间接影响(见传导机制三)所抵消,最终一单位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在同时增加一单位的固定税收的情况下,造成总收入小于一单位的增加,而不再是成倍地增加。这说明了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相互制约。

二、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效果分析

1.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

IS—LM模型把分析扩展到货币市场,利率是联系两个市场的桥梁和纽带,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相等的时候,决定均衡的利率水平。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和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构成实际货币需求,实际货币供给由名义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决定。

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法定准备金比率),通过调节基础货币(也叫高能货币),来控制名义货币供给量。在基础货币和名义货币供给之间有货币创造乘数在起成倍变动的作用,这个过程发生在银行体系之内,体现了银行系统创造货币的功能。

名义货币供给的变动进一步在整个经济体系内,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价格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导致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由于实际货币需求不变,所以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导致利率的下降,这是发生在货币市场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到产品市场,利率的下降导致投资支出的增加,投资支出的增加又导致总需求的增加,进而增加总产量,所以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导致总产量的增加。货币市场发生的变动,影响产品市场的过程,我们称之为传导机制六。名义货币供给的这一传导过程所产生的影响被称为凯恩斯效应。

2.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比较

从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比较看:(1)调节对象不同。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率通过调节基础货币,来调节名义货币供给,法定准备金率通过改变货币创造乘数来调节名义货币供给。(2)精确性不同。公开市场业务的调节效果最确定。贴现率的高低只是改变了商行向央行贷款的成本,但并不能直接改变商行贷款的规模,所以调节效果最不确定。(3)使用频率不同。公开市场业务几乎是每天都在进行。法定准备金率预示着一个国家的金融政策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的变化方向,所以央行在使用它时往往非常谨慎。(4)透明度不同。法定准备金率和贴现率是公开的,而公开市场业务是央行的一种相机抉择,反而公开性差。

三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前提条件是:实际货币供给对利率的影响确定的情况下,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是间接调节手段;实际货币供给对利率的影响不确定的条件下,央行可通过直接变动利率来调节投资。

3.货币市场对产品市场的制约——利率上升的挤出效应

如果考虑到货币市场均衡对产品市场均衡的影响,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被进一步削弱,第一轮增加的总收入在第二轮进入货币市场,从引起货币市场的变化来看,总收入的增加导致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总货币需求的增加,在实际货币供给不变的条件下,总收入的增加导致利率的上升,这是发生在货币市场的变化,进一步传导到产品市场,利率的上升导致投资支出的减少。投资支出的减少导致总需求的减少,进而导致总产量的减少。这种从产品市场总收入的增加,通过引起货币市场均衡利率的上升,进而引起产品市场均衡总产量减少,通常称之为挤出效应,我们称为传导机制七。这是货币市场对产品市场的反作用。运用政策工具在第一轮增加的总收入,在第二轮进入货币市场后,导致总收入的减少。

由此可见,第一轮增加的总收入在第二轮的总影响是:在产品市场通过影响消费支出,将传导机制四和传导机制五的影响合成在一起,进一步引起总产量的增加;与此同时,在货币市场引起利率的上升,通过影响投资支出,进而导致产品市场总产量的减少,将两个完全相反的效应加总在一起,得到的总产量的增加量,比在考虑单独一个市场的作用时,增加得少了。

总收入的变动通过两个渠道——产品市场消费支出的渠道和从货币市场的利率到产品市场的投资支出的渠道,导致总产量的进一步变动,我们称为引致效应。引致效应作为一种内生性变动,在两个市场中无限循环下去,由于每一轮的传导机制都相同,我们在此只分析了一轮的变化,其余以此类推。

三、财政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共同缺陷

1.利率上升的挤出效应

在前面的分析中,无论用财政还是货币政策工具在第一轮增加的总产量,在第二轮,从货币市场通过导致利率的上升,导致投资的减少,进而导致总产量减少(见传导机制七),即利率上升导致总产量减少的挤出效应。这一过程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引致效应中都存在着,是货币市场对产品市场的反作用,削弱了总产量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2.政策效果的不对称性——一面迟钝,一面锋利的“双刃刀”

从理论上讲,运用政策刺激和抑制总产量的效果都应该对称,即采用一单位扩张性政策导致总产量的增加量,和采用一单位的紧缩性政策导致总产量的减少量,应该完全相等。但是,由于在萧条和繁荣时期,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发生了变化,会导致政策的效果在萧条和繁荣时期的不对称性。以货币政策为例,由于在萧条时期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上升,趋于无穷大,这极大地削弱了货币政策降低利率的效果,使得货币政策在萧条时期增加总产量的效果很小;反之,在繁荣时期,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处于正常的范围,运用货币政策减少总产量的效果很大。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否认,货币政策的效果具有不对称性,促进经济增长不行,促退还是可以的。因而,有时货币政策被戏称为,成事尚不足,败事颇有余。如果货币政策促进和促退的效果像“双刃刀”,那么这是一面迟钝,一面锋利的“双刃刀”。

3、政策效果时间上的滞后——政策从稳定器变成搅拌机

此外,政策的时滞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弗里德曼将时滞分为两个: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指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依次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从决策程序看,财政政策的内部时滞较长,货币政策的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指政策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时间。从传导机制看,财政政策的外部时滞较短(以政府购买支出政策为例),货币政策的外部时滞较长。

时滞的存在意味着在萧条末期实行的扩张性政策,在经济进入繁荣时期,影响才完全发挥出来,产生火上浇油的效果。其结果是,为稳定经济而实行的政策反而造成经济的更大波动。政策时滞对经济的影响,使得政策的作用从稳定器变成搅拌机。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反而成为经济波动的根源。意想不到的时滞的存在,会使得政策完全背离稳定经济的初衷。反对国家干预的货币主义者把政府政策制定者比喻成为镇定自己神经而干杯的酒鬼,这个酒鬼并未察觉到他的问题是由酒精本身引起的。

四、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合理政策的搭配以克服政策传导机制缺陷

政策的搭配一般情况下是出于这样两种考虑:克服挤出效应和改变总产量的构成。从克服挤出效应的角度看,有这样两种搭配:双松和双紧。

1.所谓双松的政策即是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搭配

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政府购买支出为例)的直接影响是增加了总产量(传导机制一),间接影响之一是提高了利率(传导机制七);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利率,间接影响是增加了总产量(传导机制六)。双松政策的合成影响是导致总产量的增加,对利率的影响不确定。

2.所谓双紧的政策即是紧缩的财政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搭配

紧缩性财政政策(以政府购买支出为例)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总产量(传导机制一),间接影响之一是降低了利率(传导机制七);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是提高了利率,间接影响是降低了总产量(传导机制六)。双紧政策的合成影响是导致总产量的减少,对利率的影响不确定。

从改变总产量的构成,调整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政策的松紧搭配有以下两种形式。

3.松财政和紧货币的搭配

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政府购买支出为例)的直接影响是增加了总产量(传导机制一),间接影响之一是提高了利率(传导机制七);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是提高了利率,间接影响是减少了总产量(传导机制六)。松财政和紧货币的合成影响是导致利率的上升,对总产量的影响不确定。利率上升的后果是,减少了投资品的支出,导致总产量的构成中,投资品的比重下降。

4.紧财政和松货币的搭配

紧缩性财政政策(以政府购买支出为例)的直接影响是减少了总产量(见传导机制一),间接影响之一是降低了利率(传导机制七);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利率,间接影响是增加了总产量(传导机制六)。紧财政和松货币的合成影响是导致利率的降低,对总产量的影响不确定。利率降低的后果是,增加了投资品的支出,导致总产量的构成中投资品的比重上升。

双松双紧的政策组合对GDP的增减有确定性影响。双松的政策扩张GDP,双紧的政策紧缩GDP。一松一紧的政策组合对GDP的增减无确定性影响,但是可以改变GDP的构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仅可以调节总需求,也可以用来调整产业结构,作为产业政策来使用。

五、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考虑到的政策工具越多政策效果越小

在其他政策工具不变的条件下,运用某一种政策工具,其增加GDP的效果是很大的,但是考虑到同时存在的其他政策工具,一种政策工具造成总收入增加的效果,被其他不变的政策工具部分地抵消了(传导机制五)。财政政策工具之间存在“挤出效应”。“内在的稳定器”现象说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存在相互制约。其他政策工具即使不发生变化,只要存在,也具有相互制约的作用。

在运用与总收入同方向变动的财政政策工具的同时,运用与总收入反方向变动的政策工具。政府在增加政府购买支出的同时,考虑到自身的预算平衡问题,增加了等量的固定税收。最终一单位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造成总收入小于一单位的增加,而不再是成倍地增加。实际上,在正方向力发生作用的同时,往往有反方向的力与它抵补,这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乘数为什么不大的原因。这说明财政政策工具在运用方向上也有相互制约作用。

2.考虑到的市场越多政策效果越小

从收入—支出模型、IS—LM模型到AD—AS模型的发展、演变,体现了对政策效果认识的完善和成熟。从一个市场——产品市场的均衡到三个市场——产品、货币、劳动力同时均衡的转变,是把忽略掉的因素逐渐加入的转变,是考虑问题更加全面、完善的转变。考虑到的市场越多,对政策效果制约的因素也约多。在IS—LM模型中,货币市场对产品市场存在着制约,运用财政或者货币政策对总产量产生的影响,被货币市场利率上升所产生的挤出效应部分的抵消了(传导机制七);在AD—AS模型中,劳动力市场对产品、货币市场存在着制约,运用财政或者货币政策对总产量产生的影响,被劳动力市场价格上升所产生的挤出效应部分地抵消了。所以,考虑到的市场越多,对政策效果产生制约的因素越多,政策效果越小。

3.考虑到的客观因素越多政策效果越不确定

由于在萧条和繁荣时期,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发生了变化,会导致政策的效果在萧条和繁荣时期的不对称性。以货币政策为例,由于在萧条时期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上升,趋于无穷大,这极大地削弱了货币政策降低利率的效果,使得货币政策在萧条时期增加总产量的效果很小;反之,在繁荣时期,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处于正常的范围,运用货币政策减少总产量的效果很大。货币政策的效果具有不对称性,促进经济增长不行,促退还是可以的。货币政策像一面迟钝,一面锋利的“双刃刀”。

政策的时滞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客观存在的时滞意味着在萧条末期实行的扩张性政策,在经济进入繁荣时期,影响才完全发挥出来,产生火上浇油的效果。其结果是,为稳定经济而实行的政策反而造成经济的更大波动。政策时滞对经济的影响,使得政策的作用从稳定器变成搅拌机。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反而成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客观存在的时滞会使得政策完全背离稳定经济的初衷。

以上对财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使得我们对于各种政策工具效果有了清晰的认识,为中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现实世界是复杂的,模型只不过是抽象出来最核心的部分来进行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在使用宏观政策工具的时候不要只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宏观政策工具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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