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思路——论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思路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内容复杂、阻力较大、问题敏感的领域。因此，邓小平总是以十分慎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改革，并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邓小平最早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1 〕是在1980年8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后，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成功和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的推进，邓小平在1986年6月10 日进一步指出：“一九八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 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2 〕这就再一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
1986年邓小平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为了适应体制改革的发展需要，是看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3 〕也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与原有的适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政治体制尖锐矛盾，已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诚如邓小平当时所看到的“现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设立许多公司，实际是官办机构，用公司形式把放给下面的权又收上来，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搞不活，企业没有积极性了。”〔4〕
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提出，是邓小平深刻地总结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经验教训和深切地认识到实际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的必然结果。正是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地论证了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科学定位
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改革开放总格局中所处地位问题，是关系到如何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力度、程序的重要问题。对此，邓小平有许多论述，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他认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5 〕从“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的高度，〔6〕否定任何给改革设置禁区的观点。 邓小平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7〕“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8〕显然， 他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视为我国改革开放总格局中最重要的两大方面。
其次，邓小平又清醒地意识到改革虽是一项全面、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改革最初的动力、需求更多地是来自经济方面，改革的决策者只有尽可能地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较快的发展速度，才能为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和争取广泛的支持。因此，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使之成为“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促“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的动力，〔9 〕并“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0〕在他看来，“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1〕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必须有利于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政治、社会的稳定，决不能以破坏稳定和损害经济为代价，搞政治体制的“超前”改革。因而，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往往会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
再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必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服从和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决不意味着只要经济建设搞上去，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水到渠成。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多层面的系统工程，单纯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必然保证社会稳定和政治现代化，也就是说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过程中，若没有政治生活的现代化相配合，社会的紊乱就势所难免。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又总是要受到上层建筑制约的，如果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是改变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需要的上层建筑，那么，以改变我国过去那种过于单一的所有制模式和政企不分的国有经济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范畴，一定程度地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正如邓小平所说，他在经济问题上讲的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12〕因此，他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同时，也早就敏锐地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3〕
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系统
邓小平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在1986年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4〕并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目的。其主要论述如下：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15〕
“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16〕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17〕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最近我在设想，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18〕
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或目标的论断虽不尽相同，但只要认真梳理，就不难发现他实际上是从四个不同的层面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系统。
其一，是关于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较为紧迫的具体内容。诸如理顺执政党与政府的职能关系、克服官僚主义、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率、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加强法制建设和提高管理民主化的程度等方面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操作性目标，即更多地属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其二、是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政治前提和原则。这就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也不能动摇或怀疑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选择及其发展信念，而恰恰是要在现实中真正地充分地表现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
其三、是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特征。就是完善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力”，从而在民主实现程度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19〕真正建立起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又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民主政体，从国家权力结构体制上根本杜绝“文革”之类全局性、长时期的决策失误，具体地实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充分调动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
其四、是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在邓小平看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生产关系，而政治体制改革则主要是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最终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他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0〕就是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角度，指出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一切改革的终极目标。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多种论述，从他的许多话中，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他对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的理解：
其一、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邓小平认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21〕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22〕
其二、关于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认为：“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23〕因此，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有赖于理顺党政关系，转变政府职能。而“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24〕这又意味着要克服官僚主义还有待于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政体。
其三、关于权力下放，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邓小平认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25〕“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26〕因此，“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包括“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27〕
其四、关于建立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党和国家干部管理体制。邓小平认为，要改变事实上存在过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清除“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不能是无限期的”。〔29〕同时，“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30〕“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31〕“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32〕也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之关键。〔33〕
其五、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巩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34〕“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35〕要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之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体现人民意志，表达人民愿望。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6〕
诚然，邓小平所论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上述五项内容是互相有机联系的，并共同服从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目标系统。
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难点
邓小平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37〕
鉴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怎样才能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地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保障改革开放的已有成果，推动现代化进程向纵深发展，促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而不致引起动荡和分裂，毫无疑义是极为重要的课题。无论从现实和理论的层面分析，政治体制改革也往往较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更高、风险更大。
难点之一，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需求而言，要平衡、协调好权力结构体制和政治决策层面的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层面的改革之间的轻重缓急。邓小平是从深刻总结党和国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痛定思痛地反省“文革”悲剧，而要求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上建立起能够杜绝长时期、全局性决策错误的权力结构体制这个层面，首先论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又是从深切洞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全面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但这从正反两方面对政治体制改革需求的重心、内涵是有所不同的。前者要求在我国的权力结构体系中建立起用法制保障的民主制约、监督机制，从而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决策体制等政治层面建立起高度民主的政体；后者则要求在我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从而在行政管理体制的层面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高效、精干、宏观调控能力和应变能力较强的政府。因此，如何协调、平衡好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轻重缓急，就颇有难度。特别是如何理解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高度政治权威和巨大社会动员能力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正面作用和酿成“斯大林现象”、“文革”悲剧等方面的负面效应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难点之二，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而言，要十分慎重地把握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不可脱离中国特定国情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8〕其中当然也应包括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和政治管理的科学内容。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依据中国的现实的国情，不可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综合邓小平的有关论述，认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注意区分三个层次：
首先，是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不可照搬西方的有关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体制的部分。邓小平认为：“其实有些国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人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39〕如“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用”。〔40〕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地加强和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政策和方向的正确性，如果出偏差也能有效、及时地予以纠正。
其次，是可以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经验，但目前在我国实施的条件还不具备，时机尚不成熟，需要逐步创造条件、渐进发展的部分民主形式。如象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全民公决等较高程度地表现民主本质的某些形式就是如此。因为“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41〕只有随着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素质有了较大提高，才能逐步提高民主的程度。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创造条件，为在更高层次实现民主制度奠定基础。
再次，是可以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在现阶段就逐步地批判吸收、借鉴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建设、政府功能和国家人事制度等方面的经验。要真正防止“文革”这样的悲剧，就必须学习、借鉴西方的民主和法制建设；邓小平指出：“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42〕因此，我国要借鉴西方政体，建设国家公务员制度；邓小平还多次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43〕因此，邓小平“带头建立退休制度”，〔44〕为我国建立制度化、程序化的领导层更新换代的现代化政体机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另外，邓小平还客观地看到“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45〕显然，在如何使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等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诚然，上述三个层次虽然在逻辑上是可以划分的，但在实际改革的操作过程中，其中的许多具体内容往往互相纠缠在一起，这就给政体改革具体实践带来相当的难度，需要我们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尝试。
难点之三，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和程序而言，要十分准确地把握改革的紧迫性与慎重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更是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当年邓小平所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46〕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要有紧迫感、危机感，不可消极犹豫。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在本质上意味着十分深刻的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往往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阻力和障碍，容易引起社会震动，所以选择的方式和时机很重要，改革具体目标的轻重缓急也很敏感。因此，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要十分慎重，循序渐进，要紧紧地配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尤其不可以激进的政治浪漫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关系到改变国家权力结构体制的改革，否则欲速不达，反而破坏政治稳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动摇人民群众对改革的信念。
难点之四，就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而言，要善于科学地把握民主的内容与形式、民主的阶级实质与实现程度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民主作为一种现代价值观念，是对独裁专制的否定和对人民主权的肯定。因此，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本应比资本主义更高地举起民主的旗职。但由于十分复杂的诸多原因，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十分遗憾地出现过“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历史。〔47〕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中，邓小平一再指出：“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48〕“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49〕从而确立民主的法律权威。他甚至以为“即使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50〕因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51〕
其次，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有阶级性的，特定的民主制度总是代表和反映特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因此，从民主的实质和内容出发，邓小平认为，“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52〕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政治制度不一，“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53〕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发展经济，这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不顾国情，照搬西方的民主形式，势必引起政治动荡，破坏经济建设。“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54〕
再次，民主作为一种人民意志、愿望的表达程序和体现方式，是民主在量的方面的规定性。标志着人民群众实际上参与政治的客观水平。特定阶级的民主也必须有民主的具体实现程度这种量的保证，就这个意义而言，如果说民主的质是有阶级性的，那么民主的量的实现程度，则无所谓阶级性。社会主义民主虽然在质的方面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有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55〕但决不意味着在具体的民主实现程度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水平一定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因此，邓小平在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也决不讳言，“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56〕并承认象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毛泽东发动“文革”之类悲剧，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发生，从而严肃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不加重视”。〔57〕
此外，民主化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民主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在邓小平看来，民主的最主要涵义是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认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58〕而要真正调动人民积极性就必须正确认识和代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因此，要“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59〕民主政治的发展也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因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60〕正是由于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在民主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中，内容居于主要的、决定的地位，形式必须适合内容，因而他坚决反对不顾民主的内容、甚至以损害民主的实质去片面追求某些民主形式的倾向。邓小平看来，即使是那些象普选制之类没有阶级性的某些较高层次地表现民主实现程度的具体形式，也要结合中国国情，逐步发展，他深信“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61〕
然而，特定的质的民主总还是需要有适度的民主的量来保证，特定的民主内容毕竟也要由具体的民主形式来表现，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为主题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如何正确地协调和处理好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阶级实质和提高民主的具体实现程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和完善民主的具体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努力寻求最能够表现社会主义民主本质的民主形式和尽可能实现最广泛民主的较高实现程度，恰恰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所要解决的难题所在。
注释：
〔1〕《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02、293、293页。
〔2〕〔3〕〔4〕〔5〕〔6〕〔7〕〔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0、160、160、117、82、116、117页。
〔9〕〔10〕〔11〕〔12〕〔13〕〔14〕〔15〕〔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60、213、77、164、179、177、177页。
〔17〕〔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8、179～180、134、370页。
〔19〕〔20〕《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82页。
〔21〕〔24〕〔25〕〔26〕《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81、287、281、288页。
〔22〕〔23〕〔27〕〔28〕〔29〕〔32〕〔3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9、176、177、179、177、179、177页。
〔30〕〔31〕〔33〕〔34〕〔35〕〔3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381、177、244、307、252页。
〔38〕〔39〕〔40〕〔4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221、220、242页。
〔42〕《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97页。
〔43〕〔44〕〔45〕〔4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316、240、176页。
〔47〕〔49〕〔50〕〔51〕《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62、135、136、134、154页。
〔48〕〔52〕〔5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210、240、360页。
〔54〕〔58〕〔59〕〔6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1、242、228、284页。
〔55〕〔56〕〔57〕《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4、154、293页。
〔61〕《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54、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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