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道德教育要更上一层楼——论对跨世纪人才的精神文明模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上一论文,精神文明论文,层楼论文,跨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合则齐美，失则俱伤。今年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作为主要议题，是一项非常及时与英明的举措。作为培养跨世纪人才摇篮的大学，理应走在社会的前面，率先垂范，使大学道德教育更上一层楼，努力塑造大学人文精神，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世界一流人才。江泽民同志曾引用孔子的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面对挑战的21世纪，大学应该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高度的责任感。
一、当代大学生道德失范的警策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教育法》在“总则”中指出，发展教育事业，就是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极其深远的战略远见！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作为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甚至创造者的现代大学生，其全面素质的提高，特别是人文素质的提高，将施深刻影响于全社会，决定着青年一代将以何种精神风貌跨入21世纪。
在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进步，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与主流。然而在大学教育中，尤其是道德教育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令人堪忧的严重倾向与隐患。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加强直接关系社会稳定进步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仅以这里提出的“三德”教育为例，当代大学生们在这方面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
社会公德是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映，是社会文明程度的表征，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学不太重视公德教育，致使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缺乏公德意识。一位大学党委书记在《文汇报》（1995年11月9日）撰文说：
大学生中一些不良现象的存在，尤其是基础文明方面所反映出来的素质低下的状况，又着实令人困惑不安。在我工作过的某大学，我看到刚刚粉刷不久的洁白的墙上很快出现一串串黑黑的脚印，有个教室里的脚印竟在离地面近2米的高处。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在互相比高低？是故意恶作剧？还有，有的学生不懂基本礼貌，上课迟到或早退也不向老师打个招呼，泰然如入无人之境；给校长写信竟与校长称“兄”道“弟”。在我们上海水产大学，我注意到纸屑、果皮、饮料罐、食品袋满地乱丢的陋习屡禁不止，为争一口气而打架斗殴，为发泄个人的情绪而损坏公物等行为时有发生，难以消除。这些都是与大学生文化层次很难协调的道德水准的一种表现，也是与高等学府文明程度极不相称的一种表现。……
毋庸讳言，上述种种不讲社会公德的表现，决不是仅仅存在于一两所大学中的孤立现象，而是在不同程度上的一种普遍存在。
社会公德是一个人的道德基础。从大学生个体公德状况可以窥见其道德修养水平和文明程度，而包括大学生群体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公德水平则是该社会文明的表征。如此说来，对大学生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已是迫在眉睫的了。
在现代社会，职业道德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它不仅是社会道德系统中一个有特色的、新兴的分支，而且是一个较有代表性、起中坚作用的道德层面。它具有道德的时代特征，是现实社会的主体道德。那么，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的职业道德的状况又如何呢？据报载，上海某名牌大学的几位“优秀”毕业生（在校时曾是学生干部）分配到上海有关单位后，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利用手中掌握的出国签证的权力，违犯国家政策规定，收取巨额贿赂，为非法出国人员提供一切方便。最后东窗事发，被司法机关绳之以法，结束了短暂的生命。又据四川电视台报道，分配到巴中地区农业科研单位的一名大学生，贩卖假咖啡豆种子坑农害农，事发后携巨款外逃，通缉追捕归案后，锒铛入狱。类似例子，不乏报道。这些令人深恶痛绝的丑恶现象，不仅是对职业和职业道德的公然践踏，也以它们散发出来的腐朽气息败坏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尤其当这些丑恶现象竟然发生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身上，其负面效应更大。这不能不令从事大学道德教育的人们深思：大学的道德教育是否应该及时地补上职业道德教育这一课？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组织形式。古语云：“家和万事兴”。这里所谓的“家和”，就是指良好的家庭伦理道德环境和氛围。子女要赡养和尊敬父母这是家庭伦理道德的起码要求，然而当代大学生在这方面的表现，有令天下父母寒心的地方。上海陶行知研究会会员叶良骏女士在1995年11月9日的《文汇报》上讲了她亲眼目睹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到某大学讲课，那是一场关于陶行知爱国主义精神和如何做人的报告。会后，几个男大学生热情地邀我去他们寝室做客，七八个大学生为我泡上香浓的咖啡，因为天冷，还专门为我冲了一个热水袋，忙得不亦乐乎。我们正聊得十分起劲的时候，有位男生的母亲推开了门，她，工人模样，样子有点憔悴，手里拿了一个很大的包，原来，她是来为儿子送寒衣的。这个本来热情待我的男生一见自己妈妈来了，脸上和善的表情骤然消失了，他拉长了脸，老大不高兴地责问：“你来作什么？！”妈妈说：“天很冷，我给你送衣服来了。”男生不耐烦地说：“少罗嗦，把东西给我！”妈妈见到了难得一见的儿子，总要关照几句。这位男生一把抢过妈妈手中的包，吼道：“叫你别烦！话还那么多！”妈妈还在说：你有什么脏衣服，我带回去洗，我还给你带来了冠生园的饼干……儿子就把妈妈用力往门外推，边推边说出了这样一串话：“我讲你更年期到了你还不承认，你更年期不舒服竟更到我这儿来了！烦死了！”已被推出门外的妈妈眼圈一红，流着泪一句话也说不出口，默默地走了。
我顿时愣住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刚才那个和善有礼的大学生，为何在面对自己母亲的一瞬竟变得如此蛮横、粗暴？简直判若两人！我也是一个母亲，我懂得一个母亲的心，在心爱的孩子如此态度面前，她的整个心一定在流血！
当然，像这样的事例尚属个别，但也决不是绝无仅有。革命老人谢觉哉在《爱父母》一文中曾谆谆告诫青年们：侍奉老人，尊敬父母不是封建，不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是人类的美德。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鸟有反哺之恩，羊有跪乳之义。
谢老的话值得当代大学生们深思，理应引起大学德育工作者们的重视。
当代大学生道德失范现象不仅集中反映在以上所述三个主要范畴，其表现方面是广泛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所造成的影响是沉重的。
时下，校园“文化”颇热，据某大学内部报刊载，有一首《逍遥铭》流传于大学生中：
夜不在深，烛尽则眠；课不在多，有事则缺。斯是大学，唯吾逍遥！美人墙上媚，鞋袜床下熏。谈笑有烟酒，往来闻女声，可以搓麻将，读言情，无师嘱之乱耳，无功课之劳神。南有美发屋，西有跳舞厅，期末问：补考几门？笑答：混张文凭。
类似这种校园“文化”的打油诗，或美其名曰的校园“歌谣”，如果要“采集”的话，恐怕不下《诗三百首》。它所反映出的部分大学生的精神面貌，着实令人堪忧。
更有极端的例子。1990年，美国爱 荷华大学中国留学生卢刚，因留校和研究基金之争，持枪在校园内杀害了来自科大的同学、同胞及师长后自裁。杀人者卢刚来自中国第一学府北大。这位少年得志的北大才子，被选入李政道项目赴美深造。说到卢的学问，无人摇头，而说到他的为人，似仅用“缺德”已不足形容。
造成当代大学生道德失范的原因固然很多，商品经济大潮对传统民族文化心理及其道德价值判断的冲击，使其倾斜与失衡则不能不说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这主要表现在：政治信仰上的理想主义色彩开始淡化，世俗倾向渐趋强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以至于历史虚无，民族虚无，有奶有娘，有钱是乡，形成人们道德观念的真空感，使一个本来有序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开始解体分化。形成了是非混淆、美丑颠倒、善恶倒置的价值标准，不仅污染了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更重要是导致了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年轻一代的道德滑坡。
以上所述，自然是大学生中非本质、非主流的个别倾向，但已足引起人们的警策：道德教育摆在大学教育的首要位置，且刻不容缓！
二、走出误区，超越对立，综合创新
大学道德教育必须更上一层楼，似乎已无人对此持异议了。然而如何对大学生进行全新的道德教育，学术界与教育界仍然存在着一些含混认识和理论误区。而这些含混认识和理论误区是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不同认识所造成的。因此，为廓清迷雾，走出误区，我们不得不把议题扯远一点，多费些笔墨，先谈谈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问题。
中国现代化需要文化反思，尤其是对“五四”新文化模式进行检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是伟大不朽的，但它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也产生了负面效应。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评价来说，“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缺乏理性思维：其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价值重估是以西方文明入侵、西方现代社会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性优越为背景的，因此现代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方式成为衡量中国文化的参照系。这不能不说是十分片面的。其二，“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不分青红皂白地以“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势必引发“全盘西化”的思潮泛滥。其三，“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以改变民族精神相号召，对“传统”的反叛首先表现为对儒家的否定。而中国的民族精神又恰恰集中体现在儒家典籍中，对儒家的否定，也就等于对民族精神的否定。这样一来，非但他们的“改变民族精神”的良好愿望难以实现，还很容易误导青年走进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中去。
“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基于民族生存危机而产生的文化认同上的危机感，在感情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史实上，他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当代世界文明是中国历史文明和欧洲文明综合而成。我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悠久、最博大的文化之一，它在形成初期便融合了中华各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汉朝之后随佛教、伊斯兰教的传入，又吸收了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的优点，几乎集结着全人类古代文化的精华，有着巨大的智慧力、内聚力、溶解力和理解力，特别是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整体性”、“相关性”、“变易性”的独特的辩证思维能力，形成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它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国民性的一个成份。正是传统文化的这些优点，使其在17世纪前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即使在自然科学方面，欧洲的农业、造船、采油、多级火箭、大炮、降落伞、造酒、造纸、印刷、蒸汽机原理、天文学、十进位数学、算盘等等，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从中国进口的。没有中国的造船技术、指南针和其它发明，欧洲17世纪以来的各种发明创造的产业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英国的骑士时代和殖民帝国时代。“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讲的这段话就是中国文明对欧洲文明所作贡献的最好证明。中国在近代的落伍是不争的事实，但充其量也不过只有三百多年的时间，因此便否定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显然是以偏概全。而且就是近代的落后，也不能把责任一古脑儿都推到儒家身上，旧中国历届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均不能辞其咎。
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洞开，随着科学技术的引进，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也蜂涌而至，被各种“主义”搅得眼花缭乱的少数学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以维护或继承“五四”反传统的身份自居，对中国传统文化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着实令人费解。须知，在20世纪中，几乎世界各国的所有文化系统（包括以地中海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都经历激烈的震荡、冲突，面临被否定、被扬弃的困境，因而，我国的文化转轨并不是单独的，而是20世纪人类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值得指出的是，世界各国文化在经历痛苦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否定之后，都显现出现代色彩。这不仅为以东方文化为主体的日本、南朝鲜、新加坡文化的发展所证明，同时也为以玛雅文化、印地安文化为主体的拉丁意识的觉醒而证实。20世纪本身就是改革、转轨的时代，不从世界潮流发展着眼，而仍然把认识停留在“五四”时代、局限于对立的中西文化比较上，这是自己束缚自己。当前，世界改革的总格局，特别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性主题，揭示出当代文化发展的新前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已经纳入当代世界格局之中，并将对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有识之士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文化抱有巨大信心，他指出：“如果总的来说人类在统一的世界上的未来是幸福的话，那么我将预言，在旧大陆上是中国人的未来。”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应该说，这都是对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文化中地位的深刻体认。所有认知自己的祖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炎黄子孙们，胸中充满了自卑情结的人除外，读了这些域外之语，都会感到荣耀。中华文明是一部长卷史诗、无穷画卷，是人类知识、智慧和科学技术的不尽源泉。她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造化伦理道德，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溶化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否定不了的。
“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认知危机，在表现形态上除了呈现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以外，还有与之针锋相对的顽固的国粹主义。受其思想影响，有所谓“中体西用论”、“复古派”、“东方文化派”等。以“保种、爱国、存学”为旗帜，肯定中国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价值，但由于不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因此被斥为片面、腐儒、虚谈。产生于20年代后又活跃在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家，力图返传统儒学之“本”、开民主科学之新，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谋求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新儒家将这一过程名之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在现代新儒家们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面衰败的原因是文化理想的失调。复兴民族文化，重振民族精神成为他们“文化救亡”的根本途径。为此，他们着力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儒家心性本体论，重新稳立民族精神象征，以对治国人的近代以来因传统的失序而带来的“形上的失迷”，从而调适文化理想，通过从内圣到外王的贯通，以儒学复兴的民众运动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新儒家对西方的道德精神大加贬损，第二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多处批评西方时代精神“无体、无力、无理”，“西方名数之学虽昌大（赅摄自然科学），而其见道不真。民族国家虽早日成立，而文化背景不实。……近代精神，乃步步下降，日趋堕落。……然则有坚强之形下成就，而无真实之文化背景者，虽曰日益飞扬，实则日趋自毁耳”[1]。同时，牟宗三还认为，西方的民主已堕落为“躯壳之个人主义”、“情欲之自由主义”；西方的科学精神已使“时代精神由自足于事法界而发展到‘物势观’，实在早已到了人类要毁灭的时候”[2]。因此，“对吾人之文化言，则名数之学与民族国家正显其充分架构之作用，而自西方文化言则实日趋于自毁毁。”而中国传统文化只要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其意义便不可限量，如他说：“然则西方文化之特质，融于中国文化极高明中，而显其美，则儒学第三期之发扬，凯徒创造自己而已哉？亦所以救西方自毁也。故吾人之融摄，其作用与价值，必将为世界性，而为人类提示一新方向”[3]。应该说，新儒家致力于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儒学的研究，是有成就的。但由于他们所抱持的“华夏文化优位论”的文化立场，对西学之体一概加以拒斥，只要将西方民主科学等坚强之形下成就融摄于中国文化极高明的道德理性与宗教精神这个“内在之体”中，不仅能救西方文化于自毁，也能为未来人类文化求得健康的发展之途。这依然是不折不扣的“中体西用”论。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除了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断然否定和肯定的观点外，当前学术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者，又和日本以及亚洲其他一些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联系起来，从域外的成功之中获取对于我们自身文化的自信，提出了诸如“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管理”之类的命题，以图从传统文化中找到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功利价值。这里的问题是对促进东方民族现代化的基本因素有意弱化或视而不见。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关注日本的崛起比对欧美的异质文化更感兴趣，出发点是探讨其现代化成功的奥秘，目的是探讨能和我们的文化传统嫁接起来，迅速富国强兵的捷径。因此这种关注常常不自觉地注目于日本或东亚地区有多少传统的东西保留了下来。比如谈到日本的株式会社，很多人不去关注日本的现代企业制度、员工所受巨大工作竞争的压力、社会的金融体系以及其参与的国际经济的角逐，而津津乐道于老板为职工过生日、办公桌上置放《菜根潭》诸如此类的细节。谈到新加坡，热点多集中于无处不在的国家权力和学校实施儒家伦理教育的争论等问题，而对于作为新加坡基本国情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和金融中心，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诸多立法等情况视而不见。事实上，就这些地区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言，与其说是传统文化的功用，不如说是有东方传统的人们消化吸收了来自西方文化的结果。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其传统文化之所以得到了保留，是因为保留下来无妨于现代生活，或可以作为其国家民族意识的凝合剂，当然也未尝不包括一些东方民族对于兴起于西方文化中的现代化的某些修正。但是，如果企图从这些保留下来的传统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奇效，只是一种价值的误导。
走出上述三个理论误区，便会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功能有一比较客观、正确的看法。人们惊喜地发现，许多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东西经受住了现代大潮的冲击，青春永驻般地保留了下来。这些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再一次证明，传统文化价值并不仅仅止于对现代化意义的拾遗补缺，在一定条件下它还能直接为人类的现代化追求提供意义基础。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能为被现代文明负面弊端所迷惘、所困惑的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但至少能为现代人提供开掘生活意义与价值的理想蓝图。如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等，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密切相关，这些需求常常与资本主义利润规律、个人权利、自我发展、征服和统治自然等西方文化价值相冲突，但能很好地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适应自然、融于自然等生活态度统一起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意义与价值的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西方的异质内容，是现代化发展的天然的批评的武器，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冷静地面对现代化发展的诸多困境，多一种文化模式的选择是人类之大幸。舒解精神紧张、追求清新自然的生活、强化家庭伦常的道德约束等能避免许多现代化弊症的产生。我们不能断言人类在走出现代困境时，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为有效，但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的现代生活独具价值，现代化的潮流不可阻挡，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创造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作出自己的贡献。
社会发展到今天，在走了近一个世纪的“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弯路之后，在对待东西文化的态度上，我们理应超越对立，走综合创新之路。其实，早在世纪之初，富有辩证思维的学者一直主张古今融合、中外会通的观点。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都有关于这方面的精辟论述。如李大钊说：“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预言人类必将“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4]。张岱年先生在30年代便提出了“综合创造论”，云：“兼综东西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方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5]。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时至今日，“综合创造”新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今天在中国，人们都已肯定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价值，也涌现了许多对于自然科学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科教兴国”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多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表现为“重理轻文”的情况，这与传统文化的情况大不相同。同时，民主也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法治思想深入人心，商品经济市场正在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已基本上实现了。现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次认真的扬弃、批判继承的时候了。明乎此，则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与改造便有理论根据了。
三、体认和诠释优秀传统、锤炼和浇铸新道德
根据综合创新的原则，要求我们在借鉴、继承中外一切优秀道德遗产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
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来看，有时代性和阶级局限性，也有超时代性和人类共性。所谓超时代性和人类共性，是说直到今天仍然管用。管用当然就精华而言，例如真、善、美，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当然，古代的传统道德，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宛若一枚硬币的两面，精华与糟粕同时存在一个整体之中，既不易识别，更不易分离，这就需要我们下一番认真的体认功夫，首先分清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然后，要象修整古动物化石那样，仔细地剔除附着在化石身上的真石，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对传统道德进行新的诠释，是时代的要求。儒家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本文”存在着诠释的多种可能性。两千多年儒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依据不同时代需要而不断诠释的过程。汉儒董仲舒等人依据自己时代的特点需要，把儒学诠释成一种“政治哲学”，宋儒程朱陆王等人依据自己时代的需要，把儒学诠释成一种“道德哲学”。今天的中国面临着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我们完全有理由依据时代精神，对儒家传统道德作出新的诠释，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对儒家传统道德的现代诠释，其方法论得自现代西方哲学家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启示。这种理论认为，“本文”的意义来自解释者的理解和阐释，后者则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即历史进程的总体性所决定。而历史进程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因而，对于“本文”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永不会结束；事实上，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样，“本文”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就比作者想表现的多得多。
我们欣喜地看到，先哲与时贤已经和正在作这一诠释工作。汉代王充在《论衡》中就说过“知为力”，这里就有些“知识就是力量”的味道。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提出的“开民智”的主张，就是把儒家五常中的“智”诠释为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知识。
比较现代化已然证明，愈是反传统愈是注定现代化履程一波三折效益递减，愈是从传统氤氲导引出活性因素，愈是有益现代化的成就积累。有的学者在对儒家忠诚伦理进行理性分析之后指出，儒家忠诚伦理通过解构之后是可以为现代社会的忠诚伦理的构建提供要素性的思想资源的。这是因为儒家忠诚伦理是历经证明的有效社会政治整合理念，是代相叠起的思想大家屡叩大脑的伦理致思硕果。忠诚伦理作为传统积淀的道德与政治合一的普遍规范，在经受严格的理性锤炼基础上，是可以提出富有现代性光彩的因素的。这位作者指出，这种锤炼主要是有效地将现代理性注入忠诚伦理之中，将愚忠焕然浇铸为智忠。也就是要从孔孟荀董所论之忠，以及汉后儒家对忠诚伦理的修正性论述中，拔出人际平等性、政治对应性的因素，然后将之与现代理性和现代民主对接。这样一来，忠诚伦理便可脱去旧貌，得到普遍推广，获得新的道德规范的功效[6]。类似这样的诠释，有责任感的学者和教育家都正在进行中，如罗国杰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一书就是这项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为我们开了个好头。
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还要大胆地、卓有成效地学习和吸取西方伦理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将它们移植到中华文化这块土壤上。中华文化具有兼容并包、吞吐吸纳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汉唐文化就因当时的人们能大胆地、闳放地吸取外来文化，而放射出璀璨的异彩。鲁迅等人盛赞过这种“有容乃大”的汉唐气魄。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吸纳、摄取西方资产阶级道德学说方面作过大量的工作。比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就根据西方资产阶级伦理观对儒家的仁、义、恕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取向的尝试。他认为：“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7]。孙中山对自由、平等、博爱观点的引述与申发，更为人们所熟知。时至今日，更应使优秀的外国伦理文化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生长点。
注释：
[1][2][3]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4、204、204页。
[4]《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74页。
[5]《张岱年文集》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页。
[6]参见任剑涛：《在伦理与政治之间》，《齐鲁学刊》1996年第2期。
[7]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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