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1]2014年在《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选择》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必经阶段,是一个地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人民生活质量逐步提高和社会文明进程不断加深的自然历史过程。作为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区域之一,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推进、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稳步实施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开启的背景之下,探索切合西部实际的农村城镇化路径、科学推进西部城镇化进程对于解决西部地区的“叁农”问题、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以及推动实现全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风光秀美、文化灿烂,但由于生态环境脆弱、区位条件劣势、经济基础薄弱、城乡二元阻滞、文化观念落后以及政策制度制约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影响,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受到了严重阻碍,其地区发展呈现出空间边缘性、资源环境冲突性、文化民族性、发展动力外部性等特征,使得西部城镇化存在发展速度较慢、人口城镇化水平低、城镇结构体系不合理、城镇系统功能不健全、管理水平落后、开放程度低等诸多问题。因此,本文试图探索一条适合西部的农村特色城镇化道路。以刘易斯(W. A. Lewis)、乔根森(D. W. Jorgenson)和托达罗(M.P.Todaro)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二元结构论强调了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以罗纳德·H.科斯(Ronald· H. Coase)、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西部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具有明显差距,针对中国西部城乡二元性以及突出的制度机制约束,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既要在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原则下注重发挥农业基础作用,也要努力改革创新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制度和城市管理制度,从根本上保障城镇化持续、快速、有序推进。文章分为七个章节对西部农村城镇化发展进行了研究：第一章主要对文章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的基本框架及主要创新与不足进行了论述。本文以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推进为研究背景,以西部地区城镇化为研究切入点,在系统梳理、国内城镇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西部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基础、现状、特点、问题与基本制约。最后提出了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框架、发展途径与发展模式。第二章主要阐述了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首先,解读了国外关于城镇化的基础理论,主要有杜能(J. H. Von Thunen)、韦伯(A. Weber)、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勒施(A. Losch)的区位理论；佩鲁(F. 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A. J. Friedmann)的中心——边缘论；缪尔达尔(K. G. Myrdal)的循环累积论；刘易斯(W. A. Lewis).乔根森(D. W. Jorgenson)托达罗(M.P. Todaro)等学者提出的二元结构论；其次,梳理了国内城镇化理论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城镇化模式、城镇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城镇化制度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最后,对国内外城镇化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选取了美国、英国、日本作为例子分析国外城镇化经验,国内城镇化则主要分析了温州模式、珠叁角模式,并总结了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启示。第叁章主要分析总结了西部城镇化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发展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一是描述了西部城镇化发展历程和基础条件；二是从经济水平、城镇建设、产业结构、社会发展等方面阐述了西部城镇化发展现状；叁是总结了西部城镇化空间边缘性、资源环境冲突性、文化民族性、外部机制性等特征；四是揭示了西部城镇化发展问题：城镇化水平滞后、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城镇质量较差、城镇管理水平落后。第四章主要论述了西部城镇化发展制约因素。第一,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镇管理制度、投融资制度等方面揭示西部城镇化的政策制度制约；第二,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人口密度等方面阐述了西部城镇化的自然环境制约；第叁,分析了西部城镇化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制约因素；第四,从文化时差阻隔、宗教文化冲突、文化封闭性等方面分析了西部城镇化的文化制约；第五,从经济环境和人口素质两方面论述了西部城镇化的基础制约。第五、六、七章提出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第五章为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框架,从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意义、战略原则和战略重点五个方面确定了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思路；第六章从制度安排、产业支撑、公共服务建设、公共服务水平、环境保护治理、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战略途径；第七章提出了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模式：城乡统筹发展模式、自然资源开发模式、交通干线促进模式、边境贸易发展模式、旅游产业带动模式。本文得出以下结论：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要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政策体制为保证,叁次产业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地区特色产业,建立合理有序的城镇体系,提升城镇公共服务水平,逐步提高城镇质量,创新相关城镇化发展制度安排,完善政府宏观引导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动力机制,紧紧抓住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机遇,利用西部大开发战略稳步推进关键期的契机,探索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发展模式,实现西部农村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张引[2]2015年在《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耦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4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4.8%。然而过去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过快,城市规模无序扩张,资源利用粗放,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导致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显着,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土地城镇化过快,资源利用粗放低效,城镇空间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和生态承载力较弱,城市管理水平不高等等。可见,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但发展质量不高。城镇化是我国未来拉动内需的最大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因此,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在要求而言,必须改变过去城镇化发展方式走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随后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了新型城镇化是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标志着我国从此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原有城镇化发展方式而言的,是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区域发展关系从不协调向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城市发展与乡村繁荣和谐的发展道路,是以人为本、兼顾公平、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由于目前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尚未形成成熟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框架,也鲜有系统地研究各影响要素与城镇化质量之间和内在关系相关成果。因此,有必要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体系,以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分析影响城镇化质量的要素及其与新型城镇化质量之间的耦合协同关系,揭示各影响要素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关系,针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问题,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基于对国内外城镇化发展模式、发展经验的回顾,以及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归纳比较,提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着力解决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质量测度和影响因素耦合问题;采用定量分析方法(AHP层次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方法,提出以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效率为主要测度维度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在时间序列、空间截面上进行测量和比较;通过分析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主要影响因素的耦合匹配关系,总结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制约因素,提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构建。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主要观点,借鉴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国内东部沿海和苏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经验,归纳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围绕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内涵、本质特征,辨析评价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维度的构成依据、测度方法,以及主要影响因素组成和耦合关系,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系统和质量测度系统,为进一步研究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相互关系提供理论支撑。(2)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基于对新型城镇化本质和发展质量的理解,建立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叁角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方法(ahp)和计算机数据拟合分析方法,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庆市1996-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纵向测评;基于重庆市区县数据进行区县城镇化质量测度,以分析城镇化质量在空间上的差异,并对城镇化质量的水平-效率比进行分析;采用面板统计数据,在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层面对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横向比较。(3)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其影响因素的耦合关系分析。基于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六维系统的分析,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进一步剖析重庆市人口要素、土地资源、产业经济、生态承载力、城镇体系、区域发展关系等影响因素时间、空间特征,以及和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关系,结合影响因素特征研判各影响因素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机制。(1)分析重庆市人口在时间上的发展趋势、供需状况、未来预测,人口的空间差异和聚类特征,以及和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2)分析重庆市土地城镇化在时间上与土地利用结构、供需趋势特征,在空间上的差异和聚类特征,以及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归纳土地利用、配置与城镇化质量的内在机制;(3)分析重庆市产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发展状况、产业经济的空间分异,以及产业发展空间布局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同特征,分析产业经济优化的可行性;(4)分析重庆市城镇体系结构、空间特征和空间优化策略;(5)构建城乡统筹测量指标体系并分析了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在县域层面的状况,以及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状况;(6)分析重庆市生态承载力现状和生态赤字发展趋势、生态适度人口和可持续能力,以及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力的耦合水平;(7)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人口、产业、土地、生态环境四要素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和格局,探索其与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发展的空间协调性和区域发展差异性。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和主要观点:(1)新型城镇化质量是由内涵式城镇化模式要求下的资源利用效率、空间优化程度、发展要素匹配程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城乡发展协同性的总称;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主要特征有内涵式、集约式、和谐性、合理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新型城镇化质量是以内涵特征为核心,以人口要素、产业经济、土地资源、空间布局、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等影响因素为要素支撑的六维结构有机系统。系统功能包括: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空间改造、社会发展、生态平衡和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质量由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共同构成,相互影响。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模型包括发展水平(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发展效率(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利用方式、社会发展质量、城镇体系格局、区域发展关系、可持续发展能力)两部分内容。(2)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结果显示:在时间序列上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06年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增长速度加快,增幅较大;在空间截面上从西向东、从都市区到外围区域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高,都市区比城市发展新区高、比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高;从横向比较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城镇化质量的结果看,重庆市和其它4个中心城市比较起来依然差距明显,个别指标值重庆市要高于其它中心城市,显示出重庆市发展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优势和潜力;从发展水平效率比来看存在明显反差,1996-2009年之比超过50%,其中2005-2006年高达100%以上,2010-2014年之比平均35.5%,显示2009年之前重庆市城镇化水平增长超过效率提高,该时期城镇化质量提升动力主要依靠发展水平增长拉动,2009年以来主要依靠发展效率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升城镇化质量,并将成为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长期趋势。(3)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与各影响因素耦合分析结果显示:(1)重庆市人口城镇化总体发展较快,发展速度和城镇化率提升较显着,但人口城镇化结构存在老龄化严重、受教育程度较低、城乡分布不合理的特征,在空间上也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率更高,都市区比城市发展新区高,城市发展新区比渝东北、渝东南地区高;人口主要向西部地区、都市区流动,东部地区区域中西城市和中小城镇人口聚集能力弱,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范围>0.650,处于人口与城镇化质量的磨合阶段和高耦合时期。(2)重庆市土地供应总量以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为主,占新增用地的52%以上,土地城镇化发展较快,城镇建设用地供给潜力大于需求总量,结余占需求总量超过40%,都市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土地需求量最多,二者总计超过全市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总量的3/4,远高于东部两翼地区;从空间上看,重庆市土地城镇化和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层级空间落差特征,耦合分析显示,重庆市县域城镇化质量与土地要素耦合度呈“外围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规律,耦合度范围>0.640,处于土地要素与城镇化质量的磨合阶段和高耦合时期。(3)重庆市gdp总量一直保持较高增速,预计2020年将超过23000亿元,2030年将达到50000亿元;重庆市工业化率在2012年已达45.2%,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工业化是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第叁产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但不太显着;从空间上看,区县经济发展不均衡,城镇化质量和产业经济发展各有差异,大体上分为4个聚类;从耦合分析来看,县域城镇化质量与产业经济耦合度分布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规律,耦合度范围在0.450<c≤1.000,分别处于产业经济与城镇化质量的拮抗时期、磨合阶段和高耦合阶段。(4)重庆城镇体系城市金字塔结构不典型,缺少100万-300万人的特大城市,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呈现突出的首位分布;中等城市数量、比例上升,小城市数量、比例下降;城市经济效益存在着由高级向低级逐级下降的趋势;城镇体系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存在不匹配,如:部分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存在偏差,渝东北地区尚缺乏更为强大的增长极,都市区极化速度过快,城镇体系建设与主体功能区划不完全协调等。(5)重庆市区县城乡统筹进程2006-2008年呈上升趋势,2009年后有所回缓,小幅上升;城乡统筹进程存在显着的h-h、l-l的空间集聚特征,即相邻区县的城乡统筹水平之间存在正的空间效应,其效应值为0.2978;政府的政策及各区县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城乡统筹进程也产生较大的影响(影响值分别为:1.1398、0.5625);城乡统筹水平整体是上升的,但仅仅是一种“低水平均衡”。(6)重庆市2000-2012年人均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由于可耕地面积的变动导致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下降态势,最近12年间生态赤字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生态适度人口在不断下降,实际人口和过剩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生态可持续发展指数总体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重庆在这十年间主要处于“中等不可持续”发展状态,正逐渐向不可持续程度加剧的方向发生演变;全市从2000-2012年,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一直在0.48-0.50之间,区县耦合度范围在0.414-0.50之间,说明二者耦合性一直处在拮抗与磨合之间。(7)重庆市的pile要素在时间序列上存在明显阶段性特征和空间差异,不同时间受内外因素影响,城镇化质量受不同要素驱动的特征比较显着;不同区域受资源禀赋影响、制度安排和历史发展积累等形成差异化发展方式,都市区人口、产业、土地要素驱动作用明显,但与生态环境匹配度较差,城市发展新区和区域中心城市受一到两种要素驱动,要素间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承载力存有一定空间,而渝东北、渝东南大部分地区受条件限制不适合大规模发展城镇化,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走小城镇化道路。(4)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化策略包括:一是优化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知识经济为核心和导向,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通过优化人口结构,加强人才培养和劳动力素质提升;通过提升科技创新转化率,增加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制定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形成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化的主动力。二是优化新型城镇化要素配置模式,以市场配置为主导方式,加速要素流动和政府职能转变。叁是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优化模式,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加速城镇群发展和城镇体系优化。四是制定新型城镇化区域协同发展策略,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和落脚点,加速城乡统筹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本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新型城镇化在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进行了论证,剖析了城镇化发展水平、质量的逻辑关系,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运用到城镇化质量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这一领域,提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效率”模型,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新型城镇化基础研究理论。(2)基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和本质特征分析,结合以往对城镇化发展水平、质量测度的研究成果,提出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叁角模型,并以其为基础构建包含城镇化水平、效率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在时间序列和空间截面上的表现。评价指标体系对以往测度城镇化的方法和工具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丰富了新型城镇化质量定量研究分析的工具系统。(3)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方式的论述,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发展方式的观点,运用系统理论的逻辑和方法构建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六维系统,将新型城镇化质量和影响要素作为整体结构,分析二者的逻辑关系,关注构成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利用方式、空间配置方式、生态承载能力、城乡协同程度等关键子系统的功能及其耦合关系,将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和宏观战略,理清了新型城镇化质量系统结构和功能,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廖永伦[3]2016年在《基于农村就地城镇化视角的小城镇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以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的视角为切入点,着重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载体──小城镇──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详细分析阐述了中国城镇化面临的国际国内背景,指出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出了亟待解决的系列问题。第二,辨析了城市化、城镇化与农村城镇化;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农村就地城镇化与小城镇等几组概念,并首次对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作了明确的空间范围界定和空间层次分析,提出了小城镇是就地城镇化的主要载体观点。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城镇化、农村就地城镇化和小城镇发展的经典理论和经验模式,为本课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第叁,重点分析研究了小城镇发展的外在关联和内在建构。小城镇发展与国家整个城镇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和政策环境等外在因素紧密相关,包括与国家选择何种城镇化道路、小城镇在农村就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的关系以及小城镇与农村的关系等,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小城镇体系构建、模式形成、产业支撑和规划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了小城镇内部建构问题,认为这是小城镇发展的关键。提出必须构建起适合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的小城镇体系,进行合理的空间分层,完善小城镇的功能;选择适合不同地域小城镇发展的类型模式;建立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大力发展产业;加大小城镇规划建设力度,创新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居民住宅建设模式,规划建设功能完善、产业发展、人文特色、生态和谐的美丽小城镇,为农村人口迁移到小城镇实现就地城镇化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最后,提出促进新型小城镇发展的对策建议,认为应加快小城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机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为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的实施和小城镇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通过上述系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在国内外背景发生重大变化,国家重视发展小城镇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意愿和迁移方向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城镇化路径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从传统异地城镇化主导的路径模式逐渐转向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路径模式,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符合中国的现实发展要求,能够满足老百姓实现城镇化的愿望和需求,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的现实路径选择。
李澜[4]2003年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它推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结构、城乡空间布局和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质变，并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不同的推进特点和发展特色。由于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实际上就是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演变过程，因此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水平以及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城镇化推进战略中的重要方面，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以及城镇体系结构，影响着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是我们进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必须重视的大问题。实际上，尽管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东西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而且巨大的发展差距仍在加大；西部民族地区的城乡二元性结构问题日益突出，滞后的城镇化已经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已为众多有识之士广为关注。因此，从研究民族经济发展战略，推进民族经济加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高度出发，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城镇经济和城镇化推进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六个部分，分述如下： 第一部分为城镇化基本理论研究部分，共分四个要点，一是对城镇化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理论界定，揭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第叁产业的兴起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二是从城市化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追溯世界城市化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概括世界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以及中国城镇化推进中特殊规律，分析与探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性；叁是重点对城镇化的发展模型进行定量化模拟，阐述了城镇规模序列原理，模拟了城镇体系发展模式；四是分析、探究城镇化的发展效应，既从城镇的集聚特点出发，分析城镇兴起与发展的经济效应，又从集聚经济产生圈层辐射作用的角度，探讨城镇以圈层推进为主的区域发展空间效应。同时，结合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实际，分析了城镇发展与郊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以及城镇发展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必然影响。 第二部分理论阐述与分析推进城镇化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起飞的重要意义：一是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农业建设；二是加快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叁是为扩大农民就业与增收致富提供发展空间，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叁部分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现状。通过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成因分析，理论透视其发展的主要现状：一是低水平的城镇发展与低密度的城镇分布；二是发育不完善的城镇体系结构；叁是嵌入式城镇与城镇经济孤岛效应；四是功能单一的小城镇职能结构；五是多样化的城镇建设问题；六是城镇化推进中的策略性问题等，为有针对性地构建具有西部民族地区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方略提供现实依据。 第四部分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特性，着重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经济发展的几种模式，其一，属于传统开发型发展模式，即以资源利用为特点的城镇经济发展模式；其二，属于市场开拓型发展模式，即以产业结构优化为特点的城镇经济发展模式；其叁，属于现代创新型发展模式，即以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为特点的城镇经济发展模式。 第五部分侧重对西部民族地区推进城镇化进行战略构想，分为两大要点，一是探讨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与发展道路，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体系进行宏观规划，并对西部地区高等级中心城市发展进行发展定位，提出西部民族地区特色城镇的发展取向，即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并构建突出地方城镇经济开发特点的六大城镇发展模式。二是突出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观，重点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即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努力实现城镇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城镇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城镇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第六部分选择西部民族地区的沿边城市进行实证研究，为借城镇发展兴一方经济的发展观提供可借鉴的范例，创新加速西部地区民族经济成长的发展思路。 笔者的研究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应用研究为目的，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去思考城镇化发展问题，尤其是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具体问题，则更以客观的分析为基础，力求科学地提出发展的规划与实施战略。同时，研究中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理论分析与田野调查研究相结合；并注意民族地区群体利益分析法的具体应用，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思考、认识与探索推进城镇化的具体问题，为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行性参考依据。
袁中金[5]2006年在《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提出小城镇发展战略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对要不要发展小城镇和如何发展小城镇的认识却存在巨大分歧，以至于中国至今没有一个系统的小城镇发展的国家战略，来对小城镇的功能与地位、发展的目标与原则、发展的重点与路径、以及制度和政策等保障措施进行统筹安排。整体发展战略的缺失导致我国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产生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使人们进一步质疑发展小城镇的意义。面对即将到来的小城镇发展的机遇期和转型期，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和国情的需求与限制，迫切需要对小城镇发展的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本项研究以全国1800多个中心镇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作者近3年主持和参与的数十个小城镇规划实例和十余项有关城镇化、小城镇领域的重大科研课题所积累的文献、实地调查资料及理论思考成果为基础，首先对小城镇发展的历史、现状、问题和国内外实践经验及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进而在深入分析了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资源、环境、人口、就业压力和经济与城镇化转型等国情演变，以及小城镇自身由量化扩张到综合功能提升为主的转型阶段特征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构建了理解和把握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城乡二元分析框架，提出了2大功能、24字方针、5个战略重点的小城镇发展总体战略，并对5个战略重点及其实施的政策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小城镇发展战略。全文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导言。主要讨论了为什么要进行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以及研究的意义，重点论述了中国小城镇目前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和战略转型期，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急需对全国小城镇发展的宏观战略进行研究，以回答中国小城镇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导言第二部分主要总结了小城镇发展当前面临的4个方面的背景情况，即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紧缺的资源环境、转型的经济和城镇化、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导言的第叁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研究中小城镇的基本概念和研究的基础材料情况。 第二章，小城镇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和理论评述。通过分析国内外小城镇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了国际发达国家的小城镇在城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有关小城镇发展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综合分析；通过对国内小城镇研究文献的阅读，从小城镇地位和发展模式、小城镇经济发展、小城镇社会转型、小城镇制度创新等方面对小城镇研究的成绩和问题进行了剖析。 第叁章，一个基于城乡二元关系演变的多维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特殊城乡二元结构生成机理及其与小城镇关系的分析，认为乡村对城市的投资和发展红利的回馈乡村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只有把小城镇放在城乡二元框架下，从
廖乐焕[6]2007年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是我国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是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有了长足地进步与发展，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较，仍然处于贫困与落后状态。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水平低，这种贫困与落后又主要体现为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落后与不发达。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并且创新发展思路，这是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和城乡差别、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切实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内在要求。论文主要以内生外化的系统抽象法为指导，自觉站在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的立场与角度，对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与思考，提出了以少数民族农牧民为基本主体的自主创新发展战略，力图揭示出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本质性与规律性的认识与观点。论文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是以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为主体的、以实现县域劳动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转变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性区域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史充分表明：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活动：经济发展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涉及物，但无论自然物还是人改造的物，都是经济活动的条件和手段，而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主体不是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的资源、资金、区位等“物”，而只能是人，即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包括少数民族农牧民和县域其他劳动者。在明确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经济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展开就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本质及其核心内容的规定。以人为主体的经济，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和根本目的不仅仅是增加物或者占有物，更重要的是发展人，即促进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来说，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从生产上增加更多的县域物质财富，也不仅仅是从分配上获得或者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更好地促进县域劳动者的劳动解放与自由发展，即实现县域劳动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业文明时代向工业文明时代转变。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生产方式的转变集中体现在特色经济的发展，而生活方式的转变则集中体现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转变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内在统一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决定着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会促进或者制约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县域劳动者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并不否认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与保障功能。这种领导地位与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及相应的政策法规；二是建设和改善县域经济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叁是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合作。在工业文明时代，县域政府的这种领导地位与保障功能，不再是以管制者的身份来实现，而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以服务者的身份来实现。因此，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必须建设少数民族地区服务型县域政府。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县域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通过改革县域政府的机构、职能、执政理念以及执政方式，实现县域政府由全能式的管制型政府向主要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有限责任政府转变，以促进县域经济健康、快速、协调发展。综观全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论文力图在以下两个方面所有突破：1．牢固确立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包括少数民族农牧民和县域其他劳动者)在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其他相关的研究论着不同，本论文以明确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的经济主体地位为首要环节，由此进一步规定了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即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转变，集中体现为发展特色经济和推进农村城镇化。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与县域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进行了严格区分。2．始终抓住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殊矛盾。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特殊矛盾，决定于特殊的经济主体及其经济活动的地域性，并集中体现在县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民族经济发展的对立统一。在论文内容上，具体体现在：明确规定少数民族农牧民是县域经济基本主体；把少数民族文化、边境民族贸易视为特色第叁产业的重要内容；强调构建县域绿色城镇等。
杨佩卿[7]2017年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动力机制与绩效评价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城镇化高歌猛进,城镇化率持续飚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5年的56.10%,实现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的快速稳步发展。然而,在城镇化发展整体辉煌成就的背后,困难问题也层出不穷,既往的城镇化道路已然难以继续,亟需调整发展模式,向新型城镇化转型。不唯如此,我国各区域城镇化发展情况差异较大,2015年,中、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已高达52.17%和64.95%,而西部地区仅为48.74%。西部地区不仅城镇化率滞后于中、东部地区,还存在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陷入了重物轻人,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始终不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始终较弱的困境,更为迫切地需要从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嬗变。同时,西部地区城镇化特殊的演进历程和复杂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其新型城镇化不可能照搬照抄其他区域的既有模式,而必须根据自身区情,探索一条适宜自身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可见,西部地区是我国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最低、推进难度最大的区域,其城镇化进程是否顺畅关乎国家整体城镇化、工业化,乃至现代化发展的速度与质量,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道路进行反思和研究。鉴于此,本文从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中汲取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融入西部特色,坚持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根本命题,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多维目标体系和均衡动力机制,并对西部11个省区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和动力机制进行了客观评价与测度,进一步地,研究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促使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在外生力量和内生力量的协调驱动下,兼顾“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健康、顺利、可持续推进,从而日渐消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不仅丰富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理论研究,而且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现实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顺序,沿着“文献梳理与评述——理论层面阐释——历史与现状分析——实证评价研究——政策建议”的思路展开。首先,本文在对城镇化发展目标、动力机制的一般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剖析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出现问题的根源,从而构建了涉及生活宜居化、要素市场化、产业集聚化、城市生态化、城乡一体化五个维度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多维目标体系,以及涵盖产业发展动力、市场环境动力、外向经济动力、政府行政动力四个方面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均衡动力机制,并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动力机制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了理论探析。其次,本文通过古代、近代、现代叁个历史时期的回顾,从宏观上把握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演变的总体脉络与总体特征,并分析了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对其已取得成就和尚存在问题作了归纳概括。再次,本文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2012—2015年的相关数据,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绩效和动力机制进行了客观评价与测度,进一步地,研究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并对东、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作了比较分析。最后,本文在理论阐释、历史与现状分析、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立足西部地区的特殊区情,提出了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分析了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陷入困境的根源。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之所以陷入困境,固然是多方面因素迭加累积的结果,但究其主要原因,本文认为,在于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发展的缺陷,即“经济增长至上”的单一城镇化发展目标,以及以政府外生力量为主导的、过于行政化的、失衡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第二,设计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多维目标体系和均衡动力机制。本文秉承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设计了由产业集聚化、城乡一体化、城市生态化、要素市场化、生活宜居化五个维度构成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多维目标体系;从产业发展动力、市场环境动力、外向经济动力、政府行政动力四个方面入手,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均衡动力机制;并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动力机制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理论剖析。从而试图以多维目标体系和均衡动力机制消除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出现的种种弊端与问题,以期推动其新型城镇化的健康顺利发展。第叁,构建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本文在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动力机制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于实证层面构建了涉及生活宜居化、要素市场化、产业集聚化、城市生态化、城乡一体化五个维度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涵盖产业发展动力、市场环境动力、外向经济动力、政府行政动力四个方面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测度指标体系,进一步地,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究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绩效与动力机制的相关性,实现了理论层面阐释与实证层面评价的逻辑统一。
武小龙[8]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张丽娜[9]2016年在《秦巴特困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把14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这些地区大多集中于山区、高海拔地区,生态条件恶劣、贫困问题突出,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一大障碍,是短板中的短板,改变其贫穷和落后面貌迫在眉睫;同时,这些地区大多也是国家重要的生态涵养地区,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总面积为339万平方公里,其中约42%的面积位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因此,如何统筹特困地区城镇建设与生态、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关键问题。作为连片贫困特点非常突出的秦巴山区,也是生态敏感区域的典型,人民贫困、环境脆弱、生态退化、建设落后,城镇化面临着生态与城镇发展冲突的严峻挑战。基于这一特定区域背景,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提出了将“生态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用“生态城镇化”发展模式来解决秦巴特困地区县域城镇化问题。文章以“宏观特征分析——宏观模式探讨——具体实例分析——实例发展对策”为研究思路。首先基于我国当前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客观条件,回顾了特困地区城镇化发展历程和生态城镇化的主要理论观点,分析了以秦巴山区为典型代表的特困地区的发展要素特征和发展困境;其次以“生态城镇化”理论为依据,根据秦巴山区现实条件和需求,对秦巴特困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最后试图以四川省万源市为实践案例探索实践环节中贫困山区县域生态城镇化的具体实施路径。本文通过对秦巴特困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一方面为贫困山区县域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为生态城镇规划范式转变提供了路径指引;同时对促进国家扶贫工程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希望本文研究能对贫困山区县域的生态城镇化建设和应用提供参考。
马海明[10]2015年在《政府治理视角下的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成为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研究课题。基于我国的政府体制,在影响城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政府治理及行为具有突出作用。目前关于农村城镇化和政府治理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行为方式、作用以及面临的困境等方面,多为规范性和阐释性的研究,缺乏深入的与理论体系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同时对农村城镇化与政府治理互动关系研究不多,而把研究视角定位在欠发达地区政府治理与城镇化发展的则更少。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已经探索出了不同的经验、道路和模式,但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其发展的方式和道路就会和发达地区不同。通过考察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政府治理和作用,可以为欠发达地区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发展提供素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以政府治理为视域,以新型城镇化为主题,从新型城镇化与政府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引入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在对宁夏沿黄经济区城镇化发展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宁夏沿黄经济区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与条件、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城镇化发展中的政府角色、行为和效能这几个方面对沿黄经济区城镇化发展与政府治理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实现欠发达地区农村城镇化与政府治理的有机结合,研究政府介入农村城镇化的作用途径和传导机理,在此基础上寻求优化政府治理行为,推进欠发达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思路。具体来看,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第一章,导论。概述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等内容,同时对文中涉及的主要概念如城镇化、政府治理等进行界定,对国内外关于城镇化与政府治理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与评析,为此后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第二章,宁夏沿黄经济区发展背景与条件。主要从区位条件与发展优势、区域困境与发展难题、政策机遇与宏观背景这叁个角度来阐述宁夏沿黄经济区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与条件。第叁章,宁夏沿黄经济区城镇化战略与政府统筹。重点分析政府统筹在宁夏沿黄经济区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从政府的战略规划、空间布局、功能分区与结构规划等层面详细论述政府所发挥的作用。第四章,宁夏沿黄经济区城镇化起步中的政府角色。主要从宁夏沿黄经济区城镇化发展新起点中的政府角色定位、非均衡城镇化起点中的政府角色冲突、区域统筹与政府角色转变等方面阐释城镇化初始阶段中的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第五章,宁夏沿黄经济区城镇化发展中的政府行为。主要从土地开发利用中的政府与农民博弈、产业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社会服务中的政府与社会功能以及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与群众参与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来阐述沿黄经济区城镇化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方式与逻辑。第六章,宁夏沿黄经济区城镇化发展中的政府效能。主要分析沿黄经济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功能、政府绩效以及政府的局限性,通过具体的绩效评估,分析政府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最后进行结论分析。主要从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需要政府的有效介入、城镇化发展中的政府治理有一定的限度和城镇化的有效实现需要内外动力的有机结合这叁个方面进行结论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农村城镇化,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治理与城镇化发展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与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面临更为复杂和艰巨的挑战,这决定了城镇化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也更凸显了政府作用的重要性。一方面,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政府需要在城镇化发展的启动与初期阶段充分发挥统筹、规划、引导与扶持作用,为城镇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政府统筹,从区域发展的全局出发,对城镇化战略进行谋篇布局,防止和避免区域在城镇化发展中的“地方性”行为；通过政府规划,结合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地确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以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财、物的浪费和恶性竞争；通过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利用政府的特殊优势,引导资源和要素的优化布局；通过政府扶持,为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发展提供政策、经济等外部支持。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政府的外部力量需要逐步减弱,而应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内生动力与机制,以此来促进城镇化的持续发展。通过结论分析,认为农村城镇化,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治理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选择[D]. 张丹.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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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D]. 袁中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6].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D]. 廖乐焕. 中央民族大学. 2007
[7].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动力机制与绩效评价研究[D]. 杨佩卿. 西北大学. 2017
[8]. 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9]. 秦巴特困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研究[D]. 张丽娜. 重庆大学. 2016
[10]. 政府治理视角下的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研究[D]. 马海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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