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合作论文,张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其复杂与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是清末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又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投身辛亥革命的民主战士与同盟会的发起人，是中国国民党著名的元老，因而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革命的老辈”（注：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9月13日。）。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22 —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与破裂的过程中，曾起过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极富典型意义的作用。他先是积极倡导，奔走联络，鼓吹不遗余力；但曾几何时，他又带头发难，肆行破坏，锋芒毕露，变化迅速，前后判若两人。可以说，再没有一个人象张继那样变化之快。本文试对张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表现与功过以及影响其思想言行变化的社会历史动因作一剖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过程中的艰难曲折及其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深刻影响。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
张继是中国国民党上层人士中最早与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代表接触并建立政治联系的少数人之一。
张继，字溥泉，河北沧州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出生于一个“耕读为业”的地主家庭。及长，入著名的保定莲池书院读书，1899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善邻书院与早稻田大学就读。在时代潮流影响下，他产生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成为反清革命运动中的激烈分子。1903年他曾与留日同学邹容、陈由己（即陈独秀）一道严惩清政府的留学生监督姚文甫，轰动一时。后回上海，他又经历了“苏报案”，与陈独秀等续办《国民日日报》。1905年他在东京参与了同盟会的创建活动。但不久，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一道，一度狂热鼓吹无政府主义，掀起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恶浪。1908年他还跑到欧洲，亲身参加了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鹰山共产村”的实践活动。辛亥革命后，张继回国，被推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参议院的议长，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国讨袁和护法诸役，成为国民党著名的元老派人物。1920年底，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并积极准备北伐统一中国。张继奉孙中山指示，常驻上海国民党总部，以中国国民党代表的资格，与国内各派军政势力联络周旋，以寻求盟友与促进国民党势力的发展。
1921年夏，张继正在上海，这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由于当时中共许多领导人对国民党采取政治上的排斥态度，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华工作也采取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疏远孙中山的政策，因而国共两党并未建立正常的联系与友好的关系。
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陈独秀是张继在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时的学友与革命同志，私交很深，陈又是刚从广东革命政府回来的。因此，张继在陈回到上海不久，就与他会面。国内政治问题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自然就成为两人谈话的中心。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与中共数名人员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 张继闻讯，积极参予营救。他先与褚辅成将陈独秀保释出狱，接着又请示在广州刚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同意，由国民党在上海开设的中华银行支付500元作为保金与罚金，方才了案。这样，经过张继的联络与活动， 国共两党开始建立联系。
1921年11月底，张继通过陈独秀，又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马林是荷兰人，曾长期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工作，张继也曾在荷属东印度从教与进行革命活动，并多次到欧洲周游，因而两人不乏共同语言。他们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形势时，更有许多共同看法。马林表示要与国民党、孙中山取得联系，并希望中国国民党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张继立即与国民党中央联系，委派张秋白为代表赴苏，同时邀请马林去桂林访问孙中山。在张继的安排下，马林由张太雷陪同，于1921年12月下旬到达桂林，与孙中山作了恳切的会谈。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建立军校以及与中共、苏俄建立联盟等建议，引起孙中山的高度重视。马林还从张继等国民党领导人处获知，“他们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7、28、29页。）。这次重要会见，为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也为马林提出国共“党内合作”提供了思想基础。
张继为国民党建立同中共、苏俄的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接着，他进一步就国共两党合作形式与马林进行了认真讨论。据陈公博后来回忆，张继于1922年初陪同马林到广州考察。在与中共人士陈公博的谈话中：“张继先生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问题，当时他们所谈的还不是国民党容共问题。大约这个问题是斯里佛烈（指马林）和张先生已经谈过，并且有成议的”。（注：陈公博：《我与中国共产党》转引自《“一大”前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9—430页。）张继这时提出的“两党合并”虽不现实，但确是后来马林提出两党“党内合作”的思想准备之一。
张继还陪同马林考察了广东的群众运动。当时正值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国民党与省港工人阶级之间的广泛联系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张继等人对苏俄的热情态度更使马林满意。马林认为，国民党的领导人“全都对苏俄抱支持态度。特别是著名的中国第一届国会的议长张继，非常赞成在中国实行党的独裁，他希望在北方、在蒙古或西伯利亚，组织中国革命者来支持南方的革命运动”。（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7、28、29页。）马林这次为期4个月的南方之行， 使他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为纠正共产国际东方部对孙中山的误解与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起了重要的作用。马林回上海后，就向中共中央正式建议，“放弃他们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7、28、29页。）。尽管马林的“党内合作”的建议未能立即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但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逐步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并提出两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1922年7月， 马林就中国政治形势与国共建立“党内合作”等问题，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的意见，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精神由马林传达给中共中央，经过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西湖会议， 终于得到贯彻执行。
通过以上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中，张继不仅进行了重要的联络与倡导工作，而且对马林发挥了重要影响。马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关键人物，他对国共合作的贡献是与张继的作用分不开的。马林称张继是“孙中山的最重要代表之一”，热情赞扬“他比我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在政治上更为成熟，并且有更多的西方观点”。（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7、28、29页。）
张继陪同马林到南方考察后回到上海，继续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与中共领导人保持接触与联系，为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奔忙。1922年6 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陈独秀立即代表中共向张继表示：“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注：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一册。）。8月14日孙中山避居到上海后， 张继即代表国民党与孙中山，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紧张商谈，“商结‘民主的联合战线’，……与反动派决战。”（注：《李大钊致胡适函》，转引自《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30日），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2页。）接着，经张继联系与安排，马林与陈独秀、李大钊、 蔡和森、张太雷等先后拜访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与按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事宜。会谈取得了成功，国共合作开始正式建立。9月初， 由于张继在两党合作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中共的重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几乎都由他介绍，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张继兴奋地表示，“所有中共负责人都由他的介绍相继加入了国民党，不啻是他对国民党有了不平凡的贡献”。（注：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一册。）
1922年9月以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正式开展，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工作日益明朗与加速。张继也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参加了孙中山1922年底于上海多次召开的改组国民党的会议，还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本部参议。当时，“国共双方接触频繁，多在法租界蒲柏路巨赖达路某里张溥泉寓所。”（注：罗章龙《椿园载记》，（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页。）1922年底，张继又奉孙中山之命， 在去北京与曹锟、吴佩孚联系期间，秘密访问苏俄驻华特使越飞，传递孙中山致苏俄的信件。经张继联络安排，越飞于1923年1 月到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并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与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3年2月26日，张继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北京支部长。 张继特请孙中山委派李大钊为北京支部总干事。张对李大钊十分信任，当他不在北京时，就将支部工作委托李大钊全权处理。（注：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册，台北版，第158页。）这年夏， 孙中山在指示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时，曾打算让张继任团长，后虽因故改任蒋介石为团长，但仍让张继去上海筹备代表团的访苏工作。从中可以看出，张继在当时国民党联俄联共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二）张继倡导国共合作的思想动因
张继作为中国国民党的一位元老派人物与重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从酝酿到正式建立的过程中，表现了如此高度的热情，并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
那么，张继当时积极倡导与支持国共两党合作的社会历史动因是什么呢？
这首先是由于当时形势的推动与国民党自身发展的需要。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政坛上屡经失败与挫折，几起几伏，孙中山被迫避居上海多时。西方列强与日本等国不支持他们，南北军阀敌视他们。尽管在1920年底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但力量薄弱，外有各派军阀的重压，内有陈炯明粤军的抗命。孙中山一手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也暮气沉沉，松散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北伐统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就必然要在国内外寻找新的支持力量。在这时，苏俄的革命迅速成功与日渐强盛，以及它对中国表现的高度政治热情，就必然成为孙中山联络的对象。孙中山不仅希望得到苏俄的军政援助，甚至还希望苏俄能出兵中国北方，配合孙中山广州政府的北伐。张继这时作为孙中山的战友与重要部属，对孙中山的军政与外交战略思想心领神会，积极赞同。他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又担任对外联络、争取外援的任务，因而更急切地寻求苏俄的支持。这从他在1921年底对马林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向马林表示，“他希望在北方，在蒙古或西伯利亚，组织中国革命者支持南方的革命活动。”（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7、28、29页。）张继是中国北方人，又长期负责国民党的北方工作，因而对促进北方革命形势的高涨更为关心。他后来在与中共领导人谈话中更明确表示：“同盟会革命得日本友人助力不少。今日苏俄拥有红军几百万，只要从库伦出兵，中国局势立即可以完全改观。”（注：罗章龙《椿园载记》，（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页。）从中可以看出， 张继开始对苏俄的热情中，包含着不少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至于对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张继之所以积极联络、倡导，促进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甚至合并，不仅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国民党联络苏俄的桥梁，而且因为张继亲身体会到中共高度的民主革命积极性与旺盛的战斗精神，而这正是国民党所日益丧失与严重缺乏的。张继希望通过“合并”或“容纳”共产党这一新生力量，使衰老的国民党增加新鲜血液，充实壮大组织，增强战斗力。他说：“国民党已经老朽了，需要增加新的血轮，所谓新血轮就是共产分子。”（注：陈公博：《我与中国共产党》转引自《“一大”前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9—430页。）当时中共新建，开始只有数十人，后来也只发展到数百人，且多是没有政治经济地位的青年人，张继认为其不足以构成对国民党领导的威胁。因此他放心地向中共伸出了双手。
其次，这与当时张继的政治思想状况有关。张继是个热忱的民主革命者，又是个有着复杂思想经历的人。辛亥革命前，他曾狂热地信奉过无政府社会主义；“五四”运动期间，他对国内勃兴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也很感兴趣，曾主动写信给北京大学学生领袖罗家伦进行联系；“五四”运动后，他又到欧洲考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思想仍处于进步状态。因而当他接触了解到苏俄与中共的一些情况后，他对苏俄的对华政策与中共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精神，是能够接受并引起共鸣与引为同志的。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西方列强与国内各派军阀，张继必然会将苏俄与中共看作是国民党的朋友与支持力量。他甚至误认苏俄与中共信奉的马列主义，与他们以前信奉过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他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列宁在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既都是革命党，则所发命令自然更不会不同，因之党员也不会发生反党和反革命的事实。”（注：陈公博：《我与中国共产党》转引自《“一大”前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9—430页。）这里虽有误解，但也表明国共两党的合作确有某些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张继能够接受的。
再次，张继与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有着长期的非同寻常的私人友谊关系。早在1901年，张继就与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相识。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反清革命思想，曾一同参加留日学生的第一个团体“励志会”；后因不满该团体的调和倾向，一同退出，又一同参加留日学生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青年会”，在1903年3 月震动一时的惩罚清廷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事件中，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注：章士钊：《疏（黄帝魂）》，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剪掉了这个清政府走狗的辫子； 后来他们共同参与上海《苏报》、《国民日日报》等革命报刊的宣传工作；1907年又在日本共同参加组织“亚洲和亲会”；直到辛亥革命后，他们一直是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坚持民主革命的战友，政见虽不无分歧，但友谊一直存在。所以当陈独秀带头发起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这个党的领导人后，作为国民党对外联络代表的张继自然就会把目光投向陈独秀，并通过陈独秀进行联共的工作。至于李大钊，张继与他不仅是河北同乡，还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前后期的同学；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重开，张继以国会领袖资格在北京活动时，就与李大钊有过交往。因此当李大钊成为中共领导人之一后，张继就很自然地与他建立联系，并对之表示信任。
总之，张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与建立的过程中，成为一名热心的牵线人与积极的倡导者，既有时代的推动、形势的需要，也有历史的误会与个人情感的作用。
（三）反对国共合作的“第一个”人
然而， 张继这位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热心牵线人与积极倡导者， 在1923年底以后，其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成为国共合作的带头反对人与坚定破坏者。正如张继自己在1939年9 月到延安访问时所说：“过去民十三反对国共合作的中间有我，并且我是第一个”。（注：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9月13日。）
在目前看到的材料中，张继最早公开表示对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持怀疑与反对态度的，是在1923年11月。当时孙中山正积极进行国民党改组，于1923年10月19日任命张继与廖仲恺、汪精卫、戴季陶、李大钊为改组委员，负责上海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与迁粤事宜。张继与居正等人表示不满，在11月18日与29日两次中央干部会议上，坚持“本部自应仍设上海，不可移粤”，并宣称“党中不可有党”，抵制改组工作与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注：《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记录》（1923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后经孙中山派遣廖仲恺等赴上海进行说服解释，方使事态平息。这是国民党“一大”前在上海发生的一次不小不大的政治风波。它与几乎同时在广州发生的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检举共产党文》南北呼应，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但张继这时还未完全暴露出强烈的反共倾向。因此他仍被孙中山视为国民党内的“稳健派”， （注：《孙中山全集》第九卷，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6页。）在1924年2月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他由孙中山提名，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国民党“一大”后，随着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加剧与右派活动的猖獗，张继终于赤膊上阵，带头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所谓“党团问题案”，掀起了反对国共合作的轩然大波。1924年5月，张继与谢持等人从谢持女婿曹任远处， 获得了青年党党魁曾琦提供的两份中共方面的文件，一是《中共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案及宣言》（1923年8月25日印发），二是团刊第七号（1924年4月11日刊行），以及附录的中共方面的若干内部文件，发现中共方面的党、团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仍保持与发展自己的组织，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进行活动。张继遂以此为借口，对中共进行攻击。他先与汪精卫一道，往访陈独秀，以所获得之上述文件，向陈指责中共方面违反在国民党“一大”上所作之声明。陈独秀进行了解释，但“并未使汪、张两位满意”。（注：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一册。）6月18日，张继与邓泽如、谢持三人联名， 以中监委身份向孙中山与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弹劾案摘引了上述中共文件的内容，攻击中共的党、团员加入国民党后，“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碍。”要求孙中山“督促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注：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 台北版，第72页。）6月21日，张继又与谢持一道， 特地去找苏联顾问鲍罗廷进行指责与辩论，诬称中共在国民党内活动是“致死之道”，宣称不允许国民党内“党中有党”，公然提出取消中国共产党，说：“共产党全体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党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中国共产党招牌，保留共产党组织耶？”否则就要国共“分道扬镳”，“分作两起”。（注：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台北版，第84页。 ）正式提出国共分裂。
由于张继等人的地位与身份，因而他们提出的弹劾案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地的国民党右派纷纷掀起反对国共合作的恶浪。为了解决这次风波，共产党人陈独秀、恽代英等专门著文驳斥。国民党中央也在7、8月份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加以调处。在8 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张继到会重申了弹劾案的意见，再次提出国共“分立”的主张。但会议最后在孙中山主持下，颁布了《有关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重申了国民党“一大”精神，论述了国共合作之必要。张继不同意以上决定，甚至狂妄地与孙中山辩论，“惟总理目已发红，久不退，余已不忍多辩，不久返沪。”（注：张继《回忆录》，见《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版。）他到上海后，与中央公开分裂，在1924年10月14日致电孙中山，声称“自八月大会以来，共产派肆行无忌，继耻与为伍，请解继党职兼除党籍为叩。”（注：《张继致孙中山电》（1924年10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表示了强烈的反共与反对国共合作的思想情绪。
此后，张继就脱离了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权，活动于上海、北京等地，沿着右派的道路愈去愈远。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 任张继为国府委员，他拒不就职。11月国民党右派邹鲁、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开反苏反共会议，约张继参加。张继因伤病未参加会议，但他向邹、林等表示：“君等之主张，即余之主张也。诸事请两兄代签名可也。”（注：张继《回忆录》，见《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版。）1926 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对张继提出了书面警告，责其改正。但张继执迷不悟，在1926年3月底4月初，伙同其他右派在上海召开了非法的伪国民党“二大”，张继主持开幕式，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们在上海环龙路44号设“中央党部”，公开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对抗，进行各种分裂活动。广州国民党中央宣布将张继与其他几个右派头目开除党籍。直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共清党，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宁、沪、汉三方合流，建立起反动政权，张继才以反共“先觉”与沪方代表的身份，重新成为国民党的党政要人。
（四）张继急剧右转的原因
在短短的时间内，张继从一个国共合作的最早牵线人与热心支持者，一变而为反对国共合作的急先锋与顽固派。促使张继急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首先是由于当时大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与国民党必然分化造成的。国民党历史悠久，从清末成立，历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诸役，几经分化与重新组合，但一直成份复杂，组织松散。其中除以孙中山、廖仲恺为代表的部分党员能紧跟时代不断前进外，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党员，尤其是上层领导人中的右派与中派集团，都仅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觉悟与认识。他们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不彻底，尤其是他们始终以中国民主革命的功臣与领导者自居，而绝没有认识到“五四”运动后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思想渐渐落后。张继就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与典型代表。他们开始赞成甚至倡导联俄，只是因为国民党当时屡遭西方列强冷遇，企图转而取得新生的苏俄的国际支持，不仅是外交与武器等方面的支持，甚至热烈幻想苏俄能向中国北方出兵，造成中国的北方革命的声势，配合孙中山从南方开始的北伐，成全国民党统一中国。但后来他们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快就落空了。先是张继在与越飞联系时，就得知苏俄拒绝出兵中国北方；接着张继从蒋介石访俄归来的报告中得知苏俄正式表示，“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资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版，第9卷，第9页。 ）因而对苏俄顿感失望。 1924年初，苏俄与北京直系军阀政府谈判，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并恢复邦交。张继等视此为苏俄对南方国民党政府的不忠。而苏俄的国内政策措施与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更引起了张继等右派的强烈疑忌与不满。他们越来越认为，“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注：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台北版，第70页。 ）因而他们对“联俄”的态度迅速转变。对“联共”也是这样。他们开始容许甚至欢迎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把共产党作为国内一个普通政治团体，一个可以联络与利用的新生政治力量，企图用这支新生力量增强与改进国民党，就象当年国民党曾吸收容纳无政府主义者入党一样。正如邹鲁所宣称的：“本党容纳共产分子入党，以其能为本党之信徒，故当时本党主持党务之人，一视同仁。”（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版，第404页。）因此，他们决不允许国共平起平坐， 不允许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组织中自成系统，“党中有党”，更不允许共产党力量日益壮大，“威胁”国民党，取代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权。但是，随着大革命的高涨，生气勃勃的共产党组织严密，迅速发展，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然要发生并日益激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积极有效的活动及掌握越来越多的权力这种局面，必然要引起国民党右派与中派集团的猜忌、不满与公开反对。于是国共纠纷的风波一次次地出现了。张继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轨迹，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态度从热情倡导到激烈反对，正是符合上述历史逻辑的。
当然，张继对国共合作态度的急剧变化，还有他个人主观的原因与四周环境因素的影响。张继虽是个有多年革命经历的民主革命者与国民党的元老，但一直以思想复杂而不稳定、好走极端而又变化迅速著称。他早年虽曾投身辛亥革命，却又狂热鼓吹无政府主义，曾掀起反对孙中山的轩然大波；辛亥革命后，他虽服膺在孙中山旗下，但与孙中山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对孙中山在“五四”后逐步确定的新三民主义毫不理解，根本抵触。他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欧洲考察国际形势，看到社会主义运动高涨，他虽是国民党上层人士中最早与苏俄及中共代表接触并成为建立国共合作的功臣，但他对苏俄与中共的真实情况并没有深切了解，并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政府社会主义、三民主义混为一谈。因而他在倡导国共合作时的思想基础始终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毫无思想准备。他又不是象廖仲恺那样，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在与共产国际、中共人士交往中，认真学习与接受新思想、新观点，使自己思想认识不断提高与发生根本变化，从而跟上时代步伐，始终成为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坚定拥护者；恰恰相反，他一直固步自封，狂妄自大，甚至拒绝与对抗孙中山对他的批评与规劝；并且在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包围与影响下，思想倒退，走向反动与顽固。
从1923年到1924年6月，国民党内邓泽如、林直勉、冯自由、 黄季陆、孙科等老右派多次发起了反对国共合作的风波，成为张继提出“弹劾共产党案”的前奏。
国民党内新崛起的军事实力人物、新右派头目蒋介石更给予张继强烈的影响。蒋介石在张继协助下，组织与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于1923年底回国后，多次向孙中山等人表示了对苏俄与中共的强烈不满与疑忌，要求中止国民党联俄联共政策，在国民党上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据张继自述，当他在1924年5、6月间准备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时，曾得到蒋介石的赞同与支持。“未检举之前，问介公出游俄所得，伊亦赞成余等之质问。”（注：张继《回忆录》，见《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版。）张继等人所著“弹劾共产党案”一文中的一些词句，与数月前蒋介石的《旅俄报告书》及蒋致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信，内容与口气如出一辙。
1924年8月张继脱离广东革命政府后， 更与西山会议派右派集团沆瀣一气，公开结盟，完全陷入了反共的泥潭。
（五）结语
从一个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功臣，蜕变为一个反对与破坏国共合作的罪人，这是张继一生中最大的悲剧，也是他留给历史的一个发人深思的课题。我们在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时，既不应因他后期的转变而抹煞他在前期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也不必因他前期的积极作用而淡化他后期的恶劣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张继这一典型人物对国共合作态度的急剧变化中，总结出中国现代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刻的规律，以加深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吸取其中的历史经验及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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