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学”的创建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史学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教学实践中的“史学概论”不是一门严格的学科，必须由“史学学”取代；“史学学”是以历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学的特点和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关于历史学的一种“中观理论”，它比“史学概论”更为科学；创建“史学学”既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又是长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科学的“史学学”应包括两大部分、七大块共10章内容，并有严谨的内在逻辑结构；这样的“史学学”必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史学学”作为一门全面阐述历史学自身理论与方法的重要学科，从80年代初期就被学者提了出来，并对其基本问题如它的研究对象、性质、内容、结构、意义等作了初步探讨。[①]但遗憾的是，这一课题的研究很快在理论界销声匿迹，既无人再论及，更不见以“史学学”命名的著作问世。史学理论教学中，人们常见的是各种“史学概论”教科书，而“史学概论”因有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和不足，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一门严格的学科。所以，从历史学的实际需要和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只有创立“史学学”并最终取代“史学概论”，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历史学的飞跃。[②]
（一）史学学的研究对象、性质与特征
现代科学发展的普遍趋势表现为两个彼此联系着的方面：一是某学科的研究内容日益专门化（或称“碎化”）；二是综合性学科突飞猛进。学科的专门化带来了科学分化的无限细密和分支学科的五彩缤纷，而这又同时产生了另一种客观需求，即各分支学科之间迫切需要互通有无、彼此协作，于是一种对有关学科知识加以概括的综合性学科便应运而生了。在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领域内，最能反映学科综合化趋势的现象是很多学科都产生了以自身为研究对象、从整体角度自我反思的理论性学科——科学学，如科学数学、科学哲学、科学法学、科学艺术学等等，这在国外通常被称之为“元XX学”。因此，史学学的建立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
史学学又称“史论学”、“元史学”，是以历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学的特点和规律的一门学科。它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是通过对历史学有机体的系统化概括，揭示历史学的特征和规律，为历史研究者提供参考与指导，最终实现历史学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它的坚实支点是史学实践，而它的敏感触角则伸入社会实践；它既以历史学为研究对象，又是现代历史学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形态上看，它还是关于历史学的一种“中观理论”。
为了深入认识史学学的这些本质特征，有必要把史学学纳入历史学系统的有机结构中加以考察。为此，必须首先对现代化历史学系统的结构模式作出科学的建构，而这又恰恰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另一道难题。因为“历史学犹如一座宏伟的大厦，是一个由众多不同质、不同量、不同方向、不同梯级的层次与单元组成的复合整体结构”[③]。目前，史学理论界对这种“复合整体结构”的研究亦极为薄弱，论者似凤毛鳞角。概而言之，大约有两种最有价值的观点：一是根据史学家的思维认识层次，把历史学的结构划分为低层史学、中层史学、高层史学和哲学史学四个有机部分；[④]二是根据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关系和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把历史学的结构划分为史料（基础层次）、对历史过程与规律的叙述（中间层次）、史学理论（最高层次）三部分。[⑤]这些见解启人心智，但仍感美中不足。笔者认为，应该把当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即学科的日益专门化的同时又不断综合化）和基本的逻辑分类原则作为建构历史学结构模式的依据，从而把历史学系统（整体）划分为在网络关系上三个不同层次的子系统（部分），即：具体史学、史学学和历史哲学。[⑥]
具体史学以具体的历史事实为研究对象，其主要宗旨在于以提供具体历史知识的方式，说明“历史是什么”和“历史怎么样”。它是历史学经构中的基础层次、初级形态，也是传统历史学的主要内容，还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历史学概念内涵的最为简单的理解。历史哲学则处于史学结构中的最高层次，它从哲学高度对历史、历史学的本质、意义及相互关系加以抽象和概括，升华为一定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为史学活动乃至社会活动提供最根本的指导。而史学学正处于具体史学和历史哲学之间，它下以具体史学为基础，上以历史哲学为指导，外以现实社会的需求为参照系，努力探索历史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着重阐明“史学是什么”、“史学怎么样”和“史学有何用”等基本论题。历史哲学的理性之光，只有通过史学学的“镜面”才能反射于具体史学；具体史学的智慧之源，也只有通过史学学的加工提炼，才能结晶、升华为史学学和历史哲学的精髓；而整个历史学经常出现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怪状，也只有依靠史学学的“坚船利炮”的不断轰击，才能保证“门户开放”。所以，史学学在整个历史学结构中，有自己独特的位置和作用，它既无法取代历史哲学和具体史学，也不能被二者或其它学科所取代。既如此，那么史学学的基本研究方式只能是逻辑的概括与抽象，其成果形式也主要是理论论著。所以，史学学的学科性质是一种关于历史学的“中观理论”，即它是一种在抽象规模上低于历史哲学而又高于具体史学的关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
如果说上述本质特征体现了史学学的学科性质，那么可以把史学学的鲜明个性特征具体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的反思性，即它是对学科自身开展的研究。二是研究任务的三重性。它即要承担把历史哲学的原理、原则、方法论等加以具体化、实用化的任务，又要对具体史学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得失成败、价值功能等问题作出总结，并逐步使之升华，还要密切关注现实社会的需求状况，承担历史学与现实社会的沟通与调节任务。三是研究方式的逻辑性。即它主要采用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方法，而不是实证、实验或事件叙述的方法。四是学科形态的“中观理论”性。
至此，我们可以再换一个角度，即通过对史学理论、史学概论、史学史三者与史学学的相互区别与联系，来进一步把握史学学的特点。
史学学与史学概论、史学史、史学理论的共同之处是它们皆以历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其根本任务都在于揭示历史学自身的某些特征和规律。但四者之间也有重大差别。
从严格的意义上看，有学者认为，史学概论应该是“关于历史科学的一般性学科”[⑦]，就是说，史学概论理应等同于史学学，二者只应是称谓不同而已。但事实上，目前高校历史专业的“史学概论”则存在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学科的设置目的一般只为教学需要，而很少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史学领域和未来目标；二是在内容体系的选择与安排方面，大多没有跳出“拼盘”[⑧]模式，尽管作者主观上不希望那样。这两个问题若不能解决，“史学概论”就不可能发展为史学学，更不可能成为史学学的代名词。因此，目前状态的“史学概论”顶多只是史学学的萌芽而已。
史学理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模糊概念，学术界曾试图对其作出明确的界定，但很难趋于统一。目前的学术界大约有四种理解共存。一种认为，理论与方法是同一的，史学理论就是指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展开和所运用的方法；第二种观点认为，史学理论应包括历史观和历史认识论两部分，而方法论则应分属于历史学的具体学科；第三种认为，应当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作出严格的区别：历史理论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本质概括，史学理论则是史学研究中的认识论总结；[⑨]第四种观点认为，史学理论应分成由低到高的三个部分，即历史过程的理论、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和历史哲学。[⑩]
笔者认为，“史学理论”作为一个模糊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是动态的，只有把它放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才有确定的涵义。既然如此，就不应该也无必要对它作出统一的解释。在理论上，只需对其作出层次性的粗略归并就可以了。由于我们已经把历史学的结构模式设定为具体史学、史学学和历史哲学三个不同层次的部分，因而凡是涉及到这三个部分的所有理论问题，都毫无疑问是“史学理论”；而与部分相对应，“史学理论”自然也可分成由相对具体到比较抽象的三个层次，可分别称之为微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宏观理论。这样就能使人们极为清晰地看到史学学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即史学学只是史学理论之中的“中观理论”！
史学史是研究史学发展的具体过程并探究其规律的学科。它与史学学在研究内容和任务方面有某些交叉重叠之处，但仍有鲜明差别。在研究的侧重点上，史学学重于“论”，史学史重于“史”；在研究方式上，前者以逻辑的、横向概括为特色，后者以历史的、纵向描述见长。
（二）创建史学学的基础
史学学不是海市蜃楼，而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历史学对自身长期反思的必然结果。创建史学学也不能凭空想象、闭门造车，而应该有坚实的基础。既然史学学是一种“中观”史学理论，那么古今中外人们对史学理论所做的各种探索及其成果，都为史学学的创建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基础，成为史学学建立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对这些条件没有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就根本不可能创设出一个具体的、合乎实际的史学学的内容体系。
历史学对自身的反思，可以说从历史学诞生之日就开始了。孔子、司马迁、班固、范晔等人曾以“论”、“赞”等形式零散地提出某些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如治史目的、史家修养、史料鉴定、史书体例等。南齐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总结。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可称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分别论述了史书源流、体例、编写方法、史官设置、沿革、史书得失和史家修养诸多问题，尤其是他提出的“史家三长”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除了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几的思想以外，还提出了方志理论。尽管如此，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仍然很不发达。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著作则产生于近代的西方。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首倡写“有哲学意味的历史”，从而“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幽暗的历史档案库”。稍后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实践了伏尔泰的主张，他以自己的力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向人们显示了他的历史哲学鼻祖地位。从此以后，在历史哲学的光辉照耀下，科学的史学理论研究蓬勃开展，史学学的萌芽不断成长壮大，产生了不少代表性著作。
我国近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以梁启超、何炳松等人为代表，在引进吸收西方理论成果的同时，又揉合了我国传统的史学理论，写出了很多优秀著作。”(11)1924年，李大钊撰成《史学要论》，开创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
本世纪60年代初，作为史学学萌芽的史学概论，曾一度被列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但中途夭折。此后30多年，史学理论研究停滞，史学学胎儿难产。个中缘由错综复杂，举其大端，原因有三：其一是中国传统史学“重考据、轻理论”的痼疾，使中国史学家难以矫正“考据才是真功夫”的错误价值取向。其二是左倾思潮的教条化、公式化毒素，侵染、征服了幼稚学者，更刺激了正派史学家远避理论的逆反心理。其三是当时的世界史学及史学理论研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产生了众多优秀成果。而我国史学界却闭目塞听，“在将近三分之一的世纪中，我国的史学界失去了这种国际性史学交流的机遇，乃是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举步甚晚的又一个原因”(1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3年“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像春风化雨滋润了史学理论研究者的心田。一股轰轰烈烈的史学理论研究、讨论热潮迅速在全国掀起，提出了不少振聋发瞆的新观点(13)，从而使史学理论和方法一度成为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从那时至今，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孜孜求索，史学理论成绩斐然，可概括为如下5点：第一，对于建立史学理论学科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第二，在教学方面，1989年之后，全国高校历史专业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程，有的甚至开设了更高层次的理论课目。第三，多种史学理论论著不断出版和发表；越来越多的理论课题被提出来探讨，大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14)第四，出现了专门的史学理论研究机构、杂志和研究生。第五，从1984年开始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史学理论讨论会（后改为两年一次），每次会议都有中心课题提出。
毫无疑问，这些重大成就，是我们今天创立与建设史学学的现实基础和材料。但是，如果我们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又能清醒地看到史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就能更好地把握史学学的发展方向，进而恰当地构筑史学学的内容体系。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目前大约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理论研究缺乏科学的计划与规划，研究方向、目标模糊不清；重点课题不突出；研究者各自为战，各行其是，有很大的盲目性。第二、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有程度不同的脱节现象。第三、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不完善，至今没有一部综合性强、结构严密、内容体系适度的“中观”史学理论专著问世。假如史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史学概论》不能被《史学学》取代，那么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就只能在低层次或脱离实际的境地里踱步。
三、史学学的内容体系
史学学应有怎样的内容体系？这是创建史学学的核心问题，也是迄今为止史学界尚未解决的难题。已有的《史学概论》在内容的选择与结构的安排上主观性、随意性太大，难以反映史学学的整体面貌。笔者认为，史学学的内容体系应该是客观的，因为它由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和任务所决定、所制约，就像一篇文章的内容结构都是由一定的主题或中心思想所统帅一样。因而史学学的内容体系不能矫情臆造，必须使研究者在观念形态中的那种先验模式，尽可能与客观的内容体系相吻合。若要如此，则需要紧紧抓住两个关键。
一是必须对古今中外一切既有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如史学概论的合理成分等）给以充分的继承与改造，因为它们是史学学诞生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史学概论本身也是史学学的胚胎或萌芽。二是要围绕历史学的本质特征去采撷内容、设计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使所建构的内容体系具有内在的严密逻辑性和合理的涵盖性。而历史学的本质特征，一般用历史学的定义来表示。根据我们的认识，应给历史学下这样一个定义：历史学是由当代的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目的，在一定理论指导下，运用某些方法和手段，通过对史料的鉴别、分析、评价，对人类历史作出生动的、符合逻辑的阐释，并主要以文字的形式把它表述出来的一门学科。(15)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把史学学设定为两大部分、7大块、共10章内容，它们是：第一章，导论。旨在解决“什么是史学学”、“史学学怎样”和“为什么研究史学学”的问题。具体包括史学学的研究对象、性质、任务、内容、体系、学科意义。起发凡起例的作用。第二章，史学本体论。以静态、横向剖析方式，概括说明“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怎样”和“为什么学习历史学”。具体包括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性质、特征、结构、功能，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第三章，史学发生论。以动态、纵向的扫描方式，重点阐明历史学产生的条件；制约因素；演变脉络。第四章，历史哲学简论。包括什么是历史哲学；历史哲学的价值；历史哲学流派的优劣。目的在于突出历史观的灵魂作用与历史认识论的哲学原则。第五章，史学认识论。包括史学认识的构成要素；史学认识的动态过程；认识主体的修养。第六章，史学中介论。阐明史料的形态、特征、地位、发展趋势和利用原则。第七章，史学方法论。包括史学方法的意义与内容；史学方法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史料学方法；史实分析方法；史学表述方法。第八章，史学形态论。旨在阐明历史学的各种具体存在方式，包括历史学的成果形式；史学成果形式的优化组合；未来成果形式前瞻。第九章，史学应用论。包括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划分的可能性；应用史学的内容、范围与局限；应用史学的发展方向。第十章，史学工程控制论。旨在探索历史学的自控机制，包括“软件”与“硬件”工程两方面。具体为史学评论：史学信息与情报；史学组织与管理；史学教育与人才培养。这都是目前史学理论的空白领域。
根据逻辑层位关系，上述10章的第四至第七章可合并为一大块，统称为“历史知识生产论”（即关于“历史研究”过程的理论），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七大块内容。它们的内在逻辑关系为：导论引领→史学的静态横向剖析→史学的动态纵向扫描→历史知识的产出→史学成果形式→史学应用→史学的自控与调节。
若从理论的实用化与可操纵性大小来划分，这一内容体系又可分成两大部分，即前五章可称为“基础史学学”，后五章为“应用史学学”。
这一内容体系的特点是：内容有相对稳定性；范围有较大的涵盖性；结构有严谨性；基础与应用呈综合性。
四、创建史学学的意义
史学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概括为如下四点。
第一，史史学是现代历史学概念不可或缺的内涵，是现代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当代科学大势，迫使历史学不得不重视自身的理论、方法论研究。事实上，理论和方法的每次突破，都会给历史学带来飞跃，这早已被中国史学史所证实，无需赘言。
第二，史学学的创立，可以使我国历史学从根本上摆脱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羁绊和阴影，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由于史学学处于中间理论层次，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原则再思考、再加工之后输入具体史学；而具体史学成果又不断受到史学学的审查、提炼、升华；且史学学又密切关注着现实社会的需求。这样，史学系统内部保持良性自循环运动，教条主义则无隙可入。
第三，史学学的创立，可使历史研究者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在史学学内容里的，对整个历史研究过程，从课题选择到资料搜集、鉴定、史实分析评价，再到成果表达方式和应用，都作了系统化理性反思。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者不主动掌握这些理性知识，而是我行我素或跟着感觉走，就会茫然困惑，挫折不断。
第四，史学学以其完善的内容体系取代史学概论以后，才能真正成为高校“历史系学生跨入研究领域的入门或向导”(16)。因为“史学学”是一门比“史学概论”科学而实用的学科。
注释：
①参见王也扬：《“史学概论”与“史学学”》，《光明日报》1984年10月17日；沃兴华：《论史学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②本文为笔者《史学学》书稿的导言，删节后发表，以就教于学术界。
③（11）姜义华：《用现代思维科学武装历史研究工作——论史学概论的核心与时代使命》，《复旦学报》1985年第1期。
④李开元：《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与史学多元化》，《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⑤赵吉惠：《论历史学的层次结构与观念的变革》，《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
⑥具体论述详见拙文：《论历史学功能与结构的关系》，《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⑦孙厚生：《“史学概论”是关于历史科学的一般性学科》，《东疆学刊》1991年第1期。
⑧赵俪生：《我对“史学概论”的一些看法》，《文史哲》1985年第2期。
⑨李杰：《对“史学理论”的几种不同理解》，《社会科学报》1987年9月3日。
⑩赵吉惠：《史学理论研究正在成为热点》，《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
（12）肖黎：《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3）详见周朝民等主编《历史学新论点》，黄山书社1990年版。
（14）仲伟民：《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座谈会综述》，（《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及前揭赵吉惠文。
（15）笔者曾首倡这一定义，详见姚太中等主编《史学概论》，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16）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