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永熙是中国人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中国人论文,康永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是美国著名作家，以描写中国而闻名于世。她的代表作《大地》(The Good Earth)出版于1931年，出版后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次年即获普利策奖。1938年赛珍珠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而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在美国报刊发表批评赛珍珠《大地》的第一个东方人，是康永熙(Younghill Kang)。长期以来，在国内的赛珍珠研究领域，康永熙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学者。有些文章论述到他的时候，是将其划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圈子内而对他所作的赛珍珠的批评作了点评的。如《国外文学》杂志上的文章说：“对《大地》最早的批评出自两名中国留美学者之笔。康永熙在《新共和》……”（注：姚君伟：《赛珍珠在中国的命运》，《国外文学》，1994年1期，第60页。）再如《外国文学研究》上的评论写到：“一般中国学者认为《大地》描写不真实，而且丑化中国。最早的批评者是在《新共和》上著文的康永熙。……”（注：张子清：《赛珍珠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1期，第76页。）
康永熙真的是中国人吗？这个问题没有人提出来过。以前，我对此也没有过怀疑。然而，在最近的研究过程中，我找到了三篇用英文撰写的有关《大地》的书评，两篇为中国学者所写，另一篇的作者即是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康永熙。
康永熙的文章刊登在美国《新共和》(The New Pepublic)杂志上（注：Younghill.Kang,"The Good Earth (book review)",NewRepublic 67 (1931).）。我在刊登该文章的杂志的“作者简介”中，看到了对康永熙的介绍。内容如下：
康永熙(Younghill Kang)，纽约大学英语系讲师，《东方诗歌》的译者。他最近出版了一部小说。名为《绿草屋顶》，其背景为他的出生地朝鲜。目前他正在创作一部有关东方学生在美国的情景的小说。
后来，我又在美国的《书评文摘》杂志(The Book Review Digest)1931年卷中找到了有关他的一点材料（注：The Book Review Digest(1931),New York:The H.W.Wilson Comoanv,1932.）：
康永熙先生是朝鲜人民的忠实的儿子。他12岁时偷度到日本求学。在日本呆了4年后回到祖国朝鲜，进入一家教会学校学习英文。之后，他历尽磨难，跟随一位传教士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美国，现在他居住在纽约。
这说明，康永熙不是中国人，而是朝鲜学者。这是截至目前为止，我所能找到的有关康永熙的资料。那么，康永熙何以被当成了中国人？他的名字“康永熙”又是如何来的？这些都还是个谜，目前尚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加以说明。
在赛珍珠的《大地》于1931年3月2日出版以后，康永熙就在美国的《新共和》杂志1931年7月1日发表了一篇书评，他的文章系批评《大地》与《阿桂的悲剧，及其它当代中国故事》(The Tragedy of Ah Qui,and other modern Chinese storles)这两部小说的，但实际上，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评说赛珍珠的《大地》的。从时间上以及目前的研究资料来看，康永熙的文章应该是由东方人所写的有关《大地》的第一篇评论文章。
康永熙文章的题目是“中国决非如此”(China Is Different)。总的来看，康永熙对赛珍珠的《大地》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的主要论点有三：
一、赛珍珠不应该把王龙娶妻的缘由归结为“他渴望爱情、希冀获得好运。”文章起首点评了作品主人公王龙的婚事，批评了赛珍珠写王龙“需要个老婆”：王龙，并不是像个“准备虔诚地遵奉祖先的中国人，”而是“像个西方人那样，因为他渴望爱情，希冀获得好运。”而且，对王龙的婚事描写得过于简单，“将一个女人带回家，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长者指点，就这么度过了新婚之夜”，“你得承认，这未免也太原始野蛮了吧。”康永熙对此不以为然。
二、赛珍珠编造了浪漫的爱情故事，将其“置于典型的东方男人或女人的身上。”康永熙否定了这种“浪漫的爱情”在东方人身上发生的可能性。他说：“对一位西方读者来说，小说一定感人肺腑。”“但东方人完全生长在一种传统的束缚之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康永熙进而说道，“尽管对西方的妇女来说，浪漫的爱情是其第二天性——要知道这是千年的文化传统使然——但对一个旧式的中国妻子来说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如果一切以浪漫的爱情为中心，那么，儒家的社会无疑会堕落成一座滑稽的地狱。”他还指出，中国女人对“性”的问题是“讳莫如深”的，“如果她们的贞洁受到怀疑，她们很可能自杀以维护自己的声誉。”
三、赛珍珠笔下的人物，不像东方人，而是更像“西方人”。康永熙完全站在儒教的立场上，反对赛珍珠对中国民俗、中国农民的生活的描写。他说：“由于赛珍珠不了解儒家的男女有别及其各自领域的含义，所以，她就像某些根本不了解骑士制度渊源与基督教体制的人一样，却非要苦思冥想地去创作一部欧洲中世纪的故事。”他指出：“中国人的成长靠的是礼节，或者是‘礼’，这个词最好还是用黑格尔的‘道德’(Sittlichdeit)来翻译为妙。为人处事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据此，他指责赛珍珠笔下的人物“说话像西方人，言辞激烈，不讲‘道德’，却保留了西方人唯一的一种美德：坦率，而坦率对传统的东方人而言则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康永熙继而还对王龙能够成为“封建贵族中的一员”提出质疑。他说，“这种事情可能更容易发生在英格兰而不是中国，在中国，每个家庭祖祖辈辈都属于同一个阶层，假如人们期望飞黄腾达，那也只能仰仗礼式与学问。”
康永熙的结论是：赛珍珠的《大地》除了次要的细节之外，她所有重要的描述都毫无准确性可言。”
看来，康永熙的文章不仅是由东方人所写的有关《大地》的第一篇评论文章，而且也是东方人撰写的否定赛珍珠《大地》的第一篇文章。康文立论的一大特点是从儒教的立场上来反驳赛珍珠的。
然而，在今天看来，康文除了对赛珍珠有误读——如他认为王龙之所以“需要个老婆”，原因在于“渴望爱情、希冀获得好运”——之外，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忽略了《大地》作为文学作品的叙述的文学性。文学虽然源于生活，但毕竟不是生活。对待外国人所写的有关中国内容的文学作品，我们总是有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是认为“忠实”或是“真实”地描述了中国，据此就给予作品以肯定；一是认为“不忠实”或是“不真实”，并且据此否定这部作品。我想，这两种态度都有失公允，似乎忘记了文学作品其特有的价值就在于它叙述的文学性。也就是说，我们过于强调其作品的真实性，而从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它的文学性，这是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康永熙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对《大地》的愤怒之情，令人惊讶，这使人不禁想起了后来一位旅美中国学者江亢虎对《大地》的愤慨。关于江亢虎的文章内容，可参看张子清、姚君伟二先生的文章。有趣的是，赛珍珠对江亢虎的评论立刻做出了反应，而对最早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的康永熙的文章却未置一词。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新共和》后来发表了许多知名学者，如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等的有关《大地》的评论文章，赛珍珠缘何没有对此做出反应，应当说，这也是一个谜。
我想，康永熙之所以被当作是中国人，一来是因为他这篇旗帜鲜明反对赛珍珠的书评，俨然一副中国人的代言人的形象；二来是因为他如此坚定不移地站在儒教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读康永熙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他比（后来写文章批评赛珍珠的）中国人还像中国人。
有趣的是，《新共和》杂志的编辑在康文后所加的“编者按”称，“因为故事情节如此简单明了、感人至深，所以没有人怀疑其描述的准确性，”因此，“《大地》理应从一个熟知中国人生活准则的东方人的角度来加以讨论。”也就是说，康永熙这个东方人认为赛珍珠还不够东方化，而西方人却恰恰认为赛珍珠描写的就是东方，而且“没有人怀疑其描写的准确性”。这或许可以成为比较文学领域内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