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中国领导学的新使命——奚洁人教授在全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年会上的演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会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人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者小传
奚洁人 1947年1月生。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国防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学和领导教育学、党史党建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十多部。主持完成多项国家与省部级科研课题，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党的先进性建设问题研究》的首席专家。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其文化传统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智慧。但领导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产生发展，还只能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它确实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领导科学。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以及邓小平同志在会上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中国科学春天的到来和中国人科学意识的新觉醒。而中国领导科学的产生正是这种科学意识觉醒的成果之一。它的孕育同未来学、科学学等相关学科的兴起有着不解之缘。领导学在中国为什么称为“领导科学”，其根源就在于此，所以这个学科名称本身就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三十年来中国领导科学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孕育、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1983年，学科的第一本奠基之作《领导科学基础》在上海出版。1985年，举行了全国第一次领导科学学术讨论会，学科的第一家专业刊物《领导科学》创刊。2002年5月，领导科学的全国性学术组织——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2005年3月，第一个国际性的领导论坛——“全球化背景下的领导与领导学”论坛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行。2007年，第一套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系列教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上海辞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辞海》2009年版，将第一次把“领导学”正式列为其中的一个分册。同时，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规模可观的领导科学研究队伍和一大批研究成果，内容涉及领导学的对象、与体系、领导规律、领导决策、领导环境、领导权力、领导职能、领导体制、领导者素质及领导心理、领导方式与方法、领导艺术、领导作风、领导绩效考评等十二大领域。
中国领导学的三重使命
十八世纪以来三次著名的演讲启示我们，任何一个学科都应该具有它的专业性、民族性和普世性。面向新世纪，这三重使命对于今天中国的领导科学学者、学术和我们的研究会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面向新世纪，一方面，我国社会对于领导学的理论需求和人们对于领导学的期望在增加，另一方面从国际领导学的发展趋势看，也同样显现出，领导学正成为一种显学。由于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深刻、广泛而快速的变化，新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且越发变得错综复杂。各级领导者(无论是团体、企业，还是政党、政府等机构的领导人)的领导观念、领导能力、领导方式毫无例外地面临着空前的、全方位的挑战。传统的领导经验和领导理论往往变得不再那么奏效，迫切需要领导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和用创新发展着的领导学理论指导新的领导实践。因此，以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为指导，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善于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领导思想资源，努力回答当前领导工作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领导学研究的已有基础上，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勇气，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促进中国领导科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已成为我们肩负的新的时代使命。
谈到学者和学术的使命问题，我们不能不提到十八世纪以来三次著名的演讲。
第一次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于1794年在耶拿大学的演讲，题目是《论学者的使命》。他所强调的“学者的使命”，不仅是对一个国家、民族的承担，还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一般意义上的承担。因为他认为，人作为自在的人的生物存在，要追求自身的完善；而人作为社会的人，其使命是每个人都应该使得别人因你的工作变得更加完善。
第二次是美国学者爱默森于1837年在美国麻省大学生联谊会上的演讲，题目是《美国的学者》。这一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的著名演讲，强调美国学者应该摆脱欧洲母体的影响，创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反映了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寻求精神、思想和文化独立的美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爱默森强调的是作为民族的、国家的学者使命，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需要去创造和工作，并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学术体系。
第三次是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在慕尼黑对年轻大学生的演讲，题目是《以学术为业》。他强调，学者应在学术的专业性上下工夫，以适应学科研究的分化和细化的趋势。既然以学术为职业，就要甘于寂寞和清贫，以自觉、科学而严谨的治学精神献身学术。
如果把上述三次学术演讲的主题整合起来，身为一名学者最重要的三重使命清晰可见，即专业使命、国家使命和人类使命，这三重使命也可以说是学者、学术与学会(学术组织)三方面使命的统一。这些人类近三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学术自觉性及其重要认识成果启示我们：任何一个学科都应该具有它的专业性、民族性和普世性。面向新世纪，这三重使命对于今天中国的领导科学学者、学术和我们的研究会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如果把这三重使命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努力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中国领导学理论体系。因为，尽管中国领导科学诞生已有30年的历史，并取得了诸多成就，但离一门成熟的学科还有很大距离，甚至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学科体系。
为此，首先，我们需要从加强学科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研究开始，为构建中国领导学理论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我们的学术专业使命。其次，是加强中国领导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特色研究，尤其是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研究。没有这样的研究，我们就难以担当起学术的民族使命、国家使命，难以回答领导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重大课题，难以发挥领导学理论对于改革开放领导实践的指导作用。这是我们对于国家和民族应负的崇高使命和学术责任。如果上述两项使命能切实地完成，那么实质上也就完成了第三项使命，即对人类、对世界领导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我们中国学者应有的学术贡献。
为了认真地承担起这个崇高而光荣的历史使命，我感到我们必须要正确总结中国领导学研究的宝贵经验及其当前存在的问题，消除发展瓶颈，构建新的充满活力的学科创新发展机制以及领导科学研究会的运行机制。
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领导学还需自觉丰富现有的研究层次和研究领域，要善于从新的实践中汲取研究资源，处理好国际经验的本土化与中国经验的国际化等问题。
回顾中国领导科学发展历程，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又要找到薄弱环节，这两者紧密相关，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现实基础。
比如，关于研究的层次。中国领导学的优势与长处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于党的执政理论、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研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成果较丰富。毫无疑问，党的执政经验和领导经验的理论概括始终是中国领导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是最高层次的领导科学，但还不是全部。如果将此等同于领导学研究的全部，不仅会造成对中观、微观层次的领导活动研究的缺乏，而且说明我们对于领导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程度还不高，势必也会影响中国领导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觉性。
比如，关于研究领域。我们注意高度关注党政工作领域的领导研究，而且相比国外，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但往往忽视了对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组织的领导活动研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企业作为社会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社会组织的不断发育，对于这些领域的领导研究不仅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而且必须得到加强。尤其是在当前，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加强管理，恐怕更加需要领导学理论的指导。相比之下，国际上对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领导研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资源和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又比如，关于领导学基础理论，特别是基本原理、基本范畴的研究，在学科创建初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最近几年进展不大。可以说，中国领导学的基本原理和范畴建设面临着三方面的任务：一是新的领导实践，比如网络、传媒作为新领导工具的运用，领导者对于危机应对和复杂问题的处理等方面，呼唤构建新的理论规范；二是某些领域的领导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需要提炼相应的理论范畴，包括建立可以同国际通用的某些范畴，如领导教育培训方面的范畴等；三是许多原有的理论范畴需要拓展、丰富新的内涵。比如“领导艺术”这个范畴，人们常常说，领导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但领导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其内涵，除了领导方法的灵活性运用外，还具有哪些特征？对于类似的问题，我们缺乏有理论深度的回答。应该强调，基本范畴的研究需要丰富的理论资源，更要善于从新的实践中汲取营养。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实践与理论创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
再比如，如何正确处理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和中国经验的国际化问题。中国领导科学从创立之初起，就十分重视学习借鉴国际领导经验与理论资源，翻译介绍了许多国外的优秀成果。然而，本土化工作相对薄弱，与国际同行的直接交流互动较少，向国际上介绍中国领导学的研究成果和成就则更少。其实，国外的许多学者与领导者十分关注中国领导学研究成果，尤其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中积累的领导经验及其理论成果。
构建理论体系的三条路径
加强中西方领导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建立领导者与学者之间双向交流的良性互动机制，以及通过多学科、全方位、多视角的分类研究和综合研究，完善中国领导学学科体系，可视作中国领导学践行其学术使命的三条路径。
为完成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中国领导学理论体系这一学术使命，我们需要：
第一，跨越文化与价值理念的鸿沟，加强中西方领导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走出一条全球化时代中西方领导学理论会通融合的发展之路。
近年来，西方领导理论不断传入中国，给中国领导学的发展带来新鲜的活力，但是，中国毕竟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有较大的差异，照搬西方的领导理论，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必须解决好东西方领导理论的结合问题，要挖掘东西方文明中蕴藏着的宝贵而深厚的领导思想资源，尤其要善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中国领导学新的理论资源，这是构建中国领导学理论体系的需要，也对发展世界领导学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发展的格局和背景下，中国领导学的学术发展需要更多与世界交流对话、走中西会通之路。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领导学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不断吸收国外领导学理论滋养、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在国际的舞台上显现中国领导学的特色和魅力，并为世界领导学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具体而言，中国领导学要走中西会通之路，既表现为中西之间互相译介领导学方面的著作，加强领导学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包括各种正式或非正式、集体间或个人间的交流与对话；也表现为中西方领导学理论的有机整合、融会贯通，表现为领导学理论特质上的变革、领导学理论创新力度的不断提升。
第二，架起理论与实践沟通的桥梁，实现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双向互动，建立领导者与学者之间双向交流的良性互动机制，提升领导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应。
领导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要进一步推进其创新和发展，必须重视领导实践资源的整合运用。可以说，开发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提炼当下的新鲜经验以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都是创新领导理论取之不尽的实践源泉。这里，我们尤其要强调，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在各个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改革开放经验的领导学理论开发，是当今学者的重要任务。而这一资源既有现实的理论价值，又凝聚着许多中国的传统智慧，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也是外国同行关注的重点。
从机制上说，领导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仅仅是领导学学者的学风问题，更需要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即学者与领导者之间的交流互动。没有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的广泛实践和积累，学者的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没有领导学理论的指导，我们的领导实践工作常常会有许多的盲目性，更谈不上把握领导规律。虽然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干部队伍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不少复合型人才，或有些学者被选拔推荐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既对领导学理论有兴趣和有相当的研究能力，又有着丰富的领导经验，对领导行为的现身说法以及对领导理论的孜孜求索和实践运用，使他们的理论视野非常宽阔，并有许多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创造，但这毕竟还是少数。所以，我们还是要倡导从机制建设上加强领导者与学者间的交流与互动。因为对于领导者来说，要实现领导工作的科学化，就要善于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对于学者来说，加强与实际领导者的联系，就可以获得许多生动丰富的理论创作素材。也只有在双方交流、沟通和切磋的基础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取得双赢的效果。
反观西方领导学的发展，他们的领导者(如执政党领袖、政府高层官员、大型企业总裁、社会团体领袖等)与大学里的领导学教授、智库和研究机构里的学者等，通过政党轮替，客观上提供了领导者与学者之间周期性的身份转换机制，促使一部分人士成为“两栖型或三栖型人才”，也有利于领导学理论与领导实践的良性互动。我们当然不可能搬用他们的经验和做法，但可以通过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或通过领导科学研究会办会思路和组织机制创新来推进这种双向互动。例如，发展有理论兴趣的领导者加入研究会、举办不同身份的同志参加领导学理论研讨、开展领导经验交流与领导实践咨询活动等。通过多种途径促进领导学理论与实践之间、实际领导者与领导学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第三，贯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多学科、全方位、多视角的分类研究和综合研究，完善中国领导学学科体系。
领导学研究目前已大体形成了多学科研究的路径。例如，有学者从政治学、法学角度进行研究，有学者从社会学、行为科学角度进行研究，有的则从管理学、思想政治工作角度进行研究，有的还从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思维科学等角度进行研究。这些学科视野大大拓展了领导学研究范围，为领导学提供了许多新的学识和信息，促进了领导学的丰富与完善。
但领导又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人类活动，从不同角度看领导，从不同学科立场看领导，得出的认识会有很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学研究的多学科视野还将进一步多样化。比如，将生态学引入领导学，让我们以生态学的视野观察领导现象，将领导要素及其构成看成是一个丰富的生态系统，进一步形成领导生态的概念与图景；将伦理学引入领导学，让我们更深入思考领导伦理问题，不仅分析传统伦理观念或伦理价值判断的转变对领导者素质和领导活动的影响，还要深入研究领导制度的伦理价值取向及其对领导活动的影响；将文化学引入领导学，让我们把领导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来研究，洞察领导文化与公众文化的关系，探寻领导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将教育学引入领导学，让我们集中注意思考领导教育培训问题，研究领导教育的创新，思考领导成长发展规律，评估指导教育培训对领导发展的影响等等。发挥多学科优势，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开拓领导学研究的理论视野，而且有助于深化对领导学学科基本范畴的认识，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完善中国领导学学科体系。
当然，伴随着中国领导学学科建设中分支研究、专题研究的日益深化，综合研究这一未来学科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样不容忽视。尤其从中国领导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角度看，“分”也是为了“合”。综合性，不仅是领导活动的本质特征，也是领导学的学科特点。因为，领导活动涉及的因素很多。它不仅涉及领导者与追随者，还涉及领导活动的客观环境；不仅涉及领导的各种职能，而且涉及领导方法和艺术的运用；不仅涉及领导的日常工作，还涉及领导的作风和素养；不仅涉及社会的政治领域，还涉及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社会领域。
因此，为了科学地构建中国领导学的理论体系，还需要我们善于将多学科研究、分层分类研究的资源和研究成果科学、合理、有效地整合起来，以便从整体上科学地反映领导活动的规律。为此，多学科、多领域研究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必须加强，在价值取向和学术机制的创新上，各种形式、层次上的学术交流、学术争鸣、学术合作以及学术成果的共享都应获得积极的提倡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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