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与中国的战略定位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规律论文,战略论文,政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是超越动态现象、对国际关系衍化过程中内在本质的宏观把握，任何一个试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国家，都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西方学者大多将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总结为“世界领导者”的传延和替代，反映出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作者认为，符合历史事实的应该是发展的规律和分合的规律，由此决定，国际结构经历了由分散型、聚合型向聚合－分散型的更替，国际关系原则随之表现为吞并主义、霸权主义和正在上升的道德主义，在将要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国际关系转型期中，中国必须遵循“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思路，根据国情国力和国家利益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和策略。
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及其在世界上重新崛起的现实可能性，使中国在世界政治框架中的长周期外交取向和战略定位成为未来国际政治结构的重大变数之一，现行结构的既得利益者西方集团正在达成“中国威胁论”的共识。在动力和压力下，中国的选择不仅关系到下一世纪的发展环境，更与未来的国际政治地位直接相关。而要选择客观可行的战略定位，首要的前提是对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作出清醒而准确的价值判断。本文试就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做一粗浅的辩析。
一、“世界领导者论”质疑
国际政治的运作及其相互关系模式的嬗变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其间蕴含于历史过程的世纪性规律也是国际政治发展中的客观存在。规律的自为性决定了它不受一国的战略选择或定位所影响，相反，一国的战略定位只有适应了国际政治规律的要求才是明智的，才能有助于其战略地位的提高。然而，出于坐标、参照系数、思维定势以及历史断面的不同选择，学者对于国际政治发展的世纪性规律的把握和概括并不一致，许多结论不一定科学。就我国学术界目前展开的讨论而言，多数学者是在认同或借鉴西方对国际政治世纪性规律的概括基础上建构中国的世纪之交战略定位的。尤其是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于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世界政治的长周期”理论更为众多学者视为认识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的理论依据，其中的“世界领导者”和“挑战者”概念被接受为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1〕。无可否认， “长周期”理论及其延伸出的“领导者－挑战者”结构模式作为一家之见，对于把握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在方法论和拓展视野上不无借鉴价值，但其立论及其现象归纳式方法是否科学和站得住脚，则是值得推敲的，不加鉴别地援用无助于对世纪性规律的准确把握，至于由此引伸出的中国未来战略定位选择更是十分危险的。
国际政治的“长周期”理论渊源于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周期理论，具体而言，是“长波”理论在政治学中的借鉴。该理论最早于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提出，按其观点， 近代产业革命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周期，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根据这一观点，提出了以其“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周期理论，在其长达1100余页的巨著《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中，他将三个“长周期”具体化为：⑴大约1783年到1842年，即所谓“产业革命时期”；⑵1842年到1897年，即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⑶1897年以后，即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2〕。在不同的周期里，都有某个国家由于适应了时代的特征而在经济上领先，第一个周期是英国，第二个周期是德国，第三个周期是美国。从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看，熊彼特的“长波”理论对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的影响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将可量化的经济学理论用于指导不可量化的、变数更多的国际政治的规律分析，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众多难题、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从方法论方面看，“长周期”理论至少存在着两方面可质疑之处：其一，它是一种现象学研究，是从一些历史现象中寻找内在的规律性。这在学理上是主次颠倒的，现象是由规律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历史上某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不一定符合规律性，在此意义上，“长周期”理论不过是一种变象的“历史循环论”；其二，它是一种简化的历史图式，将复杂的国际政治历史置于单一的分析模式下。“长周期”理论的这一缺陷早在熊彼特那里就已被意识到，他在1935年发表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中，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除50年左右一个周期的“长波”外，还包括平均大约9年到10 年的“尤格拉周期”（“中波”）和平均大约40个月的“基钦周期”（“短波”）〔3〕。在他看来， 三种周期的并存和结合才能完善地表述周期理论。显然，目前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还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步，这既决定其方法论的不足，也导致其对一国战略定位的指导性是有限的。
其次，从历史事实看，莫德尔斯基截取了500 年的历史断面阐释其“世界领导者”替代的规律性，认为占有压倒性的洲际“权势投射能力”并多少主持规定世界政治基本规范的国家先后是16 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这种对世纪性规律的归纳方法是缺乏历史事实前提的。用宏观的视野透视，所谓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应该是有国家间政治以来整个历史发展脉络的反映，短短的500年历史不过是国际政治历史的一个片断， 由此总结出的规律至少是片面的或阶段性的，在有国际政治以来的绝大多数历史中，是没有“世界领导者”的。进一步分析，即使作为阶段性的规律，“长周期”理论也是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首要前提，是世界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而按国际关系史学界公认的标准，近代世界政治的出现始于17世纪中期，以英国的“光荣革命”和“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欧洲各大国签署的《威期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4 〕。而“长周期”理论选择的“世界领导者”的起点却是1500年的葡萄牙，这就犯了三个常识性的错误：
1.16世纪的世界远远还不是一个整体，因而也就无世界领导者可言。
2.按莫氏的理论，成为世界领导者的主要标准在于“作出了技术或社会组织方式方面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创新，包括航海大发现、近代民族国家、宪政制度、工业革命、现代科技体系和教育体系等”〔5〕。这些标准显然是混乱的，至少就葡萄牙而言是没有达到这一标准的，16世纪的葡萄牙只不过是历史上众多封建制大国的一种，既无技术上的创新，也无社会组织方式上的建树。虽然它早在1249年赶走摩尔人后成了欧洲最早完成民族统一的国家，以“航海家”亨利亲王为代表的冒险家对地理大发现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无疑在当时还不能划入近代民族国家范畴（正如同样为单一民族的古代日本一样），至于地理大发现，首要的功劳则应属西班牙。
3.如果说莫氏选择的这些国家曾经承担了“世界领导者”的责任的话，那是指它们一度拥有超级的实力和国际权力，葡萄牙在16世纪初势力一度远及亚、非、拉沿海各地，荷兰、英国和美国亦先后取得过类似“战绩”，但仅以“战绩”作为“世界领导者”标准同样是不够的，以此类推，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更有资格成为“世界领导者”，与葡萄牙、荷兰差不多时候崛起的西班牙同样有资格列入“世界领导者”行列。
再次，从所谓“领导者－挑战者”替代模式看，可以提出质疑的要点包括：第一，“领导者”和“挑战者”的界限并不明确。如前所述，“领导者”自身的身份和地位是值得怀疑的，至少说它们能否“主持规定世界政治基本规范”方面是如此，而“挑战者”与“领导者”的力量对比关系也十分模糊。举例说，莫氏列举的重要挑战者中，前苏联是美国“领导者”地位的挑战者， 如果说这在战后初期如是的话， 那么在70年代的全球对峙态势中，苏联曾一度占据了优势地位，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如果不说成了“挑战者”的话，也不能认为它能“领导”苏联。第二，认为近500年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也是站不住脚的。 莫氏以“挑战者”列举的16世纪的西班牙于1580年彻底打败并兼并了“领导者”葡萄牙，而荷兰则于1588年联合英国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这一时期的荷兰更是典型的“挑战者”。第三，“领导者”地位的替代也不是“禅让”，而是实力对比变化基础上矛盾和斗争的结果。大多数时候“领导者”地位的维护或丧失都是通过战争途经实现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崛起都是一系列战争的结果，美国也是在谋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利益后得以成为西方世界头号强国的。只不过本世纪以来，战争作为大国扩张的手段越来越不得人心而已。第四，“挑战者”与“合作者”之间不过是同一种国家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一国替代另一国的“领导者”地位过程中，常常既是“合作者”又是“挑战者”，美国即是以“挑战者”姿态才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的，迟至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上，它仍是英国霸权的挑战者，二战期间及战后，在共同的威胁面前方达成合作。在此意义上，探讨“挑战者”还是“合作者”能够取代“领导者”是没有意义的，其间并无规律可言，唯一的规律是列宁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规律。
最后，从战后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取向看，“长周期”理论中的“世界领导者论”也没有反映出规律性本质，苏联虽已不复存在，但这并不能抹杀过去半个世纪中两极对抗这一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形式，换言之，无论是本世纪上半期（二战前英国仍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占有相对优势），还是下半期，美国都没有真正成为“世界领导者，它的领先优势大多数时候主要体现在经济实力方面。冷战结束后，导致了多极结构中一极优势的现象，但它仍显然没有足够的能力“领导世界”。一个没有“领导者”的多极国际政治结构正在日益出现，这一价值判断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二、对世纪性规律的几点认识
在探讨国际政治发展的世纪性规律时，有必要首先提出两个标准：一是纵向标准，即指从历史的大视角出发，可以有自国家出现以来的国际政治规律和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规律，这两种历史性规律的结合和相互作用、相互补充是对世纪性规律的完整表述；二是横向标准，指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和侧重点出发，世纪性规律可以有不同的概括和表述，既有结构性规律、又有功能性规律，既有原则性规律、又有机制性或操作性规律。当然，无论哪种标准下的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都由力量对比决定的利益和权力要求这一基础所决定（或者说，实力、利益和权力构成国际政治规律的基本决定要素）。“世界领导者论”不过是不同标准下的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之一种而已，而且这种现象性规律还不能说是科学的。进一步说，它在本质上是西方学者始终摆脱不了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外化主张，将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进程看成是西方大国决定的结果，由此引伸，似乎任何一个国家只有进入西方体系，与西方合作并遵循其规则安排才能有所发展，反之作为“挑战者”难逃失败的命运。这就使“世界领导者”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不是中国应该接受的。
用系统的和辩证的方法透视国际政治历史演进过程中世纪性周期规律，大略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富有启发性的认识：
第一，自人类社会出现国家及国家间政治以来，其基本态势始终处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螺旋式发展规律中。从总体历史观看，近代以前的国际政治是分散化的松散态势，不仅没有一个稳定有序的国际政治体系，作为国际政治基本构成的国家间关系也是偶然的和短暂的。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使西方世界用强力将世界整合为一个紧密的政治体系，国家间政治在统一的框架内，按统一的规范和机制运行。进入本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国际政治重新向分化方向发展，但这种分化并不是古代国际政治态势的重复，而是受力量对比规律决定的新态势取向，是“合”前提下的“分”，国际政治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耦合的结构整体，但组成这个结构整体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相互关系和政治规范主张则是差别悬殊的。有必要强调的是，战后开始的分化历程（一种制度向多种制度、一种文化向多种文化、一种规范向多种规范分化）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而这一过程中还会有许多曲折和回荡。具体而言，在分化的长周期视角下，当前美国（乃至西方集团）的相对优势不是绝对的，而只是前一个整合周期的惯性延续，多极化才真正符合长周期规律。当然，从分合规律推导，多极之分也不是国际政治历史的终极，最终会在分合交替的过程中走向马克思历史规律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阶段性历史观看，每一个大历史阶段中国际政治态势在纵横两个方面都是“分中有合”或者“合中有分”。在分散化的古代国际政治时期，在某些区域的某些时期也有过整合的事例，一部中国历史是这种态势的典型缩影，纪元前后罗马帝国在欧洲、北非和西亚的扩张，12世纪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的征服都在成为区域性“领导者”方面取得过不亚于近代西方列强取得的成就。至于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态势中分合关系更加复杂，近代西方列强在将世界纳入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从而使国际政治成为一个整体的同时，西方列强之间的政治组合却始终处于分裂与重组的不稳定状态。本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对抗和合作及其内部的团结和分裂、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的崛起及各国家间的复杂矛盾也都不断地印证着分合态势的复杂转换。
第二，受国际政治发展的分合规律制约，国际政治在结构、功能、原则和运作机制方面也呈现出相适应的世纪规律性。从结构性规律看，国际政治演化过程中除先后出现过分散型、聚合型、聚合—分散型（多极型）三种上述宏观结构的更替外，在国家间关系结构上，表现为纳入型、统治型、平等型的适应性更替。纳入型结构与分散型的古代国际政治相适应，指国家间的交往多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为特点，历史上的每一个大帝国都是由此形成的；统治型则与近代国际政治相适应，指西方列强基于力量优势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或附庸国，从而使自己成为“领导者”和统治者，只不过大多数时候它们并不消灭其他国家的疆土，而只是统治并剥削而已，美国在这方向的作法最为典型；平等型的关系结构是多极化的产物，只不过由于多极化尚不成熟，平等还只能在部分的范围内实现。从原则性规律看，国际政治行为的基本原则经历了从吞并主义、霸权主义向道德主义发展的历程。古代国际政治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吞并原则，大国扩张的直接目的是掠夺和征服。近代以来，“霸权”思想在西方列强那里被发挥得淋淳尽致，控制和剥削弱小国家不仅被认为是自然和客观的现实，而且还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秩序得以稳定的基本原则；道德主义原则则是战后国际政治发展的产物，它要求国际关系建立在公平、合理、平等、民主等合乎道德的原则基础上。不言而喻，当前的国际政治处于霸权主义向道德主义原则过渡的时期。某种意义上，“领导者”概念即是霸权和道德的混合产物，其实质是霸权性质的，理由却是道德的。从长远看，道德原则将最终占据上风。从运作机制规律看，影响国际政治发展态势和行为原则的内在机制也有一个适应性的更替过程，最终表现为暴力机制，战争和暴力冲突是调整国家间政治中最常见和最直接的手段。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中，除战争以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手段逐渐被引入，影响国际政治的内在机制日益复杂，特别是战后道德主义的兴起和核武器对人类生存威胁的出现，导致用暴力来改变国际政治结构的方式越来越不得人心，和平与合作机制正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第三，客观上必须承认，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中确实存在着一个“中心”，只不这这个中心并不指某一个国家，而是一组以资本主义制度组织起来的西方国家群，它们凭借技术优势最初用暴力、继而以经济（一定程度上也用文化）优势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纳入了自己的运行轨道，迄今为止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就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而言，探讨西方国家群内部哪一国成为“领导者”（由于群体优势，该“领导者”因而被误认为“世界领导者”）并无实在意义。鉴于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同一性，无论哪一国领先，其国际政治观在本性上都是相同的。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对国际政治的认识都基于共同的“罗马式和平”〔6〕观， 认为只有建立以自己为领导的“世界帝国”，国际社会才会有和平和公理。但是，战后以来国际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正日益削弱着资本主义制度中心，西方国家群不再是国际政治规范的唯一制定者。加之随着经济因素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决定力，西方作为一个群体也在日益分裂，这就使多极化、道德主义和合作机制的建立更加具有可能性，制度中心和“世界领导者”都将逐渐不复存在。
第四，在力量不平衡这一绝对规律的决定下，实力相对优先的大国始终是存在的，在国际事务和国际政治规范的确立中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对小国客观上也拥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力。然而从长远看，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追求大国利益或通过压制和威胁显示权力将越来越不得人心，甚至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互惠互利将是大国与小国关系中的原则取向。
由上述分析可见，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在本质上是一种发展的规律而非循环的规律，人们可以从国际政治历史中发现众多的重复现象并从中得到启示，但决不应简单地将重复现象视为具有内在必然性的规律，在重复现象的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因果链。这是正确把握国际政治世纪性规律的关键所在。
三、关于中国战略定位的思考
战略定位是一个国家确定自己在国际框架中的适当位置的跨世纪选择，基础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及其发展后劲，同时也受国际政治的结构和态势的环境制约。严格说来，这是一项预测性的工作，其中众多变量要素的复杂性和非稳定性使一种准确的战略定位选择十分困难。就中国而言，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国家，这项工作更加富有挑战性。中国战略定位的准确与否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现实外交政策的成败，而且将对21世纪的国际政治发展态势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思考中国下一个世纪的战略定位时，几个限制性的前提是值得注意的：
前提之一：当前的国际政治无论是态势、结构，还是关系原则与调控机制都处于历史性的过渡阶段。以强权原则、西方控制下的等级制、利已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社会日益向平等原则、多极结构、互利主义、合作精神方向发展。但这一过渡进期何时完成尚难以准确估计，其间的曲折性乃至暂时性倒退更难预料，这就使中国选择自己的长期战略定位时不仅着眼于未来的多极世界，更应有适应过渡性特征的中期战略和短期战略。过度重视长期战略而缺少必要的灵活性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前提之二：国际政治的发展演化是一个自为的过程，不由一个国家所控制和决定，相反，一国只有适应了国际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战略定位才是切实可行的，才能有助于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确定适当的位置。在此意义上，一国的战略定位选择对于本国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只有辅助性的价值，在于客观认识自己的实力和怎样顺应国际政治的现象，实力和国际政治环境才是决定性的。值得一提的是，被视为战略定位最成功事例之一的英国的均势战略，自16世纪中叶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是成功的，迟至18世纪拥有了优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实力并把握住了大陆列强争夺霸权斗争的复杂矛盾后，它才真正成了欧洲大陆力量对比的“平衡之手”。战略定位对于一国国际地位价值的有限性，是我们在建构战略定位选择时必须牢记的。
前提之三：西方集团内部虽然四分五裂、矛盾重重，但当西方体制之外的国家崛起并有可能对其制度中心地位构成挑战时，它们的反映是一致的，必然会联合起来设置障碍。对中国而言，“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即是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下的必然产物。鉴于在客观上西方集团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相对优势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如何尽力将西方的阻碍降低到最低限度以争取更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就成了中国战略定位重要的制约性前提。同时，一个大国的崛起在客观上会给周边国家产生心理压力，如何有效地消除周边国家的猜疑也使中国的战略定位不能十分自由。
受上述前提的限制，中国在下一个世纪的战略定位应该着眼于为增强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口号应该是较为低调的，对影响国际政治的能力的期望值不宜太高，亦不宜提出具体的赶超目标。对于“世界中心转移论”和“世界领导者”更替的“长周期”理论更应该持审慎的冷处理态度，否则容易因受误导而头脑发热，为“中国威胁论”授与口实。较为现实的战略定位似可选择为多极国际政治结构中一个倡导和平、合作、发展的大国，以建设性的姿态加入开放的国际政治进程。具体而言，中国的世纪性战略定位有必要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选择的基本指导思路。“韬光养晦”原则的要旨是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将战略重点放在国内发展问题上，对国际事务不急于求成地发挥影响力，更不试图追求难以实现的战略目标，防止西方和周边国家因将中国视为对手和威胁而对国内建设带来消极影响。但是，“韬光养晦”并不是推行孤立主义，与之相互补充的是“有所作为”，这种作为的内涵应包括：扩大开放范围，加快融入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的步伐；在国际社会中捍卫中国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决不容许国外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致力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为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做出贡献。
第二，在对中国的远期发展前景和实力地位进行客观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国情和国家利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和策略观念。所谓中国特色，是指在下一个世纪中国不仅将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同时它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持续时间最为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特色都决定中国在选择自己的战略定位时决不能照搬西方大国的成长或替换模式。中国不变的观念是“以德服人”，而前述国际政治世纪性规律展示的又是一个以合作为规范机制、以道德主义为行为原则的多极结构前景，中国的选择必然是以增进合作和国际道义原则为己任的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从这一原则出发，中国战略地位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与两大类型国家的关系：一是与占据国际政治主导地位的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出于种种现实考虑，中国既不能盲目地向西方优势地位发起挑战，又不能将自己置于西方体系控制之下，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民族自尊心都不会允许自己这样做。唯一的选择是有距离地保持与西方的合作，这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但西方国家的内部分化及其利益至上原则使之并非不可能，甚至与美国亦然。7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证明中国不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必须说明的是，西方体系与国际体系并不是有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同一概念，前者不过在后者中占据着优势地位而已）仍然是可能合作的，只不过始终伴随着摩擦和戒心而已。二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曾经被公认为第三世界的精神领袖，至今仍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推崇和尊敬，这是未来中国的一笔宝贵的战略资源，中国要在下一世纪为推进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争取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要找准中国的世纪性战略定位，必须注意如下几种要素的结合及其间的辩证关系：⑴长、中、短期战略的层次结构和相互间的适应性，这在前面已有分析；⑵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结合，战略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如中国决不拿主权做交易，策略手段则可以是灵活多变的，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可以作出某种让步以争取在其他方面得到更大的利益；⑶主次结合，坚定不移地追求主要战略目标，对外关系中抓住主要关系等等，但同时又不忽视次要目标和次要关系，特定条件下主次关系是可以换位的，如经济利益曾长期不受重视，当前则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考虑；⑷利他性和自利性的结合，中国一度在对外战略中过多强调利他性，近年来才将自利性摆到首位，但适度的利他性仍是必要的，往往能收到利人利己之效。
第四，中国的世纪性战略定位还必须具有预见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特质。所谓预见性，是指中国的世纪性战略必须能适应国际政治的长期变化及可能的趋势，对其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采取事先防备措施，将其中的不利因素遏制和消除在萌芽状态；所谓灵活性，是指对于国际政治发展中随时可能出现偶然性或突发性局势，我们不能按原有的既定战略僵硬地加以对待和处理，而必须采取应变性的灵活措施，使之既不致冲击长期战略，又不使中国因被动而招致损失；所谓可操作性，是指中国的世纪性战略定位不仅仅是一种未来的奋斗目标或预期值，而且是在具有预先性的灵活思路指导下，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战略步骤和调控手段，使之真正适应中国的长期发展。
注释：
〔1〕〔5〕对莫德尔斯基理论的概要归纳可参见时殷弘的《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 期。
〔2〕〔3〕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284-304页。
〔4〕我国的权威教科书，王绳祖主编的《国际关系史》， 及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延顿的《文明的冲突》等著作均普遍持这种划分标准。
〔6 〕“罗马式和平”的概念及其对英美的影响参见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的《世界文明史》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3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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