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6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196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呈现出正确与失误、成就与问题并存的复杂状况，走了一条由正确到失误，由失误到调整，然后又由调整复归失误的曲折的路。客观地评述这十年间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过程，科学地分析和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55年11月2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人小组，着手筹备。此后，十人小组和各部门、各地区的党委协同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翌年1 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此后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文件与讲话，都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阐述了一系列正确的认识和相关政策。
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年2月2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也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并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不把它们当作自己人，不用同志式的态度同他们共同工作”的错误倾向。
然而，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1956年以后，党内认识并不一致。毛泽东往往从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过去所受的教育以及某些思想表现出发，将其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1956年8月30 日召开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党内大约100 万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时，认为将他们“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八大的政治报告在肯定“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的同时，却又把新培养的劳动人民出身以外的知识分子，统称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必然会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只是将知识分子当作争取与团结的对象，当作统战的对象，而不是将之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显然，产生这种认识的重要原因是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进步估计不足。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大约10%，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约为80%，属于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世界观还未彻底转变的人。毛泽东认为，世界观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必然会影响实际工作的正确方向，从而无法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正是由此出发，毛泽东才依然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继续强调其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而与此同时，却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不同阶层的民众觉悟程度的不同，忽视了世界观的复杂性，忽视了只要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就基本上不影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事实。从而在实际上导致了将要求于一个共产党员或社会先进分子的标准普遍化了，显然是不全面的。
同时，党和政府还提出了改进知识分子待遇的一系列政策，具体包括：改变对于他们用非所学、用非所长、调动过繁、工作很少甚至没有工作的状况，使其发挥所长；保证专业研究时间，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直接用于业务；提供资料、图书、实验设备、工作助手和其他必要的条件；确定学位、学衔和荣誉称号制度、升级制度、奖励制度；适当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并解决其在居住条件和其他日常生活方面的困难，等等。总之，1956～1957年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同时又存在着某些“左”的看法，表现出两重性的特点。
二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随着党在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判断上的失误，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左”的逆转。
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将其明确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中。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讲，反右派斗争后，“对知识分子戴上了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这说明，“反右派”斗争后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一方面是从世界观出发的，另一方面还包含着对其政治立场的担心，即认为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甚至一度将之视为号召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危险力量。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由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由于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而且“反右派”斗争又证明了其政治立场的动摇，于是继续对其改造便成了一项最重要的政策。根据“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的新形势，围绕思想改造这一主题，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或政策性要求。
第一，在改造和成长的目标上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1957年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干部应该加强业务学习、 知识分子应当加强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角度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此后，他又在许多场合，对“红”与“专”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从这些论述和其他有关文献中可以看到，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又红又专”的要求侧重于“红”。强调“红”是首要的、第一位的，要“以红带专”，以政治带业务，这与当时突出宣传“政治挂帅”是一脉相承的。“红”的要求包括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两个方面，而世界观的改造则是“红”的主要要求。当然，从知识分子应该在政治、思想、业务诸方面不断进步以跟上时代步伐的一般意义上讲，“又红又专”的要求并没有错，问题是在对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况下，这个口号便难以避免“左”的倾向。而正是这种“左”的倾向，导致了很多人在实际上将红与专看成是互相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在背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沉重包袱下，更是不敢言专，不敢全力以赴搞业务。这种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
第二，在改造的方式或途径上，除了重申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贯政策外，还特别突出地强调以下两点：一是开展学术批判的意义，认为“学术批判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比以前各次思想批判更深刻的自我革命”；认为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学术观点、治学作风上都印下了资产阶级的烙印”，因而必须“以自己旧有的学术思想为靶子，进行严肃的斗争”，以有效地改造思想。（《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载《人民日报》，1958—08—30。）但问题是，在严重混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的大批判浪潮中，在把文化界的许多正常争鸣或争论上升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前提下，这种批判只能给知识分子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和“左”的思想影响，而不可能达到真正改造世界观的目的。
二是突出强调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实践、参加体力劳动、向工农群众学习、实现自身工农化的意义。指出不但要在学校中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而且在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所有知识分子中都要实行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只有参加体力劳动、参加生产实践，才能切身感受到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才能真正从思想到感情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实现自身的工农化。从知识分子应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应该参加社会实践的一般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含有合理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口号又是简单化的，浸透着“左”的指导思想，蕴含着对知识分子状况的错误估计和对专业文化知识的贬低，蕴含着对劳动的狭隘理解和对体力劳动意义的片面夸大，蕴含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力图限制并逐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空想因素。
最后，“大跃进”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另一重要内容是特别强调对劳动人民出身的新知识分子的培养。但是，在新知识分子队伍的培养上也存在着“左”的思想，这就是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尤其是阶级斗争教育的重要性；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意义，强调丰富生产知识、增强劳动技能的重要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基础知识和书本知识的学习。总之，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期间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左”的指导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到来，随着各个领域调整工作的相继展开，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亦拉开了帷幕。这种调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脱帽加冕”，即脱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帽子，冠以劳动人民之冕。1961年6月19日，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便含蓄地肯定了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分析。他说：“有一个时期好象觉得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周恩来选集》，1版，下卷，335页，人民出版社，1984。）1962年3月2日， 在有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参加的广州会议上，他再次明确肯定：“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同上书，第361、358页）陈毅在广州会议上，更明确提出了“脱帽加冕”的问题。同年3月28日， 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面向全国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第二，关于“又红又专”的界定。针对“大跃进”期间在该问题上出现的偏差，周恩来、聂荣臻、陈毅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胆的纠偏，从而使这一政策性要求得以进一步明确化。
首先是关于“红”的界定。聂荣臻指出：“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的人们的政治立场。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做到这两条，“就应该认为已经达到红的初步要求了”。（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载《北京工作》， 1961 （409）。）其次，关于“红”与“专”的关系。强调既要重视红， 也要重视专，要使二者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红必须落实在专上，专是红的具体体现。聂荣臻指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同上。）陈毅则指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空头的政治，政治都是通过业务来实现的。（《关于红与专及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问题》，载《中国青年》，1961（17）。）对红与专辩证关系的这种具体论述，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理论意义。再次，为“专”正名，大声疾呼保护和鼓励科学文化工作者“专”的积极性。聂荣臻指出：“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陈毅说：“我们国家正需要大批专家的时候，他们能够埋头业务，对社会主义建设，对祖国，对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正是值得欢迎的。不仅不应该反对，而且应该为他们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埋头业务。”（同上。）
第三，在重申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总政策的前提下，比较强调团结和使用，强调要落实政策。1961年7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 要求各单位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加以清理，凡批判错了的或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纠正，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先后有数十万知识分子摘掉了“右派分子”、“右倾分子”、“白专”等帽子。另外，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专门作出决定，对某些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教授给予生活上的照顾，从而减轻了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保证了他们能够坚持工作。
上述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左”的指导思想。党内认识的不统一和纠“左”的不彻底性，无疑埋下了政策再度反复的伏笔。
四
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64年以后，随着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状况的日趋严重的估计，知识分子政策重又回到“左”的轨道上来。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将知识分子重新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1964年8月25日、9月4日、10月16日， 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几次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文化界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国的文化界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1966年3月17日， 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认为，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批判自然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改造的力度要加强，改造的方法要改进，要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该问题，要有危机感、紧迫性；要在文化领域内切实展开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规模批判，以达到“兴无灭资”的目的；同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的知识分子，要尽快地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长时间地下放农村、工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加体力劳动，通过阶级斗争实践和劳动改造，向工农群众看齐。显然，这既是向“大跃进”期间知识分子政策的回复，同时又有“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50年代毛泽东讲知识分子的改造还主要是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到“文革”前，这种改造已经包括了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文件明确将他们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在某种程度、某些做法上，是将其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的。当然，与旧知识分子相比，对待他们的政策出发点还是不同的，那就是从培养未来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从防止和平演变，防止第三代、第四代变修的角度，强调对他们的改造。其方式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明确“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和看待问题；二是通过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尤其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同他们打成一片，从立场到思想到形象均劳动人民化，以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达到合格的革命接班人的要求。
五
纵观“文革”前十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关于阶级划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根据这一原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当然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时曾明确指出，除了少数作为剥削阶级成员参与国家统治外，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受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还说，教师、演员、艺术家等对于雇佣他们的学校老板或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而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之所以将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显然不是从经济地位上考虑的，而是另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世界观标准。这里显然将世界观与阶级属性的关系颠倒了，因为世界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们处于一定的经济地位并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渐形成了一定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世界观决定人们的经济地位和阶级成分。从世界观和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只能导致阶级划分问题上的混乱，导致错误的政治实践。
二是关于如何判定世界观的属性问题。世界观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但是，具体到社会中每一个人来讲，判断其世界观的属性则主要应看其社会实践。邓小平认为，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应该说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 这一思想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1956年初作出的关于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的判定和60年代初关于“红”的标准的界定是一脉相承的。而毛泽东判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则主要依据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这种离开社会实践来判定世界观属性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我们认为，世界观的形成固然与家庭出身、所受教育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那么绝对和直接。历史上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过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教育，而后来成为唯物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人，可以说举不胜举。所以，关键还是要看社会实践。另外，对于世界观的阶级性问题，也不能作绝对化和简单化的理解。否则，便很容易导致人为地加以拔高、上线的错误倾向的发生。
总之，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间，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既有正确的认识和成功的一面，又有严重失误的一面。正确地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教训，无疑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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