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转换：对发展中国家追赶问题的重新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劣势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转换问题
摘要：“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其追赶目标的重要基础，但并非是发展中国家就必然具备这种优势。本文讨论了这种优势、劣势的转换问题，并对中、日、韩三国在追赶过程中的历史得失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关键词：后发优势 追赶战略 技术—经济多轨道关联机制 技术多重差距
作为日本产业扶持理论基本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国际分工和比较生产费用理论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动态比较费用学说。[（1）]“后发优势说”指出，后起国家由于可以直接吸收和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其技术成本要比最初开发的国家低得多；同时在同样的资金、资源、技术成本的条件下，还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只要在国家的保护和扶持下达到规模经济阶段，就可能发展起新的优势产业，与先进国家在其传统的资本或技术密集的分工领域内实行赶超。
Gershenkron也通过对后起国家经济发展的考察，提出“相对后进性”假说，即在初期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NP来测定）越低，其后来的经济增长率就越高。[（2）]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意味着该国的技术水平比其他先进国家落后，因此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的可能性就大。
从另一角度来看，在变化的经济技术环境中，对于在以往被更新进的技术系统中积累了大量优势的国家或者企业来说，为了抛弃“过时的”经验和外部条件，获取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所需的新的知识、能力、经验和外部条件，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成本。（[（3）]，p.588）这也就是在技术经济范式转变时期某些后发国家能成功地实现其技术经济赶超的重要原因。
然而实际上，尽管有的国家具有相对后进性，但却未出现符合Gershenkron相对后进的假说的迹向。实际上，与Geshenkron的想法相反，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必要量与后进国承受能力之间的差距过于巨大，后进国很难利用这种有利条件。迄今为止，成功地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并取得实际成绩的也只有亚洲的极少数国家和地区。（[（4）]，p.17）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努力推行其工业化过程中继续面临巨大的困难。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总份额一直下降，另一方面为了给他们的产品找到出路，欠发达国家甚至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发达国家。正如Stewart所指出的那样，比起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后进国家，二十世纪的后进国家与先发国家的技术差距更大，且后发国家比以往更难以缩短其差距。（[（5）]，pp.66—73）有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结构性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可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其工业化进程中面临后发优势逐步丧失的困境。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后发优势并非是自发性的，它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机制作为其实现的基础。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都试图以某种方式来打破这种不利局面。但大多数努力都集中在解决投资和基础配置上，而较少地对国家层次的技术积累和能力积累予以关注。（[（3）]，p.567）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后发优势的实现过程。因此，研究如何实施有效的技术经济追赶过程所涉及的条件和机理，对于发展中国家制订有效的工业化和技术、经济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我国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70年代末到80年代都施行过技术经济赶超战略。尽管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据我国第二次工业普查统计显示，国有大中型企业核心技术装备大都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水平，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的仅占12.7%，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仅占19%。[（6）]而缓慢的产业技术进化速度造成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高投入、低效益、产品技术含量低、技术创新最终采用效果差、产品结构单一。把我国产业技术进化缓慢这一状况简单地归因于某些政策的失误或局限是很表面的，有必要在深层次上揭示我国技术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延缓我国产业技术进化的原因。
二、技术—经济追赶与“后发优势”问题
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先进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具有愈来愈明显的扩散趋势。早在50年代，基辛等人就发现，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与科学技术有密切的联系。格鲁伯等人认为，国际上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是以技术上的差距为基础的。弗农正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其著名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种以先进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模式，使得当代发达国家的高增长率一直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来保持的：一方面，许多新的技术创新的大规模应用是以科学知识积累的迅速扩展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增长着的剩余财富又使这种知识积累的进一步增加成为可能。（[（5）]，p.177）
而对作为后发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情形却大不相同。其比较优势并非基于在工业技术创新上的优势，并且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技术条件上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在选择合理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和追赶战略上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落后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其内生的科学技术的作用极不显著，……，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性问题不能视为与发达工业化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情况等同的原因”。[（7）]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的发展轨迹并非是同一发展轨道上的前后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发展有其独特性。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发性的过程。罗斯托在将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以及欧洲、美国、日本的经济发展经验加以程式化的基础上，认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均会经历如下五个阶段：（1）传统社会，（2）起飞准备阶段，（3）经济起飞，（4）持续增长阶段，（5）大众高度消费。只有那些具备了一定起飞条件的国家，才能从具备条件的那一时间开始其经济起飞历程。（[（4）]，p.4）而对于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往往是在尚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开始其技术经济追赶过程的。
必须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不但有经济发展问题，也有技术发展问题。这两个方面问题是密切联系的。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市场的非均衡，非经济因素会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施加更大的影响。正如E.费尔普斯—布朗所指出的，“不幸的是，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现实，却使得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对于分析和制定政策来说都起不了多大作用”。[（8）]
而且，工业先进国的技术进步给后进国家带来双重冲击。具体说来，（i）消除双方的技术差距困难很大；（ii）消除差距后可取得高生产率，因而能够从中获益。但对于后发展国中的“低收入国”来说，由于（i）的困难很大，而使（ii）的好处被抵消。因而，总的算来，世界性技术进步有成为后起国经济发展阻碍因素的趋势。（[（4）]，p.51）一些学者对（i）中所述的“困难”进行了阐述。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发达国家能够为自我保持的技术和经济进步提供持续的手段，而这种进步却超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财政和技术的能力，这就是穷国与富国之间鸿沟似乎逐年扩长的一个真正潜在的经济学原因”。（[（5）]，p.166）
国家的竞争能力与发展速度之所以存在很大差异有其个自的特殊原因，但也有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原因。许多学者都把国家竞争能力和发展速度上的差距归结为科技的竞争。这一认识早就为各个国家所认同。为了发展经济，为其工业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发展中国家必须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上。然而，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订者都意识到技术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们在赶超战略的制订和实施上却往往孤立地考虑技术追赶和经济追赶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追赶战略有效性的发挥。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存在着所谓科技“边际化”（marginalization）问题，（[（7）]，p.280）即由于研究活动脱离生产、缺乏足够的将研究成果转化到工业应用领域的工程化能力所造成的R＆D效率低下。
这种将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分离考虑的观点，源于人们对创新的传统认识。作为经济系统发展内在动力的创新，其重要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为人们所公认。但传统的创新及其管理的研究都集中在特定的创新上。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创新现象认识的深化，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系统技术创新扩散中技术机会的特征和意义，观察角度也开始从单个创新变化到系统创新。其基本出发点是：不应该孤立地考虑技术及技术创新行为，而必须在一个动态发展的基础上理解创新的经济现象。[（9）]
正是由于技术系统的发展与经济系统的发展存在密切的关联性，Freeman在解释创新的群集现象时提出了“新技术系统”理论。[（10）]他认为，新技术系统在任何经济持续增长阶段都表现出能在各种不同的新产品和新工艺中推广和应用的极大能力，这些技术把不同的产业和厂商的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Freeman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又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概念。[（11）]他指出，“技术—经济范式”的变更，伴随着基本创新的群集和新的技术系统的产生。它不但导致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产生，而且影响着经济系统的各个部门。
所以，我们在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追赶问题时，必须把技术追赶问题与经济追赶问题整合起来加以考虑。可以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追赶或是技术追赶问题，它们面临着追赶过程中经济系统和技术系统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动态关联发展问题，即技术—经济追赶（Tcchno-economical Catching-up）问题。
三、发展中国家技术—经济追赶中“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转换的理论解释
本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其技术—经济追赶进程中普遍面临“后发优势”丧失的困境，并且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性也越来越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十分的艰难。这种“后发优势”的丧失及向“后发劣势”的转换，是由发展中国家独特的经济技术结构及其发展特性造成的。
首先，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经济追赶进程中，存在技术—经济的多轨道关联发展机制。
技术范式对技术变革的方向具有很强的预见性。技术轨道是沿着由范式定义的经济权衡和技术折中的技术进步活动。对技术进步模式的考察结果认为，在许多产业部门，存在着各种水平的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可以将技术轨道想象成是受定义在多维空间的技术和经济变量影响的圆柱型轨道，它给由技术范式本身决定的可能的技术发展方向设置了边界。[（12）]
费德伯格指出，各国的经济增长行为存在如下特性，即发展的途径依赖性和“锁定”（Lock-in）发展的可能性。它意味着，某些工业化配置较早地得到了“精选”，并通讨占有可获得的经济凝聚对其他经济配置实行了某种“竞争性排斥”。（[（3）]，p.567）正是这种经济系统的动态发展逻辑，导致了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在竞争地位上的不对等性。
Kemp和Soete认为，经济增长与技术发展相类似，主要是短期的经济利益驱动的，其典型特征是表现为非线性的进化过程，及具有“锁定发展”可能性的途径依赖性（Pathdependent）特征。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率并非是自发的，而是一个与经济激励系统结构、累积性知识、社会制度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关的外生过程。[（13）]
在一个给定的时期内，世界范围内会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比较优势模式。主导类型的比较优势是以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拥有这种比较优势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导地位，对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存在强烈的示范效应，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轨道。“迟发展效果”是Gershenkron在研究德国和俄国的社会发展时提出的一个分析框架，他用此概念来解释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特殊条件和现代化的特殊性。（[（2）]，pp.68—94）他认为，与先发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起步较晚，其所面临的制约条件与先发国家相比是很不相同的，这就形成了他们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其中，来自先发国家的“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作为一种从外部施加的影响，“示范效应”会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总的说来，后发国家的技术—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非完全自发性“锁定发展”的趋势，我们可称之为“技术—经济发展的多轨道关联机制”。具体而言，这种机制包括三个层次：（1）后发国家自身的内生技术发展轨道，它包括后发国家内生技术资源发展亚轨道和后发国家自身技术能力发展亚轨道。内生技术资源包括以人和物的形式存在的技术存量，从广义角度来说，它是技术能力的静态表现，也是技术能力动态实现的基础。技术能力则包括技术吸纳能力和学习能力在内，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发国家技术—经济追赶的有效性。内生技术资源和技术能力的发展均表现出途径依赖性和积累性；（2）后发国家自身的内生经济发展轨道，它是由后发国家经济系统的内在结构特性和规律造成的；（3）先发国家的技术—经济发展轨道通过“示范效应”对后发国家的内生经济发展和内生技术发展产生的外部制约。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不仅由于其经济系统与技术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两者的联动发展，而且先发国家技术—经济发展轨道也将通过“示范效应”使后发国家的技术—经济发展呈现非完全自发性的“锁定”发展。
其次，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与先发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多重差距”问题。
为解释后发国家在技术转移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差距问题，韩国学者金泳镐提出了“技术二重差距”概念。[（14）]他认为，在开放体系下的技术转移动态过程存在技术二重性差距结构。即一方面当先进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时只转移相对过时的技术，这种技术的低转换问题产生了从技术供给方发生技术转移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吸收能力的相对不足，产生了从技术接受方发生的技术差距。因此，尽管后发国家在技术模仿的速度上具有相对优势，但由于现实的技术从属结构的存在，使得后发国家陷入一种困境，并且这种技术先发性与后发性发展关系将持续下去。
事实上，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仅仅表现在金氏所指出的二重技术差距，这种技术差距常常表现出多重性：
（1）先进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时，出于经济、技术或政治上的考虑，只转移相对过时的技术，这种技术的低转换问题产生的从技术供给方发生技术转移差距。例如我国电子工业在集成电路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上的发展就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技术禁运和技术控制问题。
（2）作为先发国家的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由于技术的发展导致其技术—经济发展轨道发生跃迁，与仍处于原有技术—经济发展轨道的后发国家之间产生结构性差距。传统意义上的后发优势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前提的，即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处于同一技术—经济发展轨道上。而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由于电子、信息、生物等高技术的发展，已逐步完成了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不论是其经济增长方式还是技术发展方式，均已转变为以高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新范式，也就是说，处于一个新的技术—经济发展轨道，这种与后发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距，极大地削弱了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因此，较早地进入新技术系统和技术—经济发展轨道是追赶过程实现的决定性因素。日本、韩国在60年代适时地完成其起飞准备阶段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是其追赶战略顺利实现的关键原因。
（3）发展环境上的差距；就技术—经济追赶而言，政治经济环境和技术环境是两个最主要的方面。首先，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常常发生波动，对经济、技术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常使技术—经济追赶过程缺乏长期稳定性和持续性。其次，由于电子、信息、生物等高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国际竞争加剧并产生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及技术能力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途径依赖性的累积过程，这种迅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积累和能力积累受到破坏。
（4）体制性差距；对于后发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实施有效的技术经济追赶必须具备一定基础条件（techno-economical infrastructure）。这也是研究发展中国家技术经济追赶进程中的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转换机理的基本问题。正如Hyung Sup Choi强调的，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发展方面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包括所有基础设施在内的研究与发展体系，并积极支持它的发展。[（15）]
（5）技术资源差距，尤其是在技术人才和技术知识存量上的差距，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效果低下的重要原因。并且，由于技术资源的累积性特点，技术资源存在绝对不足和相对不足的局面，已构成发展中国家技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6）技术吸纳能力差距；真正的技术追赶过程只能通过获得参与技术生成和技术改进的能力，而不是简单地“使用”它们才能实现。（[（3）]，p.568）这意味着必须作为新产品新工艺的早期模仿者或创新者参与技术发展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建立发展自主技术能力具有如下意义：更有效地使用引进技术；在引进技术上加以改进并创造出具有适用技术特征的新技术；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16）]日本学者南亮进在阐述日本工业化的成功经验时指出，日本当时较强的“社会能力”是工业化得以顺利的重要原因。[（17）]他认为，社会能力的构成包括，人才资源、经营组织的现代化、发达的信息网络和机械制造业（装备产业）等等。日本的社会能力不是固有的，而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增强的。
（7）学习能力上的差距：自主技术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有赖于学习过程的有效性。Amsden在研究韩国的工业化进程时指出，“如果说在英国发生的第一次工业化革命是建立在发明的基础上，而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化则归功于创新的话，那么当今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将建立在学习（learning）的基础上”。[（18）]Dosi也认为，作为技术能力核心的学习能力的积累和提高，在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这充分说明了学习能力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和技术—经济赶超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其技术—经济追赶中存在“技术—经济多轨道关联发展机制”和“技术多重差距”问题，导致了“后发优势”向“后发劣势”的转换（见图1）。
四、中、日、韩技术—经济追赶过程的历史回顾与分析
日本、韩国的技术—经济追赶是后发国家利用“后发优势”的成功典范。它们的成功是建立在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基础上的。这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成功得益于当时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这也是新加坡、香港等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都是从本世纪60年代进入经济起飞时期的重要原因。60年代，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等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这种技术—经济范式式的转变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追赶窗口”。
对经济发展和技术发展进行整合性的战略考虑也是日本六、七十年代经济技术飞速发展的重要动因。日本的技术引进政策从一开始就被纳入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框架当中。战后到1956年这段时间，日本的技术引进的特点是恢复战前的技术合作和重点项目的技术引进。自1956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发展阶段，此时技术引进的重点转向大型技术的引进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培养和发展，如石油化工、电子工业和钢铁工业，以配合“倾斜式”产业政策的实施。而且，直至1972年日本技术引进政策全面自由化为止，这个时期的技术引进政策都奉行如下原则：（1）引进技术不得阻碍本国技术和技术能力的内生发展；（2）引进技术不得造成对产业体制和产业秩序的危害。在1954—1964年间，日本引进技术平均每项耗资4200万日元，而为消化吸收每项引进技术所花费的研究开发费用则高达5800万日元。在此期间投放市场的典型产品中，有75%是靠消化吸收引进技术而生产的。[（20）]
日本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其科技发展战略开始从技术引进发展到模仿创新。[（21）]日本的自主技术能力和学习能力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科技投入方面，1965年日本R＆D经费占GNP的比重就已达到1.27%；研究人员的数量在1955年就达到了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同资金积累速度相比，日本的人力资源积累速度要更高一些。[（22）]
韩国的技术—经济追赶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历程相似。60年代初，韩国确立了“技术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发达国家在60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了大量的资本输出，为韩国的进出口替代工业和加工出口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金条件。韩国在1962年—1971年的第一、二个经济五年计划内，逐步走上工业化轨道，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逐步形成。
韩国政府认为，对于韩国当时这样一段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发展起来的落后经济来说，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都很不完善，要想尽快实现经济起飞，必须为技术—经济发展建立强有力的制度性支撑体系。[（23）]这种制度体制把经济发展与技术发展有机地加以整合和协调。为此，韩国从1962年开始编制并实施系统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以指导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为保证政策体制的有效性和长期稳定性，韩国政府在6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为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提供法律框架，如《外资引进法》（1965年）、《科学技术促进法》（1967年）、《机械、电子、造船工业振兴法》（1968年）等等。
为了培养和发展本国的自主技术能力和学习能力，韩国首先不断加大其科技投入。一方面政府加强对R＆D的投资，另一方面也采取措施鼓励民间企业增加对技术开发的投入。韩国的R＆D经费占GNP的比重由1963年的0.32%上升到1970年的0.48%，[（24）]为韩国此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大力发展教育，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提供所需的科技人才，并为经济起飞提供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韩国政府的文教预算占政府预算的比例由1953年的2.6%上升到1960年的15.6%和1970年的21.4%。[（25）]
回顾一下我国的技术—经济追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追赶战略，导致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差和失误，使得我国与初始发展基础相近的日本、韩国相比，在追赶战略实施上产生了迥异的效果。
50年代，我国在科技发展上提出“学习苏联先进技术”，技术发展方面采取仿制—自行设计模式，在科技研究方面强调基础研究。1952年至1960年，我国从苏联和东欧引进了大量技术，包括大规模地引进成套设备甚至某些工业部门，如汽车制造工业。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大量的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对迅速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和开始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也造成了对苏联技术的高度依赖性。此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的技术—经济追赶进程带来严重的负面效果。
事实上，我国在50年代的技术—经济发展从总体水平上来说是较为成功的，而60年代初期出现的“追赶窗口”也为我国实现后发优势实施技术—经济赶超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然而，不幸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未能成功地把握住这个机会。
6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在科技发展上提出了“赶美超英”和“自力更生”。在这种基调下，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出现了两个极其不利的趋势，即：（1）片面追求在基础研究和尖端科技上的先进性，导致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相脱离；（2）科技研究与生产相脱离，使得大量R＆D成果无法或未能及时地转化为生产力。樊子进（1989）认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中实行“赶超”战略的失败，在于未能认识到科技应为经济服务。这实际上体现了我国在制定赶超战略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缺陷，未能把经济追赶与技术追赶有效地进行整合考虑。
1978年以前，我国主要是引进成套设备。自1952年到1985年，我国约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1万多项，用汇约300多亿美元（不含国家物资总局归口审批的进口单机外汇与部分地方外汇），其中引进软件的费用仅约为5—7%（不含进口成套设备所带入软件）。[（26）]这种对自主技术能力培养的忽视使我国一直陷入“引进—滞后—再引进—再滞后”的恶性循环。
1973年至1977年，我国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这一时期引进技术均来源于美、日和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技术引进中过于强调“先进性”以及“规模大、速度高、效益大”。这产生了两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一个是引进的先进技术与我国当时现有技术吸纳能力的差距；另一个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与建国以来在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协调。此外，在技术引进过程中还存在多头引进带来的过度竞争问题，如彩电装配生产线的引进。
通过对中、日、韩三国的技术—经济追赶过程的历史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在追赶战略实施上的效果差异是由如下原因造成的：
（1）由于缺乏战略性考虑以及一些政治性变动因素，使得我国未能成功把握60年代初出现的追赶“机会”；
（2）我国的技术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缺乏整合一致性，从而导致技术引进上的盲目性和不连续性，进而使得自主技术能力难以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
（3）我国的政策体系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从中国的技术引进历史来看，技术引进政策往往受政治的变动左右，因此缺乏长期的连续性。这不仅限于技术政策，而在其他方面也有普遍性；（[（17）]，p.129）
（4）我国在引进技术产业化渡过初始期之前，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予以保护和扶持，使得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产业承受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带来的冲击和技术引进过量造成的“过度竞争”，这也是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层次的原因。
五、结语
如前所述，作为后发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其“后发优势”并非是自发性的，它具有发展的途径依赖性和“锁定发展”的可能性。由于“技术—经济多轨道关联机制”和“多重技术差距”的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后发优势”向“后发劣势”转换的困境。为打破这个僵局，重新赢回“后发优势”，存在如下一些必备条件：
（1）把握追赶“机会”，适时地进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以较早地切入新的技术—经济发展轨道是关键。必须指出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向后工业化社会的新技术—经济发展轨道的过渡之前，日本和韩国都已完成了经济起飞前的条件准备阶段；
（2）在引进技术产业化渡过初始期之前，采取必要的制度性保护措施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必要条件，包括对技术引进的限制以缓解发达国家技术带来的冲击和避免技术引进过量造成的“过度竞争”。正如Stewart指出的，“资本品部门对于内生技术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且只能通过保护性壁垒来达到”。（[（16）]，p.83）
（3）制度性支撑是实现后发优势的保证，它要求技术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整合一致性和政策体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4）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学习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后发优势实现的核心。
技术经济追赶伴随着产业的发展与结构优化，这个过程需要强有力的政策环境支撑。而以往对产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和提高的忽视，使得我国产业技术进化速度缓慢。我国要想实施有效的技术经济追赶，实现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必须改变以往经济增长与技术水平提高（尤其是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相脱离、产业发展与结构优化相脱离的发展方式，建立起有效的经济技术同步增长机制和创新政策。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而言，有效的创新政策主要着重于产业技术政策与技术引进政策。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技术政策和技术引进政策，可以有效地获取“后发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产业层次的技术水平提高和竞争力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