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思想变革的案例剖析：哈维的学术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维论文,地理学论文,学术论文,案例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1-09-13
1 引言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地理学家之一。他早在1972年就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吉尔纪念奖(Gill Memorial Award)”，表彰他“对理论地理学的诸多贡献”；1982年获得美国地理学者协会杰出贡献奖，嘉奖他“在发展人文地理学分析方法和行为研究的哲学基础方面，以及在应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对城市地理现象提供新的解释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1995年又获得“瓦特林·路德(Vautrin Lud)国际地理学奖”，此奖被认为是地理学的诺贝尔奖，评选也严格按照诺贝尔奖的程序进行；2007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1]。
哈维不仅是一位以思想见长的杰出地理学家，也是一位社会理论大家。作为地理学家，他既是对实证主义地理学做出系统总结的第一人(这方面的代表作《地理学中的解释》被称为新地理学的“圣经”[2])，又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他现在作为一位批判的社会理论家，影响已经超出地理学界，其理论对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城市规划、哲学、文艺批评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哈维的学术道路和思想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早在1981年，英语国家就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卫·哈维的地理学》(David Harvey's Geography)的书[2]。2006年出版的《大卫·哈维》一书，更是集中了14位地理学家(包括哈维自己)，从不同角度对哈维学术思想和理论进行了综合评价[3]，哈维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哈维的学术转型是我们观察和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地理学何以发生诸多理论变革的一个重要“窗口”。哈维的兴趣和视野广博，虽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始终坚持这一立场，但是他并不排斥其它的学术思潮，而是力图批判地吸收。比如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就是如此[4-5]。笔者也曾据此将哈维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变革归为“调适型”[6]。在哈维的学术轨迹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他由实证主义向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从反映哈维两种不同立场的代表作《地理学中的解释》[7]和《社会正义与城市》[8]出版的时间间隔来看，前者在1969年，后者在1973年，这一转折仅历时4年；而据哈维自述，实际上在《地理学中的解释》出版时他的思想就已经发生变化[9]。这种快速转向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意义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哈维的代表作，除上述两部外，还有《资本的限度》(1982，2006年修订)、《资本的城市化》(1985)、《意识与城市经验》(1985)、由《资本的城市化》和《意识与城市经验》两书删节修订成的《城市经验》(1989)、《后现代的状况》(1989)、《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1996)、《希望的空间》(2000)、《资本的空间：走向批判性地理学》(2001)、《新帝国主义》(2003)、《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2003)、《新自由主义简史》(2005)、《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均衡地理发展理论》(2006)、《世界大同主义与自由地理学》(2009)；此外，他的论文“人口、资源与科学观念”、“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历史唯物主义宣言”、“资本积聚地理学”等也是当代地理学的经典之作[1]。
哈维的学说在国内外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到目前为止，哈维的著作在大陆学界已有7部被翻译成中文，分别是《后现代的状况》[5]、《地理学中的解释》[7]、《希望的空间》[10]、《新帝国主义》[11]、《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12]、《新自由主义简史》[13]、《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14]，有些还有两个版本(如《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是著作被译成中文最多的地理学家。相比社会科学界对哈维及其学术的关切，中国地理学界对哈维的了解和兴趣点大多还限于《地理学中的解释》[15]。实际上，7个译本中，也只有《地理学中的解释》是地理学者所译，其余皆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翻译，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地理学界很少继续跟进和深入探究1970年代后哈维学术活动及其影响的问题。虽然有极少数文章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时提到哈维[16-17]，但对哈维学术转型的内涵、实践意义和地理学理论意义尚缺乏深入了解和讨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地理学者穷于应对太多的“实用”问题，而疏于关注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建树。有鉴于此，理解和把握哈维如何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地理学界的理论建设应该大有启示。
哈维著述丰富且涉及多个主题和领域，但“空间”是他自始至终思索和倾力阐发的核心问题。与其它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领域学者不同，哈维对空间概念实质的关切和探寻具有深刻的地理学烙印：一方面，虽然哈维在反思空间的实质这一核心问题时，经常“游荡”到哲学甚至物理学等学科去旁征博引，但这种广义的考察和思索并未使哈维脱离实际而只作纯粹、抽象的哲学思辨；相反，哈维始终坚持空间问题的本质源自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人们塑造空间又被空间形塑的)实践。因此，地理学中的空间概念必然与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状况相结合而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哈维将时空测度、地图学、地方(区域)、环境质量及其与自然的关系视为构成地理知识的四大要素，但他着力最多、始终如一关注的概念还是空间，他的几部重要著作都以空间冠名，《David Harvey：A Critical Reader》一书的压阵篇是哈维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总结，题目就是“空间是一个关键词”[3]。据此，本文主要聚焦于哈维的空间观这一核心问题，着重从认识论角度阐述和归纳哈维在不同阶段的空间观及其特征，并探讨其转变的原因，为推进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2 哈维对地理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关系的看法
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是哲学的三大范畴。但是，与作为哲学家的列斐伏尔着力于对空间进行本体论的重新阐发[18]不同，哈维则着力于空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哈维虽强调《地理学中的解释》主要是方法论论著，但还是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重点阐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这反映了对两者关系的考察既是哈维学术思想的一个出发点，也是一个落脚点。虽然后来他的理论和方法论立场发生根本变化，但他在此书中提出的“对于地理学最根本的观点是方法论与哲学二者必须兼顾”[7]的认识立场却贯穿其学术道路的始终。
约翰斯顿认为认识论包括四方面内容：信念、知识类型(亲身体验或他人经验)、知识所反映的客体、认识的起源；而方法论是研究如何进行的规则和程序[19]。哈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概念却与此不同。哈维认为认识论是“寻求解释知识何以可能的程序与条件”[7]，相对于约翰斯顿将信念只看做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哈维简约地将信念等同于哲学，这种简化不一定全面和正确，却便于人们理解和抓住哲学或认识论概念的核心。因为，“我们研究的任务建立于其上的信念，形成我们的哲学，形成我们个人的生命观和生活观。所以，通常将地理学工作中这些信念的表示指定为地理学的哲学”[7]。哈维的哲学概念也就是认识论中的信念和价值观这一层面。
在哈维看来，“哲学家和方法论者的任务很不相同。前者关心的是理论思索和价值判断，以及什么值得和什么不值得的内心质疑。后者主要关心解释的逻辑，和保证我们的论证是严格的，推论是合理的，以及我们的方法内在联系是前后一贯的……适当的方法论为解决地理学问题提供某种必要条件，哲学则提供充分条件；哲学提供操舵机制，方法论提供动力使我们接近目的地。没有方法论我们将躺着不动，没有哲学我们会无目的地乱转”[7]。
哈维认为地理学家及其群体的不同正来自于他们的认识论不同，虽然认识论可以转变，但它并非一个逻辑问题(方法论却是关于“逻辑”合理性的论证)。他指出：
“由于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因此不同的地理学家和地理学家集团就有相当不同的任务。假设我们希望转变一个人的地理任务观使之同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唯有通过转变他的信念才能达到。例如我们可诉诸他的社会良心，指出加尔各答街头的饥荒和悲惨境况，以此来设法转变他，使他认识到地理学在减轻饥荒和悲惨境况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或是我们可以利用他的爱美情绪，使他踯躅于罗马废墟之间，从而使他转变到这一立足点上，为景观随时间而变迁的‘感觉’所包围。但是我们不能以逻辑上的争论来摧毁他的信念，我们只能以这类争论来支持自己的信念”[7]。
这段论述不但恰当地阐述了认识论对地理学家的影响，而且饶有趣味。有趣之处在于哈维当时无意中举的两个例子，社会正义和景观历史演变的艺术感觉，恰恰成为他后来的两部代表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与《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中进一步深入阐述的主题。通过对《地理学中的解释》到其后哈维空间观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并非无意的巧合，而是隐含着哈维学术路径转变的某种必然性。
3 哈维空间认识论转向
3.1 《地理学中的解释》：以实证主义相对空间为主但“多维”的空间观
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哈维专辟一章讨论了空间概念。他此时的空间观一方面可以说是偏重实证主义地理学的相对空间概念，也就是视空间为一个物体的存在与另一物存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也并不完全受此限制，而是提出并论证了空间本身是“多维”的观点。这两种认识有矛盾之处：既然是多维的，那么相对空间就只是其中一维，而不应作为主要之维。从中也可看出哈维此时的空间观存在某种犹疑，而灵活地把空间看作一种多维概念，也为哈维空间观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之所以说哈维此时仍然持偏向实证主义的相对空间观，一方面是因为《地理学中的解释》主要是为实证主义地理学进行辩护的方法论著作，而实证主义地理学家往往持相对空间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哈维直接批判了康德至哈特向所持的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就是将空间视为独立于物质的容器)理念，认为地理学家的大部分实际工作是围绕相对空间进行的，并极力阐发空间几何学[7]，这实际上是对相对空间的肯定和支持。无论从其学术旨趣还是论著的内容来看，1960年代的哈维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相对空间观的支持者。
需要注意的是，哈维此时的空间观并不刻板和僵硬。虽然着力于空间几何学并极力论述几何学与地理学中空间的关系，但他还是引述了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物理学中的空间概念，这个较为广泛的概念考察使他最后强调了空间概念的多维性：
“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建立在经验之上。……不去参照特定文化在语言、艺术和科学方面所发展的空间概念，就想理解地理学的空间概念是不可能的。关于空间的地理学观念因此被深深地置于某些较广泛的文化体验之中。但……地理学的空间概念是专门的，它发展和演化于地理学家研究现实空间问题的专业经验之外。……无论是为了哲学目的或经验研究的目的，无需对空间概念本身持一种僵硬的观点。概念本身可以看作是灵活的——可以用特定的关联域来确定，可以用特定的方式使之成为符号，可以用各种空间语言使之形式化。这种灵活运用需要谨慎对待。但它也以一种新颖的和创造性的方式为发展地理学理论提供了挑战和机会”[7]。
这段略为抽象的论述所强调的无非两点，这两点构成一个因果关系：因为(包括地理学中的)空间概念是特定且广义上的文化的产物，所以应该灵活地看待和使用它。这意味着即使作为当时主流的实证主义地理学的空间概念也并非确然的。空间概念本身并非既定和必然的，而是能够不断发展的，并且必然被不断发展。这一结论与他最后所持的地理学方法论讨论应该灵活自由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一结论也许并不像一个结果，而更像是一项研究开始时应该抱有的理念。
3.2 《社会正义与城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社会过程—空间形式”统一体
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哈维以地理学的整体为对象，侧重于方法论的阐发，空间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城市则很少涉及。秉持着“方法论与哲学必须兼顾”的信念，对哲学问题非常敏感，而且具有灵活的空间观和方法论态度的哈维，受到当时迅速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转入了对空间、城市(化)本质的哲学与实践的关切。这促使他在地理学范畴之外寻求跨学科解决问题的途径。此时，他的主要认识是：
“主导1960年代晚期的问题是城市化、环境和经济发展。这些问题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互不相关。如果要有效解决它，那么每个问题都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方法”[8]。但是，如何将不同学科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综合、解释并解决这些问题呢？哈维给出的答案是：
“能够联系多学科并将城市化、环境和经济发展这样的问题聚拢为一的唯一方法，建立在形成恰当的辩证唯物主义版本的基础之上，正如辩证唯物主义是在马克思所定义的结构总体意义上起作用一样”[8]。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成为哈维的最终选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认识论和本体论相关。知识被视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随人类实践而增长——它和它所在的、被视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是一种内在关系。意识和知识是社会情势的产物。但知识获取是生产性的活动，因而它也被视作社会转化所在之处的更一般过程的一部分”[8]。
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知识”一词换成“空间”，就会发现这几乎就像是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的口号——“(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18]的翻版。其中蕴含的核心思想就是空间与社会是统一体。在地理学中，社会—空间统一体首先由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予以阐发，只不过哈维采用的是“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这一合成词组。按照哈维的说法，就“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在现实中，那就是在我们的思想上认为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存在差别，而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现在正是弥补这显现得不同的两种(事物)和矛盾的分析模式之间的思想裂痕的时候。……社会过程与空间形式之间的区别常被认为是幻想而非真实，但……这种区别在相当不同的意义上讲是不存在的。空间形式并不是被视为它所处并展现它的社会过程中的非人化客体，而是‘内蕴’于社会过程，而且社会过程同样也是空间形式”[8]。
正是选择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使得哈维聚焦于城市空间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了“社会过程—空间形式”的概念。尽管社会过程—空间形式概念在内容上还不完善(哈维此时也并未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却已经形成了空间—社会统一体的思想，而这正是空间的生产理论的精髓。在这方面，虽然哈维认为他和列斐伏尔并行不悖地发展出各自的理论，而且存在很大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一定区别[8]。为《社会正义与城市》作序的卡赞尼尔森(Katznelson)也指出：“尽管受到列斐伏尔的激发，但是哈维完全拒绝了列斐伏尔将空间关系视为一种独立的决定性力量的主张。对于哈维而言，空间不是一个类似本体论的范畴，而是一个既形塑(人们)又被人们形塑的社会维度”[20]。《社会正义与城市》不但标志着哈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起始，也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开端，它“作为城市研究领域的一种主要‘异端’而震动学界……是左翼风格地理学的首要范例；哈维作为一个先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持续发展的大门”[21]。
3.3 资本、城市化与空间的综合：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空间体系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空间研究非常欠缺，很多其它领域的学者对空间的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城市化问题也不太重视，而且持有学科偏见。相对于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时间”而言，“空间”在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这似乎对应于地理学曾长期是历史学的“侍婢”的历史[22]。哈维认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注意到了地理要素以及“空间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对空间的关切远不如时间，这使得甚至20世纪70、80年代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刊物也大都不关注空间问题，而历史唯物主义也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地理，“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必是我们理论化的目标”[23]。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哈维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补充马克思主义对空间认识的不足，从而发展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这使得哈维必须将资本流动、城市化、空间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由此导出一个体系。正如他在分析资本的城市化时所说：“通过聚焦于城市化，我并不想把它当做一个与‘资本主义是什么’分离的、理论化的特殊分析对象。就如马克思所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过程。研究城市化就是研究资本主义通过自然和社会景观以及意识形态的生产而展现自身的过程，而不是研究一种法律和政治实体或者加工物。它(城市化)关乎资本循环的过程，劳动力、商品和货币资本的流动，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转换，以及信息流动和在基于领土形成的阶级联盟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等等”[23]。
将个别城市以及城市的个别现象上升到普遍的城市化问题(资本主义空间问题的焦点)，并从历史过程(时间)与资本(资本主义物质形式的集中体现)运动相结合的角度予以阐发，这意味着哈维初步建构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框架。
在1984年发表，被认为是地理学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历史唯物主义宣言》一文中，哈维提出了这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宣言的主要目标：“建立一种摆脱偏见而反映现实矛盾的地理学，它应该基于民主和人民的普遍利益，而不是强权阶层的特殊利益；接受科学诚实和非中立性的双重方法论原则，将地理敏感性整合进源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一般社会理论，并制定一个以历史—地理术语看待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计划”[24]。
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哈维运用空间的生产理论，深入阐发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强调了“图化空间”，既包括真实的地图和图像表示空间，也包括一些将空间图像化的隐喻和权力斗争等)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关系总是空间性的，实践改变了知识体验的空间，其中制度也是被生产出来的空间，而想象是所有可能的空间世界的丰富源泉”[14]。
综合来看，哈维要建立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首先建立在对实证主义地理学伪装的“价值中立”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之上；其次，借助辩证法，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延伸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将资本、权力、阶级与空间的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是包括资本运动(经济方面)、阶级冲突(社会方面)、权力扩张(政治方面)在内的物质实践本身是具有空间性的，而且它们的运动也赋予空间以生产的功能，因此，空间的生产与物质实践就成为处于同一过程、难分彼此的同种事物；第三，根据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想象的或者概念化的空间同样是物质实践的产物，它们也是构成空间的生产的重要部分；最后，按照马克思的指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需要建立人民的地理学，并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而进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实践。
4 哈维学术转型的原因分析
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者(哈维1961年以《论肯特郡1800-1900年农业和乡村的变迁》一文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到实证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再跃变为激进主义先锋，最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如果再算上参与后现代思潮的讨论这一阶段(但哈维最终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并未成为一个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哈维经历了数次重大转变，而且在这几个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在现代西方地理学家中堪称绝无仅有。其学术转型跨度之大、创新之显、著述之丰，令人惊叹，以至于哈维的学术转向本身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和研究论题。
2000年，《新左翼评论》上发表了哈维与记者的对话录，题目是“再造地理学”，无疑对应着哈维学术转型的过程及其对地理学产生的影响。哈维将这篇文献收入他2001年出版的《资本的空间》一书，而且将其作为序言，反映了它的重要地位。他在这篇对话录中提到了他之所以转向城市、空间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因。结合笔者的理解，归纳如下[9]：
(1)因为在当时城市史、城市经济学、城市政治学是边缘学科，城市地理学却是地理学的中心，城市和区域规划是热门，这使得哈维的研究视角开始转向城市问题。
(2)正当哈维埋头写作《地理学中的解释》时，1960年代末的周遭世界却在“崩解”：政治事件不断升温，马丁·路德金被刺引起的城市暴动，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如火如荼，许多大城市发生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这些使得原先持费边社会主义立场，并且已经到巴尔的摩的他信心动摇，并意识到《地理学中的解释》貌似中立的调子与剧烈变化的现实并不合拍，他必须对原以为合情合理的许多事情进行重新反思；而且，另一方面，在《地理学中的解释》里，他还是强调了哲学(信念)的重要作用，这种个人的哲学敏感性使得他自然由方法论研究转向了哲学关切和考察。
(3)哈维新就职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学与环境工程系)有着鼓励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良好氛围，使他的研究并未像在布里斯托尔大学那样局限在地理学内，而在剑桥大学接受扎实的地理学专业训练又使他一直坚守地理学。
(4)20世纪70年代后他长期居住的巴尔的摩正经历经济衰退和社会政治变动，这为他提供了很好的分析素材，被他看作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化的一个绝佳“试验样本”。哈维以巴尔的摩为案例，写了不少关于城市空间的生产的论文[10]。
(5)因为他发现他原先所持的费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能解释他所看到的社会变化，所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在1971年参加、组织了由研究生提议成立的研读《资本论》的读书会，但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比如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对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压制，他们甚至很难接触到马克思的英文著作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不深入和透彻，当时哈维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综上，哈维在认识论上迈出的这至关重要的一步，总体来看是由于剧烈变动的社会政治环境、个人禀赋和志趣、教学研究工作氛围、地理学当时的学科状况以及其它一些偶然因素(比如工作单位和地点的变动)共同决定的。这关键性的一跃，不仅使他逐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并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合进地理学，提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而综合分析资本、城市化与空间问题，形成了他自己空间的生产的理论体系，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主要创建者，而且带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和城市问题的结合研究。其深远意义，正如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et)所评价：
“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空间的社会生产的中心观点将地理学的两个传统学派融合成一个可统一理解的不同方面。人文地理学最终融入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科学更有批判性的组成部分，它利用了所有社会科学的概念，同时又给它们增加了复杂的环境空间的概念”[26]。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哈维的学术历程反映了西方地理学人文社会科学化和交叉化的发展倾向，是近50年西方地理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哈维的学术转型是现当代(人文)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论发展演变的典型案例。对哈维的学术转型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认识论的转变是哈维学术转型的主要原因。这个转变集中体现在哈维的空间观上。
综合来看，哈维的空间观经历了3个台阶：以实证主义相对空间观为主的“多维”空间观，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空间观，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空间体系观。这3个方面基本对应于他作为实证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的历史。根据哈维在不同阶段认识论的差异，我们可以将其学术轨迹主要分为3个阶段：1960年代作为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大将；1970年代早期逐渐接触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激进地理学的先锋；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后逐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有机结合，理论和方法论日趋成熟，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旗手。哈维学术上的转型系由剧烈变动的社会政治环境、学科氛围等客观条件和个人禀赋、志趣等主观因素所驱动。
5.2 启示
5.2.1 如何看待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无疑加强了地理学的科学化。可是以地理学研究对象(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之复杂，逻辑实证主义只是揭示这种复杂性的一种哲学理念和方法论，并非唯一“科学”的方法。而且，过于看重形式的“科学化”，往往会脱离实际。哈维在《意识与城市经验》中尖锐地指出：“严格的科学绝不中立于人类事务；试图将自身置于历史之外，最好不过就是产生出严格意义上的、善意的伪科学”[27]。地理学的对象其实是连续的历史—地理进化流和生动的现实世界，所谓客观中立的地理学是不存在的，实证主义地理学只是在伪装价值中立[9，27]。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社会实践的强调使他接近马克思主义，而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基点。
哈维从逻辑实证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变化，与马克思、恩格斯存在相似之处。马克思、恩格斯对数学都很热衷、看重并有精深的研究，马克思甚至写过《数学手稿》，但是，他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都反对脱离现实世界而作纯数学的推演。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整体的所谓纯数学都与抽象有关，严格来讲，它的所有量度都是想象的。一切抽象走向极端就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虽然是无意识的，但数学上的无限源自现实，所以它不能从自身、从数学的抽象来说明，而只能从现实来说明”[28]。人类社会不是数学，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也不是数学，所以哈维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其认识论立场的大飞跃，也是对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的超越。
哈维虽然在认识论立场上扬弃了逻辑实证主义，但写作《地理学中的解释》过程中形成的逻辑严密的风格，却始终体现在他后期的著作中。他极大地包容各种后现代论题，又反对后现代主义话语(即反权威、反历史、反中心的趋向)。他始终在探索地理学合理、自洽的理论结构。他的目标并不是单纯地解释，而是结合现实的理论框架建构。虽然他后来的认识论立场与逻辑实证主义大相径庭，但在科学逻辑和方法论上却仍有着密切的联系。
然而，目前我国地理学界对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的认识还存在一些偏差。一种偏向是固守所谓“科学化”立场，往往将不符合所谓“科学”标准的研究都看做是“不科学”或“软科学”，而加以矮化或排斥。对“科学”的这种理解很有点哈维指责的那种“善意的伪科学”味道。另一种偏向则是强调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在西方已受到批判，已过时，因而盲目追求所谓“多样化”地理学(后现代地理学)。殊不知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受人诟病的并非其方法论，而是其认识论和立场。逻辑的合理与自洽，假设的谨慎提出和细心检验，可靠的证据和严格的推理，与其他研究的对比等方法论途径，正是我国地理学还需加强的。
5.2.2 联系社会发展的学术构建 哈维在其著作中一再引用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正是剧烈变动的社会政治环境使他强烈地认同马克思的这个观点，这是他认识论立场转向的一大思想基础。哈维的兴趣因而转向了“主导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城市化、环境和经济发展诸问题”[8]，后来更关注福利分配、贫困、社会公正、发展、妇女地位、规划决策、人类精神、知识与发展困境等重大社会问题。但他的目标始终是建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他提出“具体抽象”的概念，这是一种分析总体社会结构的概念工具，包括3个方面的任务：①“努力表明各种各样的具体抽象……是如何必然地联系着的”；②“选出那些有力地综合和解释这些具体抽象之间联系的基本概念”；③“运作这个整体系统，建立一套说明(尽管是不完全的说明)社会运动必然规律的综合体，以便解释社会的历史和地理”[29]。据此，他联系社会发展，构建了一套关涉资本、城市化、空间、环境等重要概念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做出了独特的学术贡献。
中国社会目前正在经历城市化、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巨变，也面临诸多类似问题的困扰，其中多数也受到中国地理学者的关注。中国地理学者参与了大量的国家、地方和企业规划等实际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在理论创建、方法革新和批判精神方面有较大的差距。结合中国国情，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借鉴经典的创新案例是实现自主创新的必要步骤。若将中国发展实际与哈维的研究结合考虑，我们认为在后续研究中，空间内涵由非人化的、客体化的容器和几何图式向注重人的、主体化的一体化社会空间转换，是一个应当捕捉的前沿议题和重要方向。哈维为我们如何直面现实社会重大问题，洞察其深层次原因并建树理论提供了一个榜样。
5.2.3 地理学者的批判精神 哈维一直坚持几个核心观点：空间概念及地理结构、关系和过程、社会公正、联系社会发展的学术构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批判”精神是他全部学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源泉。
“西方学术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资源在大学体制内”[30]。哈维一直在大学工作，是一个典型的学术地理学家。据说他从不接受官方的科研项目，可能的原因大概是这种科研项目的“知识环境比大学较少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30]。哈维完全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进行学术研究，因此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却能“激进”地构建具有很强批判性的资本城市化和空间理论。
在谈到自己的学术体会时，哈维曾说：“撰写《社会正义与城市》时我得到一个重要的经验，可用马克思用过的一段话来说明，他说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概念的碰撞来点燃智慧之火。在这种摩擦冲突中，人们决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出发点。只要原有因素还没有完全被吸纳为新思想，思想之火就会燃烧。当我阅读马克思著作时，我清楚这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著作。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深表尊敬。但是，在思想的创新过程中，他也把他们的概念同其他人如黑格尔或傅立叶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于是，这成为我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准则……你应该努力把冲突的理论结合起来，看看有什么新东西诞生”[9]。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通过不同概念的碰撞来点燃智慧之火”，正是当前中国地理学界亟待加强的批判精神之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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