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时代对党性的要求_党员权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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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5)04-0043-05

       党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所谓党性锻炼,在不少时候亦称党性修养,就是共产党员按照党性的要求,自我修养、自我改造、自我提升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内省”和“修身”的精神,更彰显着共产党员按照党性原则做人做事的要求。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对党性锻炼有不同的时代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党性锻炼就要求共产党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刑场上坚贞不屈,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党性锻炼既要求共产党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又要求在具体实践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既要求共产党员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建功立业,又要求在各种物欲横流中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既要求共产党员为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又要求共产党员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性锻炼既是一个共产党员自我完善的心路历程,也是一个体现时代进步风貌的实践过程。只有鲜明地把握党性锻炼的时代要求,党性锻炼才会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才真正有意义和价值。

       党性锻炼的时代要求很多,但我以为从大的方面讲,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至为重要,也可以说,是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党性锻炼的五个基本路径。

       一、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性锻炼的基本要求。现在的时代条件已经与过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这就对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一大贡献,就是他把党性提高到党的世界观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指出党性及党性锻炼的根本,在于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其突出的要求就是共产党员要在一切工作中真正贯彻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对于党性锻炼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①这是长期以来被不同程度忽略了的对“党性”的一个科学定义。这个定义,也就是陈云同志著名的九字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实事求是,首先涉及一个共产党人的道德良知。你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切从长官意志出发、从个人的利害得失出发?你是尊重事实尊重人民,还是割裂与人民利益的联系抽象地强调所谓“党的利益”,讲什么“究竟是为群众说话,还是为党说话?”你是崇尚讲真话道真情,还是热衷于、趋从于“假大空”那一套东西?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切实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党性锻炼,去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也是实事求是的一个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许多事实证明,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岁月的沉淀,最终得到人民怀念和敬重的人,往往是具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而这样的人往往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无私无畏的勇气紧紧相连。老实说,实事求是是党内和官场上讲得最多的话语,但往往最难真正做到。这固然因为客观事物有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不少客观事物往往被一些复杂的表象、假象、乱象所掩盖,因此就增加了我们实事求是的难度。但是,在不少时候,我们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则往往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党性不够。譬如,当领导的指示与实际不符时,当上级的文件要求与群众的现实利益发生矛盾时,当权力机关的行为与群众的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当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特权行为怨声载道时,当批评和监督领导有相当的风险时,当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面临考验时,就往往难以做到实事求是。这些就是党性锻炼的“节点”、难点。例如,现在在党内讲真话有时往往很难,你敢不敢讲真话呢?包括在党代会上、在领导人面前、在中央调研组座谈会上,你有没有勇气讲真话呢?这就有一个党性锻炼的问题。在党性锻炼上,多年来我们往往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往往只注重就事论事的具体要求,而忽视对实事求是基本品格的培育;往往只强调维护团结、组织纪律性等若干具体的方面,却很少强调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讲真话,不讲假话,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这种倾向应当扭转。至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不能闭着眼睛说瞎话,不能说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不能说糊弄老百姓的话,不能说与世界文明潮流相反的话,不能说不讲理的话,不能装聋作哑不说话。这也是党性锻炼的一个基本要求。

       从党的历史来看,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首先涉及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状态。你是厚古薄今、唯书唯上,让思想这个本应最自由的东西关在一个无形的笼子里呢,还是直面现实,独立思考,崇尚思想自由呢?从根本上说,思想的本质是自由的,自由思考就是人的天赋权利。解放思想就是要恢复人的自由思考的本性。现在在党内,就有不少妨碍党员自由思考的清规戒律,有这样那样的、有形无形的一些“禁区”。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甚至以党性为名要求党员只能这样想,不能那样想,不要胡思乱想,这是很愚蠢的,实际上也做不到。因此,一个党员要做到解放思想,就需要清醒地恢复人的自由思考的本性,增强党员的主体意识;就需要清醒地从党内生活中影响很大很深的“驯服工具”“领袖代替思考”“唯书唯上”这类落后意识及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老实说,封建社会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林彪当年大力鼓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一套东西,在共产党人中影响很深,至今犹存。因此,尤其需要在共产党人中大力倡导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李瑞环同志就认为,解放思想要敢于触及五个方面的问题:书本上说过的、文件上肯定的、权威人士讲了的、被经验证明的、大多数人公认的。②这对我们很有启示!也是我们党性锻炼需要重视和努力的。

       二、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

       这是党性锻炼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共产党人永久的情怀,尤其是在一个时期以来党群关系受到明显损害、人民群众对党充满着新期待的时代条件下,这个基本要求显得更为突出。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就要求共产党员要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注重倾听人民的呼声,保障人民的权利,尊重人民的选择,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地为人民服务。这些对于共产党员本来都是常识性的问题,但在现实中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例如,共产党员本应敬畏人民,但有相当一些党员只知道敬畏上级、敬畏领导,而对人民则敷衍应付;本应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但在不少时候却忽悠群众,搪塞群众,口惠而实不至,导致相当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例如“三公”经费的真正公开、领导人亲属违规经商并享受“潜规则”带来的巨大好处、在选人用人上种种“长官意志”的支配及特权的交易、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皆是如此;本应倾听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呼声坚决反对特权,但有时往往受制于某些既得利益而迟迟难见行动;本应顺应人民的强烈愿望积极推进的一些改革,例如权力过分集中体制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有的却一拖再拖。产生这类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没有处理好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们往往以一种盲目的优越感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上,因而漠视人民的情感和要求,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把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

       从现实来看,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比较困难的就是,在各种压力下,敢不敢为了人民利益而奋不顾身。这历来是党性锻炼的一个关键之点,也是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闪耀之点。当群众呼声与长官意志发生矛盾时,你敢不敢据理力争?当群众利益受到损害时,你敢不敢挺身而出?当群众的合法权利与官场潜规则发生冲突时,你敢不敢鲜明地站在群众一边?当群众的愿望被漠视时,你敢不敢为群众鼓与呼?尽管要真正做到这些很难,但有一些优秀的共产党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张恺帆同志就很值得我们学习。1959年,主要由于党的重大错误(包括党强制推行大跃进、强制推行人民公社、强制推行公共食堂),使得安徽出现大量农民活活饿死时,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恺帆顶住巨大压力,在自己分管的一些地方坚决解散公共食堂、向农民发放救济粮、处理违法乱纪的干部,从而遏制了一些地方农民大量饿死的恶劣趋势,被群众称为“张青天”。但是,在当时的庐山会议上,却被毛泽东作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典型代表点名批判,张恺帆因而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全家被押往农场劳改。当时批判张恺帆的典型“反党言论”是:“群众饿得这样子,死人无所谓,干部熟视无睹,不讲党性,首先要检查人性。”张恺帆这里就生动地阐释了党性与人性的关系。张恺帆在1980年代又有几首诗作广为流传:“贪污腐化寻常见,艰苦清廉几见闻。未必高层都不见,只因心地欠光明。”“贪赃枉法寻常事,官倒官升走后门。未必浮云遮望眼,只因儿女感情深。”“我愿层峰严律己,率先带个好头来!”③这些诗词,深刻反映了张恺帆这样真正的党性坚强的共产党人,他们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的崇高情怀,也是我们党性锻炼永远的榜样。

       三、正确对待和处理利益问题

       党执政以后与处在革命年代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执政党的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会经常碰到获取各种利益的机遇、诱惑和考验,在长期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更是如此。这也是今天党性锻炼经常碰到的问题,党内腐败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跌倒在这个问题上。

       应当说,马克思关于“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④这个基本道理也适用于共产党人。在党的建设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把道德纯化、大公无私、破私立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作为共产党员党性锻炼的指导及普遍性要求,完全无视党员的利益存在及人的本性,实践证明这都是靠不住的,也是不符合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我们应当承认,正视党员的利益问题与党性锻炼并不矛盾,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党员的利益问题更是日益突出起来。从整体上讲,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就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但每一个个体的共产党人,则与每一个公民一样,是有自己特殊利益的,这种特殊利益主要表现在党员个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差异。从哲学上讲,差异性就是特殊性。党员之间,收入不同、各种津贴不同、各种待遇不同、各种机遇不同,这就是特殊利益。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要大力提倡向优秀共产党人郭明义、杨善洲学习,但要达到他们那样的忘我、无私的境界,对于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实际上做不到。有多少共产党员,能像郭明义那样,无偿献血几十次、把自己收入的一半左右捐献出去?有多少像杨善洲那样的正厅级、副部级官员离休后身居茅屋、开垦荒山、植树造林,二十几年如一日,最后把几个亿的资产无偿献给国家?恐怕绝大多数的官员离退休时都是尽量争取待遇。这也是人之常情。因此,我们不仅要承认和维护党员的合法利益,而且党组织还要建立党内关怀帮扶机制,为党员争取合理的利益。当然,当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党性锻炼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利益,甚至为了党和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

       从现实来看,在利益问题上,党性锻炼的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在于,党员如何去面对形形色色的非法利益(例如贪污受贿)、灰色利益(例如以个人职务或影响为亲属谋利益提供便利)、不当利益(例如种种特权、种种“近水楼台”的好处包括升官发财的捷径、违规的三公消费等)。应当说,要真正解决这些有悖于党性要求的利益问题,仅仅靠党员的党性锻炼是很不够的,还有赖于改革和制度建设,譬如建立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严格的开放的舆论监督制。但是,党员党性锻炼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为什么同样是大权在握的党员领导干部,同样面临巨大的诱惑,有的党员就能洁身自好,有的却陷入深深的腐败泥坑?这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党员之间党性锻炼的差异,包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差异。增强党性锻炼,有助于共产党员在种种利益的诱惑和考验面前,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把握自身的定力。多年来,在党性锻炼中,“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被不恰当地滥用,甚至以此来否定党员必要的物质利益和人的本性及正常欲望。这是不对的。许多实践都一再证明,在人的本性及欲望面前,相当多的党员与非党员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太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一部分党员通过党性锻炼,可以有效遏制人的欲望中那些丑陋的、不好的东西,就是说,可以通过党性锻炼去增强自身的“定力”。现在的问题是,多年来一讲党性锻炼,就只强调党员的自觉性,而严重忽视严格的制度机制的压力和规范性。这种倾向应当扭转。1989年,美国颁布实施《政府道德改革法》,这部法律既规定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广,又明确了官员道德约束的要求。这种思路和做法具有借鉴的意义。

       四、强化党员主体意识,权利义务两坚持

       党内许多老同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党性问题上的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从多年来一味要求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逐步向尊重和确立党员主体地位转变。“党内民主从本质上讲,就是全体党员在党内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制度。”⑤党员要对党内事务当家做主,就需要强化党员的主体意识,而这恰恰是许多党员所缺乏的。多年来,由于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长期存在,由于党内的“组织本位”、“领导至上”的传统体制的长期存在,由于党内民主的匮乏,就使得相当一部分党员对党内民主及党员主体地位的认识处于混沌的消极的状况,严重缺乏党员主体应当具有的使命意识、忧患意识、独立思考意识、权利义务意识。这样的党员不可能站在主体的立场上为党分忧,与党休戚与共,更不可能去对党内事务当家作主。因此,对于大多数的党员来说,党性锻炼的一个长期要求,就是不断强化自身的主体意识。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也是党健康发展的希望所在。

       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党员的权利义务问题。一般来说,党性锻炼的经常性要求就反映在党员的权利义务上。一个党员,正确行使党章赋予的权利,积极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就是很有党性。问题在于,在对待党员的权利、义务的关系上,在党内生活中长期存在着片面强调党员“应尽的义务”、严重忽视党员“应有的权利”的倾向,甚至连党章规定的入党誓词也只强调“履行党员义务”,而只字不提“行使党员权利”。这种重义务轻权利的倾向更反映在党内现实中,譬如:在党的决策上,往往只强调党员无条件地贯彻党的决策的义务,而忽视党员以多种直接的间接的方式参与党的决策的权利;在党内监督上,往往片面强调党员有接受党的监督的义务,而忽视党员具有党内监督主体的权利;在党内管理上,往往片面强调党员服从党组织管理的义务,而漠视党员有一律平等地参与党内管理的权利。同时,党内多年来很难鼓励党员有健康的人格和独立思考,很少鼓励党员积极行使自身权利,很少注重为党员行使权利创造足够的条件。一些党员甚至因为正常行使权利而遭到打击和排斥。在这种氛围下,就不可避免地使得相当一部分党员的权利意识很淡薄。

       因此,强化党员的权利意识,正确处理党员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不仅需要在党员的党性锻炼上大声疾呼,持之以恒,而且需要实实在在地发展党内民主,改造党内生活环境,推进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

       五、崇尚和实践体现人类文明进步意义的基本价值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光明的党,因此党必然崇尚一切体现人类文明进步意义的基本价值,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党性之中,例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等。这就必然要求党员在党性锻炼中,要清醒地与曾经长时期地束缚过我们的那些陈旧的、狭隘的、“左”的观念划清界限,从而自觉地去崇尚和实践体现人类文明进步意义的基本价值。这一点,在以往的党性锻炼中是不强调的,而现在则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在当今人们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新形势下,在如此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共产党人究竟崇尚什么基本价值呢?

       例如,马克思主张的理想社会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平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⑥但现在有一些共产党人特别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却比较回避、反感、忌讳去宣传和实践“自由平等”,这是否有我们党内的一些深深的思想障碍呢?当下我们社会仍然等级森严,“官本位”仍然大行其道,即使党内也是处处讲官职讲级别,“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这样的人类进步观念,离我们共产党人还有多远呢?

       又如,许多老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在党的意识形态里,“以人为本”是被长期划入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范畴。现在党虽然已经确立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但老实说,我们党内对以人为本的崇尚、尊奉,还远不到位。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往往比较强调人民、群众这样整体概念的人,但不太注重个体的人,讲为人民服务,有时往往比较抽象。实际上,离开了对一个个具体的人(包括每一个上访者、每一个批评者、每一个拆迁户、每一个小摊贩),对每一个人的价值、尊严、生命、权利、需求的尊重和保障,就谈不上以人为本。看来,崇尚和实践以人为本,是我们共产党人党性锻炼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再如,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于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在“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伟大启蒙下,明确提出“权为民所赋”,从而终结了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权为民所赋”所揭示的是权力的根本来源及合法性。多年来,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屡屡发生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压民的现象,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在“权为民所赋”上,既缺乏清醒的共识和足够的教育,更缺乏坚实可信的制度保障。有相当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管他们嘴上说什么,但实际上他们信奉的是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地位是“一把手”给的,是上级给的,是党组织给的。党内的许多问题概源于此。因此,我们既需要探究“权为民所赋”的实践路径即切实有效的制度机制,也需要在共产党人党性锻炼上,高扬“权为民所赋”的旗帜。近年来,党内讲“三民”比较多,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恰恰强调“权为民所赋”太少,实际进步太少!实践证明,离开了“权为民所赋”,那个“三民”是难以真正做到的!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党员领导干部对待民主的态度。民主源于西方,但又是具有普适意义的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无需讳言,现在党的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对发展民主政治(包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消极被动,相当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民主并不真信、真懂、真做,这种态度与党内外人们对民主的期望差距甚大,这也是目前民主政治发展缓慢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因此,如何使民主真正成为共产党人的基本价值信仰,就成为党性锻炼不容忽视的内容。

       还有,在共产党人的党性锻炼中,还应当增强宪法修养的内容。现代政党政治都是宪法政治,党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依宪治国,党依法执政,首先就是依宪执政。这就要求每一个执政党的党员要加强自己的宪法修养,形成宪法思维,确立对宪法的信服、尊重和景仰,一事当前,宪法最大。这也就是在我们党章中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许多共产党人是明显缺乏宪法修养的,有的党组织及党员领导干部的一些行为是明显违犯宪法和法律的。重庆“打黑”中的一些行为以及薄熙来、王立军事件,都带给我们这方面深刻的思考。为此,就需要我们共产党人从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以党治国”“最高指示”“批示至上”的思维中逐步解放出来。这也是党性锻炼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注释:

       ①《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 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李瑞环:《务实求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宋霖:《张恺帆在1959年》,《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⑤《人民日报》2007年11月1日。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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