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形玉龙”的象征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玉龙论文,象征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红山文化两种玉龙——纤细型C形龙和粗壮型蜷体龙——陆续发现以后,学术界迅速为之定名,而且形成了思维定势:这是猪头龙,是东北的特产,体现着地区文化特色,包括“猪图腾”与“龙图腾”的有机融合;至少它是以某种“灵物”(“辟邪”品、护身符或吉祥物)表现着耕稼文化固有的丰饶巫术或蕃育信仰。应该说,这基本不错(只是猪图腾云云受到现代人类学的理论质疑,也缺乏实证的支持)。玉龙蜷曲着大脑袋的身子,不但与圆滚、细长、蟠绕的蛇躯暗合,而且跟甲金文的“龙”字同构。可比的玉质卷龙,材料也不少(参见图一)。
图一蜷体龙
(左:红山文化玉龙;中:商周玉龙;右:甲金文“龙”)
1994年,出现了微弱的不协和音。北京保利宾馆举行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俄罗斯学者S.V.阿尔金递交了他的论文:《东亚神话中的昆虫学部分》(程应瑞译)。由于会议的主题是葫芦,这篇论文没有受到重视(以后还交给好几个会议,都没有结果,听说21世纪初才在东北的一个偏僻的杂志上发表,我们未见),但它包含许多重要的创见,我们曾在几种论著里引用。
1995年,台北蓝田山房藏玉器正式发表(注:参见邓淑苹:《蓝田山房藏玉百选》,年喜文教基金会,1995年,台北。)。其中包含着虫形玉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邓淑苹女士称之为“蝉蛹(玉)”(注:参见邓淑苹:《蓝田山房藏玉百选》,年喜文教基金会,1995年,台北。)。孙守道介绍说:
此类虫形玉,近年在辽西喀左三台子,内蒙东端扎鲁特日旗出土,唯大同小异,乃红山玉器中一固有之类型。传世品中亦可见到,如蓝田山房所藏一件,日月坊所藏一件,形已简化,较别致,可供参研。(注:孙守道:《红山文化“玉蚕神”考》,《中国文物世界》第153期,1998年5月,台北,第50页。)
2001年,孙机发表《蜷体玉龙》,承认有一部分红山玉龙造型依据,有如“金龟子的蛴螬,屈曲如环,头尾几乎碰到一起;豆象的幼虫也叫蛴螬,却只弯成大半个圆形”;他特别揭示殷墟M5妇好墓的“玉龙”不但有“角”,还有蛴螬式“伪足”(参见图三),说明“商龙虽日益神化,但尚未摆脱红山蜷体玉龙及其原型地蝼即蛴螬的影响”。以上都是学术界不大熟悉,也不很承认的“虫形玉龙”之“有力存在”。他敏锐地注意到龙能大能小,能长能短,能粗能细,以及能天能地,能水能陆,能潜能显的特征,即令“小如蚕蠋,或小如蛴螬,均不失龙的本色”(注:参见孙机:《蜷体玉龙》,《文物》2001年第3期,第71、72页。)。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这类“虫形玉”以自然界里什么虫子为母型(model);二是它们表达的是什么意蕴;或者,具有什么功能。
阿尔金先生曾经请新西伯利亚大学生物学家V.E.柯尔柏柯夫就牛河梁出土粗壮型蜷体玉龙(一般以为豕首龙,参见图一,左上)做图解分析,鉴定为金龟子之属鳃角类甲虫科的幼虫(参见图二,3、4):“在和这种文化同一时期的红山、后洼和姚营文化中,还有Chrisalices和昆虫的小雕像”(注:参见[俄]阿尔金:《东亚神话中的昆虫学部分》,程应瑞译,’94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1994年,北京,第2~4页。)。金龟子幼虫(蛴螬)与某些蜷龙确实形神兼似,某些颇像“玉蚕”(或其蛹)或“玉蝉蛹”者(参见图二,5~8),希望生物学家进一步认定。阿尔金指出,这种精美的昆虫造型,或者说把虫体龙化的企图,寄寓着有关“蕃育”和“蜕变—再生”的信仰。他根据生物学家图形分析说,这些美玉制成的虫,“是处于变形阶段的某些昆虫的幼虫(形象),这些昆虫属于鳃角类甲虫科、锯甲虫科和步行甲虫科”,它们具有一定经济价值,是原初人类获取动物蛋白的重要食品资源。昆虫的多次蜕变,或者说生命形态的频繁更迭,给初民以深刻的印象。汉王充《论衡·无形篇》说:“蛴螬化为复育,复育转而为蝉。”无比的奇妙。“自然之神用昆虫阐释了人们关于生和死的看法,即再生的基本观念。很可能,基于这种观念,在许多古老的神话中都有昆虫出现。”(注:参见[俄]阿尔金:《东亚神话中的昆虫学部分》,程应瑞译,’94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1994年,北京,第2~4页。)
图二虫、虫蛹形玉及玉龙
(1.辽宁建平牛河梁出土蜷体玉龙,红山文化;2.虫形玉,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国墓出土,M2006,西周,原定“玉蚕”,孙机改说为“玉蛴螬”;3.金龟子;4.金龟子幼虫;5.“玉蚕蛹”,商代;6.“玉蝉蛹”;7.虫形玉龙,传世;8.虫蛹形玉,台北蓝田山房藏品)
图三玉龙及其“伪足”
(1.商周玉龙,传世;2.殷墟妇好墓M5出土;3.陕西长安出土,西周;4.豆象;5.豆象幼虫,显示其伪足;6.陕西宝鸡竹园沟出土,西周)
我们知道,许多有翅的虫类,包括金龟子和蚕蛾与蝉,由卵到幼虫,由幼虫而蛹而成虫,经历了一系列复杂而又有序的周期性蜕变,达成最后的“美丽”或“飞升”,使初民感到十分的兴奋和惊叹,有关它们的仪式、巫术、神话或造型,确实表达着他们对于“生命—死亡—再生”的信念和幻想(注:参见萧兵:《蚕马女象征叙事的解读》,《文化与文本》,《文学人类学论丛》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澳大利亚阿兰达部落有关蛴螬生命过程的“因特丘玛”仪式(Intechuma),用树杈搭起的“翁巴纳”(Umbarna),便“代表着能够孵出蛴螬成虫的蛹”;部众们扮演着蛴螬缓慢地进入“翁巴纳”,变成蛹,而后蜕化为“蛾”。他们的表演加上圣歌,“描绘了这种动物全部生长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以及以圣岩为主题的神话”(注:SpencerandGillen,NativeTribesofCentralAustralia(《澳大利亚中部土著部落》),London,1899,P.176;[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6页。)。这是一种“增殖仪式”(Increaserites),阿兰达人“好像有责任在自然界中使这种东西(从而也使自己)达到充分的丰富”(注:[苏]托卡列夫等:《澳大利亚与大洋洲各族人民》,李毅夫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上册,第284页。)。
昆虫的繁殖力在动物中是最强的,地球上数量最大的物种便是昆虫。所以它们可能跟猪或猪龙同样被当成蕃育的象征或“吉祥物”。《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记》说,盘古死后,“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黎民百姓竟被说成“尸虫”之所化。《后汉书·南蛮传》说,盐水女神晚上与巴人廪君同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这位女神有如云雨巫山的高唐神女,她所化的飞虫可以看做雨雾和水的意象。具有日神格的廪君射出太阳光箭,射死了盐神与群虫,“天乃开明”。这里的女神和飞虫都是阴性原型。李贤注引《代本》(即《世本》)说,廪君是站在“阳石”之上才射杀这位化形飞虫的女水神的。
还有一种重要的看法:许多“圣虫”曾经成为祥瑞,辟邪品、护身符或崇拜物。最著名的如古代埃及的蜣螂,它们能够消除在沙漠里难于降解的动物粪便(至今某些沙漠国家还向中国要求进口蜣螂)——它们推着圆圆的粪团爬动就好像推着太阳行进一样。没有它们,沙漠将陷入腐臭、黑暗和热寂。所以,蜣螂成为古代埃及太阳和太阳神的标识,当然能够辟除邪魅或妖鬼。《礼记·郊特牲篇》蜡祭对象八,其一就是昆虫之神。我们在《傩蜡之风》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曾指出,大蜡可能是“由‘昆虫祭祀’生长起来的农业祭祀”(第596页),一方面是祈求“昆虫毋作”,另一方面又是希望昆虫之神帮助人类清除虫害乃至邪恶,有的还是“以毒攻毒”。中国某些地区至今过端午节还要兼祀毒虫。小孩子肚兜上绣着“五毒”(虫),便是让它们驱除妖蛊和恶物(请参看我们于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避邪》一书)。
这些是否红山虫体玉龙的象征意蕴(所谓“隐义”),还有待证明。“蜕变”与“飞升”的观念和愿望早就存在。然而恐怕这还不是“虫形龙”最重要、最直接的“实用/象征”功能,还涉及它的“能指”与“所指”的确认,它的“叙述层次”(初义)的破解:它到底是不是一种“龙”,以及更深一层的,它为什么具有“虫”的形态?龙性之虫或虫形之龙的象征指涉与“功效”到底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龙的母型或本源实在繁杂多样,但最重要的是蛇,还有蜥蜴与鳄鱼。龙的多元性或多变化,《说文解字》(卷十一龙部)等书已表达得相当准确——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只要是圆滚,或细长,或夭矫,或蜷曲,而似蛇的身子,不问其有足无足,其头部形态,都可能被比附为龙。
这样,龙的一种形态就可能是具有某种神秘性的“虫”。例如,以露水和泥土为食的蚯蚓,在民间,就是“地龙”或“土龙”。《史记·封禅书》说:“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蚓)现。”小小蚯蚓,居然与黄龙同列,成为黄帝土德之“瑞”(参见《史记·五帝本纪》)。《太平御览》卷九四七引《帝王世纪》还说:“黄帝时,螾大如虹。”虹是云龙成型依据之一(参见王子今等说)。孙机也看出:“螾又指躯体盘旋宛曲之虫。这样,它与《封禅书》里的‘黄龙’就互相靠近了。”(注:参见孙机:《蜷体玉龙》,《文物》2001年第3期,第71、72页。)龙的能幽能隐,能短能细(躯干基本形态稳定),在此得到证明。蚯蚓还与生命形态多变的金龟子、蝉与蚕蛾证明着龙的多栖性,如阿尔金所说,某些昆虫的生存世界是“二元”或多样的,例如水/陆,地/空,地下/地面,这跟龙同样,以“中介者”的身份沟通着阳与阴,生与死,乃至恶与善,美与丑。(注:参见[俄]阿尔金:《东亚神话中的昆虫学部分》,程应瑞译,’94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1994年,北京,第2~4页。)
我们的《红山玉龙的多层面解析》提出,它们多属《说文》所讲的“祷旱玉”。这样,我们更感兴趣的,蚯蚓是测雨的“物候”依据:天将雨或初雨时,许多蚯蚓钻出地面,因为此时地质疏松,又能避免淹死。测雨物,例如鹳、蚁、蛙、蛇乃至“阴阳石”等,往往被初民当做引雨者。《春秋繁露》、《淮南子》等书所记的“土龙请雨”,不但证明人工制作的灵物(又如玉龙、草龙),可能致雨,而且,不妨理解作,人们受到“地龙兆雨”的启发,才制作“土龙”以请雨。“虫形玉龙”可能亦有此种象征功能。除了大蚓,其它的虫子能不能用来求雨呢?《汉唐地理书钞》有《荣氏遁甲开山图》说:“霍山、南岳有云师雨虎。”荣氏解云:“雨虎如蚕,长七八寸,似蛭。云雨之时,出在石上,肉甘,可食。”可证虫蚕能充当“雨虎”。《楚辞·天问》:“萍号起雨,何以兴之?”郭沫若便据以演绎道:“雨师萍号何以能够兴云雨/他的身子只像个蚕子?”材料虽晚近,也足供参考。前文证明,盐水女神所化飞虫是云雨的意象,可与此比照。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某些昆虫的幼虫形如蛴螬或“虾蛄”,却是生活在湿地或静水中,是谓水虫。甲骨文有个字,从双蛇,隶定为“
”(读如昆虫的“昆”)。其身体蜷曲有如虫蛇,地位很高,或用燎祭。例如:
辛卯卜,燎于。(《前》4·52·4,《粹》71)
更重要的,作为水神,他能赐雨。
贞:召(招)河来于,侑于
。……
乎(呼)舞于。(《乙》5272)
饶宗颐指出:“殷人祀之,所以侑雨;以其为水神,与水旱有关也。”(注:饶宗颐:《巴黎所见甲骨录》,香港大学,1956年,第14页。)这样,以玉制为“水虫”形蜷龙,就大有理由了。陈邦福说此字指商汤“大相虺”(注:陈邦福:《殷契辨疑》,自印本,1929年,第3页。),根据不足,但看出其亦蛇虺之象,则近是。
金文有《鱼鼎匕》(或称《匕》)。王国维读“
”为“蛕”(注: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鱼匕跋》,中华书局,1959年,第4册,第1211页。),郭沫若则读为“蜮”(注:参见郭沫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册,第145页。)。含沙射影的水虫(蜮)也曾是“水神”(参见《太平御览》野兽部第二一引《韩诗说》),它也是阴性的,跟水、雨相关的,害怕象征太阳的“十”字形(参见《周礼·秋官·壶涿氏》及注疏)。依照郭说,匕铭一节可读为:
钦哉,出游水虫(虺),
下民无智,参之蜮。(注:参见郭沫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册,第145页。)
近年,李零提出新说:水虫之神指南国英雄蚩尤。他改读《匕铭》曰:
曰:诞有昆尸,坠王鱼鼎。
曰:钦哉!出游水虫。
下民无知,参蚩尤命。(注:参见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学人》第5辑,1998年。)
“水虫”是否蚩尤,尚待论证。但水虫“虺”形,蚩尤多变化,其化形有牛、蛇、犬、蛕诸说;而尤可读蚘(李零说),或蛕(郭沫若说),可能变虫。蚩尤曾以大雨雾恶战“太阳神”黄帝(见于《山海经》),容或兼为雨神。蚩尤写作“蚩蚘”,字皆从虫(虫就是蛇虺之虺),见于《周礼·春官·肆师》“表貉”郑注。《集韵》(尤部):“蚘,蚩蚘,右诸侯号。通作尤。”王志平说,“蚘”和“蜮”可以通转(注:参见王志平:《一则蚩尤传说的新解释——兼论神话传说中的语源迷误》,《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第48页。)。是蚩尤曾以蛇身兼为水雨之神,又“卑化”为水怪、水虫。红山玉龙呈现水虫之状,用以侑雨,不无可能。
前文提到,蜷体玉龙有似蚕如蛹者(所谓“蝉形玉”,关涉着蜕变与再生,与雨的关系则有待明确),是否也能成为“祷旱玉”呢?案:“蚕为龙精。”(《周礼·夏官·马质》汉郑玄注引《蚕经》)“昆虫类”的蚕成为龙的一种“变体”,是龙的多样性、多变性、多栖性的证明。(注:参见萧兵:《龙的生命力、适应性和大智慧——兼论蛇、蜥、鳄成为龙之母型的原因和意义》,《龙文化与民族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4~173页。)。作为“龙”之“子”,蚕跟雷是互动的(注:参见萧兵:《蚕马女象征叙事的解读》,《文化与文本》,《文学人类学论丛》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礼记·月令》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小蚕也在此时出壳。所以夫妇在雷鸣惊蛰出蚕之时,要戒其容止,不要同房,以免触犯雷神,污染蚕子;被看做“白虎星”的活跃女性,更要回避,看茅盾《春蚕》便知。所以在民间,蚕以“龙子”被看做雷雨的朕兆(注:参见萧兵:《龙的生命力、适应性和大智慧——兼论蛇、蜥、鳄成为龙之母型的原因和意义》,《龙文化与民族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4~173页。)。因此,玉蚕仍是一种变体龙形“祷旱”之玉。泥土中的蛴螬、蝉蛹、大蚓也被看成冬眠的“蟠龙”,人们望其在春雷惊蛰之时呼唤“及时雨”。这种种幻觉、信念是完全一致的,各族的民俗神话可资参照,如今又在艺术考古上得到初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