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日本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伦理论文,日本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文化是东方文明中的一颗明珠，从唐朝开始就不断向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传播，并且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近代，代表农业文明的儒家文化在西方工业文明面前显得落后了，处于被压抑、排斥的地位。但到了现代，尤其是二次大战后，深受儒家文明影响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迅速发展，使人们开始反思儒家文化的价值，西方企业家也开始探索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学习日本成功的经验。西方的学者则象发现新大陆一样，重视起儒家文化来，把日本经济说成是“儒家资本主义”，并且把儒家文化看成是西方社会种种弊病的救世良方，甚至预言21世纪将是属于环太平洋地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究竟应该怎样客观评价儒家文化？本文拟以儒家伦理与日本经济发展关系为例，对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并借此就教于学术界。
一、日本企业家的儒家文化情结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日本大门时，日本并没有闭关自守，而是进行了一系列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改革。他们没有抛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神道和儒家文化思想，而是吸取其中有价值的东西，用来辅助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他们大力投资教育，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这是儒家“好学”的精神；他们重视“仁”、“和”、“忠”、“勤劳节俭”等儒家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贯注到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域，现在日本的一些大资本家还深深地保留了儒家的这些传统精神。日本首富、最庞大的企业之一——西武集团的总裁提义明就自称是荀子思想的崇拜者，他在选拔人才时重视其家庭是否和谐，是否有实际的能力。在他的集团中，每天都有2人到提义明父亲的墓前守护。这种重视家庭伦理、重视孝道礼敬的精神，正是儒家文化的精髓。
创立了500多家近代企业，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回顾自己的创业生涯时说，他的经营虽饱含辛苦和惨淡，但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他提出“《论语》加算盘”的观点和“义利两全”论，提出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伴随道德。他还提出，尧舜禹汤文武时，算盘和道德决无矛盾。他的这种思想现在在日本企业界有着普遍性。
丰田纺织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取《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347页。）主旨，立座右铭为“天地人”，并把它作为企业精神。后来他的儿子丰田喜一郎开创丰田汽车工业，又取《中庸》上孔子说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41页。），加在他父亲“天地人”座右铭之后，成为“天地人智仁”，表明继承父业，以“好学”、“力行”自勉。丰田喜一郎以此精神在汽车制造业中奋斗近15年，成为世界汽车巨子。
曾被日本人称为日本财界总理的日本经团联前任会长士光敏夫，其座右铭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8页。）这是《大学》中的一句话。日立化成工业公司总经理横山次亮主张贯彻孟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427页。）的思想，并具体解释说：“爱人即是保护在车间劳动的人不受事故伤害；所谓敬人就是要注重做到除密切同上司、同事和属下的关系外，也不给顾客添麻烦。”（注：《儒家管理哲学》黎红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2页。）
由此可见，日本是一个深受儒学影响的国家，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儒学已渗透到日本人民思想深处和情感之中，他们的近代工业既克服了儒学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又吸取利用了其中的合理成份。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继承儒学注重道德修养的思想，树立企业家的领导形象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用“中庸”和谐的原则和方法，调整企业内部上与下，本企业与外企业、与用户等的关系；运用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全面把握企业发展的重要时机以利于企业的生存、壮大等等。
二、仁爱思想的经济价值
仁是儒家伦理重要的范畴，它具有统率其它伦理范畴的性质。仁既是个人道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的范畴，又是社会道德的范畴。如以人释仁，如孟子说：“仁也者，人也。”（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526页。）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403页。）仁就是个人道德的范畴。如以事亲言仁，如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66页。）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412页。）仁就是家庭道德的范畴。如果从不同职业的共同道德要求说仁，如说：“君仁臣忠”，“当仁不让于师。”（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245页。）仁就是职业道德范畴。如以爱人爱众释仁，如孔子说：“仁者爱人。”（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201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131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192页。）仁就是社会道德的范畴。在古代，仁既被视为必备的个人道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修养，也被看成是不可或缺的社会道德修养。
日本企业家，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提出“仁义是富贵的基础”。在这里，仁义被解释成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时，要注意其它企业的利益，顾及到社会整体利益，让人们自觉地意识到只有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了，只有其它各行业都很好地发展了，自己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当企业利润下降时，要多从自身找原因，多提醒自己为社会提供了什么优质产品和优良服务，而不是一有挫折就怨天尤人，抱怨社会不公，试图用各种不法手段来弥补损失。事实证明，这种违背商业道德的做法，最后只会使企业自食其果，在沉沦中越陷越深。涩泽荣一提出的“仁义是富贵的基础”，索尼公司将“为人类幸福和社会发展作贡献”作为90年代的经营方针，是遵守商业社会中的黄金定律。商业社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必然会受到人的影响，儒家认为：“立人之道，曰仁曰义”。（注：引自徐志锐编译《〈易传〉今译》，辽沈书社，1991年版，206页。）在商业社会中，仁义同样会在经济领域得到充分体现。
现代西方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文明讲究竞争，追求效益和利润，使得资本家即使把牛奶倒在海里也不愿低价出售，这种做法无疑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过份地追求竞争，把人、我利益分得很清楚，会使人在经济竞争中不择手段，尔虞我诈，甚至进行名符其实的商业战争。这无疑会对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而且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使得世界上的自然环境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也使得全球东西分化、南北对立现象越来越严重。人们反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的行为，得到了这样的惩罚，他们终于认识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仁爱思想的意义和价值了。
李约瑟在他的全集第371页中说：“近代科学技术……每天都在作出各种对人类及其社会有巨大潜在危险的科学发现。对它们的控制必须主要是伦理的和政治的，而我提出，也许正是在这方面，中国人民中的特殊天才，可以影响整个人类世界。”
西方著名学者汤因比也说：“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注：《谁将继承西方在世界中的主导地位》，汤因比，1994年9月《思潮》月刊。）不少有识之士也有同感，他们甚至认为21世纪将是属于环太平洋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仁爱思想不仅对东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是世界发展不可缺少的指导思想，它的以人为中心，重视仁爱的伦理观念，使得它弥补了西方理性文明在现代社会中的种种不足。儒家的伦理思想将会在未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三、“忠”的思想的意义
在日本传统儒学中，忠诚始终居于首要地位，被历代统治者所尊崇，并大力提倡。从古代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到近代的《明治宪法》，无不渗透着一种封建性质的忠诚精神。它要求人们对神化的天皇无条件地尽忠效命。然而二战惨败的无情现实，动摇了日本人忠诚天皇的心理，当日本开始步入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经济立国”轨道后，人们的忠诚心理由效命天皇变为效力企业。
为了加强自身的内聚力，建立企业的竞争优势，日本的许多企业采取种种措施，想方设法地培植职工的忠诚心。最见成效的措施主要是“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福利主义”。在雇佣制度上，日本企业普遍实施“终身雇佣”，使职工一朝进厂，终身为家，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在分配制度上，日本企业大多采用“年功序列”，着眼于职工对企业的长期忠诚和贡献，以工龄的长短来确定薪金高低和晋级，使职工对企业保持依赖感。在生活福利上，日本企业尽力从职工的需要出发，在幼儿教育、医疗保健、体育娱乐、职工住宅等方面，为职工配套设施，以加强职工的安定感。由于日本企业的这些努力，使日本职工逐渐形成一种自觉地为企业尽心尽力地工作的忠诚心理，并潜移默化地外化为其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在日本现代社会中，职工对企业有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忠诚。他们视企业为“家”，与企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在企业里，他们如“工蜂”般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甚至心甘情愿地加班加点，回到家里，仍要抽空为企业的兴衰苦思冥想、出谋划策，以至有“工作狂”之称。这与欧美职工上完班就万事大吉地享受自己的假期是很不相同的。在许多日本人眼中，“事主不二”是一种职业美德。除了退休或去世，是不可另谋高就的。人一旦“跳槽”，会在新的企业遭到鄙视，并被怀疑有朝一日还会成为“叛徒”。褒扬“忠诚”，贬斥“背叛”，已成了许多日本职工的世俗心理。这与西方企业社会讲究人才流动，谁给的钱多就为谁工作的就业心理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职工的这种与企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忠诚心理，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积极的意义。首先，从生产过程看，它培养了职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兢兢业业的生产热情，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质量。其次，从管理方面看，它调动了职工的参与意识和创造精神，促使职工为企业的繁荣发展竭尽全力，提高了企业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再者，从生产的角度看，它既有助于激发职工钻研和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积极性，也有益于使企业防止人才外流，在竞争中保持人才优势。
四、“和”的思想与日本经济发展
“和”是儒家伦理的一个重要范畴。《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71页。）古代君王治国的原则都以此为美、为善。后来的统治者都重视“和”。故宫里的金銮宝殿有三座主要建筑，分别称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金銮殿是皇帝治理国家的地方，它们都用“和”命名，可见统治者是用“和”来统治天下，治理国家的。“和”也不是一团和气，折中调和，而是有差别，有矛盾的，是差别和矛盾的统一。所以孔子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214页。）
“和”在《中庸》中被提到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注：引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25～26页。）意思是说：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普遍的原则。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各归正位，万物就生长发育、欣欣向荣。
“和”是儒家伦理的范畴，也是古今一贯的美德，它渗透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和”所强调的团结一致、和睦相处，对于调节企业内部各种人际关系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如果企业内部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亲密合作，齐心协力，那么公司就一定会兴旺发达。中国传统伦理中这种注重“人和”的思想被日本企业家们运用起来了，他们十分注意企业中领导层与职工的沟通，下班之后一起下酒馆，节假日组织集体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领导与员工的关系亲密了，员工就能较好地为办好公司、企业提出自己的意见，达到“共同管理”，众多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公司不论面临多大的困难，都可以安然渡过，越办越好。在商业经营中，如果能够做到面目和善，态度和蔼，语气平和，充分在服务态度上表现出“和”的精神，这样就会缩短顾客和企业之间的距离，使顾客愿意到商店来购物，这就是俗语中“和气生财”的道理。儒家文化这种“和为贵”的精神，同日本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大和”精神相结合，就形成了日本企业内部“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
按照西方社会的进程，工业化时期人际关系的疏离乃至对抗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欧美文化以实用主义和互利的精神为主。这种精神最初在富兰克林的文化思想中有所表现，他提倡个人主义道德，实用主义精神，他认为中世纪的封建教会道德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资本主义工业的自由成长，而个人主义符合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的经营方式。与这种实用主义精神相呼应的是互利精神，一切都是平等的交换，各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是一个自尊的独立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目标，可以顺应时势，也可以别居一格；各人只是凭自己的智慧行事，谁也别想以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左右他人意志，人与人之间关系完全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之上。
而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社会，工业化过程中就没有发展出这种人际关系。与西方企业推行的“以物为中心”的思想方式不同，日本推行儒家人性论，主张“以人为中心”。西方企业把人际关系契约化，日本企业则使人际关系微妙化。西方企业把工作外的私人关系当成“不正当的恋爱”而极力阻止，日本企业则把亲密的人际关系看作“美妙的婚姻”而公开提倡。西方企业只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日本企业则鼓励人们的相互合作和支持。西方企业存在着威严的上下级关系，日本企业的领导者与职工之间却类似某种“前辈”与“后辈”、“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总之，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竞争、互利的价值取向不同，日本企业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家族主义、以和为贵的基础上的。
五、儒家人伦思想与家族主义组织形式
日本企业组织，依据现代工业管理的需要，对儒家伦理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和补充。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指出：在日本，通常被看作重要的和基本的人类情感的血缘关系，似乎已被工作集团里的人伦关系所取代。这种人伦关系包含了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重大矛盾。日本工运评论家森田实曾形象地说，企业主好比父亲，工会好比母亲，中层干部好比小舅子，职工则是能挣钱的儿子。由于日本企业组织这种家族主义的特点，就发展出诸如“终身雇佣制”、“年终序列工资制”乃至“集体决策”这些制度。这些制度之所以能形成、发展和得到推行，与儒家人伦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儒家所说的伦理关系，无非都是家庭关系的推衍。五伦中的夫妻、父子、兄弟三伦固然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而君臣、朋友二伦也是从家庭关系中推衍出来的。推而广之，以国人为同胞，四海之内皆兄弟，所谓“天下一家”的观念就是建立在伦理关系之上的。五伦的作用在于加强人际关系的亲密性。《尚书》中记载舜对契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注：引自顾宝田译《〈尚书〉今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14页。）在古代人们就提出用五伦来教育百姓相亲友好，和睦相处，因为家庭伦理是最切近人自己的，父母与自己是一体，兄弟是手足，能孝顺父亲，敬顺师长，则能忠心君王，尊敬长辈，团结朋友，如此则社会就安定而又有秩序了。
儒家通过五伦来追求家庭和谐、社会协调和亲密性是与西方理性的社会组织关系有着根本区别的。
西方理性的社会组织观认为情感为纽带的家庭主义传统及社会组织形态会引起用人唯亲、徇私苟且，社会关系太复杂、太亲密，理性的公正的决策就会变得很少见。因此为了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就必须坚决反对不合理的社会亲密感。根据技术和效率而非政治或友谊，以公正的态度、有效率地工作，这种理论使人们彼此隔离，专精于技术，按规矩执行管理和考核，客观上提高了现代工业组织的效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已被欧美20世纪40～50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所证实。但这种思想的推行也有消极影响，这就是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疏离和对抗，以至降低了组织运转效率，人们对这种讲求形式、充满机械和个人主义的社会工作组织形式越来越厌倦，希望能在取得效益的同时，满足自己情感的需求。当代美国管理学家穆勒在《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中，提出未来企业经营的八条原则。其中一条就是亲密原则。他指出，亲密感的需求是一种非常基本的人性需求，亲密感意味着给予和接受爱的能力。当个人与组织关系健全时，亲密感大都能存在，有了亲密感，才能提高信任、牺牲和忠诚的程度。
至于儒家传统组织理论中追求亲密型的人际关系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就有更多积极意义。西方学者狄瑞克·戴维兹1983年6月在《远东经济评论》上撰文，认为儒家传统的组织管理理论，对于东亚地区工业发展依然有积极价值。这表现在：1.儒家学说有一套社会程序的基本原则，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有道德、有才识、守纪律、重和平，有着强烈责任感的领导者；2.领导者的责任感与下属的忠诚而勇于任事，要相互契合；3.在上司与其下属之间，亲如家人，有着忠诚孝悌相互感应的关系；4.东亚人将这些价值观念用于现代社会，从而设计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工业组织。儒家人伦思想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中所追求的亲密的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经济的发展依然是一种“润滑剂”和“调节器”。这种组织形态在现代社会经济中依然有一定的价值。现代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在追求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效率逻辑与情感逻辑的平衡，在这方面，儒家的组织理论也许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上面的探讨旨在挖掘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意义。文中比较了儒家伦理思想中价值观念与西方文化中某些思想的差异，这是对儒家伦理观念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价值的一种阐释。从这些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以人为中心、重和谐的儒家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和价值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当然我们也不盲目认为儒家文化是最优秀的，或把日本的经济成就归结为儒家文化。有时儒家文化一如其它古代文化一样，既有积极的意义，又有消极的因素，因此，对它应该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