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与研究意义_政治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与研究意义_政治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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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美国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比较政治体系》一文,第一次提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并运用它来分析比较各个不同的政治体系。自此以后,一大批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专著。如卢西恩·派伊、戴维·伊思顿、塞缪尔·亨廷顿、罗伯特·达尔等对此都有所涉及。而阿尔蒙德本人和西德尼·维巴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则更把政治文化的跨国比较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70年代以后,日本及我国台湾省的学者也借鉴美国学者的成果展开对政治文化的研究。1980年前后,我国大陆恢复了政治学学科,政治文化研究也应运而生,学者们尝试着将心理学、行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政治现象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分析和阐述政治文化,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和专著,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学者们主要探讨的问题有: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和模式,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中外政治文化比较以及零星的有关公民政治心理、民主意识的调查和分析材料等。围绕这些问题的探讨和争鸣无疑是有益的,可是对政治文化概念理解的偏差也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必要全面分析。

纵观我国学者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理解, 基本上可以分为五类:(1)最宽泛的理解:认为政治文化涵容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制度等内容。如孙正甲认为,政治文化的界定“一般可解释为政治体系中的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意识形态的可操作领域,其中,前一领域可涵容政治心理、政治价值、政治意识等含强烈政治色彩的精神要素;而后一领域则可包括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行为、政治表达方式等政治范畴。”〔1〕万高认为,“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系统结构, 包括实体性政治文化和观念性政治文化。实体性政治文化是以政治文化转化形态出现的政治制度,……观念性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2〕(2)将政治文化视作与实体政治制度相对的观念性的东西,是指人们通过政治社会化所获得的持久影响政治行为与社会政治倾向的政治思想意识、政治价值评价与政治心理习俗的总和。〔3 〕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4〕(3)基本上持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观点,把政治文化仅作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加以研究。〔5〕(4)将政治文化等同于政治思想理论或政治价值。“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等的总积淀。”〔6〕(5)虽没有明确政治文化的定义,但从文中可看出作者是将政治文化等同于包括伦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文化在内的社会文化。〔7 〕由上可见我国学者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理解上的差异。要完整地理解这一概念,我们必须从它的产生开始考察。在美国学者看来,政治文化一词的出现是二战后的事,它代表一种崭新的分析视野。尽管在此之前曾有过关于民族精神、政治行为心理和政治个性等的独到阐释,但这些词都不足以和现在的政治文化相等同,即使是本世纪初曾使用过这个概念,但那时也仅仅特指文化和社会化即政治教育。〔8〕

政治文化研究的正式兴起应当说是本世纪五十年代的事,它是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学派出现的一个重大标志。行为主义是对传统政治学的反动,它摒弃了传统的一些研究内容和方法,如宪法、制度、国家等“硬件”以及静态、定性分析等方法,而强调政治现象的动态过程、政治行为的定量分析,讲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于政治研究领域,以求建立一种价值中立的纯而又纯的科学。政治文化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运用社会学的调查分析方法揭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社会文化因素对政治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体现为代表社会的公民与代表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一定文化熔炉中熏染出来的公民对政治的意向。同时又由于一定社会的政治体系又是由该社会文化氛围培养出来的人操纵运行的,因此政府行为本身也反映了这种文化作用的痕迹,所以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主要就是公民政治文化或称公民文化,是研究公民政治态度的。阿尔蒙德1956年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次阐明政治文化时指出,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决定政治活动取向的特殊模式中,这种特定的模式便是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在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中又指出,政治文化是指一种态度,即对政治体系及其各部分的态度以及对自身在政治体系中所处角色的态度。〔9 〕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这种态度和倾向可进一步分为政治认识性成份、政治情感性成份和政治价值性成份,并且强调政治文化是“指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10〕直到1987年,他还认为“政治文化是由认识上的、感情上的和价值上的因素组成的。它包括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和意见,包括对政治和政治的价值观念的情感。”〔11〕政治文化的沉思者——路辛·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的主观领域,它规范政治制度、确定人们的政治行为。〔12〕锡尼·维巴指出,政治文化不是政治制度和机构,也不是政治行为模式,“它不是指正在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事情,而是指人们对这些事情所抱的信念。”〔13〕透过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各家表述大同小异。政治文化被视为描述社会文化与政治活动关系的一个范畴,它揭示的是一定社会文化对政治体系和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它主要通过公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等来体现,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长期作用于人们积淀而成的基本一致的社会心理。

前苏联学者对政治文化的认识与美国学者很不相同,在他们看来,列宁早在192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俄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在谈到创建和巩固新型国家的任务和开展文化革命时就已提出了关于政治文化的基本思想,列宁在这里强调了创建一种新型政治文化对破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习气、建设新国家的重要性。〔14〕他们批评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政治文化是主体的心理动因、主观态度的定义,认为那种看法尽管也包含着个别正确的因素,“但它们终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因为他们都忽视了阶级和阶级利益问题,忽视了社会的政治生活是由一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所决定的。”〔15〕他们强调政治文化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它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因此,政治文化首先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而其核心和实质性的东西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这种思想、理论和观点积极作用于人们,影响到人们行为的宗旨和模式、影响到人们的日常意识以及对政权和国家的态度,影响到个人实际参加政治生活。这种政治思想体系在体现阶级利益的政党纲领中具体化了,成为实际指导政治体系建设和运行的重要力量。由此他们认为,政治文化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或层次:反映阶级和社会的根本利益,并在实践上予以实现(基础的层次):政治知识和见解的总和(信息的层次);政治知识变成信念(价值的层次);公民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参加国家管理(实践层次);政治思想物质化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准则和传统,固定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制度(规范方面)。〔16〕他们对政治文化涵义的概括一般都较为广泛,从个人的态度到社会行为实践,从科学共产主义的宏观角度加以分析,把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当作“科学共产主义中具有质的规定性一般范畴中的一个。”〔17〕

美苏学者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参照系统。美国学者注重公民个体心理因素分析,以揭示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从定量分析上具体把握一定政治制度(体制)为公民提供了多少参政机会、公民的参政要求和行为具有多大的自觉性,这种微观的定量分析是有价值的。然而一味强调心理动因、个体主观方面是不可能的和有害的。因为无论个体的认识情感、愿望要求、社会风俗、民族传统还是思想理论观点,它无一不是社会的精神范畴,无一不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经济运行发展的结果,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结构之上,反映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的。一句话,“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8〕这方面的失足正是行为主义走向危机的重要原因。相反,苏联学者的批评是中肯的,然而他们过多地强调阶级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强调政治思想在政治文化中的作用,这就限制了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重大意义,不能从动态过程来观察公民与政治体系的相互关系这一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其一,阶级利益是不能等同于各集团、各个体公民的利益的,也就是说在基本一致的阶级利益基础上,还存在着各阶层之间、集团之间、民族之间以及各个体之间利益上的差别,由此产生不同的政治要求、形成不同的政治心理倾向。忽视这一点,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就解释不了。其二,政治思想,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是不能等同于广大公民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心理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心理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意识,它直接与日常社会生活相联系,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型的、自发的反映形式,它交织着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但以感性的东西为主,尚未形成自觉的理性形式。社会政治心理是一种社会心理,而社会政治思想则属于社会意识形式,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了的反映形式,它并非社会心理的自发发展,并非任何普通的公民都具备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就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所专门创造的。列宁在《怎么办》里也指出,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不是工人运动自发意识的产物,而是有觉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概括和总结无产阶级愿望和要求而形成的。因此,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集中反映和代表了工人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它通过强大的政治社会化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但并不等于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公民都有这一套理性认识,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只是形成与该政治思想基本一致的政治心理习惯、意向、偏好、爱憎等。这种政治心理体验是很不稳定的,往往由于政治体系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国内外政治风波的作用以及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而对政府及其政策产生一种新的看法。所以,一味强调政治思想理论在政治文化中的特殊作用,对于深化政治文化研究来说也是不适当的。

由此我们再来考察上面所列的关于政治化概念的界定。第四、五种概括显然欠妥,政治文化不能等同于社会文化,因为它只是与社会政治活动、政治现象有关的文化领域,政治文化更不仅仅是政治思想。第一种观点从广义文化的概念出发来理解政治文化,过于宽泛,而第二种观点则又是从狭义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文化。上述观点其实反映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向,即政治文化是政治与文化的结合,〔19〕所以对文化概念理解的差异才造成了对政治文化理解上的分歧。这些看法虽有合理之处, 却削弱了政治文化的革新意义。 “政治文化”(The PoliticalCulture)就是“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就是研究受制于一定文化的公民对政治的选择。先进的政治思想必须内化为广大公民先进向上的政治心理,成为滋润现代公民意识的雨露阳光,才能扎根于人们心中,催生出先进发达的政治文化。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们的思想认识也是有差异的。“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20〕因此,在普选和全民公决席卷全球的今天,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但这并不等于照搬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者的观点,上述第三种看法也欠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因为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由此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种做。”〔21〕所以,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决定了政权的性质和面貌,对公民的政治心理和行为取向产生重大影响,行为主义的片面性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性质。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从定性与定量、静态与动态、政治体系与公民行为的结合上去把握政治文化。所谓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就是指处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与倾向。它包括公民的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安全感、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技能等。这个定义涵盖以下几层含义:(1 )公民政治文化所要揭示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政治体系的关系而非其它;(2 )公民的政治态度和倾向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历史的现实的经济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综合作用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揭示的是文化与公民行为的关系;(3)公民既指各个体公民,又指一部分或整个社会的公民群体,既包括社会大众又包括一部分居于政治权力范围内的掌权者。因此,既有公民个体的态度倾向又有群体的态度倾向,既有普通公民的态度倾向又有管理者(国家权力的执行者)的态度倾向。

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研究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有以下意义:

第一,有助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任何政治系统都是由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两大部分组成,两者分别构成政治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关系密切。有人曾形容说,政治文化似大海里的水,而政治体制则是漂浮在海上的冰山,社会的政治机构与政治过程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设定,又在一定的文化中生长。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既然是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的反映,它也必定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研究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就是揭示公民与政治体系、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的互动过程,从公民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认识我国的政治体制,规定其改革的方向、目标与任务,增强改革的预见性。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正是公民文化不发达的产物,反过来它又进一步阻碍了公民文化的发展。它压抑了人民群众对政治的自主参与和对国家事务的有效管理,造成公民主体意识低下、政治效能感下降、政治感情冷漠,而政治体制的弊端因此能长期存在下去,形成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革新公民政治文化。只有培养造就现代的民主的参与的公民政治文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才能最终实现。

第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体就是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建设过程的人民群众。马恩曾反复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都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机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这一人类理想提供了决定性的保障。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远远达不到,初级阶段应以此为目标,积极创设实现这一理想的条件。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方向就是实现政治民主化,民主政治主体建设的目标就是培养和造就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积极参与精神、法律意识以及参与能力的新型公民。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可以展示出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现状、揭示其内在发生和发展的机会,进而探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就能为我们把握其发展规律、制定进一步发展的具体对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第三,有助于我们制定及贯彻正确的政策,从而实现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协调统一。环顾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都面临着政治发展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尤甚。政治民主化的潮流席卷欧美大陆,也冲击亚非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又是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政治的不发展往往产生政治的不稳定,而盲目照搬某种模式脱离本国本民族特点的政治发展常会导致政治动荡国家解体,这两方面的例子在当今国际社会比比皆是。如何才能创设一种机制:即能保持政治相对稳定,又能渐进地推动政治发展,这是许多国家也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政治文化研究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改革政策的制定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一种政策倘能反映大众的要求那就易于为社会所接受,也易于推行,政治体系也就稳定。反之,政策违背大多数公众的意志,不为社会所接纳,而产生普遍的抵制、甚至尖锐冲突,最终将造成政治体系的危机。所以,政治稳定本质上要求政府政策与广大公众的愿望和要求相一致。在现阶级的我国,通过对公民政治文化精细深入的调查研究,可以确定其整体水平、差异、冲突和矛盾,使政府能比较精确地把握社会各阶级阶层、各职业团体、各利益团体的愿望和要求及其强烈程度,为制定政策提供可行性参考。政策的信息反馈又可进一步调整政策,避免大的失误,从而使政府寻到一个使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相协调的政策。

注释:

〔1〕孙正甲《政治文化模式分析》、《理论探讨》1990 年第4 期,第102页。

〔2〕万高《简论“政治文化”》, 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1995年第2期,第8页。

〔3〕戚珩《政治文化结构剖析》、《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4期,第29页。

〔4〕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159页。

〔5〕孙西克《政治文化与政策选择》、《政治学研究》1988 年第4期,第24页。

〔6〕徐大同、高建《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 《新华文摘》1988年第1期,第155页。

〔7〕沈大德《论当代政治文化中的两种困扰》、 《福建论坛》1989年第6期,第33—37页。

〔8〕(美)R·坎恩、J·麦克尼文《政治文化研究》、 《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2期。

〔9〕(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著《公民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0〕(美)加而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5页。

〔11〕(美)G·阿尔蒙德《政治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8期,第63页。

〔12〕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

〔13〕(美)道森《政治文化》、《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6年第12期,第22页。

〔14〕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368页。

〔15〕(苏)B·几安德里先科《精神文化与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16〕(苏)尼·米·凯泽洛夫《社会利益与政治文化》、《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4期,第57、56页。

〔17〕《苏联理论界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26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82页。

〔19〕刘学军《“政治文化”一解》、《社会科学》1996年第3 期,第41—42页。

〔20〕〔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1卷,第52—5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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