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业的战略坐标该怎样定点——“钱啤现象”研讨会现场实录及记者侧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侧记论文,坐标论文,研讨会论文,实录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个专家都有备而来
似乎每个专家都有备而来。
似乎每个人都预感到，在这里将发生一场无从回避的观点交锋和碰撞。
近二十余位到会者都预先准备了发言提纲，一场原定开三个小时的研讨会，进行了六个小时，结果还有四位专家来不及发言，他们只好向主办者提交了书面文字。
这是1996年7月18日，杭州。 一场题为“钱啤现象”的高级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和杭州的诸多经济界和政府决策层人士。
研讨的焦点是一个刚刚浮出水面的新命题：保护国产名牌与扩大对外开放。
啤酒里冒出来一个“现象”
足以负载这个重大命题的新闻载体，是一个刚刚被浙江经济界定名了的——“钱啤现象”。
在1996年这个炎热的夏天，啤酒行业命里注定将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人们已经观察到，近期以来，关于国产名牌的种种呼吁和争论，正是从啤酒开始的。而浙江钱江啤酒集团则完全是在不经意中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5月初在武汉结束的96’全国啤酒协会年会传出一连串让人无法平静的信息：近十年来，中国是全世界啤酒产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到1995年，我国啤酒产量已高达1546万吨，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而位居全球第二。但就在快速攀升的同时，一些原来颇为知名的名牌啤酒却变得沉寂下来。据最新的统计表明，目前全国五万吨以上的啤酒厂约60家，其中70%已踏上合资路。在上海市，当地五家啤酒厂已全部合资，其原有的“上海”、“光明”、“天鹅”等老牌啤酒的产量正逐年下降，而洋品牌则纷纷登场，大量应市。
一方面是产量的持续增长，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却是品牌的相继沦失，于是，有专家惊呼：中国啤酒业正进入一个繁荣与危机并存的“微妙时期”。
于是，在国内的一些媒体上，关于“啤酒行业该不该走上合资路”的讨论火爆起来。
于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在浙江钱啤集团的一桩新闻构成了冲击波。
今年6月， 浙江省的各大媒体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近两年，钱啤集团为了光大“中华”、“钱江”两大国货品牌，已十多次谢绝合资，并实施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市场扩张及品牌战略。目前，钱啤是长江以南唯一没有“出卖”品牌的大型啤酒企业，而中华啤酒是浙江都市市场上仅存的能够与洋啤酒抗衡的国产啤酒。
卓尔不群的钱啤，可以说是及时地为全行业的困惑给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答案。然而，面对这样的实践，有赞赏，同时也有迟疑，有不解，也有观望。正是因了这一道道不同的目光，才构成了一个特定背景下的、独特的“钱啤现象”。
黄伟成如是说
——我们的志向不仅仅是推销几瓶啤酒，那只是推销商的志向
——我们要向世界推销的是一种精神——中华精神，推销一个中国现代企业的强大形象
作为“钱啤现象”的主角，钱啤集团总裁黄伟成在研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的讲话表现出一位中国企业家的深谋远虑和不凡志向：
现在，钱啤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的啤酒行业，甚至中国整个的民族工业也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就以钱啤为例，从1979年的一只锅炉、一口深井起步，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市场风雨，好不容易创下了这份七个多亿的家产和“钱江”、“中华”两大品牌，我们目前的啤酒年生产能力达30万吨，排在全国前六名以内，应该说，企业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现在感到的压力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竞争的对手不是越来越弱，而是越来越强了。其中，诸多到中国市场来“淘金”的国际品牌，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强大的对手。到1996年初，全球排名前十位的啤酒商都已经在中国设立了合资企业，推出了自己的品牌。有人说，当今的这个情形，有点像一个“经济奥运会”，全世界最著名的品牌都跑到中国来参加比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企业要想生存下去，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坚守阵地，要么临阵易帜。现在，钱啤集团是下定决心要做前一类企业的。我们的啤酒品牌是“中华啤酒”、“钱江啤酒”，这样的品牌，看上去，叫出来，都是纯纯正正的中国货。我们深知品牌的份量，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因此，近年来，我们坚持一条：钱啤集团肯定要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华啤酒的品牌必须保留和光大。
黄伟成的讲话没有过分地突出先前被舆论界“炒”得很热的“谢绝合资新闻”，而是更冷静、更理智地对引进外资重申了他的一贯要求：必须由钱啤集团控股、“中华”和“钱啤”两大品牌必须保留和光大。他在发言中的一段话受到与会人士的喝彩：“我们的志向不仅仅是推销几瓶啤酒，那只是推销商的志向；我们要向世界推销的是一种精神——中华精神，推销一个中国现代企业的强大形象。”
来自北京的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贾春峰教授说：“钱啤现象”值得重视，值得总结和研究，意义十分重大。这位因率先提出“文化力”而蜚声经济理论圈的老学者说，现在人们热衷于谈论名牌理论、名牌战略、名牌意识、名牌法制、名牌文化等等，这不是偶然的。所以这次讨论虽然是从“钱啤”谈起，但涉及到我们的名牌发展战略这样一个热点问题，涉及到我们的民族工业的发展问题，涉及到我们中华民族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实现新的伟大振兴这样一个根本问题。“钱啤现象”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总结研究钱啤发展经验，不仅要从经济学角度总结，还要从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企业形象等文化学角度加以剖析。我们现在讲爱国主义教育，创建名牌、培育名牌、维护名牌，让中国名牌走向世界，这就是一种立体的爱国主义行动。
不仅仅是一场“表彰会”
保护与开放——两三年前看上去还毫不相干也构不成矛盾的这两个命题，现在终于放在一起讨论了
如果这场研讨会仅仅开成了“钱啤现象”的表彰会，那我们便无需花费这么多的笔墨了。作为钱啤集团，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讨会为未来的发展之路寻找到一条新思路。作为主办者，浙江省社会和经济发展研究基金会希望通过这样的研讨，为浙江省的“国有名牌工程”添力鼓劲。这些目的，应该说是都达到了，然而对旁听的记者来说，一个意外的收获是：正是在这样的研讨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碰撞点。
这些碰撞，有些是因观点的不同而产生的，有些是因角度的不同而产生的，还有些则是因角色的不同而产生的。但无论如何，这些碰撞体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中期之后的社会心态和观念变革。
正是在这次研讨会上，人们开始关注开放与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朱家良所说的，如果搁在两三年前，谁也不会把这两个看上去毫不相干、也构不成一对矛盾的命题放在一起讨论。但是现在，在一个巨大的背景下，它们终于被“扯”到了一块儿。
据朱家良介绍，这个巨大的背景是：自对外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到目前为止，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1600亿美元，取得辉煌的业绩。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跨国公司也进入了中国市场，或推销其商品，或设立合资、独资企业，大大促进了市场繁荣。然而，同以上风景相伴而至的并不都是“怡人的阳光”。随着国外品牌的大面积冲击，在一些行业出现了国内企业“节节败退”的忧人景象，不少原有的国货名牌不是被挤垮，就是被吃掉，市场份额逐步缩小。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国际财团瞧准我国一些企业资金短缺的机会，大量购并，买壳入市，致使许多工业用品的主要市场一个个被国外品牌蚕食。据统计，目前国内彩电市场的60%、洗发香波市场的79%、碳酸饮料市场的84%，已成为国外品牌的天下。
那么——
面对洋品牌的汹涌之势，未来若干年内，国产名牌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有市场、有优势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名牌，应该走怎样的引资之路？
吸纳国际资本与创立国产品牌是否矛盾，或者说，两者之间应当如何融通？
政府在制订产业政策时，应从哪些方面来扶持国有名牌企业？
每一个问号、一切的迹象都在表明，在开放国内市场与保护民族品牌之间，一定还有某些观念和意识亟待清晰和反思。
碰撞之一：开放的市场设不设防
一份由杭州市城市调查队提供的500户居民入户调查结果，在这次研讨会上被一再提及。在这份题为“国啤、洋啤之间”的调查中，有四道选择题颇引起了专家们的兴趣。
（一）如果任你选择，在国产啤酒和洋啤酒之间，你会
A.选国啤 50%
B.选洋啤 15%
C.无所谓 35%
（二）国啤与洋啤相比，你认为谁更胜一筹
A.口味：国啤好46.7% 洋啤好53.3%
B.品牌：国啤好26.7% 洋啤好73.3%
C.广告：国啤好13.3% 洋啤好86.7%
D.价格：国啤好100%
洋啤好0%
E.感情度：国啤好57.1%洋啤好42.9%
（三）在当前杭城一些高档酒家，已找不到国产啤酒的影子，你觉得这一情形：
A.很正常 20%
B.不太正常 60%
C.无所谓 20%
（四）有人建议在高档酒店至少应备有一种国产啤酒供消费者选择，你认为：
A.这个建好 65%
B.这个建议不好10%
C.无所谓 25%
如果说，前面的三道题仅仅体现出当今民众的真实心态，第四道题则引起了争论。
一位专家说，市场竞争就应该是完全自由的，高档餐饮场所为洋啤所占领，这说明洋啤在经营上确实有高我们一筹的地方，如果因此而“硬性规定”酒店必须备有国啤，则有不公平竞争之嫌了。
而相反的意见则认为，这是一个“来自群众”的好意见。浙江大学经贸学院院长姚先国教授说，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市场经济似乎就应该是“不设防”的，“国货洋货一律平等，你干嘛非要分出个经纬来？”也许，这样的观念在10年前的中国还是进步的，在五年前还是无可厚非的，但到了今天，便显得幼稚而片面了。在经历了18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已全面复苏，国力迅速增强，同时，中国吸引外资已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二。有专家称，现在的引资已到“挑肥拣瘦”的时候了。与此同时，国际品牌纷纷登陆华土，在一些民用商品领域，民族工业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能否在本世纪内完成“中国名牌工程”，已成为民族工业的生存课题。在这样的时候，那种泛泛而论的开放论调，实在已无益于中国市场的成熟。
这位留德博士指出：其实，哪怕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不设防的。在韩国，如果有哪位政府官员胆敢购买外国轿车，不出三个月，廉政、税务等部门就会查他个焦头烂额；在欧洲，许多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等来限制外国企业的购并活动；即使是所谓新自由贸易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在国内一次又一次地号召人民：“请用美国货”。当然，在20世纪末的今天，任何人都已不可能用行政、强制的方式来驱逐或抵制洋货；提倡国货，也同当年的“反日货运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捍卫”，是一种自强、自信和自尊，是以开放的心态、公平竞争的手段来造就中国的“名牌”。在这层意义上，“钱啤”的举动，便有了长远而弥足珍贵的价值。
碰撞之二：成熟产业也要合资吗
为什么时下这场关于民族工业的“振兴运动”会始兆于啤酒行业，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行业？
对此，浙江省啤酒协会会长傅森林的看法很有普遍性。他认为，啤酒是一种以现代技术生产的“传统产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啤酒业的酿造和生产技术已基本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并不存在明显的差距，足可与洋酒同场竞争……这已是啤酒业内的一个共识。因而，发生在啤酒行业的合资风，同家电、医药等行业颇有不同，前者尚有技术、配方上的输入，而啤酒业的合资完全是一起起的“换牌事件”。
这位老啤酒人情绪激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设备好、有盈利、品牌响的啤酒企业贸然合资，实无必要。
由啤酒行业而延伸开去，当今国内的成熟行业、绩优企业非得走合资之路吗？
同意以上观点者有之。浙江省经济规划院副院长吴敏一分析说：企业搞合资，最大的目的是解决体制和机制上的不足，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解决资金的短缺等等，因而，对那些有利润、有市场、技术相当成熟，并已基本完成市场机制改造的企业来说，便大可不必走合资之路。从宏观的意义上看，利用外资有利于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步伐，可以解决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的问题。但也必须看到，合资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问题。中国企业要成长，必须靠自身的两个“根本转变”，否则，为合资而合资，便失去了意义，最终将会步入失败境地。
吴敏一还分析了一些企业的心态。他说，前几年，华东企业界曾发生过“被迫披洋衣”的新闻。企业其实是为僵硬的机制所迫，“愤而”走上合资路。而这一现象至今还未杜绝，现在有些企业热衷合资，有他们的苦衷，其动机无非是花代价买机制、换“招牌”买政策。换一句话说，他们的合资确实是被某些不合理的经济机制和不正常的经济环境“逼”出来的。要改变这种局面不是靠感情、也不单单靠爱国主义教育，而是要为我国企业平等参与国际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讨论“钱啤”现象，不仅仅要为“钱啤”鼓舞，更深一层的意思是要为我国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
另一种较为折衷的意见认为：可以引进外资，但必须由中方控股。作为企业的经营者，黄伟成是这方意见的赞同者。他认为，任何一家现代企业都不可能游离于国际资本市场之外，相反应当积极参与资本经营。这其中，既包括要学会吸纳国际资本，同时也要学会经营好自己的品牌资本，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洋资为我所用”。拿外国人的钱，打响自己的牌子，这才是真本事。
与黄伟成所见略同的是姚先国教授。他更进一步建议说，一些成熟行业和绩优企业在引进外资时，应避免“直接投资”，而可以学习国际惯例，通过国际基金资本或国外的证券市场来融资，这样便能够保证企业的经营权和品牌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然，同以上意见相左的专家也不无人在。其主要论点有两条：一，既然是成熟的行业就不应当再害怕竞争，唯有开放式的竞争，才能促进市场的公平和繁荣；二，越是有优势的企业就越应该尽快与国际一体化市场相接轨，资本本身是没有“旗帜”、没有国界的，只有通过资本上的嫁接，才能使国内企业真正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体系中去。
让人感兴趣的是，在这次研讨会上，居然有不止一位专家提到了“中策现象”。从1992年开始，“中策”，这家来自香港的投资公司在国内大面积收购企业，然后再将部分股权在国际市场上高价出售，不到三年便获利三亿元。单是在啤酒行业，中策便收购了六家企业，目前已大多转让给日本的伊藤忠商事，成为日本朝日啤酒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一位专家将“中策现象”和“钱啤现象”进行了富有意味的对比：正是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中策现象”，给中国的企业家们上了第一堂“资本课”，在这堂付出了昂贵学费的大课中，企业家们好奇地目睹了香港中策总经理黄鸿年是怎样操作和经营有形资产，并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的。而在今天的“钱啤现象”中，这次，他们没有轻易地“投怀送抱”，而是坚持原则，“以我为主”，并且越来越珍惜自己的品牌价值，这一予一惜之间，进步又岂可以道里计。
碰撞之三：“保护”是不是意味保守
在时下的舆论界，“保护”正在变成一个颇为微妙的敏感词。当某一事物到了需要“保护”的时候，便似乎说明它已落到被动的境地。甚至在中文的本意中，“保护”本身还隐约含着某种“拒绝”的成份。因而，不少专家对“保护民族工业”的说法提出疑义。
首先一种意见认为，保护便意味着“保守”或“维护落后”。中央党校科研部副主任白占群教授谈到，中国民族企业就象是一个刚刚从母亲怀抱中冲出的孩子，如果因为一两场大风暴，就赶紧又寻找庇护，那么，我们的民族工业就永远长不大。他认为，要振兴中国经济，就必须有自己的名牌。独立的品牌，是一个国家有独立实业的基本标志，而任何真正的名牌无一不是在市场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
第二种意见认为，靠“保护”是保不出名牌的。来自上海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的张晖明教授是这一意见的代表者。他说，希望通过“保护”来振兴民族工业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一方面，世界经济一体化、地区间贸易的畅达，使产品、产业不可能孤立。在这种情形下，谁想主观地“保护”某一产业或品牌，都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往往有两个效应，一是研究创新效应，一是学习效应，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强调学习和竞争，可以加快市场和企业的成熟。过分强调“保护”，无异于画地为牢。
如果说以上的这些意见还仅仅是“专家之见”的话，那么，政府官员对“保护”一说的敏感更让人寻味。
浙江省体改委主任章荣高在发言中直陈其词：过多地提“保护民族工业”，会不会给外界形成一个“中国即将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的错觉？或者说，多提保护国有名牌，是不是就意味着要排斥外国品牌，进而造成引进外资工作的彷徨？因而，他提议，理论界应该改一改说法，与其提“保护国产名牌”，不如提“振兴民族工业”。他说，我们不能笼统地讲利用外资好不好，总体上说，我们利用外资还是不够的。振兴民族工业不应与引进外资工作相互矛盾。
在这样的讨论中，钱啤的改革举措被一再提及。钱啤集团的“钱江”、“中华”两大品牌都是在市场竞争中逐渐树立起自己的优势的。近年来，面对洋啤酒的冲击，钱啤人并没坐等“保护”，而是主动出击，扩大市场占有率。他们做的两方面的工作受到了专家们的赞赏。一是发挥名牌效应，推出高档次啤酒。今年他们推出了国际上最新流行的全麦芽中华啤酒，销势喜人，目前在杭州的高档消费场所，全麦芽啤酒是唯一可以与洋啤酒抗衡的国产啤酒。此外，他们还通过租赁经营的办法，在安徽、江苏、福建、江西等省建立了自己的分厂。这样不但盘活了一部分国有资产，扩大了企业的规模，同时把品牌也带了出去，大大提高了中华啤酒和钱江啤酒的市场覆盖率。
在某种意义上，小心翼翼地绕开一些“嫌疑说法”是必要的，对于“保护”一词的争议，事实上反映出当今企业界、理论界和政府决策人士的清醒和冷静。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任何片面、过激、非此即彼的做法和观念都是值得商榷的。我们更应该学习着用哲学和辩证的眼光去看待改革中的一切事物和关系。
寻找中国名牌的时代方位
——国际市场是个大坐标
——资本战略是当今市场竞争的基础
——共同的选择与整体的推进
“保护与开放”话题的出现，意味着我国的民族工业和对外开放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的时刻，从观念和格局上都亟待更高层次的调整。在日前的“钱啤现象高级研讨会”上，我们在各抒己见式的畅谈中发现，一次次的“碰撞”并不都是对立的，而更多地带有互补性。所有的论点其实都不矛盾，而交锋总是擦肩而过。
正是在这样的研讨中，共识开始逐渐达成，下面的这些论述都颇可圈点：
——在国际大市场的坐标系上，去寻找中国名牌的时代方位。
明确提出这一命题的是来自广州的青年学者秦朔。他谈到，在未来的中国市场上，所有的竞争都将表现为品牌的竞争，而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将面临一位位超级对手。市场要靠品牌来衡量，通过品牌体现出来的，将是一个整体的现代企业概念。在这一过程中，品牌的国际化属性将越来越强，而这正是目前国内品牌最短缺的。
但是，增强品牌的国际化属性，并不意味着要“全盘西化”，唯有民族的，才能是国际的——这是中国企业创国际名牌的必由之路。就以钱啤集团的“中华啤酒”为例，这是一块非常大气、先天很足的好牌子，有很深的民族底蕴可以开发，完全能够成长为一颗在国际品牌大星系中光彩耀人的“中华之星”。
秦朔还认为，尽管所有现代行业中的超级品牌都已聚汇中国了，但实际情形并不可怕。那种对所谓价值百亿的国际品牌的怯战心理，是不必要的。中国的企业毕竟是在本土作战，此消彼涨，长远的优势应在民族工业这一方。
——以成熟的策略、良好的心态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
几乎所有的专家都已清晰地意识到了，吸纳国际资本与树立国产品牌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关键是如何融通，互相促进。黄伟成总裁介绍的一个情况非常耐人深思。就在钱啤集团高扬起国产名牌大旗的时候，前来洽谈合资的外商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条件也越来越优厚了。一位外商诚恳地对黄伟成表示：钱啤是一家有原则、有远大志向的企业，我们更愿意同这样的企业和企业家合作。
黄伟成说，对于任何方面的资本，我们从来不会拒绝，而是非常欢迎，多多益善。但是我们始终以一种良好的心态来进行这一项工作。对我们来说，资金的引入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并不是为了“救急”或要摆脱某一种困境。如果为了合资而贸然出卖苦心经营多年的国产品牌，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在今后，我们还要学会运用更多的策略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去吸纳资金。
——用发展的手段来促进民族工业的进步。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仁寿为“民族工业”定出了两条特性：一是必须由本国资本控股，二是必须有鲜明民族属性的品牌。他认为，我们当然不可能用“闭关锁国”的方式来“保护”民族工业，也不可能人为地在中国市场上造成一个不平等竞争的氛围。目前唯一的出路，是用发展的手段来促进民族工业的进步，而在这其间，两方面的力量不可低估。
一是社会的力量。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本国商品和品牌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民众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随着我国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渐提高，全民的“国货意识”的培养已被提到一个新的议事日程上。
一是政府部门的力量。张仁寿认为，政府部门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对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进行扶持。一是产业政策的制订和调整；二是通过经济手段加大民族企业的资产规模，扶植一批大公司、大财团；三是创造和维护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民族工业呼唤“舵手时代”的出现
——“名牌”就是“人牌”，应当造就一支中国民族工业的“精锐部队”
——中国民族工业的大时代已如期而至了
有权威人士预测，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商品经济将完成从小国林立的“春秋时代”向列强争雄的“战国时代”的过渡。在这期间，民族工业者能否有所作为将取决于两点：是不是树立了自己的名牌，有没有始终保持竞争的勇气和自信。而要实现这两点的前提便是，需要一代名牌大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崛起。
浙江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主任、省社会和经济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吴敏达阐述到，名牌就是“人牌”。创名牌企业，创名牌产品，首要条件是要有一流的人。人是“首要的生产力”，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第一要素。一个名牌的背后，肯定要有“名人”、“名家”的支撑，要有名牌的职工队伍在创造与奉献。如何培养和造就一支中国民族工业的“精锐部队”，即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又是建立新市场经济体制所面临的紧迫课题。这里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拥有一支过得硬的企业家队伍；二是要造就一批名牌技术专家；三是要培养造就名牌职工队伍，要善于调动和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张晖明教授的一段讲话也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他说，往往一个名牌的诞生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名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没有“天生的名牌”，而只有“发展的名牌”。在我国，计划经济的时代也有过一些名牌，但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它们中的许多已经退出竞争的舞台了，而那些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新名牌也是层出不穷。当前，对这些新名牌来说，最大的危机是“各领风骚两三年”，往往经不起时间和市场的考验。
钱啤集团总裁黄伟成进一步谈到，目前在有些行业，竟会有数十个、上百个“名牌”，而真正能够与国际名牌抗衡的却微乎其微。以啤酒行业为例，当今国内有600多个厂家、上千个品牌， 但每家企业都搞“诸侯割据”，真正拥有全国性声誉的没有几家。这种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恰恰形成反差，在美国，产量在前七位的啤酒商垄断了国内75%的市场份额，单AB公司一家就占有40%多；在日本，也是由四大公司分享全国99%的市场；而在我国，象青岛、燕京、珠江和钱啤这样排名在前五、六位的大企业加在一起，其销量还不到市场总额的12%。就是在这几家企业中，真正拥有全国性的市场销售网络的厂家几乎还没有出现。
黄伟成说，在今后的若干年内，我国啤酒、家电和服装等行业势必发生一场空前的大商战，这将是一个市场重新分割、盘整和扩张的过程。对那些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并已初具规模的大企业来说，可谓是挑战与机会并存。在这期间，谁能够通过“内联外战”把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通过学习和抗衡把企业的竞争能力迅速提高，谁就将是下一世纪中国市场的“霸主”，将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舵手”。
“保护与开放”的话题，远不是一两次研讨会可以说完的。最后，我们愿把浙江省原省长、全国政协常委沈祖伦同志的一段发言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国产品牌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将取代长期以来国内企业的“内战”格局。能否在这种更具对抗性的竞争中，迅速树立起中国人的名牌，已关乎千秋万代的民族事业。中国民族工业的大时代已经如期而至了。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战略制高点，我们应该向钱啤一样有更成熟的思考和更成功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