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应用研究】
电信行业降资费有助于制造业发展吗？
——基于WIOD数据的国际比较
万晓宁
(淮阴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 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投入产出数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42个国家2000年至2014年间的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这一指标进行了测度，发现相较于其它国家，中国电信行业资费存在着较大的现实下降空间。为了验证中国电信行业降资费的可行性，进一步利用该投入产出数据对42个国家的制造业进行面板回归，最终发现：在42个国家中，只有中国发生了统计意义上的电信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显著倾轧状况，从而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电信行业降资费的可行性。最后提出政府应加大对电信行业降资费的干预力度，完善中国电信行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推动电信行业和制造业之间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 电信行业；制造业；降资费；投入产出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路高歌，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当前发展势头来看，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电信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在移动电话方面，1995年中国移动电话普及率仅为0.30部/百人，2016年中国移动电话普及率则为95.60部/百人；在固定电话方面，1978年固定电话普及率仅为0.38部/百人，高峰期2006年达到28.10部/百人，后期受到移动电话冲击，有所衰减，2016年固定电话普及率为14.948部/百人；在互联网方面，2005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仅为8.5%，2016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则达到53.2%，并且这一指标还存在着明显的增长势头。虽然中国电信行业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并且在固定电话用户、移动电话用户和互联网上网人数这三个绝对指标上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就相对指标而言，中国电信业仍存在不小的成长空间，如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数字显示，在互联网普及率方面，2016年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这五国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94.78%、93.18%、89.65%、85.62%和76.18%；在移动电话普及率方面，2016年上述五国分别为119.98、130.61、126.31、104.40和122.88部/百人；在固定电话普及率方面，2016年上述五国分别为50.94、50.18、53.84、60.27和37.72部/百人，很明显，在这三个相对指标上中国与这五国的差距明显。
另外，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电信服务业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已完全渗透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信息沟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推动经济发展[1]。另外，更有学者把电信服务业以信息基础设施的形式纳入生产要素的范畴，继而发现其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2]。当前中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在互联网的推动下，中国不少传统行业焕发了新的姿态，同时还出现了很多新的业态，这些都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是有力地助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而“互联网+”时代的基础则是电信服务业，电信服务业的任何变化都会对相关产业产生深远影响。
大型综合型公立医院要实现其管理目标，需依靠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与制度，特别是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目前我国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3]，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新型的公共治理框架下形成的政府、所有者代表与公立医院之间责、权、利关系的一组制度安排与制度模式。
2018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对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部分，总理明确提出：“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实现高速宽带城乡全覆盖，扩大公共场所免费上网范围，明显降低家庭宽带、企业宽带和专线使用费，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让群众和企业切实受益，为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建设加油助力。”
基于上述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作用以及当前经济政策的现实需要，笔者拟对电信服务业以及其与制造业的关系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从而为中国电信服务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份绵薄的智力支持。
我找来班委一起商量对策，有的说：“他那么会画汽车，我们可以让他帮忙画，作为教室的装饰品。”另一个班委说：“可是我们往哪里贴？随便粘又不好看。”“我们可以给他布置一个地方，专门展示作品。”
二、文献综述
尽管与本研究有关的文献很多，并且也确实给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铺垫和借鉴，但与现有文献相比，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丰富了现有有关电信行业研究的类型。虽然，有不少学者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问题，但将生产性服务业仅聚焦在电信行业的研究并不多，而将电信行业资费水平以及电信行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更是罕见，故本研究的开展能够丰富现有电信行业研究类型。
Y it =α +βX it +λC it +μ i +δ t +ε it
电信行业作为其它行业的生产投入之一，其自身发展对其它行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有着一定程度的经济辐射力。当然，与本文更为密切相关的则是有关电信行业与制造业之间关系方面的研究。周念利研究发现电信服务部门改革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尤其有利于提升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和外资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13]。孙晓华等虽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推动制造业发展，但从细分生产性服务行业来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突出[1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场伟大变革中，中国电信行业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革新，电信行业打破过往政府完全行政垄断经营的格局，逐渐向市场化体制转变。在这转变过程中，电信服务行业的自身发展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其中不少学者从宏观或微观视角对体制变革过程中电信服务行业的运营效率、绩效等指标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以评估体制变革效果。顾强和郑世林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剖析了市场结构、政府规制和企业改制方面的改革对电信行业发展的影响，发现三方面的改革未能对电信行业的绩效产生较好的配套效果[3]。肖兴志和姜晓婧利用省际面板数据，从产权、竞争、规制角度评估了电信行业改革的效果，并提出在竞争态势逐步强化的基础上，完善规制体制，在竞争和规制成熟的基础上，推进产权改革[4]。戚聿东和张任之以2008年电信业重组为例，通过构建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方面的指标，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在合并前后的经营效率和运营效率进行对比分析，同时还以世界500强中的电信运营商的均值指标作为相应参考，考察中国电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5]。
三、理论机制
电信行业作为电信基础设施及其服务的提供者，其降资费对制造业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下述几个渠道来实现的。第一，通过影响全社会的电信服务需求，从而对制造业形成一定程度的牵引作用。当电信行业降资费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全社会的电信服务需求，尤其是网络接入方面的服务，而这些都是当前世界网络化和智能化趋势的重要基础。当全社会电信服务需求越来越多时，必将进一步引致相应供给，此时，全社会通讯网络基础设施必将越来越发达，而这将会使得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有所下降，提高市场交易的匹配率和成功率[15]，同时，制造业也将逐步适时因应这种氛围，朝着网络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第二，电信基础设施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协调关系，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对现有制造业的生产方式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变革作用[16]。具体体现在：(1)技术方面。当前，在电信基础设施的强力支撑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为企业技术层面的投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会通过企业内部沟通效率的提高，从而增进企业技术自我革新的效率；(2)劳动力方面。信息技术可以降低企业和劳动力相互之间的搜寻匹配成本以及后续可能的错配成本，减少双方之间错配的可能性，增强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适配性，从而进一步释放出劳动力对企业产出的贡献力。(3)规模经济方面。由于规模不经济的原因，企业存在着规模的边界，一旦企业规模越过这一边界，必将使得企业成本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然而由于信息技术的介入，会极大缓解由企业规模扩大所带来的信息交流压力，降低由此产生的管理成本，最终使得企业的规模边界有所扩展[17]。(4)资本方面。在电信基础设施的强力支撑下，互联网强势介入传统金融领域，改变了既有的金融生态，进一步优化了金融领域中的资源配置功能[18]，从而使得资金供需双方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共赢。
第三，作为企业生产的投入品之一，电信行业降资费将会直接降低企业的投入成本。当前信息时代，企业对承载着信息技术的电信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因此，在企业的成本构成中，电信服务业的投入成本占有一席之地。
第四，电信基础设施深度介入企业日常运营所引发企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运营管理成本的下降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助力作用。王永进等认为信息技术的使用使得企业能够更为精确地获取市场信息，有助于企业灵活地进行设计和生产，缩短了生产周期；电子商务和信息化的物流管理将深度影响销售和配送环节，缩短配送时间，拓展销售范围[19]。另外，信息技术的使用还使得JIT(just in time)生产方式成为可能，降低了企业的库存成本。
四、特征性事实
在李克强总理《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降电信服务行业资费，当前国内电信服务业资费的状况如何以及未来到底有多大的下降空间确实值得深思。囿于数据可得性以及国际比较原因，笔者拟根据WIOD中投入产出数据，运用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电信服务业增加值除以总产值得到)这一指标，同时辅以国际间的比较来反映这一问题，具体运算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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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中可看出：第一，在这42个国家中，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增加值率明显处于较高的水平。以2000年至2014年间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的平均值来看，高于中国(63%)的仅有五国，分别为印度(78%)、塞浦路斯(68%)、印度尼西亚(68%)、立陶宛(67%)和墨西哥(65%)；2000年至2014年间电信服务业历年增加值率都高于中国的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第二，在2000年至2014年间，中国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虽有起伏，但在近些年则较为稳定，并且与过往相比下降幅度不大。(1)在2000年至2005年间，中国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出现可能与当时密集出台的电信体制改革措施有关，如1999年中国电信被拆分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国信寻呼和中国卫星通讯，同时信息产业部加强了对中国联通的扶持力度，以及吉通、网通、铁通相继进入电信市场；2001年又进一步出台中国电信南北拆分方案[20]。这些改革措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电信市场供给方面的竞争，从而使得电信服务业的增加值率有所下降。(2)在2005年至2007年间，中国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呈现出上升的势头，这种势头的出现可能与当时移动业务以及互联网业务的快速拓展有关。(3)在2007年至2014年间，中国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基本维持在63.14%至64.15%之间，这种状态的出现可能与当时中国电信体制改革基本到位有关。2008年中国电信服务业再一次拆分重组，并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足鼎立的市场结构，从而形成了电信服务业市场有序竞争的局面，并最终为电信服务业稳定的增加值率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结构保证。第三，典型西方发达国家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普遍处于较低的水平，尤其与中国相比，这一态势更显得格外突出。2014年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分别为41%、41%、53%和50%，远低于中国的63%。日本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虽然2014年高达61%，但仍低于中国。另外，在所列示的42个国家中，2014年瑞典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最低，仅为37%。第四，一些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的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也低于中国，如俄罗斯和巴西，2014年这两国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分别为56%和39%。
表 1 42国电信服务业历年增加值率
资料来源：利用WIOD中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得到。
很显然，基于中国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历年变化情况以及与其它国家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的比较，笔者可大致窥见如下清晰的轮廓：中国电信服务业降资费存在着较为广阔的挥洒空间。
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系统内巡察中发现的选拔任用程序不规范，选任纪实工作不完整，干部档案审核不够严格规范等问题，进一步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充分发挥内控制度“过滤网”“保险阀”作用。坚持全过程监督，做到源头把关、全程防控、失责追究，坚决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建立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健全系统内组织人事部门与纪检、巡察、信访等工作联席机制，切实增强监督合力。
五、实证研究
由于在生产活动中电信服务业所提供的服务是制造业的投入之一，因此电信服务业的降资费行为势必会对制造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为此，笔者拟利用回归方法对中国以及其它41个国家中电信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探明两者的关系，并进行相应的国际比较。
(一)实证方法、数据采集与处理
为了探讨电信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笔者构建如下回归程式：
与国外相比，中国电信行业发展状况如何以及国外可借鉴之处等相关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关注点，何瑛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世界500强中的前20家电信运营企业进行评价，其中涵盖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这三家中国企业[6]。臧煜对日本电信业的发展现状与特征，以及改革成效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中国电信行业的未来成长提出了相应建议[7]。何飚和毛蕴诗以德国电信为例，对电信行业B2C商业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8]。修媛媛和付亦重运用引力模型对管制以及其它相关政策对中国与30个国家或地区双边电信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对中国电信服务贸易发展提出相应建议[9]。刘轩对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电信规制模式以及相应改革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10]。池建新和朱庆华对美国和日本电信产业政策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政府应放松管制促进电信产业的自由竞争[11]。Hsiang-Chih Tsai等对2000年福布斯排行榜中前39位全球电信运营商的生产效率进行了测度，其中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12]。
(1)
其中，Y it 为t 时期制造业i 的增加值；X it 为t 时期制造业i 中电信服务业投入的增加值；C it 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制造业中金融方面投入、科技方面投入、教育方面投入以及贸易自由度；μ i 为行业虚拟变量；δ t 为时间虚拟变量；ε it 为残差。另外，在具体回归时，回归方程(1)中所有变量都取自然对数，同时所有价值变量都分别利用各国CPI(以2010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修正。
FREEit =(EXPORTit +IMPORTit )÷GOit ，
我告诉李小树，我离开柳江古镇的时候，许春花已经在那棵黄葛树下消失了好些天。听镇上卖豆腐的女人说，那天赶集散场以后，她收摊正打算回家，远远地就看到有一个粗壮的男人在同许春花拉扯，后来许春花就不见了；又有人说，许春花看见自己的洋娃娃掉进刚开冰的河里，她便奋不顾身跳了下去，后来就再也没有上来。
从表2中可看出：第一，在42个国家中，有20个国家的X it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在四个面板回归中都呈现出稳健的一致性。其中，奥地利、瑞士、芬兰、塞浦路斯、德国、匈牙利、爱尔兰、韩国、马耳他、荷兰和斯洛文尼亚这11个国家的X it 回归系数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正向的显著态势，反映出在制造业中电信服务业投入的增加值与制造业的增加值呈正向变动关系，即当在制造业中电信服务业投入的增加值下降时，制造业的增加值也会减少；当在制造业中电信服务业投入的增加值增加时，制造业的增加值也会增加。这充分体现出在这11个国家中电信服务业与制造业正处于积极的良性互动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很明显电信服务业和制造业正处于深度融合之中。保加利亚、法国、日本、立陶宛、拉脱维亚、墨西哥、挪威、葡萄牙和巴西这九个国家的X it 回归系数都呈现出不显著的状态，反映出在这九个国家中，在制造业中电信服务业投入的增加值与制造业的增加值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关联作用，即当在制造业中电信服务业投入的增加值发生任何变化都不会对制造业的增加值产生任何正面或负面的冲击。很明显，在这九个国家中，电信服务业和制造业呈现出一种近似完全割裂的状态，两者之间并未形成良好的融合态势。第二，当放松结论的严谨性，仅适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时，无论考虑时间效应与否，在两个面板回归中有25个国家的X it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都呈现出稳健的一致性。其中，X it 回归系数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正向显著态势的国家有11个，除了前面第一部分所述奥地利、瑞士、芬兰、塞浦路斯、德国、匈牙利、爱尔兰、韩国、马耳他、荷兰和斯洛文尼亚这11个国家外，并未出现新增国家，这也吻合普通标准误与聚类稳健标准误的特质，即当回归系数在适用聚类稳健标准误时显著，则其在适用普通标准误时也一定显著。有14个国家的X it 回归系数都呈现出不显著的状态，除了前面第一部分所述保加利亚、法国、日本、立陶宛、拉脱维亚、墨西哥、挪威、葡萄牙和巴西这九个国家外，还出现了五个新增国家，即希腊、克罗地亚、意大利、罗马尼亚和瑞典，这进一步说明了在本部分的立论背景下，除了上述九个国家外，在希腊、克罗地亚、意大利、罗马尼亚和瑞典这五个国家中，电信服务业和制造业也呈现出一种近似完全割裂的状态，两者之间也未能形成良好的融合态势。第三，当进一步放松结论的严谨性，在适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时，同时依据前文所述判断标准对时间效应添加与否进行抉择，最终依据某一面板回归结果来观察42个国家的X it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以及正负关系。根据这一判断标准，发现在对中国、奥地利、英国、挪威、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印度这七个国家进行面板回归时无需控制时间效应，除此之外，其它35个国家都需控制时间效应。在42个国家中，X it 回归系数呈现出不显著状态的有26个国家，即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法国、希腊、克罗地亚、意大利、日本、立陶宛、卢森堡、拉脱维亚、墨西哥、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瑞典、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反映出在这26个国家中，电信服务业和制造业呈现出一种近似完全割裂的状态，两者之间并未形成良好的融合态势。X it 回归系数呈现出不同程度显著状态的有16个国家，即中国、奥地利、瑞士、芬兰、塞浦路斯、德国、英国、匈牙利、爱尔兰、韩国、马耳他、荷兰、斯洛文尼亚、土耳其、美国和印度，其中，除中国外，其它15个国家的X it 回归系数都为正值，反映出在这15个国家中电信服务业和制造业正处于深度融合之中。而中国的X it 回归系数为负值，反映出在制造业中电信服务业投入的增加值与制造业的增加值呈反向的变动关系，即当在制造业中电信服务业投入的增加值下降时，制造业的增加值则会增加；当在制造业中电信服务业投入的增加值增加时，制造业的增加值则会减少，这充分体现出在中国，电信服务业对制造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倾轧态势，很显然电信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未能形成积极的良性互动。
依据式(1)，经豪斯曼检验后发现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本研究所用面板回归。虽然在面板数据中假设不同个体之间的扰动项相互独立，但无法保证同一个体在不同时期的扰动项也相互独立，故对标准误的估计通常会适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为了能够得到更为稳健的结论，笔者在标准误的适用方面采取兼而有之的态度，即同时适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和普通的标准误。另外，在时间效应控制方面，也将控制时间效应和不控制时间效应的回归结果同时罗列出来，在具体适用时，则根据时间控制变量的显著性予以判别，具体为如果所有时间虚拟变量都不显著(尽管有时时间虚拟变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联合显著性)，则适用不控制时间效应的回归结果，虽然此适用方法略显粗燥，但也能提供一定程度的思考价值。最后，由于篇幅的原因，笔者并未将所有回归变量罗列出来，仅列出程式(1)中X it 的回归系数和其标准差以及聚类稳健标准差，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
在数据采集与处理方面，各国CPI数据都采集自世界银行数据库，除此之外，所有数据都采集自WIOD数据库中的投入产出数据，其中制造业为投入产出数据中除C33外，Code为C开头的共计18个行业。t 时期制造业i 中电信服务业投入的增加值X it 由下式求得：
其中，FREEit 为t 时期制造业i 的贸易自由度，EXPORTit 为t 时期出口制造业i 产品的总金额，IMPORTit 为t 时期进口制造业i 产品的总金额，GOit 为t 时期制造业i 的总产值。另外，在上述投入数据的完整性方面，各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因此，在具体运算时，会根据各国相应数据的完备性，对上述投入变量作相应取舍。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其中，J61DOMESTICit 为t 时期国内电信服务业(在WIOD投入产出数据中，电信服务业的编号为J61，下述其它投入的英文符号均参考了其在WIOD投入产出数据中的编号)在制造业i 中的投入金额；VAt 为t 时期电信服务业的增加值；GOt 为t 时期电信服务业的总产值。金融方面投入由t 时期制造业i 投入的国内金融服务(K64DOMESTICit )、进口金融服务(K64IMPORTit )、国内保险服务(K65DOMESTICit )和进口保险服务(K65IMPORTit )四部分组成；科技方面投入由t 时期制造业i 投入的国内科技研发(M72DOMESTICit )、进口科技研发(M72IMPORTit )、国内其它科技活动(M7475DOMESTICit )和进口其它科技活动(M7475IMPORTit )四部分组成；教育方面投入由t 时期制造业i 投入的国内教育服务(P85DOMESTICit )和进口教育服务(P85IMPORTit )两部分组成；贸易自由度FREEit 由下式求得：
服务器系统软件采用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作为网络服务器，它有良好的安全措施与先进的兼容能力，内置Internet/Intranet功能，实用的管理导向，同时支持TCP/IP协议，并有较高运行速度，系统发布则Microsoft的Internet信息服务（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5.0，即IIS）。IIS是Windows组件，此组件可以很容易将信息和应用程序发布到Web。而使各个用户端则采用Windows XP、7操作系统，IE9.0以上的浏览器。
X it =J61DOMESTICit ×(VAt ÷GOt )
该模型指出“由于中间组织的回报受到没有合约承诺的直接交易的限制，所以只要中间组织的成本不超过大于直接交易的那部分收益P＊-W＊，中间组织就能够使买方和卖方的投资更有效率。”由此可见，无论在哪种制度下，地方政府这一级组织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但是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却使交易成本超过了P＊-W＊，提高了交易费用，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表 2 42国 X it 的回归结果
注：* 表示p < 0.1，**表示p <0.05，***表示p <0.01。
就中国而言，面板回归结果确实有点触目惊心，在42个国家中，只有中国发生了统计意义上的电信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显著倾轧状况。之所以中国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可能与中国电信服务业垄断色彩过于浓厚有关，一旦电信企业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地位，必将在电信服务市场中形成供方优势，最终对包括制造业在内的需方形成一定程度的倾轧之势。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信行业历经一系列的重大体制改革，并最终形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足鼎立局面，从而使得中国电信产业结构由完全行政垄断格局逐步走向市场竞争[21]，但从实证结果来看，这种市场竞争还不够充分，否则不会出现上述倾轧现象。当然，从理论上来说，三足鼎立局面也很难形成充分有效的竞争，如行业内企业间的密谋门槛非常低，尽管从宏观层面来看在自然垄断行业里完全竞争不是最有效率的。另外，在中国电信行业里，政府的身影从未缺位，毕竟三大运营商都有国资的色彩，甚至在有些时候给人以越俎代庖的印象，如为了争夺劳动力、资本等流动性要素，地方政府所展开的包括电信在内的基础设施的竞相投资[22]，而中国电信行业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必将严重侵蚀市场竞争的强度，干扰了现有三大运营商的竞争行为，极易促成行业内企业间的共谋行为，最终形成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局面，从而导致在中国市场内电信服务提供商对包括制造业在内的电信服务需求者的倾轧现象的发生。另外，虽然中国很不幸出现了电信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倾轧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或许也是一个重要契机，即通过政府强力干预，推动电信行业降资费，从而助推中国制造业发展，实证结果恰好说明了这一可能性的存在。
第二，旅游危机事件本身是网络舆情主体作用的客体。旅游危机事件是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核心构成部分。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演进首先取决于旅游危机事件本身的发展和处置进展，因此旅游危机事件是决定线上网络舆情传播的重要因素。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投入产出数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42个国家2000年至2014年间的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这一指标进行了测度，并通过不同年份以及国际间的比较，最终发现：第一，在这42个国家中，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增加值率明显处于较高的水平；第二，在2000年至2014年间，中国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虽有起伏，但在近些年则较为稳定，并且与过往相比下降幅度不大；第三，典型西方发达国家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普遍处于较低的水平，尤其与中国相比，这一态势显得格外突出；第四，一些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的电信服务业增加值率也低于中国，如俄罗斯和巴西。总而言之，中国电信行业资费存在着较大的现实下降空间，这也为政府降资费政策预留了足够的挥洒空间。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探索中国电信行业降资费的可行性，本文进一步对42个国家制造业分别进行了面板回归，并对回归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最终发现：在42个国家中，只有中国发生了统计意义上的电信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显著倾轧状况，这样的实证结果也进一步从理论上有效地验证了中国电信行业降资费的可行性。
基于国际间的比较以及相应结论，可得出如下一些启示：
第一，现阶段，要加大政府对电信行业降资费的干预力度。当前中国电信行业对制造业的倾轧现象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体制机制上因素促成的。为了短期内改变这种倾轧状况，亟需政府强力干预，否则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第二，要在长期内进一步完善中国电信行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使得中国电信服务业更具效率，市场竞争更为充分，同时也要兼顾自然垄断行业的固有特质，从而使得市场结构更为完善，防止出现市场倾轧现象。例如引入更多民营资本以及扩大行业的对外开放度。
第三，要加强电信行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电信行业和制造业之间的深度融合。在推动电信行业降资费的力度方面要拿捏得当，既要为了当前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程度的成本空间，也要兼顾电信行业的长远发展，最终达致两者的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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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Reduction of Telecom Fees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Based on WIOD Data
WAN Xiao-ni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Huaian 223001，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input and output data of WIOD the index of value added rate of the telecom service industry in 42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from 2000 to 2014 is measured.It is found that，comparing with other countries，the fees of China's telecom operators have a large real space for reduction.In order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reduction，a panel data analysis o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f 42 countries respectively is made by using the above-mentioned input and output data，which finally finds that，in the 42 countries，China have the only situation of telecom operators significantly suppressing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on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which strongly support the feasibility of China's telecom operators lowering the fees.Finally，suggestions are given to increas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degree on the reduction of China's telecom fees，perfect its management system and operation mechanism，promote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Key words ：Telecom;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Lowering Fees; the Input and Output
收稿日期 ：2018-12-08；修复日期： 2019-03-19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国际化视角下的江苏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2017SJB16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要素市场扭曲下不同地域农民增收路径优化与支持政策创新研究》(17BJY110)
作者简介 ：万晓宁，男，江苏金湖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产业经济。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3116( 2019) 08-0113-09
(责任编辑：马 慧)
标签：电信行业论文; 制造业论文; 降资费论文; 投入产出论文; 淮阴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