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综合认知模型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特质论文,认知论文,模型论文,愤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关于情境刺激与反应性攻击行为之间的内在认知机制研究是当前人格心理学领域的热点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各种重要认知过程在其中的作用。反应性攻击(reactive aggression)，也被称作报复攻击(retaliatory aggressive)，是个体在受到他人攻击或激惹后而做出的即时性攻击反应，是一种对所知觉到威胁刺激的防御性、报复性的反应，这种攻击行为的作用是减轻威胁带来的紧张，或者消除威胁(Dodge & Coie，1987)。目前关于反应性攻击的一些理论(Crick & Dodge，1994；Dodge & Crick，1990)过于强调某个认知加工过程的作用，很少注意个体自身特征的因素，如特质愤怒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特质愤怒(trait anger)，是一种持久而稳定的人格特质，包括在愤怒的频率、持续时间和强度上稳定的个体差异(Spielberger，Reheiser，& Sydeman，1995)。一项元分析表明，高特质愤怒的个体在敌意情境下会表现出更多的行为攻击倾向(Bettencourt，Talley，Benjamin，& Valentine，2006)。有些理论虽然考察了特质愤怒因素(Berkowitz，1990，2003)，也考察了人格特征、情境与多种认知加工过程的共同作用(Anderson & Bushman，2002)，但却忽视了个体主动调节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能力。最近，Wilkowski和Robinson(2008a，2010b)提出了综合认知模型理论(Integrative Cognitive Model，ICM)，该模型把人格因素整合在内，又综合考虑各个认知过程，并肯定了个体对于反应性攻击的主动调节能力，形成了一个较为综合化的认知理论模型。
2 综合认知模型的理论背景
反应性攻击的个体差异会表现在人们对特定情境的反应上，高特质愤怒的人比低特质愤怒的人对敌意情境刺激(如挑衅、辱骂等)有更强烈的反应(Bettencourt et al.，2006)。学者们一直试图对敌意情境下反应性攻击行为出现个体差异的原因，从认知加工方式的角度进行解释。有四种代表性的理论构想了敌意情境下反应性攻击行为的内部认知机制，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综合认知模型的理论背景。
2.1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SIP)(Crick & Dodge，1994；Dodge & Crick，1990)强调了社会认知在攻击行为中的作用，其核心观点是决定个体行为的关键不仅在于情境刺激，更主要是由于个体对这种情境刺激的加工和解释方式。个体对敌意情境刺激的认知加工和解释方式决定了其在该情境下的反应。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提出了在社会情境下影响行为的六个加工阶段，分别为：(1)注意并编码；(2)解释；(3)确定目标；(4)搜寻反应；(5)决定反应；(6)实施反应。根据这种理论，前两个信息加工阶段是与敌意解释有关的。第一阶段个体获取整体情境中的敌意诱因，并对其编码；第二阶段个体形成对整体情境的全面解释。在信息加工过程中，这两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出现敌意解释都会使个体的愤怒与反应性攻击增加。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Crick & Dodge，1994；Dodge & Crick，1990)，对于敌意情境刺激的认知过程是一种注意优先模型(Attention-First Model)——个体首先注意该刺激，然后对选择性注意的信息进行解释，从而产生了归因偏向。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用一种线性的模型勾画了从敌意情境刺激到攻击行为的内部认知过程，这个模型具有易于操作、测量和评定的优点。不仅如此，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对综合认知模型理论最大的影响就是强调了敌意解释的重要性。
2.2 认知新联想理论
Berkowitz(1990，2003)的认知新联想理论(Cognitive Neo-Associationistic theory，CNA)着重考察认知、情绪与行为、内在倾向之间的联系。认知新联想理论受Huesmann(1988)的脚本理论影响，强调个体此前习得的攻击性脚本(scripts)被固定在攻击性的图式中，在遇到敌意情境时被激活而产生攻击行为。Berkowitz认为与攻击有关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在记忆中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联合的网络。特质愤怒的水平与这种联合网络功能上的个体差异有关。对于其中的认知加工过程，Berkowitz认为这个网络的任何部分一旦被激活(例如看到一件武器)，相关的概念也会相互传播激活，对敌意记忆的提取也会变得快捷。敌意想法会被这种激活传播过程所唤醒，从而促使愤怒和反应性攻击的倾向加深。看到武器并不是引起攻击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是武器可以使与攻击有关的记忆激活，从而激发攻击行为的倾向。与之前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类似，认知新联想理论也支持注意优先模型，但是认知新联想理论认为愤怒和反应性攻击行为的产生，不只是由于存在敌意解释，更主要的是由于与之相关的联合网络被激活。认知新联想理论认为敌意解释并不是产生愤怒和攻击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会加剧愤怒与攻击。
Berkowitz主要通过对启动效应的研究探讨了特质愤怒与联合记忆网络的关系：(1)高特质愤怒的个体习惯性地获取敌意思维，在没有情境启动刺激的情况下，他们也能更快地再认敌意刺激。(2)高特质愤怒个体的敌意思维与记忆之间的相互联系比低特质愤怒个体更为紧密。所以对高特质愤怒个体呈现敌意启动刺激之后，他们对于敌意目标的再认速度会变快。(3)对于高特质愤怒个体，敌意概念的外延更广——敌意概念与其他概念相互联系(尽管这些概念是非敌意性的)。认知新联想理论强调个体自身特征的差异，将特质愤怒引入到了攻击性认知模型中，这无疑对于综合认知模型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Wilkowski和Robinson(2007，2008a)认为认知新联想理论的启动效应研究都是基于字词或若干单独刺激的“纯认知”实验，与现实情境脱节，因此他们试图在情境化的实验中对综合认知模型进行验证。
2.3 一般攻击模型
Anderson和Bushman(2002)综合以往的多种理论，提出了一般攻击模型理论(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GAM)。一般攻击模型理论认为，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共同影响认知过程，从而产生攻击行为，这些因素被Anderson和Bushman称为输入变量。个人因素包括个体的人格特征(如，人格特质、信念、态度、价值观、长期目标等)和生理素质(如，基因缺陷、脑损伤、血清素不足等)；情境因素是情境中触发或抑制攻击行为的各种条件，包括攻击性线索、挑衅、挫折、疼痛与不适、酒精或药物、诱因等。输入变量通过改变个体的内部认知状态而影响最终的行为。这个内部认知状态包括路径(Routes)和效果(Outcomes)两个阶段。路径由认知(Cognition)、情感(Affect)、唤醒(Arousal)和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s)四个部分组成。这四部分相互作用，彼此激活，决定了个体对攻击行为的评价、判断以及形成攻击动机。效果是由即刻评估(Immediate appraisals)和重新评估(Reappraisal)两个部分组成。即刻评估是一种快速的、几乎无意识的评价，导致冲动行为。重新评估过程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会产生深思熟虑的行为。关于重新评估，Bushman(2002)认为对敌意信息的持续关注会增加愤怒情感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他把这种过程称为反思注意(Ruminative Attention)。评估之后将是行为选择和动机形成阶段(即决定是否采取攻击行为)。一般攻击模型理论最大的特点是首次构建了一个综合化的大模型，将个人因素与情境因素共同整合到攻击模型中，并注意到了反思注意对攻击行为的影响，这对于综合认知模型理论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但是一般攻击模型理论未能充分考虑到个体自身对于反应性攻击倾向的主动调节能力，这点正是下面要提到的努力控制理论所主要探讨的内容。
2.4 努力控制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知新联想理论和一般攻击模型理论都强调一种对于敌意情境的自动化加工。诚然，自动化加工过程对于了解愤怒和反应性攻击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其他可控的认知过程同样不可或缺。有研究者(Eisenberg，Smith，Sadovsky，& Spinrad，2011)认为高努力控制的个体可以压制他们对愤怒和反应性攻击的自动化反应倾向，于是他们推测努力控制(Effortful Control)也是研究反应性攻击的重要方面。努力控制是自我调节的主要形式，它是一种通过抑制优势反应，来完成次要反应，以察觉错误、执行计划任务的能力，代表了执行性注意的效能(Rothbart & Bates，2007；Rothbart & Rueda，2005)。由于努力控制的存在，可以使个体得以重新审视敌意情境，调节对敌意解释的持续关注，并通过抑制愤怒和攻击行为的表达，从而最终影响行为结果(Eisenberg et al.，2007)。来自发展心理学和成人人格的研究发现，努力控制与愤怒和攻击行为都有显著的负相关(Rothbart，Ahadi，& Evans，2000；Tangney，Baumeister，& Boone，2004)。在表现出努力控制障碍的人身上，研究者发现这些人的攻击性水平很高(Giancola，Mezzich，& Tarter，1998；Séguin，Boulerice，Harden，Tremblay，& Pihl，1999；Toupin，Déry，Pauzé，Mercier，& Fortin，2000)，尤其是反应性攻击(Giancola，Moss，Martin，Kirisci，& Tarter，1996)、消极情绪(Gerardi-Caulton，2000)和愤怒(Kochanska，Murray，& Harlan，2000)。努力控制理论对于个体主动调节攻击行为的解释同样成为了综合认知模型理论的重要来源。努力控制理论虽然强调了个体主动调节愤怒和反应性攻击倾向的能力，但是并未对这种调节能力的内部认知资源分配过程进行深入探讨，缺乏一个综合的模型来解释努力控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而综合认知模型理论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个不足。
总之，以上理论模型都认为许多认知加工过程都与愤怒和反应性攻击的个体差异有关。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采取一种线性的模型来解释从情境刺激到愤怒与反应性攻击行为的认知过程，但实际上这种认知过程可能是多路径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与认知新联想理论都强调面对敌意刺激时，个体首先注意该刺激，然后再对其进行解释，而支持这种观点的实证研究者大都采取单一刺激的纯认知实验范式，这种实验室研究的结论在实际情境中的外部效度问题值得商榷。一般攻击模型理论在综合认知模型理论提出之前，是最为综合化的攻击认知机制模型，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多强调自动化加工过程，忽视了个体自身主动干预愤怒与攻击倾向的能力。努力控制理论对攻击性的研究有极大的启发，但该理论并没有用一种较为综合化的理论模型对反应性攻击的其他认知过程与努力控制之间的内部关系进行解释。在敌意情境与攻击行为之间，如何构建一个更为完善的解释模型，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而综合认知模型理论则是对该问题的一个尝试性的解决方案。
3 综合认知模型
Wilkowski和Robinson(2008a)通过理论构想和一些实证研究，首次提出了综合认知模型(Integrative Cognitive Model，ICM)，随后对该模型进行了一些检验和修正(Wilkowski & Robinson，2008b)，最近又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Wilkowski & Robinson，2010b)。综合认知模型理论设想了从敌意情境刺激到愤怒和反应性攻击行为之间的认知加工过程，并将人格特质成分也考虑在内，形成一个统一的认知模型来解释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产生的内部认知机制(Wilkowski & Robinson，2008a，2010b)。见图1。
图1中描绘了综合认知模型各元素的相互关系。一般地说，个体习惯的认知加工倾向可以看做是敌意情境刺激与愤怒和反应性攻击的中间过程。综合认知模型清晰地指出认知加工过程如何加剧(实线)或者缓和(虚线)个体对敌意情境刺激的反应。该模型认为敌意解释(Hostile Interpretation)、反思注意(Ruminative Attention)和努力控制(Effortful Control)这三种认知加工过程，对于探讨特质愤怒和反应性攻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图1 特质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综合认知模型(Wilkowski & Robinson，2008a，2010b)
注：实线表示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增加，虚线表示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减少。
3.1 敌意解释
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一致，综合认知模型理论十分强调敌意解释在产生反应性攻击行为的认知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两种理论在对敌意情境注意与解释的先后次序上存在分歧：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注意优先模型不同，综合认知模型理论认为，自动化解释在认知过程中是先于选择性注意出现的，是一种解释优先模型(Interpretation-First Model)，即个体在面对敌意情境时首先对其进行解释，将这种情境定位于敌意性的或者非敌意性的，然后再进行后续的认知加工，所以敌意解释是内部认知加工的第一个过程。高特质愤怒的人对模棱两可的情境刺激更容易形成敌意解释。在这点上，Wilkowski有关解释优先模型的观点是与一般攻击模型理论相一致的(Anderson & Bushman，2002)，综合认知模型所说的自动化解释与一般攻击模型理论中的即刻评估过程本质是相同的。
大量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模糊不清的敌意情境下，有反应性攻击倾向的儿童，会察觉到更多的敌意意图(Crick & Dodge，1994；Dodge，2006)。在有愤怒和反应性攻击倾向的成人身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敌意解释(Epps & Kendall，1995)。基于这种关系，可以得到三个推论：第一，愤怒的诱发与敌意解释有关(Rudolph，Roesch，Greitemeyer，& Weiner，2004)，产生更多敌意解释的人会报告更高水平的愤怒(Epps & Kendall，1995；Wilkowski & Robinson，2010a)。第二，在模糊情境刺激下，增加被试的敌意解释，会使被试的愤怒反应增多(Graham & Hudley，1994；Meier & Robinson，2004)。第三，在模糊敌意情境刺激下，对敌意解释偏见进行干预，降低这种偏见以后，愤怒反应也随之降低(Hudley & Graham，1993)。Wilkowski认为，与特质有关的敌意解释偏见本质上是自发产生的，高反应性攻击的人会自动将模糊的刺激编码为带有敌意的行为(Wilkowski，Robinson，Gordon，& Troop-gordon，2007)。综合认知模型理论还推断，如果个体对情境刺激自动产生的带有敌意偏见的解释，这种解释反过来，会给这些个体带来更多的愤怒体验。这个推断不仅与情绪诱发的归因-评价基础模型(Smith & Lazarus，1990)是一致的，还与关于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社会认知方面的文献(Anderson & Bushman，2002；Crick & Dodge，1994)相吻合。此外，有关社会推断的自动化的社会认知研究(Skowronski，Carlston，Mae，& Crawford，1998)，也支持了这个观点。
3.2 反思注意
反思注意指对消极心境及其诱因、结果、相关自我评价的重复加工和持久注意的反应模式(Nolen-Hoeksema，Wisco，& Lyubomirsky，2008；Rusting & Nolen-Hoeksema，1998)。综合认知模型理论认为与愤怒有关的反思可以从选择性注意加工的角度来理解。在知觉到模糊的敌意情境时，高特质愤怒者很容易形成自动化的敌意解释，敌意解释会使他们有选择性地持续注意敌意诱因以及由此带来的愤怒体验，并对这种过程进行重复加工，这就是反思注意。对情境刺激引起的敌意解释进行的反思会增强敌意解释，从而放大愤怒的体验，增大反应性攻击的可能性。
关于反思注意，同样可以发现三个推论：第一，高特质愤怒的个体对敌意信息的选择性注意会表现出偏好倾向，这种偏好促进了与敌意信息相关的反思(Wilkowski & Robinson，2008a)。第二，个体一旦进行反思，其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倾向将会持续和增强(Bushman，2002)。通过延长反思过程的社会认知研究发现，愤怒和反应性攻击也会随之得到延长和加强(Bushman，2002；Rusting & Nolen-Hoeksema，1998)。自我报告(Caprara，1986；Denson，Pedersen，& Miller，2006；Gerin，Davidson，Christenfeld，Goyal，&Schwartz，2006)和实验室实验(Denson et al.，2006)的大量研究都支持了这个结论。有关反思与情绪反应的文献(Bushman，2002；Rusting & Nolen-Hoeksema，1998)，也认为反思会使愤怒情绪得到加强。第三，由于存在反思注意，高特质愤怒的个体还出现对敌意刺激注意的分心困难，他们很难从敌意思维中摆脱出来(Putman，Hermans，& van Honk，2004)。
3.3 努力控制
尽管一些研究者(Rothbart et al.，2000；Eisenberg et al.，2011)认为努力控制是一种具有跨情境不变性的稳定特质。但综合认知模型理论认为努力控制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这种资源通常处于休眠中，在特定情境状态下可以被唤醒。努力控制作为一种认知资源目前也被来自行为、EEG和神经成像的研究所证明：当检测到可能产生认知冲突的特定情境时，前扣带回会从额叶调用认知资源来应对这个冲突(Carter et al.，1998；Gratton，Coles，& Donchin，1992；Kerns et al.，2004)。由于在对敌意思维的激活程度上存在个体差异，导致了努力控制资源分配的差异。不论这种差异是来源于社会化过程，还是来源于遗传或者动机，最重要的是在敌意思维产生后，低特质愤怒的个体形成了通过调用努力控制资源来调节这种敌意思维的习惯。而对于高特质愤怒的个体，在敌意情境下调用努力控制资源是有一定困难的。
大量的自我调节的文献(Rueda，Posner，& Rothbart，2004；Zelazo，& Cunningham，2007)都强调了努力控制在情绪调节中的重要性。综合认知模型理论也将努力控制看做是对抗愤怒和反应性攻击的最初倾向的有效手段。在敌意情境下，努力控制至少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发挥作用：第一，调用努力控制资源能对情境刺激进行非敌意解释的认知重评(Anderson & Bushman，2002；Gross，1998)。第二，综合认知模型理论认为，努力控制可以用来打断反思注意过程，使得个体从敌意思维中分心(Siegle，Carter，& Thase，2006)。第三，努力控制资源可以阻止攻击行为(DeWall，Baumeister，Stillman，& Gailliot，2007)和愤怒的表达(Gross，1998)。综合认知模型理论非常重视努力控制的作用。Wilkowski和Robinson认为，努力控制对于理解某人对敌意情境刺激的反应比其他人强烈的原因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综合认知模型理论认为，在敌意情境下，个体首先对该情境进行自动化加工，对这个情境形成一个整体的解释——如果是敌意性的解释，则有可能出现愤怒和反应性攻击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个体差异，高特质愤怒的人比低特质愤怒的人更容易形成带有敌意偏见的解释。敌意解释形成之后可以直接诱发愤怒情绪，进而导致愤怒和攻击行为的表达。个体对敌意解释的持续性关注则会激活反思注意过程，从而放大了愤怒情绪。高特质愤怒的人更容易进入对敌意解释的反思注意，并很难从这种注意过程中分心。自发的敌意解释更多地与愤怒的频率有关，而影响愤怒强度与持久性的更主要因素是反思和努力控制过程(Wilkowski & Robinson，2010b)。由于个体具有主动调节的能力，因此并不会任由上述加工过程发展下去，而是运用努力控制能力去干预这些过程。努力控制使个体通过对敌意解释的重新评价来矫正自动化的敌意解释。努力控制通过对于反思注意的干预来使个体分心，减弱反思注意对于愤怒情绪的放大作用。努力控制还可以直接抑制愤怒和反应性攻击行为的外在表达。当低特质愤怒的个体发现自己产生敌意思维时，他们更倾向于调用努力控制资源去主动调节这种思维，而高特质愤怒的个体在调用努力控制资源上存在困难。所以，高特质愤怒的人之所以容易愤怒，不仅因为他们更容易形成敌意解释，更容易对敌意解释进行反思注意，还由于他们较少采用自我调节的认知加工。
4 综合认知模型的评价
4.1 综合认知模型的价值
综合认知模型理论首次将有关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多种认知模型整合在一起，为该领域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使得人们对于情境刺激下的愤怒与反应性攻击行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
第一，综合认知模型理论以一种整体视角来探讨：在情境刺激下，不同人格特质(特质愤怒)个体的认知加工过程有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如何导致不同的最终行为反应？该理论试图在情境与行为之间架起一座认知桥梁，将与之有关的认知过程全都囊括其中，而且考虑到了人格特质的个体差异，摆脱了以往理论中，执着于一端的孤立研究，这种整体论与普遍联系的方法论指导与Mischel和Shoda(1995)的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CAPS)可谓异曲同工。尽管一般攻击模型理论更早进行了这种综合性的整合，但是由于其忽视了努力控制的成分，不能很好解释个体对于攻击倾向的自我调节过程。综合认知模型理论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知新联想理论和一般攻击模型理论的影响下，增加了努力控制的成分，使得该理论得以更为全面的解释攻击行为产生的机制。
第二，综合认知模型理论对长期以来各种有关愤怒与反应性攻击的认知机制理论进行了有机的整合。社会信息加工理论(Crick & Dodge，1994；Dodge & Crick，1990)强调对敌意刺激的编码解释过程，认知新联想理论(Berkowitz，1990，1993)认为敌意解释并不是诱发愤怒的必要条件，该理论更多关注敌意想法的激活传播过程。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认知新联想理论都认为敌意情境刺激的认知过程是一种注意优先模型，而一般攻击模型理论则强调对敌意情境首先进行自动化的敌意解释加工过程，然后才是反思注意。这三种理论虽然深入探究反应性攻击产生的内部认知过程，却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控制理论(Eisenberg et al.，2011)尽管提到了个体对情境刺激与愤怒和反应性攻击的主动干预，但是该理论对情境与行为之间的认知过程并未系统探究。综合认知模型理论将以上理论有机整合，认为各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对愤怒与反应性攻击产生影响，并构想了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内部机制。
第三，综合认知模型理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模型，阐述了敌意解释、反思注意、努力控制这三者在认知加工中各自的作用机制与效果，可以启发研究者在攻击性研究中对这三种认知过程进行结合，进行较为具体和综合化的实证研究。此前有关的大量实证研究，已经发展出多种实验范式和问卷来测量与评定这三个因素。研究者可以通过多种范式来研究敌意解释，如对敌意单词的记忆提取范式(Zelli，Huesmann，Cervone，1995)、评定模棱两可单词或图片的实验范式(DeWall，Twenge，Gitter，& Baumeister，2009)、视觉场景眼动范式(Wilkowski et al.，2007)等。另外还有多种问卷可以对反思注意进行测量，例如分心-反思量表(Caprara，1986)、Scott-McIntosh反思问卷(Scott，Universityp，& McIntosh，1999)等。Denson等人(2006)也通过实验室实验对反思注意与替代性攻击的关系做了一定的探索。在对努力控制的实验研究中，侧干扰效应(flanker interference effects)范式和任务转换成本(task-switching costs)范式都是较为经典的实验范式(Wilkowski & Robinson，2010b)。因此，研究者可以采用已有的实验范式和问卷，根据综合认知模型提供的理论假设，对攻击性研究中的认知过程进行操作，进行综合化的实证研究。
第四，综合认知模型理论的作用还在于启发了对愤怒和反应性攻击内在认知机制及其他影响因素的探索。首先，该模型本身是一个多因素的模型，这些因素本身受何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这些因素与攻击性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其他中介变量，这都为其他影响因素的探讨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例如Wilkowski，Robinson和Troop-Gordon(2010)在他们最近的报告中，将宽恕也作为另外一个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敌意情境下，调用认知控制资源会促进个体对敌意对象的宽恕，这种宽恕减少了愤怒与攻击行为的表达，从而成为认知控制与行为表达之间的一个中介变量。其次，该模型在敌意情境刺激下，通过对认知、人格、情绪、行为多方面的因素的探讨，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论模型。这也给研究者一个新的思路去考虑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其他因素与攻击行为之间是何种关系，敌意解释、反思注意和努力控制这三种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例如，有研究者发现工作场合中自我控制的存在可以缓和负性互惠信念与特质愤怒导致的偏差行为(Restubog，Garcia，Wang，& Cheng，2010)。再次，对该模型提出批评本身，也会启发研究者探讨其他的因素，甚至建立相应的模型。实际上，综合认知模型理论并不试图成为情境刺激与愤怒和反应性攻击认知过程的结论性解释。正如Wilkowski和Robinson(2008a)文中所说，“其目标是整合之前的理论和数据，从而有助于将其系统化，来促进未来关于特质愤怒的研究。”
第五，综合认知模型理论构建的愤怒与反应性攻击产生的认知加工过程，对愤怒情绪和反应性攻击行为的干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有积极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应用价值。尽管由于人格特质的稳定性，高特质愤怒者很难被转变成低特质愤怒者，但是通过对高特质愤怒者进行反思注意和努力控制能力的训练，人们同样可以减少愤怒与反应性攻击行为。例如，注意训练疗法(Attention Training Therapy，ATT)对焦虑(Wells，1990)的干预有很好的效果，反思-聚焦认知疗法(Rumination-Focused Cognitive Therapy)对于抑郁症也是有一定疗效的(Watkins，2009)，这些研究都表明对反思注意的干预训练是可行且有效的。另外还有大量研究表明通过注意训练可以使努力控制水平得到提高(Posner & Rothbart，2009；Rueda，Rothbart，McCandliss，Saccomanno，& Posner，2005)。所以根据综合认知模型理论，对于高特质愤怒者的心理干预应该着眼于反思注意和努力控制这两个因素上，这对于高特质愤怒者的反应性攻击行为干预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个体身心健康与社会和谐都是十分有益的。
4.2 综合认知模型的局限
综合认知模型理论虽然有其重要价值，但它毕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理论模型，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和完善。
第一，综合认知模型理论所坚持的解释优先模型，尽管得到了部分实证研究(Wilkowski et al.，2007)的支持，但是其实验通过比较被试对情境线索的注视时间长短，来推断选择性注意与自动化解释过程的先后顺序，这个从侧面得到的推论过于牵强。尽管综合认知模型理论批评认知新联想理论的“纯认知”实验外部效度过低，但Wilkowski等人(2007)的眼动研究范式也与实际情境有很大区别。因此，在面对敌意情境刺激时，个体究竟是注意优先还是解释优先，还需要在日常情境下采用更多直接的实证研究加以考察。
第二，对于综合认知模型理论，当前最为缺乏的是综合的实证研究。之前的结论大都是分别通过研究某一个或两个因素对于愤怒和反应性攻击的影响而得到的。如果采用同一批被试来进行综合实证研究，就可以考察在敌意情境下，不同特质愤怒水平个体的敌意解释、反思注意和努力控制会有何种差异、三者如何共同影响反应性攻击及其内部交互作用。在考虑到多个因素交互作用的情况下，综合认知模型的理论假设是否还能成立，这是今后反应性攻击研究的一个重大挑战。
第三，人类攻击行为不仅受内部认知因素影响，还受人格特征与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制约。如拒绝敏感上的个体差异(Romero-Canyas，Downey，Berenson，Ayduk，& Kang，2010)也与反应性攻击有关，人际关系(Moskowitz，2010)的亲密程度会影响攻击行为的频率、方式和严重性程度，遗传因素(Brendgen，Vitaro，Boivin，Dionne，& Pérusse，2006；Goldsmith，Buss，& Lemery，1997)、早期环境(Brendgen et al.，2006；Goldsmith et al.，1997)也会影响反应性攻击行为。一般攻击模型理论首开先河，提出了一个宏大的综合性模型，但是仍未考虑到个体的主动调节能力。综合认知模型理论虽在一般攻击模型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努力控制的成分，但是一个完善的模型不应只停留在内部认知层面，对于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共同探讨，仍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综合认知模型理论缺乏来自生理机制和神经机制的研究支持。脑科学的研究表明，攻击行为与前额皮质(prefrontal cortex，PFC)有关(Davidson，Putnam，& Larson，2000)。可能正是由于人类拥有发展良好的前额皮质，其调节机能使人类避免直接由激素来控制社会行为(Curley & Keverne，2005)。在面对敌意情境时，特质愤怒水平不同的个体PFC区域的激活程度是否有差异，这种差异又与综合认知模型三个认知加工过程有何种关系，目前还尚未明确。
总之，尽管综合认知模型理论有一定的不足之处，但作为解释情境刺激与愤怒与反应性攻击行为认知过程的一个全新理论，该模型必将引起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