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后马来西亚政治新变化论文

大选后马来西亚政治新变化论文

大选后马来西亚政治新变化

刘勇*

作为君主立宪制国家,马来西亚自1957年独立① 马来亚独立于1957年8月31日。1963年,马来亚、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共同组成如今的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新加坡退出联邦。由于马来亚是马来西亚联邦中的主要部分,因此如不作特殊说明,马来西亚建立的时间一般会前推为马来亚独立的时间。 以来就拥有民主体制所必须的选举体制和反对党。但是,以巫统为首的执政党联盟从国家独立至今连续执政长达61年之久,这期间国家一直处于威权统治之下。在2018年5月9日举行的第14次全国议会大选中,巫统前主席、前国家总理马哈蒂尔② 马哈蒂尔曾于1981—2003年期间,作为巫统主席担任过国家总理,2003年他主动退位将总理之位传给巴达维。2016年在马哈蒂尔多次要求纳吉下台无果后,他主动退出巫统,建立土著团结党并加入希望联盟,最终在马来西亚第14次议会大选中带领希望联盟,战胜以巫统为主的国民阵线。 组建的反对党联盟——希望联盟③ 希望联盟是如今马来西亚的执政党联盟,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土著团结党和国家诚信党组成。 打败了以巫统为首的国民阵线,④ 国民阵线为马来西亚的政党联盟,在2018年议会大选前共有13个成员党,其中巫统为主要政党,代表马来人,马华公会和民政党代表华人,印度人国大党则代表印度人,其余9个政党是分别来自沙巴州和砂拉越州的小政党。 创造了马来西亚政坛历史上的一大奇迹。此次大选中,希望联盟获得113个议席,国民阵线获得79席,伊斯兰党获得18席,沙巴民族复兴党8席,沙巴立新党1席,独立人士3席。至此,希望联盟取得了马来西亚共计222个议席中的过半数席位,如愿赢得选举,成功取得执政地位。随后,国民阵线内部出现分裂,沙巴州的4个国民阵线成员宣布退出阵线,并与沙巴民族复兴党联手共同在沙巴州执政。6月上旬、下旬,国民阵线中砂拉越州的4个政党以及民政党也相继退出阵线。⑤ “沙团结党退出,沙巴国民阵线形同解体”,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24505;“砂四成员党宣布退出国阵”,http://mandarin.bernama.com/v3/index.php?sid=news&cat_news=ge&id=147 377(上网时间:2018年8月8日) 同时巫统的多名议员因厌恶组织内部的金钱与诽谤政治而宣布退党,国民阵线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希望联盟通过大选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平稳过渡,因此人们将新政府治下的国家称为新马来西亚,并期望国家未来能呈现出新的政治气象。换届后的马来西亚新政府终结了国民阵线的传统政治治理模式,并展现出一些新的执政特点,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家政治改革进程,促进政党政治发展,并有利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

一、恐吓政治趋势减弱政治碎片化程度加深

随着希望联盟的上台执政,马来西亚政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而长期桎梏该国的族群矛盾也有望缓和。众所周知,马来西亚族群分化问题由来已久,这主要归咎于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策。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初来到马来西亚后,为防止各民族团结一致反对殖民统治,对其境内的各民族进行了劳动分工:华人主要从事经济工作,马来人在政治领域发展或从事农耕,印度人则主要做劳务工作。⑥ 陈衍德著:《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群关系》,岳麓书社,2004年,第137页。 尽管这一政策并未在马来西亚引发明显的种族冲突,但是各族群间的隔阂由此产生。二战时期,日本殖民者通过刻意拉拢马来人,挑起了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对抗,这不仅引发了两个族群间前所未有的冲突,而且对日后马来人发起的自我拯救的民族主义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⑦ 陈中和:“太平洋战争前后英日殖民统治与马来亚独立建国运动”,《世界历史》,2018年第3期,第26页。 巫统即在这一背景下宣布成立,因此,巫统从组建伊始就以马来人的保护者自居。自马来亚西独立起,巫统一直是国内政坛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它宣称代表着最广大的马来人利益,并得到了马来人的广泛拥戴和支持。例如,巫统只需简单动员就能获取马来人的大量选票。由此可见,巫统的族群属性保证了其长期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并获得执政地位,但也造成了国家长期族群分裂乃至对立。

除族群分裂之外,马来人内部也非铁板一块。1998年的安瓦尔事件① 安瓦尔原为巫统副主席,是马哈蒂尔担任总理时指定的未来总理接班人,但是因为在应对1998年金融危机时,安瓦尔亲西方的立场导致了马哈蒂尔的不满,遭马哈蒂尔革职逮捕,并被以“鸡奸罪”入狱,从而引发了“烈火莫熄”运动,即安瓦尔的支持者们集合起来示威游行抗议马哈蒂尔的强权政治,这也被认为是马来西亚民主化政治改革的开端。 可谓是马来人内部分化的分水岭,如果说安瓦尔事件前的马来人是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此后的马来人则产生了明显的分裂:一部分人支持巫统,另一部分则同情安瓦尔的遭遇。随着马来人的分化以及马来人反对党的发展壮大,巫统领导的执政党联盟以简单动员就能吸引马来人选票的时代宣告结束,其政治策略也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化。此后,巫统的马来人政策开始逐渐从吸引动员转向恐吓利诱,也就是俗称的恐吓政治,即将其政策领域的竞争转化为族群之间的争斗,将政治问题转化为种族问题。巫统常常通过有意杜撰和制造族群紧张关系,以达到最终获得自身政治利益的目的,其具体表现是将反对党界定为华人政党,向马来人宣扬华人政党一旦获取政权将奴役马来人,而只有巫统才能保护其利益的思想和观念,以使马来人对华人产生敌视与恐慌心理,继而将选票投向国民阵线。此外,巫统还经常在大选等关键时刻以不同名目向马来人发放现金,以笼络生活水平较低的马来人。其对待华人也采取恐吓政策,通过唤醒“5·13事件”② 1969年马来西亚成立后的第二次议会大选,以华人政党——民主行动党为代表的反对党在大选中得票率超过联盟党,让联盟党失去了国会议席2/3绝对多数的优势。在华人的胜利游行中,华人与马来人发生了激烈的种族冲突,并由此造成大量华人伤亡,这就是马来西亚的“5·13事件”。 的惨痛记忆,让华人在作出投票选择时心存忌惮。巫统通过极端民族主义的方式,使华人因受到威胁和恫吓而不敢把选票投给其真正支持的党派。实际上,巫统的这一高压政策确实奏效,并实现了其政治目的,但是此举也导致了华人与马来人的族群隔阂。可以说,巫统过分强调自身政党的族群特性,造成了马来西亚社会以族群为基础的纵向分裂,加剧了不同族群间的误解和矛盾。随着国民阵线的下台,恐吓政治宣告终结。希望联盟执政后,先是承认马来人会继续享有以往的种种特权,以免引起其恐慌;随后竭力化解族群矛盾和分歧,并充分考虑到目前马来西亚社会以阶级为基础的横向分裂状态,力争关照到各个阶层的利益。同时,各个族群代表在希望联盟内部相对平等的地位也使恐吓政治失去了存在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族群和谐。

固定抛光液中AEO的含量为6 mL/L,调整FAOA的含量分别为3 mL/L和7 mL/L,以优化二者的复配比例,提高CMP效果,结果见图7。

希望联盟终结了巫统长期实行的恐吓政治,其采取的民族和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族群关系,促进了族群团结。但是,新政府成立后,马来西亚政治生态也呈现出碎片化日益加深的特点。根据政党体制的分类,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大体上可分为4种类型:两党体制、两个半政党体制、有支配政党的多党体制和碎片化的多党体制。其中两党制主要是指有两个力量相当的政党支配着政局;两个半政党体制是指有两个大党和一个小得多的第三政党掌控政局;有支配政党的多党制是指存在着几个起作用的政党,但是其中一个政党处于支配地位;第四种类型是指有几个或更多的政党力量比较均衡,都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③ Blondel J,“Party Systems and Patterns of Government in Western Democracies”,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No.2,1968,pp.180-203;Blondel J,Comparative Government,London:Prentice-Hall,pp.170-172. 在国民阵线执政时期,由于巫统的强势地位和绝对优势,马来西亚一直属于有支配政党的多党体制,巫统为主要政党,其他执政党以及各反对党的影响都相对有限。1998年安瓦尔事件后,马来西亚反对党联盟由以往民主行动党独占优势,发展到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和伊斯兰教党三党并驾齐驱的格局。2018年马来西亚议会大选前,新成立的国家诚信党和土著团结党加入了反对党联盟,使反对党联盟力量更加发展壮大。

二是马哈蒂尔年事已高,希望通过民主体制实现其子拜相的目的。对马哈蒂尔来说,其执政最重要的目标是为马来西亚铺设民主发展路径,并希望其子慕克里兹有朝一日能通过民主选举荣登总理宝座,继承自己仕途衣钵。马哈蒂尔与纳吉产生隔阂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后者未能提携其子,而是将凯里委以巫统青年团团长的重任。马来西亚政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巫青团团长是现总理刻意培养的接班人。因此,马哈蒂尔与纳吉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致恶化。如今看来,马哈蒂尔想要实现其子拜相的目标,威权政治生态下的尝试风险很高,而民主体制尚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来看,马来西亚正在经历着威权政治褪化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但不可否认,这一转变仍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二、两线制初步形成威权政治进一步松动

事实上,马哈蒂尔的政治民主化变革倡议也表现在新内阁部长的席位安排上。在国民阵线执政时期,内阁席位主要按国会中各党席位比例多少来决定,国会席位多的政党获得的内阁部长席位就多,相反则内阁席位就少,且往往是些没有实权的部长席位,甚至还出现过类似于马华公会等主要政党未能入阁的现象。④ 廖小健:“试论马来西亚华人政党的‘不入阁’”,《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6期,第70页。. 马来西亚政府中重要内阁部长席位大多由巫统议员担任,其他政党的内阁席位则少之又少。而此次希望联盟执政后的内阁安排与之前有所不同,首先总理人选并非为希望联盟中获得国会席位最多的人民公正党党首旺阿兹莎,而是来自该联盟内、在国会席位数量排名第三的一个较小政党土著团结党的总主席马哈蒂尔,而旺阿兹莎则出任副总理之职,开创了马来西亚女性首次担任副总理职务的历史先河。由此可见,希望联盟政府是个弱党执政政府。另外,希望联盟内部政党无论大小通通享有同等地位,这也是该联盟给马来西亚政治带来的新气象。在新内阁中,各个政党的部长席位大体相同,并没有依照其大选获得议会席位的多少按比例分配。目前,尽管希望联盟中议席较多的人民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对内阁部长席位安排颇有微词,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内阁安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目前,马来西亚形成了强人弱党的执政态势,尽管这有背于以往威权政治中获得国会议席最多的政党主席出任总理的惯例,却成功避免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局面的出现,有效地遏止了威权政治的蔓延。

两线制的初步形成标志着马来西亚政治从威权开始迈向民主。马来西亚独立初期,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党赢得了大选。但是,联盟党执政后,人民对国家的宪政安排越来越不满意,马来人不满华人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而华人也不满马来人的政治特权,双方间的矛盾和对立直接导致1969年“5·13事件”的爆发。随后,马来西亚新总理拉扎克为凸显巫统的主导地位,削弱其他政党的影响,又联合了不同的政党组成了一个包含13个政党的国民阵线,替代了此前的联盟党。一个一强多弱的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就此形成,这也正式宣告了马来西亚威权统治的开始。巫统在国民阵线内部拥有绝对领导地位,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其他政党影响力则越来越弱。随着《内安法》和《大专法令》① 《内安法》全称《国内安全法》,颁布于1960年,前身为1948年的《紧急法令》,主要是为了对付当时准备发动战争的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它赋予了政府可以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扣留某人的权力。该法令的作用于20世纪70年代后仍在延续,常常被执政党联盟用来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武器。《大专法令》于1971年颁布,主要用于限制大专院校学生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的颁布实施,威权统治进一步强化,直至1981年马哈蒂尔首次就任总理,他将这一威权统治发展到极致。1981—2003年,他连续担任国家总理长达22年,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担任总理之职时间最长的人。1987年,在巫统党主席选举中,马哈蒂尔以微弱优势战胜东姑拉沙里,出任巫统党首。然而,这是马哈蒂尔巫统党主席的职位首次遭遇挑战,巫统也因此分成两个阵营,且两个阵营的矛盾逐渐升级并闹到了吉隆坡法院,最终吉隆坡法院于1988年将巫统宣判为“非法社团”。随后,马哈蒂尔重组新巫统,整合各方力量,并在1990年的大选中胜选,渡过了政党内部危机。此后,马来西亚进入了马哈蒂尔领导的巫统高度威权统治时期,马本人的绝对政治主导权也由此确立,其所担任的巫统党主席和国家总理职位再未面临来自他人的挑战和竞争,这也造就了他的独断专行和铁腕行事风格。

按照传统西方民主理论,在民主而规范的政党制度中,不应只有一个政党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其他政党处于被支配地位,而是应有平等竞争和相互制衡的政党间关系。④ 李路曲著:《政党政治与政党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71页. 国民阵线执政时期,巫统作为占决定性地位的主要政党,使马来西亚政党制度的民主程度一直停留在很低水平。虽然国民阵线表面看是个多元和包容的政治联盟,它囊括了华人政党、印度人政党,以及沙巴州和砂拉越州的地方性政党,但实际上,由于巫统的绝对优势地位,国民阵线内部的其他政党看起来更像是替巫统拉票的从属性政党。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华人和印度人占有较高比例的社会中,这种政党发展状况与社会发展水平并不一致。根据法国政治学教授迪维尔热对政党发展过程的分类标准,巫统具有典型的群众型政党特征,这类政党的特点是其发展与其自身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纵向分裂界限相一致,对吸引其他群体并没有很高期望或有效行动。这种与特定的种族、宗教和阶级有深厚联系的政党仅仅是特定种族、宗教和阶级的代言人,这就造成了政党间的对立和政治制度的不稳定。⑤ 李路曲著:《政党政治与政党发展》,第72页。 这类政党的成功将极其依赖其所代表的族群忠诚,如果失去该群体的支持,那么将就很快面临失败。巫统从成立以来就树立了马来人就是巫统,巫统就是马来人的观念。因此,其支持者基本都是马来人,在马来人团结一致的情况下,它就能够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在马来人内部出现分裂后,由于缺少其他族群的支持,它就很难保持稳固的执政地位。

在笔者看来,马哈蒂尔再度当选总理将促进马来西亚未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原因有二:一是他认识到威权统治下的国家政治已呈现出趋于失控的现实。2003年,他主动请辞总理之职后,力荐副手巴达维出任总理。尽管巴达维赢得了2004年的大选,但在他统治下,马来西亚不仅没能实现人民长久期盼的政治改革和国家发展,甚至引发了震惊政坛的“308政治海啸”,① 在2008年3月8日举行的马来西亚第12次议会大选中,国民阵线继1969年选举后,首次失去国会议席2/3多数。因此,该事件被称为“308政治海啸”。 巴达维也在马哈蒂尔退党压力下于2009年主动辞去总理之职。随后,马哈蒂尔推举纳吉出任总理,但是纳吉上台后未能挽回国民阵线的颓势,反而让国家逐渐陷入金钱政治,并最终导致债台高筑、腐败横行。在这种情况下,马哈蒂尔提出让纳吉下台,但遭到后者的强硬回绝。同时,纳吉还对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简称:一马公司)弊案② 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下属多个子公司,隶属于马来西亚财政部,主要用于国有资产的投资。但是2015年曝出一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在财政方面发生巨大亏空,同时总理纳吉账户则有大量的资金汇入。因此,马哈蒂尔要求彻查一马公司相关问题,并称其为一马公司弊案。 和有关其政治献金等的一系列指控矢口否认,并对非政府组织——干净、公平选举联盟的抗议活动采取强硬打压手段,③ 纳吉首先解除了慕尤丁副总理的职务,因为慕尤丁提出希望纳吉回应关于一马公司的相关问题,纳吉声称为了保持领导层的一致性而将慕尤丁革职。其次针对民众对一马公司事件调查的呼吁,纳吉撤换了总检察长,通过换上自己的亲信逃避对自己的审查。 这让马哈蒂尔意识到威权统治若继续在马来西亚政坛存在和发展下去,将使国家走向失控状态;他须带领马来西亚走向民主,以防政治失控乃致国家未来发展脱离正轨。

议会民主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两线制,即通过构建民主选举制度,实现两党或两个政党联盟的轮流执政,以实现相互监督、促进民主发展的目的。然而,在第14次议会大选前,马来西亚从未实现过政党轮替,巫统领导的执政党联盟长期在朝,反对党长期在野。虽然反对党联盟也曾获得个别州的执政权,但是联邦政府一直控制在巫统领导的执政党联盟手中。马来西亚从未有过政党轮替的经验,抑或说两线制从未在其境内真正形成过。因此,马来西亚也经常被学者称为是伪民主国家。如今,希望联盟成功通过大选获得执政权,实现了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国家并没有出现选前人们所担心的混乱状态,标志着马来西亚政党选举的两线制已初步形成,并对其未来构建宪政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线制的初步形成给马来西亚人民带来了新希望,让他们对国家民主发展有了新信心。就此而言,希望联盟的胜利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在探讨人生。富人说:“钱不是问题。”穷人说:“问题是没钱。”富人说:“身边女人很多,不知道哪个是真心的。”穷人说:“俺是真心的,身边没有一个女人。”富人说:“房子有很多,不知道该住哪一个。”穷人说:“房子住过很多,没有一处是自己的。”

黄炎培及其他参政员的强硬态度,使邵力子和雷震感到了此事的严重性。他们都认为,参政会无能力处理此问题,只有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成、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

从此次马来西亚大选国会席位数量和分配情况看,选民投票呈现出分散化的特点,这从各主要政党在议会中均能占有一定席位即可反映出来。如在马来西亚共有222个议席的新议会中,巫统为51席,人民公正党占47席,民主行动党有42席,伊斯兰教党占18席,土著团结党为13席,砂拉越土著保守党有13席,国家诚信党为11席,沙巴民族复兴党为8席。① 数据来自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参见http://pru14.spr.gov.my/#!/home(上网时间:2018年8月21日) 从新议会席位分配上看,马来西亚政党力量主要分为强弱两个层次:力量较强的第一层次为巫统、人民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力量较弱的第二层次是伊斯兰教党、土著团结党、砂拉越土著保守党、国家诚信党和沙巴民族复兴党等。巫统的绝对支配地位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第一层次政党中除巫统外的其他两个政党与之平分秋色。同时,第二层次政党也具有不可小视的政治影响力。由此可见,马来西亚目前的政党体制呈现出碎片化的多党制特点。诚如相关学者所指出的,一国内部政治态度与价值观的差异甚至比国家间的差异还要大得多,政治亚文化过于突出就有可能威胁政治体系的稳定。如果社会成员仅仅将忠诚维系于地方或种族的狭隘团体,忽略整个政治体系目标和对国家的忠诚,就可能造成国家政治的不稳定。② 叶笑云:“‘碎片化’社会的政治整合——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探析”,《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页。 随着国民阵线中的一些党派相继退出,马来西亚碎片化的多党体制特点更加鲜明,其具体表现形式是联盟林立、政党分散。其中有希望联盟、国民阵线、和谐联盟、沙巴州政党组成的沙巴联合阵线、沙巴团结联盟、沙巴民族复兴党以及砂拉越的一些独立政党等等。这些联盟和政党有的以政治目标为基础,有的依靠族群关系维系,有的基于宗教信仰,有的是以某些地区或区域来划分。这些联盟或者政党的宗旨与目标不尽相同且呈相互独立状态,造成了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碎片化,而政党的过度碎片化无疑会导致国民的分离化,这对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团结是十分不利的。笔者认为,马来西亚如今政治生态碎片化导致的不稳定政局只是一种过渡状态。未来,新政府要想实现政治稳定,就必须整合各政党力量,团结全国各族、各宗教信仰和各地区人民,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国家发展。目前,马来西亚的政治碎片化状态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其政治形势将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任何政党联盟或者独立政党都有解散或者重新联合的可能,从而对政坛造成严重冲击。希望联盟尽管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但是所获议席刚刚过半,并未取得议会2/3的绝对多数。可以说,希望联盟的执政地位并不稳固,政治碎片化下马来西亚各独立联盟和政党未来的分化组合,将对马政坛产生重要影响。

2.2 人才整体素质偏低。人才整体学历层次低,第一学历大专以上的比例较少,大多数都是工作之后再进修,专业素养相对较低。其所学专业多而乱,高、尖、专人才严重缺乏,尤其是文艺创作人才。

三、政党政治新发展民主化进一步巩固

然而,在带领希望联盟重新执政前后,马哈蒂尔已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要促进国家民主改革的一些想法,他在希望联盟竞选宣言第二部分第12条承诺中强调,希望联盟执政后将对总理一职实行任期制,总理最多连任两届,并且这一任期限制也将延伸到州务大臣和首席部长,同时总理不得兼任部长职务,尤其是财政部长。② 《希望联盟竞选宣言》(《Buku Harapan》)第12条,第48页。 他在竞选宣言中还提出,将在各个决策层将女性的比例增加到30%,以充分发挥女性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③ 《希望联盟竞选宣言》(《Buku Harapan》)专为女性的承诺,第175页。 总理任期制是马哈蒂尔引领国家迈向民主的重要尝试,它的实施将增强马来西亚政坛未来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并可减少因固化的利益集团长期掌权而导致腐败横行等弊端。而马哈蒂尔提高女性在决策层的比例则体现出希望联盟对妇女权益的重视,表明新政府希望从各个角度促进民主政治的决心,也反映出威权政治在马来西亚正在逐渐褪去。

德国政治学学者基希海默尔认为,按照政党发展规律,全方位型政党是群众型政党在随着社会横向分裂后,为适应政治发展而演变成的更高级别的政党类型。这一类型政党的特性是削弱或者放弃意识形态,争取多元化的利益组织支持,寻求超越阶级性等。在东亚地区,全方位型政党是促进地区民主化发展的主要政党。它强调以忠诚和某一问题为指导与目标,因为关注某一问题,除可获得自己忠实选民的支持外,更易获得中间游离选民的支持,这样的政党在大选中比群众型政党更有优势。因此,该类型政党有时又被看作是职业选举型政党,并常常出现在横向社会分裂已经成型并拥有一定中产阶级的国家,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水平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对于民主化的诉求更加迫切。因此,它更能促进民主化的发展,也更加吸引选民。

就马来西亚而言,希望联盟内的主要政党体现了全方位型政党的某些特点,如人民公正党,它的建立是从人民公正运动为出发点,以安瓦尔① “烈火莫熄”运动后,旺阿兹莎以安瓦尔提出申诉的人民公正运动成员为基础,成立了人民公正党。宪法规定服刑人员不能作为党主席,因此安瓦尔的妻子旺阿兹莎出任了人民公正党党主席,安瓦尔则是该党的实权领袖。2018年,希望联盟成功赢得大选后,马哈蒂尔向时任最高元首穆罕默德五世申请了安瓦尔的特赦,在获特赦之后,安瓦尔当选人民公正党的党主席。 所寻求和倡导的公正为宗旨,倡导国家改革。因此,它属于以问题为奋斗目标的政党,虽然它还是一个马来人居多的政党,但是政党对族群性的强调已被弱化,所有支持安瓦尔寻求公正、追求国家改革的群众都可加入。尽管马哈蒂尔领导的土著团结党成立时间较晚,但它是以政治改革、重塑国家团结、惩治腐败为核心追求的政党,并通过政治强人效应来吸引选票从而获取执政地位的。这些问题并不具备族群属性,无论是马来人、华人或者印度人都可能对安瓦尔产生同情,憎恨政府腐败,并怀有政治改革的诉求,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即使如公认的华人政党民主行动党为避免受到特定族群政党的抨击,也已转向吸纳所有族群为其成员的政党,并且其高层也有除华人之外的其他族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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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希望联盟的成功被视为具有进步政党特点的政党战胜落后政党的典型。相比之下,它更重视某一问题,弱化族群之间的分歧,加上对炒作种族问题的巫统的审美疲劳,选民更加关注以国家改革和重塑国家团结为主的问题。这也是希望联盟能够胜选的原因所在,并可为马来西亚政党发展提供一种范例,引导联盟内政党向着更先进和稳定的政党类型发展。具有全方位政党特点的希望联盟以反腐、公正和改革等问题为引导,跨越了族群属性,加之政治强人的参与,获取执政地位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反观国民阵线,由于过于强调其族群属性,且巫统也并未意识到马来西亚的横向社会分裂,而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人们越来越关心与自己阶层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这成为国民阵线大选失利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希望联盟的获胜对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表明以问题为引导的全方位型政党比仅仅依靠特定族群忠诚的群众型政党更能赢得选民支持。未来,在马来西亚,无论任何政党若仍炒作种族矛盾之类的问题,不注重扩大自身代表性和增强问题属性,那么其获取执政地位的机会将大大降低。

希望联盟执政下的马来西亚正在呈现出新的政治气象,随着国民阵线的下台,马来西亚的政治改革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希望联盟破除国民阵线执政积弊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民主化发展。但也应看到,恐吓政治和威权政治将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民主政治仍有待时间检验。不可否认的是,如今马来西亚社会的横向分裂和纵向分裂已造成社会的碎片化,各族群之间的隔阂依然存在。同时,马来人也产生了新的分裂。因此,希望联盟领导下的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情况下,促进国家团结和民族和睦。未来,马来西亚政治将会经历一段不稳定的发展时期,希望联盟内部也可能面临新的利益分配问题和政治博弈,反对党巫统和伊斯兰教党也将对其执政地位带来极大挑战,各联盟间的持续竞争也会给马来西亚未来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作者单位:洛阳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程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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