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整合：中国发展新经济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经济论文,战略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年来的渐进改革，堆积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深层矛盾。国有企业运行模式以及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尚未进行彻底的改变，进一步加深了中国许多传统行业拓展生存空间的难度。中国又遭遇发展新经济问题，我们应该对信息技术引起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认为，信息技术为产业整合创造了条件，而我国经济领域内下一阶段的主调将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重组，因此，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手段整合和发展传统产业必将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也将是我国发展具有中国特式新经济的一种理性抉择。
一、信息技术为整合型生产方式创造了条件
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文明的演进方式。当人类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时，亚当·斯密就在他著名的《国富论》中阐述了社会分工对创造财富的重要性。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无疑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无懈可击的论证。但现在，当人类在跨越新世纪门槛之际，信息技术却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
在信息技术最为发达的美国，由于网络的出现，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已经可以更好地接近顾客，实现了零距离销售。企业与客户之间、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都可以实现即时的数字联系。这样，以前那些仅仅从事货物运输和信息提供的行业就没有多大价值了，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中间人”都可能面临着失去就业的危险。在工业社会里，机械技术代替了人的劳动，并通过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在信息社会里，创造财富的却主要是信息技术，它使过去相互分离的各个局部有机地不断整合，形成一个个协调一致的整体，发挥巨大的整合效应。社会财富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令人咋舌的增加。
信息时代经济主体不断整合的动力源泉来自信息的数字传输。当前的数字传输能将任何信息都表示为0和1，它不仅提升了信息传输与储存的数量、速度与品质，而且增加了不同信息相互组合的可能性，从而为人类生产方式从原先的分工型向融合型转变创造了条件。
信息技术强大的渗透性对所有经济部门和产业都有影响。它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既体现在其本身的超常规发展，也体现在它在其它部门的广泛运用。如果把产业分为三个层次的话，信息技术则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产业，它既有服务性又有生产性，既可以作为第二产业也同样作为第三产业。信息技术对各个产业的渗透作用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其它技术。在这个社会里，传统工业社会下大批量、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需要信息技术的配合，逐步向更加注意产品的质量、个性和多层次需要的方向发展。因此，整合型的生产方式将成为人类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二、产业整合：发展中国家基于传统产业的一种新经济模式
从理论上讲，信息技术虽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历史机会（如可利用后发优势，跳跃式前进），但它们也面临被打入世界经济链最下端、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更小的危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可否认，我国理应发展自己的信息产业。信息技术的落后也必定在将来成为我国进一步追赶先进国家的障碍。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如何发展信息技术方面，我们又面临着战略性的选择，甚至还有可能出现战略性的失误。我国是应该不惜代价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呢，还是应该根据比较优势原则逐步提升产业结构？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是已经到了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的阶段？传统产业在我国是不是真的不那么重要了吗？
我们认为，信息技术产业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在贫穷的经济基础上是发展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也只有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高新技术才能大发展。世界上已有新经济迹象的国家，人均GDP都在2万美元以上就说明这一问题。发展信息技术产业需要强大的资金做后盾，而我国却还是一个资金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以计算机的芯片为例，每条生产线的投资大约要花10多亿美元。而IT产业的产品价格每18个月就要下降一半。开发的速度稍微慢一点，原先的投资都有可能付诸东流。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大跃进”“洋跃进”都使我们吃尽了苦头。
因此，我们认为，对“新经济”模式的认识有必要从历史的高度加以理解。其实，一种新模式只是与旧经济、传统经济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历史上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具有强劲增长空间的领域都可以称之“新经济”。美国经济在经过八十年代艰苦的调整煎熬之后，信息业神奇般地为美国创造了新的奇迹，因而对美国来说，信息业可以称之“新经济”。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判断一种经济是否是新经济，重要的是这种经济模式能否带来GDP实实在在的增长。信息技术固然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呈现飞跃态势，甚至直接跨越一些传统的发展阶段，但众多发展中国家指望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一夜之间”创造神话也是不符实际的幻想。
信息业对经济的增长首先并不是在于提高了工作效率，而是在于创造出了一大块新的“购买现象”，即新的市场需求，形成了新的市场板块。因此，在我国，凡是具有巨大消费潜力的领域都可以称之为“新经济部门”。我国人均收入当前还只有800美元左右，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许多产业刚刚发展。住房、旅游、环保、城市化和高速公路等领域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仍嫌不足，它们的消费需求量都仍然很大。应该说，对那些发达国家来说的旧经济部门，对于我国实际上还可以称得上新经济。我们认为，任何过分强调产业的先进性和落后性对一个国家来说，都有可能导致战略性的错误决策，而只有以基于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产业选择和整合才会给该国带来真正的福利。
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得到大幅度的上升，为我国通过信息技术的嫁接提升产业竞争力提供了坚强的基础。我国第二产业领域内工业品的档次与其他工业生产国已经逐渐接近，差异性正在缩小，而替代性正不断增强；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商品的需求结构也逐渐与其他国家相接近。过去曾是大多数居民不可企及的“奢侈品”如电视机、照相机、电冰箱等，现在已成为我国居民的“大众消费品”。伴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这些消费品的市场容量也第一次成为关系到我国工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西方工业大国大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开拓又进一步加剧的情形下，我国企业虽然仍然可以继续利用国内廉价资源的有利因素，但对于越来越多的已形成庞大生产能力的制造业来说，仅仅依靠资源价格的低廉已经不够了。尽快借用高新技术手段和网络营销以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一些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
利用信息技术推动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产业发展的潮流。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业机器人、柔性制造系统、数控技术等等，都已成为变革生产工具、革新生产要素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手段，成为传统制造业高技术化的重要标志。从根本上，把发展战略定位于以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整合的传统产业，是我国既能兼顾美国式新经济又能把本国比较优势放大，走基于传统产业发展战略之路的一种理性抉择。
三、产业整合战略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美国式新经济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数万美元的前提下出现的，而我国目前人均GDP还才只有800美元。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在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在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增长阶段。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可能在10000美元时就进入到美国目前的信息社会。在此之前，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在传统产业内产业结构不断提升的过程。
从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信息技术强大的渗透性、带动性和感应度最有可能为这一过程提供强大的动力。假如我国以年均递增8%的GDP增长速度计算，那么我们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则至少需要30年。这也就是说，在今年30年内，我国通过信息技术改造过的传统产业都有增长空间。
强调传统产业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贡献并不是要降低信息产业的重要性。信息业在我国的发展，一方面自身要有速度，但更为主要的是，它要为传统产业服务。实际上，我国信息产业目前在国民经济总量的地位微乎其微，基数很低。即使我国信息业对GDP的增长只有2至3个百分点，信息业本身的发展速度在我国也是相当惊人的了。但我国要维持8%的增长速度，也就必须把剩下的5至6个百分点让不断升级的传统产业来完成。这种融合型产业方式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技术、管理、成本节约四个方面：
市场方面。信息业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也是赢得市场的依靠力量。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主要通过促进信息产业化来实现，亦即当技术变革引起产业结构转换时，通过引入信息技术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变革，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我国传统产业中的制造业目前技术还相当落后，但随着中国与世界一体化的加深，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加工制造基地。从占领未来的制高点来看，未来的信息技术、空间技术、激光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领域的重要突破，都可以通过制造业这个载体和媒介来实现，创造出像电子计算机、电视机、电话、飞机、汽车、基因产品、激光器、人造地球卫星、航天飞机、光导纤维以及因特网等等这样一些前所未有的崭新产品，从而在世界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技术方面。融合型的产业方式需要信息技术不断为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近30年来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不但已把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还不断创新与扩散，带动了一系列关联产业的产生与变化，使整个社会各个行业的技术含量不断升级。据有关统计，在我国37个国民经济部门中，工业间接信息产业部门是所有部门中感应度最高的，电子信息产业部门也列第9位；电子信息产业、信息建筑业及其他直接信息部门的带动度在37个国民经济部门中分列第4、5、10位。这些统计一方面说明信息业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并已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起到了巨大的带动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信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尚有巨大空间，对我国的传统产业的影响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管理方面。融合型的生产方式需要新型的管理模式。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强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可知性、可调性、有序性，提高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促进了生产组织与经营模式的变革。而我国，由于体制的影响，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考核与任用，技术方面的考核力度往往不足。新型生产方式需要管理者必须具有相当的技术水准，否则将难以胜任未来企业在技术方面需要作出的种种调整。因此，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广泛运用，也将倒逼企业改变原先的管理模式。
成本节约。传统产业通过信息技术的嫁接，可以从原先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创新获得动力，从而减少资源的投入。我国产业领域内很大的一个弊病是重复建设，融合型的生产方式也可以使我国各地的产业发展呈现出多样式的发展态势。从产品销售的角度看，通过信息网络的运用，企业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存货。而据有关调查，传统产业销售制下商家的效率并不高。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在九十年代每年的存货量至少都在4000亿元，有几个年代甚至还高达7500亿。另据有关调查，我国商店的商品更新率只有20%。这又说明传统经营方式下的销售环节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资源被闲置和浪费了。生产方面的成本节约带有动态性质而难以度量，但存货量的节约却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估计。假如我国企业内于对市场的信息了解而在存货方式减20%的损失的话，那我国每年则可以至少节约1000亿元。而每年节约的这1000亿元如果投入我国较为薄弱的基础设施的话，那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就更难以估量了。
四、产业整合：我国政府和企业面临的全新挑战
产业整合在我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促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任务。企业信息化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战略措施，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条件。
80年代初，我国有关部门曾把计算机应用作为评估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评定企业级别的重要指标之一。经过近20年的努力，尽管我国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就总体水平而言，仍处在起步阶段。据来自国家经贸委的消息，在1.5万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约有10%的企业基本上实现了信息化，70%的企业还处在学习和摸索阶段，20%的企业只将计算机用于打字和报表处理。我国企业难以在信息化方面的运用和发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说明企业在对信息化的认识和操作方面还存在着障碍。我们认为，利用信息技术整合和发展传统产业是我国政府和企业面临的一场全新挑战。我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第一、借助信息化改造，重构企业运行机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技术的进步一方面表现为生产力的革命，另一方面表现为生产关系的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革命，也必然会引起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至思想文化观念的剧烈变化。企业在信息化改造过程中，需要改变某些业务流程，改革旧的运行机制。由于我国经济进程的特殊性，当前还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中，这种改变对企业来说就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会引起利益涉及方强烈的反应。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但仍保留旧的运行机制，信息化程度再高也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更何况，在旧机制的束缚下，企业难以真正具有信息化改造的动力。因此，当90年代初世界企业普遍采用“企业过程再设计”(BPR)管理法，强调企业经营过程中有必要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的重新设计时，国内只有少数企业（如海尔集团、春兰集团）跟上了这世界性的潮流，把企业信息化建设与企业的改制、改革、改组结合起来，建立起既能融入现代信息技术，又能适应市场需要的体制、机制和业务流程。
第二、认清信息技术的制度本质，改革企业的产权结构。在传统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成本竞争为主，并通常要对创新客体的创新成果进行专利保护，以确保创新者有利可图。但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却以创新竞争为主，除了需要对创新成果进行专利保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还应对创新主体进行激励。美国式的新经济在当今世界一枝独秀，它发展信息技术的激励措施就主要是股权的激励。从本质上，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美国式新经济实际上是一种高度依赖所有权的经济，而不是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高新技术。高新技术只不过是新经济的一种外部特征，构成新经济内在本质的是新的所有权，即知识的所有权。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把科技兴国作为工作的一个重点，并强调对新兴技术的应用，但实际上我国的科技水平一直还只在极为少数的几个领域取得了世界级水平，总体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国内科研机构的研究与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脱节。我们认为，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系统，并对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的产权进行改革，才能把我国尽快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目前，资本的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技术已经把发达和不发达的、发展了的和正在发展的社会统统带进了同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制度特征要求知识人群体拥有企业的部分产权。传统企业在拥抱“新经济”时也就必须从产权结构进行改革。因此，我国传统产业在嫁接信息技术时要么在微观主体的产权上进行改革，要么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命运。
第三、改变财富分配，防止社会矛盾激化。信息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极大地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一些信息化程度高或信息技术较为发达的企业在短期积聚起来的巨大财富一方面是其自身迅速发展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产业的部分财富向新兴产业转移的原故。我国二十年来的发展，由于一直采取“效率优先”的原则，社会财富已经在部分阶层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我国基尼系数超过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即是明证）。从目前的发展来看，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部分传统产业对新兴技术的运用，我国的这种贫富差距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扩大趋势，并有可能激化、激活已经存在的社会阶层矛盾。因此，我国政府在产业选择上，一方面有必要认清世界形势，鼓励传统产业对新兴技术的运用，另一方面还要发展、保留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缓解技术采用对就业的影响。同时，政府还有必要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办法，为融合型产业创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
第四、磨合生产组织，防止传统组织因子复制自身。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现象特征是其令人惊叹的速度。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纳指的突飞猛进与道指的萎靡不振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一般地讲，一个成功的汽车生产商可以在几十年内维持其市场优势，如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一个成功的计算机生产商可以在几年甚至十年内维持其市场优势，如IBM和COMPAQ。但新兴产业的网络经济其发展速度则达到了传统产业的6倍。也就是说，一个与IBM同等成功的网络企业的平均生命也就是大约为1.6年，即19个月左右。发展速度差异反映的是生产组织的不同，而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组织能不能有机地组合起来，对产业整合成功与否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经济学家阿尔佛莱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说过：由于人类行为的惯性，生产组织的变迁通常是缓慢的。任何生产组织都需要一个“磨合”阶段——参与分工的人们相互了解和逐渐达成默契的过程。由此理解，生产组织所包含的“科层”越多，这个组织的“磨合”过程也就越长。
要紧的是，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种种原因，所包含的“科层”很多。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从上到下把资产逐级委托，直至对公司并不真正拥有所有权的董事会、经营层。这些庞大的科层不但不能捕捉到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稍纵即逝的信息，而且当它与新兴产业相整合时，其沉重的惯性与体制力量也会通过人的旧观念在新经济里面复制自身，并使这样的新经济早晚被淘汰。
第五、重新确定政府功能，为微观主体提供宽松的宏观环境。我国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色彩依然较浓，但从新兴产业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来看，政府的主要职能只能是服务市场，呵护市场。因此，我国在借用信息技术整合传统产业时有必要加速淡化政府的管制职能，加强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和引导。传统企业如果不能摆脱政府对自身的干预，那么它就会与原先的传统经济相比失去其内在的差异。微观经济主体的绩效宏观上主要取决于整体经济环境，只有彻底改变了政府行为才能为新兴技术的采用拓展较为广阔的空间。
我国政府虽然在理论和行动上已经摒弃了原先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日本政府式的“行政指导”对之仍有着相当大的诱惑力。产业融合在本质上以工业为基调，但是在发展方向上则是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当面对创新的课题，需要探索未来的时候，政府并不具有信息优势，它的反应能力、动作效率则肯定不如民间机构。而且，政府直接组织、管理高新技术开发和生产，又必然会压制个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日本曾在工业时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与信息技术革命失之交臂，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日本政府倾向于在规划好的路线上进行创新，而不是解放企业使之能够选择各自的路线的结果。因此，我国政府今后将在产业整合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也将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整合的成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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