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历主义与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历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历是指一个人的学习的经历，表示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按照现代教育体系来分，可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包括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又分研究班、硕士、博士）等学历层次，均需毕业取得文凭者才算得上有某种学历。这种学历，与其本意已有所差别。其本意是表示人的受教育程度，并未含有必需的学历证书。例如人口普查，每个人都必须填写文化程度，一般以受教育的年限来确定，不一定要求有毕业证书。要求学历证书是高一级学校招生或用人制度所规定的。有了学历证书，说明某人不仅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而且学习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取得了合格证书。
讲求学历是必要的。就整个国家来讲，各种学历人数所占总人口的比率，说明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现代化的程度，是一项重要的人文指标。就用人制度和工薪制度来讲，需要通过学历来选拔相应的人才，规定相应的工薪等级。强调学历是实现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重要举措。回顾十年动乱时期，取消了高考制度，用人不讲学历，使得“读书无用论”泛滥于一时，不仅贻误了一代青年，同时使民族素养下降，其后遗症至今尚未彻底消除。1978年邓小平同志决然宣布恢复高考制度，仅这一举措，就使“读书无用论”烟消云散。众多青年重新拿起书本，刻苦攻读，才使今天我国各条战线后继有人。随后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再一次掀起各级干部学习的热潮，使我国干部的文化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准备了具有现代文化知识的管理干部队伍。
讲求学历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准，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古代社会只讲究门弟，不讲学历。统治集团的接班人都是世袭的，各级官吏也都是在统治阶级内部选拔的。我国的科举择才制度应该说在封建社会里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是讲究学历的一种择才制度。但是它并未改变整个封建社会世袭的根本性质。且我国科举后来流于形式，其学风导向作用极坏，其流毒至今仍在影响着我国的教育制度。
学历表明一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本应反映他的一定的知识水平和专业能力。但由于多种原因，实际上它并不一定反映一个人的真正的水平和能力。首先，学历证书只表示某人受完某种程度教育，成绩合格，达到最基本要求，并不反映学业成绩的优劣；况且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同是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其水平往往有很大差别。其次，由于考试的局限性，参试成绩也不一定反映考生的实际能力。再次，即使成绩和能力都相符合，但学历也只能说明他在学习阶段的成绩和能力，在实际工作中他的知识和能力是否与其岗位要求相吻合，还要在实践中检查。由于上述这些因素，我认为，招生也好，用人也好，学历是要讲究的，但唯学历是不可取的，何况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有枚不胜举的自学成才的优秀分子。例如，促发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并非出自某所学校，而是一个普通工人；爱迪生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学历文凭。我国革命战争中的将帅多数是没有什么学历的。如果唯学历择才，则必然会埋没和失去许多人才。当然，并不是说可以不要学校教育了。时代不同了，在现代社会里，学校教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经过一定的学校教育是很难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的。因此在现代社会学历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所反对的是学历主义，它对社会有极大的危害。所谓学历主义，就是只追求表面的学历，不讲究实际的能力。其弊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学历主义只是以学历评价人的能力，并把它作为择才的标准，从而导致产生追求高学历的价值取向。本来，学历越高，工薪越高，越容易就业和升迁，这是正常的。但对一个人的评价，包括任职和升迁还应该有别的条件，即实际能力和具体业绩。如果把学历作为唯一的标准，势必起了误导的作用。
其二，获得学历文凭需要通过考试，想获得高一级学历文凭，又需要通过入学考试、毕业考试。于是考试成为教育的中心，教育的着眼点不是在于提高学生的真实知识水平和能力，而是为了应付考试。学历主义把学校教育引向歧途，使预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出现了为教育而教育，为升学而教育的倾向。所以说，学历主义是我国当前应试教育的根源。
其三，学历主义以学历文凭作为量才用人的依据，于是有些青年学习不是为了真正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而是为了获取文凭。更有甚者，某些人为了获取一纸文凭，不惜弄虚作假，有些学校为了获取一定利益，也不惜降格滥发文凭，使文凭贬值，走向讲究学历的反面。
学历主义对教育的冲击是巨大的。我认为，当前我国教育深受学历主义的困扰，不冲破学历主义，我国的教育难以健康地发展。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就是学历主义的反映。学历主义导致片面追求升学率。片面追求升学率当然不只是由学历主义造成的，它有更深的社会根源。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就业门路不宽广，造成就业困难。追求升学率实际上就是追求就业率。因为学历越高，就业的机会就越多，职业越有保障。而学历主义则助长了这种势头。为了追求高学历，就要追求升学率。这就忽视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才，教育着眼于应付考试，一切为了高考、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转。为了能够有把握考上大学，就要千方百计地考上重点中学，为了进入重点中学，就要想方设法进入名牌小学。甚至这种竞争已扩展到幼儿园。于是，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严重损害了儿童的身心发展。这种应试教育的弊端已为人人所见，它埋没人才，摧残人才，它抵销了任何教育改革实验和尝试。因此，不消除学历主义，应试教育的模式就难以推倒，各种教育改革就难以推行。
学历主义对高等教育同样危害巨大。高等教育就其性质来讲，除了培养专门人才以外，还有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性能，是给青年或社会其它成员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学习的机会。因此，高等教育应该包括专业教育和一般文化教育，既包括就业前的职业专门教育，也包括就业后的培训和提高的教育；从要求上应包括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从形式上应包括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但是学历主义只强调学历教育、正规教育，排斥非学历的职业培训和非正规教育。因此，学历主义阻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助长了高等学校的升格风。许多低学历层次的学校不满足于自己的位置；中等专业学校想升格为高等专科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想升格为大学本科院校，学院又想升格为大学。实际上，社会需要各种层次的人才。特别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百业待兴，需要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人才。如果把中学后的学校都升格为大学，学历层次是提高了，但却脱离了社会需要的实际。我国多年来，大学本科毕业生多于专科毕业生，技术人员高中级倒挂，不能不说与学历主义有关。虽然教育部门一再强调，高等教育要以发展专科教育为重点，但几年来进展不大。结构的失调，实际是一种极大的教育浪费。
二是重视学术性和专业性教育，忽视技术性和职业性教育。我国高等学校设置一个专业往往不是以社会实际需要为依据，而是以某一学科体系为依据，强调学术性、理论性，忽视工艺性、实用性。因此，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当然，从广义上讲，高等教育培养专门人才也是职业教育，但从狭义上讲，学术性很强的专业教育并非职业教育。一个国家，既需要学术性的高等教育，又需要职业性的高等教育。只有在一部分有条件的大学强调学术性，才能保持大学的整体水平，才能培养高质量高层次的人才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高等教育的职能不只是发展科学技术，而且要普及科学技术，把科学技术和其它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社会上需要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实际应用性人才。例如商界的大量文书秘书，企事业单位的各种设备使用维修人员，医疗卫生系统的各种技术人员，并不要求他们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但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这种职业人员在哪里培养？就需要由职业性的高等学校培养。但学历主义由于追求高学历，视学术性高等教育为顶点，看不起职业性高等学校，从而阻碍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是重学历教育，轻非学历教育。高等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环节，应该不仅为青年或成人提供学历教育，而且要为他们提供继续教育。但是由于学历主义作祟，非学历的在职培训难以开展。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民办大学，有的办学已10多年，培养了众多人才，很受社会欢迎。它们是我国正规教育的很好的补充，但由于办学条件达不到国家的要求，国家不承认其学历，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如果不以学历来评价人的价值，不以文凭来取舍人才，这类学校即使没有学历也会得到很大发展。
学历主义之所以在我国能够成为一种思潮，除了上述的社会经济原因和人事制度外，还有更深层面的文化根源。中国文化有大一统、求大求全求高的思想，所谓学历主义，就是一种求大求高的思想。鲁迅曾经讲过，西湖风景可讲十景。现在发文件定措施要定十条，做文章发议论要列十点；开公司，办学校要扛国际性、全国性的大招牌；当干部的，当了科长必须当处长，当了处长总认为必然要升局长，所谓步步登高；上学也是越高越好。“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思想以及科举制度，都为现在的学历主义埋下了文化的根子。这种文化背景不仅影响到中国人的教育价值观，而且影响到东方几个国家的教育价值观、人才观。例如日本、韩国，高等教育本已非常发达，按理说不应再有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但这两个国家追求高学历的倾向十分严重。与我国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只是追求上大学，而且追求上名牌大学。其实质与我国的学历主义倾向是一样的，其根子恐怕也是东方文化求大求高的思想。
那么，如何克服学历主义？我认为需要从制度上和观念上加以革新。
首先，要在用人制度上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把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分开，同时不强调学历，只强调能力，凭职业资格证书录用人才。对有专业要求的职业必须实行资格证书制度；取得资格证书必须通过严格的职业资格考试。例如公务员、律师、会计师、医师、教师等等都必须通过资格考试，取得证书方能从事相应的职业。这样就把职业与学校分开。就业需要有一定学历，但不是唯学历。同等学力者也可以参加某种职业资格考试，通过考试取得某种职业的资格证书。当然资格考试要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这样人们就会逐渐改变只重学历不重能力的倾向，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状况就会逐渐缓解。
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利于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化。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中央和省一级教育行政部门主要管理好一批授予学位的院校和一批重点高等专科学校，其余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放开，让地方去举办和管理，中央只规定这些学校设置的最低要求。这样非学历的、非正规教育就能迅速发展。它有利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同时有利于职工的在职进修。
综观世界各国，都有一批低水平的非学历的高等学校。例如美国有3000多所高等学校，其1000多所为职业性的社区学院，另外还有8000多所各种名义的高等教育机构；日本除了大学和短期大学外，还有一批专修学校，政府对专修学校设置的要求只是必须有40名学生，3名专职教师和每年能开出800学时的课程即可。日本专修学校创建于1974年，到1992年已发展到3370多所，在校学生83.4万人。为什么能如此迅速的发展？因为社会需要这类人才，同时它能满足青年求学和就业的要求。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以后也需要各种初中级人才，而且许多经济发达地区也有能力办这样的学校。如果我们强调高等教育的正规化，强调办学要有一定水平，一定规模，则就会抑制这类学校的发展，这样显然不利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的同志担心这样的高校办多了，高等教育的质量难以保证。实际上，质量标准是有层次的。就象体育运动队一样，应该有国家队，也应该有省级队、县级队，乡村也可以组织运动队。高等教育也一样，国家和省宏观调控有水平的高等学校。地方县市办高校可以不要求一律的标准，标准和水平由用人单位来鉴定，可以随行就市，有需要就办，没有需要就停；生源充足就办，生源短缺就转，灵活机动。毕业以后去参加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学校其实只起到一种助学的作用。
其次，就是观念的转变。要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学历主义的桎梏。要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人才观，要重能力，不要重学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研究我国的文化传统，了解学历主义的文化背景，认识学历主义的危害，从理性上改变对学历的崇拜。只有冲破学历主义的思想束缚，我国教育才能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