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女性”观念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观念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作为指称女子的集合名词，1920年代中期以后才比较广泛地被使用。近代“女性”一词出现时，是女+性的复合词。依据古汉语“性”之义，“女性”最初之义是指“女之特性”，并不突显女子特性之生理基础。女子sex化的过程是逐渐建立起来的。这一转变的前提，首先是现代“人”观的确立。儒家伦理中，“人”有别于禽兽，是人处于伦理秩序之中。近代，生物进化观的传入，建立起人是万物中一员的观念。生物性注入“人”，成为“人”的本质规定。现代“人”观的历史性贡献是以生物作为“人”本体存在的基础，使每个人成为独立个体，提供了人人平等的正当性理由。从而，使个体得以从传统儒家人伦秩序中超拨出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而现代的国家和社会得以成立。近代中国的女权运动正是诉诸“女人是人”、“女人是国家／社会一分子”作为正当性根据。同是“人”的同类意识也是拥有现代精神的男性知识分子支持女权的原因，尽管经常是抽象地承认男女平等，而认为具体的女子在身心两方面都是有缺陷的，需要教育和提高。
“同类”和“类分”是“类”意识的共生物。人的生物性奠定了男女“同为人类”的本体论基础，同时，生物性—sex—成为了男女“类分”的根据。男女成为两种“性属”，而每类“性属”被认为具有生物规定的独特属性。男女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同步建构，可以说是同一棵树结出的两种果实。新文化运动打破父权社会，发现“人”和提倡“人的文学”的同时，在“科学”的名义下，规划的却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化的社会秩序。破与立是同一个思想过程。
本文试图追寻“女性”作为集合名词在近代中国出现的历史过程，以及与“女性”观念相伴随的性“别”观念的建构方式。
一 “女性”一词出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轨迹
1.作为“性存在物”出现的历史条件
女性，作为“性存在”，只是一种“类存在”。“女”作为一种“类存在”，要远早于“性存在”。在儒家秩序中，依据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位置确立女子的类属，“已嫁者为妇，未字曰女”。多用“女”、“女子”、“妇”、“妇人”来泛指。到了清末，在与国家／社会的关联中，“二万万”和“女界”成为一种新的类属。
从观念的逻辑上来讲，男／女，作为一种“性存在”，当身体作为人的立论之基时，就内在地隐含了。人作为一种生物性存在的观念，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就已经确立起来了。1915年版的《辞源》已是从生物的角度来释义“人”——动物之最灵者。这一定义与严复1898年翻译的《天演论》对“人”的界定如出一辙：“号物之数曰万，此无虑之言也，物固奚翅万哉!而人与居一焉。人，动物之灵者也，与不灵之禽兽鱼鳖昆虫对”(《导言三·趋异》)。可见，生物进化论及生物“人”的观念在20世纪初已扎根于新型知识分子头脑中了。但是，男／女作为“性存在”在观念和实践中被突显和调动出来，需要历史时机的触动。这个时机就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破坏以父子为纵轴的儒家秩序时，同时提供了一个以两性为横轴的现代社会秩序的蓝图。
1920年代，如何建构两性关系的问题——不仅仅是贞操和情欲的问题——之所以浮现出来，成为妇女问题讨论中的主要议题。某种程度上，是因为20年代男女间的竞争逐渐成为一种事实。在公共领域，伴随女子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子进入职业领域，引发男女分业的问题。20年代，在具有殖民地文化背景的新兴城市生活中，基于两性的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中。女权的上升勾起了男性的焦虑。掌握话语权的新型男性知识分子开始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报章杂志，试图为中国女权的未来指明方向。这是“两性问题”浮现出来的特定历史背景。比如，瑟庐(1921年)借着介绍爱伦凯思想表达了他对近代中国女权运动的忧虑：“近代的女子，倾注全力于参政运动，职业扩张运动，教一般女子都去模仿男子，和男子竞争，结果出现了一种不男不女称为‘第三性’的变态女性，这实在是最可忧的现象呵!”①正是基于这种忧虑，1922年8月章锡琛、周建人、沈雁冰等文学研究会成员为主体，创立了“妇女问题研究会”。希望把男女竞争的女权运动拉回到“两性和谐”的轨道上来，并为妇女在两性关系中安排适当的位置。“妇女问题，并非是妇女的问题，实在是两性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所应该研究的，不宜专限于妇女的一方面，必须着眼于全人类的生活，才是合理。”②1923年1月《妇女杂志》开设“妇女运动专号”，瑟庐的《妇女运动的新倾向》③作为基调性的首篇论文，认为妇女运动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争取“人的自觉”时期，即女权运动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性的自觉”，是母权运动时期，即女权运动的后期。当时《妇女杂志》的一些文章，表达支持第一阶段女权运动的同时，是对母性缺失的忧虑，并视后者为前者造成的后果。章锡琛④是当时《妇女杂志》的主编，《妇女杂志》有意识地大量译介了两性问题方面的著作，比如爱伦凯的恋爱自由和母性主义，主张以“恋爱来解决妇女问题”。推出各类主题明确的专号，比如，“男女理解号”(1924年第10期)、“新性道德号”(1925年1月)等。那么，两性问题与妇女问题的区别是什么?套用时人对于“妇女问题”的理解，“女子问题的本质，就在撤废男女两性间的差别观念”，⑤那么，“两性问题”的实质是建构两性之差异的观念。
尽管，“两性问题”到1920年代中期才发酵成热点话题，但是，女子作为一个“性存在”，早在清末有关妇女的话语中已经开始酝酿。清末，“灭种”的忧患和“善种”的强烈欲望，促发了对于育“种”的妇女“身体”的关注，母体被认为是传递“根性”的通道，“根性之传，必离母以附子，阳施阴受，顿渐各殊”。⑥“国民之母”这个身份，虽具有强烈的生理特性，但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传统儒家秩序中的母亲身份和母职，只是把“母亲”从父系家庭中抽离出来，捆绑到了男性的种族国家之上。当时，“女性”，作为类名词也还没有出现。
2.“女性”：女子之特性
据笔者阅读所及，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中，已经出现了“女性”一词，但是指女子特性，而非表类属的名词：
在这段文字中，表“类属”的集合名词有“女界”、“妇女”、“女子”；第一句中的“女性”，对应前文的“中国普通人民有一种之特性”，应作“女子之特性”解。“女性国民”之前的“女性”是形容词，这句话是引文，推测是英文Female的翻译。译自西文的“女性国民”这一用法说明，在1903年前后，“女性”作为一种“类属”的观念已存在，但是作为指称全体妇女的集合名词还没有出现。
直到1915年，《妇女杂志》中的《研究女性与男性之别及其适宜之教育》⑧、《青年杂志》第4期发表的《女性与科学》，⑨这两篇文章中的“女性”都是指女子特性，并都把女子特性建立在身体的生物差异性之上。比如，《研究女性与男性之别及其适宜之教育》，认为食料、生育哺育、形体、脂肪、血液、睡眠时间，得出男子消耗活动力，女子则储存之故，故男子欲常动，女子常静。《女性与科学》更是以“人类学解剖学之见地”观察女子，谈及头脑与内脏腑机制，用医学术语详细描述女子每月行经的量及痛经。换言之，这两篇文章中所指的“女性”是指“女子的生理特性”。
依古汉语对“性”的用法，以“女性”表义“女子特性”时，“性”不必与生物属性挂钩，更多指的是女子的社会特性。金天翮对“女性”的宽泛描述就是一例。“女性者，文学之优美，哲理之深秘，技术之高尚，宗教之翕合，姿势之纤美，语言之柔和，疾病之阴郁，恋爱之附著，皆是也。”金天翮所列举的“女性”中没有女子的生理特性。在古汉语中，人之本性规定不是生物性。1915年的《辞源》中对“性”的释义：○一生之质也。如性善性恶。○二生命也。犹言性命。○三无为而安行之曰性。又比如，“食色性也”。“性”，对应的英文应该是nature；“色”才应该对应sex。而“性”跟sex的对应关系，应该是近代生物学传入中国之后才形成的。但是，依据古汉语的传统语义解读，性，“生之质也”。“女性”一词表女子特质时，已含有女子之质的内在性和不可改变这层含义。当“女性”与生物性结合时，生物性就成了女子的内在规定性，而女性——女子特性——只是生物性的外化。
1922年鲁伯译《两性的强弱》时，称“两性智能的不同，近年来竟成了心理问题中的集中点，讨论的人也不知许多了。普通的人，多以为男女两性，非但有生成的肉体的不同，就是智能也是生成不同的……虽然有许多人以为男女並没有智能的差异的；不过仍相信男女各有道德上特性的不同。男子只因为他是男的，所以有男性的特点；女子只因为她是女的，所以有女性的特点；此外就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说了”。⑩此处的“女性”已包含了生理、智能、道德意义上的所有相关特性。
3.sex译“性”：最早的涵义是“性属”
据台湾学者翟本瑞考据，中文中最早“性”通sex，是1903年叶德辉为其编撰的《素女经》(11)所写的序中出现的“性学”一词：“如春秋繁露大戴礼记所言，古人胎教之法，无非端性情广似续以尽位育之功能，性学之精，岂后世理学迂儒所能窥其要耶”。(12)文中虽出现“性学”一词，但是，仍用“男女交合”来指称“性交”。叶德辉刊印《素女经》是想用中国自己的“性学”来抗衡“今远西言卫生学者”所撰的新书“如生殖器男女交合新论、婚姻卫生学”。叶德辉之“性学”，是在现代汉语意义上使用的，这是无疑的。Leon Antonio Rocha(13)在2010年发表的专门考据近代汉语中“性”通sex之历史的新作中，大量援引了翟本瑞对叶德辉的研究，认可叶德辉在《素女经》序中的“性学”可能是“性”通 sex最早的文本。翟本瑞和Leon Antonio Rocha可能都狭义化了sex／性，而把关注点聚焦在“性欲”或者“性交”这个层面上。sex通“性”时，笔者认为首先被接纳和使用的是作为“性属”这层涵义，即男女两性。1903年金天翮的“女性国民”的用法就是一例。作为生物分类的标准，所有的有性生物分成男女两性。性交，只是两性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虽然在进化论的图景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男女两性问题》(14)(1922)一文批评时人把两性问题狭义化为妇女问题和性欲问题，认为“两性问题是男女两性相互批评的关系上所有实际观念的对称”，“是阐明关于男女两性的现实和理想”。
第一，sex通“性”，首先是指性属。1910年代的英汉字典更是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1912年出版的《英汉双解辞典》(A 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15)，对sex的英文释义：Distinction of male or female；one of two groups thus formed；中文释义是“男女之别性、男性、女性”。1916年出版的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including scientific,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16)，定位是翻译工具书。这本字典是在1905出版的The Dictionary of the late G.C.Stent基础上编撰的，收词和释义更具有古典汉语的痕迹。在这本字典中，sex对应于“类、造、性、属”；指称人类时，指“男女、乾坤、男女特性”；在sex词条下，与“人类”并称的是“鸟类、花、昆虫、哺乳动物”，sex指“公母、雄雌、牡牝”。换言之，sex是指各种生物所具有的生物属性，人类是与“鸟类、花、昆虫、哺乳动物”并列的生物类别，都是依据sex进行分类。人类依据sex分类，分为“female sex女性、女造、Fair sex闺阃、闺门”和“male sex男性、男类、男造”。在这本字典中，出现了Sexual ethics，对应“男女有别之道、男女道德”，也反映出男女道德开始以生物性sex为基础来建构了。
在实际的使用中，1917年《妇女杂志》发表的译文《女性动物和男性动物智慧之研究》(17)，是在“性属”意义上使用“女性”和“男性”，用法类似于“女性国民”。还有直接使用“性属”的用法，比如，“人权禀赋自天，男女本无轩轾，此一定不易之理。……因男女性属之不同，以致权利享受之殊异?”(18)“两性心理上得来的结果，可以证明理智力和性属无关。”(19)
第二，sex通“性”，是指内部生理结构。比如，“我以为男女最大的不同只是性(sex)罢了，却不能有品性的不同。性的不同，只是因了生理上结构的关系。”(20)作为一篇译文，译者直接用括号表明“性”对应的英文是sex。李汉俊在1920年翻译伯伯尔的《社会主义与妇女》之“女子将来的地位”时，把sex翻译成了“内性”，倒也形象：“除了内性的差别和生殖机能所特别需要外，伊底教育与男子底教育是一样的”(21)。朱枕薪在1922年重译这章时，把sex译成了“性”：“性的差别与性的作用”(22)。
第三，sex通“性欲”、“性行为”。Leon Antonio Rocha认为“性欲”一词最早出现在1911年5月出版的杜亚泉的《论蓄妾》(23)：“节制性欲”。1916年正月出版的《青年杂志》中的《青年与性欲》(24)：“食物中多刺戟性者，易使有机体羸弱，性欲因之亢进。”也是这种用法。
如果从“性属”的角度来理解sex，那么，“两性”、“男女两性”之“性”应该是sex最早的用法。佩韦在译《两性间的道德关系》(25)时，称这篇文章“据patrick Geddes and Arthur Thomson两人合著的‘两性论’(sex)中第九章译出”，指明“两性”对译的就是sex。在1900年的日本石川半山的《论女权之渐盛》(26)中就有“两性”的用法，“人有男女。时如膠漆，合为一体。时如火水，迭为仇讐。古来两性势力，从时与地而异”。(27)1927年周作人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两性字样是从日本来的新名词”。(28)此言应是不虚。Leon Antonio Rocha认为sex通“性”，应属于日本从中国输进“性”的汉字，然后从日本返回中国的那类名词(return graphic loan)。
据此看来，“女性”一词的来源，应该是sex通“性属”，男女依据sex进行分类，每个性属都有其属性，“女性”(29)表女子之属性。逐渐地“女性”作为一种性属，成为集合名词。
4.汉英字典中“性”与sex对应关系的建立
汉英字典中“性”通sex要晚于英汉字典。1900年代的An 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中“性”与sex没有对译关系。(30)1920年代的各类汉英词典显示出，20年代“女性”一词主要仍表意“性属”和“女子特性”这两种含义。
1920年出版的A Complet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31)(汉英大辞典)中，在“女”部下第一次出现了“女性”这个词，对应的英文是femininity； womanhood。“妇女”，英文释义是women generally。可见，“妇女”才是通称，“女性”仍是指女子特性。1931出版的《中华汉英大辞典》(32)中，“性”第一次开始对应于sex，而且在词序上放在最后，这种词序排列表明“性”通sex是新近出现的词义。在同一本字典中，“女”部下面也出现了“女性”，对应的英文仍是femininity和womanhood。1933年出版的《世界汉英辞典》(33)中“女性”对应的英文是womanliness；fair sex，与sex之间的关联性开始明晰起来，前者表“女子特性”，后者表“性属”。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本词典中，“性”的词条下，第一次大量出现了用“性／sex”组词的新词：性别distinction of sex(34)；异性 other sex；阴性female sex；阳性male sex；性欲sexual desire；性学sexual studies；性胞sexual spores；性病venereal diseases。第一版出版于1931年的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35)中，“男性”仍是对应于masculine nature。“女性的”对应于femininity。“性”对应于Nature，Disposition，Spirit，Temper，A property or Quality。Sex也是放在词序的最后。而在“性”这个字下也出现了用“性／ sex”组的新词：性交sexual intercourse；性(欲之)冲动sex impulse；性(欲)教育sex education；性择sexual selection；性的进化evolution of selection；两性问题sex questions；两性差异sex differences；男女特性sex characteristics of man and woman。
1923年梅生主编的《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中，“两性问题”专题下，收录的文章题目：《性择》《男女两性问题》《两性的道德》《两性的强弱》《两性教育之研究》《妇女的精神生活》。很容易看出30年代初的这两本字典收录的大量用性／sex组成的新词和1920年代“讨论”之间，在关键词上的相关性。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测奠基于生理性的性／sex的两性观念及性观念经过20年代的发酵，在1930年代的观念中已相对稳定了。
5.“女性”：作为集合名词的出现
据笔者阅读所及，“女性”作为集合名词，在1916年2月的《青年杂志》的《人口问题与医学》(36)中已出现：“国民之生殖力，关系男女两性，而女性所关尤重。”1920年的《意大利的女性》(37)之“女性”是作为一种集合名词。但是同时期仍有文章在“女子特性”的意义上使用“女性”，比如，1917年《妇女杂志》发表《欧美之女性》(38)，此文的“女性”是指“女子之性格”。1922年的《男性的女子和女性的男子》(39)，此文中“女性”指的是“女性化”或“女性气质”的涵义，对应英文的femininity。也就是说，“女性”作为集合名词，在191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但并不常用。不管是作为形容词的“女性”，作为女子特性的“女性”，还是作为集合名词的“女性”，这个词与生物性的sex的关联已日益清晰，并稳定下来。
1926年1月上海妇女问题研究会在上海创办了《新女性》杂志(40)。这本杂志是章锡琛因“新性道德”讨论而被迫离开《妇女杂志》的主编职位后，创办的刊物，有意识地把“新性道德”讨论的战场转移到《新女性》，杂志命名为《新女性》，所指是非常明确的。即，培养具有新性道德的新女性。新性道德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围绕着两性关系，特别是有利于进化的合乎“自然”的性关系。换言之，杂志使用“新女性”这个词，就是要凸显sex对于个人行为及两性行为的内在规定性。
在1920年代的话语场中，作为表意“类存在”的集合名词，新出现的“女性”是与“妇女”、“妇人”、“女子”等传统用词同时并存的。当时的论者在使用这些词汇时，语义和语境都是非常清楚。“妇女”、“妇人”、“女子”的用法中没有“性”／sex的生理负担，而使用“女性”或“两性”一词时，是跟sex联在一起的，是一种性化的主体(41)。比如，“妇女所有的只是女性，此外则并无所有。男子则愈成为‘人’，由他去掌握一切人间的工作，只是不能怀孕罢了。”“妇女不再如现在的只成为一个女性的东西，要更进而为‘人’。”(42)特别是在援引生物属性来讨论两性关系或者与性相关的家庭、生育等议题时，会有意识地使用女性、男性、母性。“母性”是从“女性”中衍生出来的用法，指“母”的身份和责任是由生物的sex内在规定的。1910年代的《妇女杂志》的标题中出现的仍是“母教”、“母范”。到了20年代《妇女杂志》的标题上第一次出现了“母性”。(43)
当“女性”一词逐渐被接受，成为通用语时，在20年代使用时曾经清晰的语义和语境变得模糊了。“女性”一词吸收了作为一类“性属”和女性“属性”的两重含义。“女性”之sex的基础逐渐隐入幕后，但是，“女性”一词所内含的生物性基础并没有消失，只是隐藏了。“性”作为生物的“自然”属性，伴随着现代“科学”知识神圣地位的确立，也逐渐被自然化了。
二 性之“别”的建构和“她”者化的过程
1.性之“别”的建构：以男性为标准，女性在身心两方面存在缺陷
基于生物性的男女二分的性别观念建立起来后，在一个由两性为主轴建构的新社会秩序里，就需要对男女的生理差异的社会意义或者说社会后果做出解释。事实上，当身体作为人的本体存在的基础时，平权论者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和处理“同为人类”和“男女类分”的内在困境。比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一方面把男女之分看做“形”之区分，且不认为“形异”应造成男女作为“人”的不同。既然男女“体”同，自应享有同等权利。另一方面，康有为面对男女身体的差异，又不得不对差异的社会意义作出解释：“女子既有月经，每月流血甚多，精力自当逊于男子，此为人种传，少受缺陷，实为无可如何。”并把男子压制女子的原因归于女子的身体，“初民之始，女子短体弱力，受制男子”，而且因生育时，“生子亦弱，养子艰难，无人相助，求食不给，成人亦难，人类不繁，且无从与禽兽敌矣”。(44)如果说，康有为是对男女平等抱有同情心的平权论者，在面对男女身体差异时，却是把女性身体的差异视为缺陷，背后隐藏的是以男子身体为标准的男性视角。
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解构和建构同步进行的社会改造工程，在努力摧毁父子主轴的父权秩序的同时，试图建构起以两性为主轴的性别秩序，但这个秩序却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新青年》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控诉旧礼教，呼吁“人”的解放、在破的方面不余遗力。可是，“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把科学和人权视为“舟车之有两轮”的《青年杂志》，用“人权”来解放妇女的同时，用“科学”建构的“女性观”却同样是以男性为标准的。1915年末和1916年初，《青年杂志》在第一卷第四、五、六号，连续三期在“人生科学”的栏目下，刊发由孟明翻译日本小酒井光次的著作，在小酒井光次的名字前特意注明“医学学士”，是为了强调这些论说的科学性。如同栏目名“人生科学”所寄语青年的，《杂志青年》希望通过这些科学小文，指导新青年树立起受“科学”指导的人生。在《女性与科学》一文中，认为“女子比诸男子为近小儿，决非武断之言”。女子的每月行经，特别是痛经是“天然缺憾存诸女子之身体者。数千年于兹矣。此其弱于男子之故也”。因为“月经云者是为受精之准备，此不待言，图子孙之蕃衍，其种族之保存，引乃必要之条件人类之职也。故性的生活，占女人重大之部分”。“妇人第一使命，在轮灌家庭以文明，良妻贤母，世所尊重者也。对于妇人个人生活及其自身发展之要求，根本上虽无以反抗。而由人类学生理学之见地观之，妇人之性的生活为最要且合乎自然之事理焉。”
在如何看待两性差异的思想光谱中，极端保守主义者把差异看成是一种缺陷，依据男女两性之差异得出“男女身体以至道德习惯思想感情意志等显有先天之异同。先天之异同乃又生后天之异同”。然后推导出“女子先天本不宜与男子竞争，反其天性势必减灭其生殖力，而人类且有灭亡之结果”(45)。
光谱中的另一端是女权主义者。否认差异的任何社会意义，秉持同类意识，援引斯宾塞“人之为学，实男女二类之总名，而无特别之意义。公理固无男女之别也”(46)。以1912年民国初建时第一次参政运动为例，反对者从“男女之程度”、“男女之特性”、“社会秩序”三方面反对女子参政。(47)现代“人”观的确立，一般很难推翻从“同类”意识出发的男女同等的平等要求，所以，即使反对妇女参政的论者也会抽象地认同男女平等的原则，而诉诸于男女之特性：“出于天演，不可相强。今若使女子弃其特性之所长，而责以特性所短之政事，是何以异于教牝鸡司晨而强男子以生子乎?”支持妇女参政的女权主义者从“知识者后天能增长”来驳斥程度说；从特性是从后天习得的角度驳斥特性的先天性，“窃思同为人类，苟与以操练，未有不能成材者”(48)。换言之，否定先天性，从环境和后天来解释特性。更有意思的是，男性中心的进化论者往往从社会秩序、人类进化的角度要求女子承担起母职，反对女子独身。魏瑞芝同样诉诸于社会利益的角度提出了独身的理由，称“吾以为家庭为小组织，社会为连络家庭之大组织。……各顾一己，而社会之幸福亡矣。吾既有鉴此，故极愿牺牲一切，委身社会。社会即吾家庭。……为社会求幸福，谋利益。庶社会不虚生吾一人，吾亦可告无愧于社会矣”。“大而言之，人类皆吾同胞，地球即吾家庭。”(49)
思想光谱的中间，占据的是男性中心的平权主义者。(50)男性中心的平等主义者在处理男女差异的问题时，是从身心两方面展开论述的。自从近代生物“人”观确立之后，身心二元的观念也确立起来，即，“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51)在“身”的问题上，男性中心的平等主义者会否认男女内在生理结构的差异具有社会意义，但是，都认识到“生育”这一男女差异在制造男女的社会差异方面具有核心作用。在对待“生育”与平等的问题时，又可细分成两派。一派认为生育阻碍了男女平等的实现。毛泽东(1919年)：“女子用其体力工作，本不下于男子，然不能在生育期内工作，男子便乘他这个弱点，蹈瑕抵隙，以服从为交换条件，而以食物噢咻之。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52)以女子在生育期间的身体困难作为女子地位历史性堕落的原因，在近代知识分子中极有影响力，前文提到的康有为也持相同的观点。这类平等主义者，不认为男女两性的平等应该止于“生育”，而是应该帮助女性加以克服，以使女性完全与男子等同。比如，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在性别问题上，这派论者会走向通过寻求儿童公育来解放妇女。另一派认为男女平等的追求应止步于生育，女权之路随之导向母性主义。如《妇女杂志》的瑟庐，一方面认为“人类的有男女，本为只不过性的区别，并没有什么尊卑优劣可分”(53)。同时，又认为“盖人类之有男女，乃因于天性之自然，其本质上之不能无差异，犹其生理上之不能无差异。……固不当有主奴之分，然仍有分工之必要”(54)。这一派论者也追求男女平等，希望把女子提拔到与男子“平等”之后，两性展开平等的灵肉一致的恋爱，然后才能诞育优良的后代，促进人类进化，形成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益的两性秩序。
关于“心”的差异，反映在女子人格问题的讨论上。同样，男性中心的平等主义者，抽象承认女子应该拥有人格，男女人格是平等的。但在具体现实生活中，认为当前女子的人格是不健全的。比如叶绍钧认为“除了最近时代，受有教育，有自立能力的女子，余外就难说了”。原因是“他们没有确定的人生观”，“他们的生活既不健全又不独立”。甚至认为造成女子人格的不完善并不是女子的过错，而是男子的罪恶。男子“把诱惑主义来骗女子，把势利主义来欺女子”，结果，造成女子人格的逐渐丧失。(55)人格完善一方面自是女性应努力的事，王平陵甚至为新妇女开好了提升人格的处方，(56)同时，更被认为是男子的责任，“帮觉醒的女子去排除障碍，去向上发展”。(57)
以男子为标准，确认女子在身心两方面的缺陷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建构起以男性为中心，女性为“她”者的过程。江振勇通过研究《妇女杂志》的性别论述，认为《妇女杂志》主编虽历经人选的变更，但在性别观念上都是非常保守的。即使是最活跃的章锡琛主政时期，章锡琛和周建人等人的女性观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性别观。从创刊到停刊一直都在津津乐道男女在生理、心理方面的异同，试图以男性的规范来矫正女子在人格、行为等方面的缺失。实际上是在建构一种“男性是‘人’，女性是男性‘他者’”的性别秩序。江振勇基于对《妇女杂志》的研究，尖锐地指出“20世纪初年的中国有其进步性和颠覆性，其结果顶多只是把女性从传统儒家父权观念下解脱出来，让她们虚幻地以为自己已经争得自由。事实上她们只是堕入了另一个从语言、认识论上，以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作为男人‘他者’的樊笼里”(58)。
2.“她”字的故事：女性的“她”者化
江振勇称《妇女杂志》是想把女人建构成男人的“他”者，更确切地说，是男人的“她”者。“她”字的出现，再次说明语言的性别化是1920年代建构性“别”观念工程的组成部分。
“她”和“女性”一样，都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新词。有意思的是，这两个词不仅产生的时间非常接近，而且都属于近代建构两性之别的历史过程。据黄兴涛(59)的考据，“她”字最早出现于1919年5月20日《晨报》上发表的康白情的《北京学生男女交际的先声》。在这篇文章中康白情引述了他亲眼目睹男女在同一个会场开会的场景，以这个事例来证明他所支持的男女同校和男女交际的观点。五四运动以后，男女学生得以共处同室，初步开启了男女社交公开。5月13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召开会议，会场里就有女学生。因一个稿件，引起大家辩论。又因为某君说了两个不妥贴的字眼，更挑动彼此的争论。后来是一位名叫费兴智的女士站起来说了一番话，制止了会场的混乱。“当她话还没有说完，全场的鼓掌已经充满了耳鼓。会场里顿时再现出了一个清醒的空气。”据说这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正式使用的“她”。康白情陈述完这个故事之后，发了一段议论，用费女士以只言片语就可以解纷来说明男女公开社交的好处：“这虽由于她的心思缜密，言辞诚恳，而这‘性’的作用也是其中很大的一个关系。总足见得拙著大学宜首开女禁论，所称引的绝不是信口开河的空谈罢了。”(60)康白情使用有强烈性别特征的“她”字，是为故意彰显费女士的性别身份。要理解康白情的“性”与男女同校和社交公开之间的关系，需要从他的《大学宜首开女禁论》中去寻找答案。1919年5月6日—10日《晨报》连载了康白情的《大学宜首开女禁论》，康白情列举了时人讨论女禁问题时引据的几种主要理由。一说是男女平等，应该受同等的教育，要退还女子天职，才合乎自然的道德。另一说是经济原因，男女同校省经费。第三种说法是效仿先进国。康表示赞同这些观点，并提出了另外两个理由。第一，为因势利导现在已经急进的女子解放运动潮流，以免“长于有积决为患之忧”。第二，是“性”的理由。“现在大学生在诸方面的堕落……都是没有女朋友奋勉他们慰藉他们收的恶结果。”“人类总是动物的一种，自然不能不带着动物磁气，那又能背天然法中同性相斥异性相引的原则呢?”“人为法虽不许他们见面，天然法却按一定的程序冲动他们起要见面的动机。”所以，开放女禁、男女同校既不会使学生的道德堕落，而且足以完成他们的道德，增进他们的学业。
看起来康白情的立场，同样是一种男性中心的平等主义者。人人平等只是抽象地赞成。他把女禁问题与黑奴问题同视为“人类的污点”，是“异物同性”的问题。与章锡琛们一样，都忧虑急进的妇女解放潮流，试图引导它。都抱持着一种拯救者、教育者、规训者的角色：“我们处于征服者地位男子，若不抛弃我们的特殊地位，倾注我们的十分同情，与这种义战去解决他。他们身为俘虏，瘦萎可怜的旧弱女囚，好容易打破那重重关锁，自己去解决了他呢?”
以往，在讨论大学开女禁、社交自由、恋爱自由等问题，我们一般都想当然地认为是男女平等原则——同类意识——推动着这些行为。康白情从“性”的角度——类分意识——出发论证的开放女禁，给我们揭开了1920年代在重构两性秩序时的男性意图。刘禾认为“她”字作为一个“指示性的性别建构”符号，“反映并参与了20世纪初就已开始实施的规模更大的性别化过程。……即应当如何建构性别差异，以及在中国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差异应该或能够释放出什么样的政治能量”(61)。“女性”一词亦具有同样的功能。黄兴涛从文化史的角度，也观察到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性别意识确实得到了新的强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以“女”字参与组合的新词。(62)
如果说，男性的新型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塑造女性的缺陷来建构两性差异，从而“她”者化女性，那么，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没有反抗的。如上文提到的女权主义者用特性的后天生成来抗拒差异的天生和命定性。在“她”字使用中，同样也有女权主义者通过拒绝使用“她”字来拒绝“她”者化。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妇女共鸣》(63)杂志两度刊登拒用“她”字，使用“伊”字的启示。理由是“女性第三身用‘她’，男性第三身用‘他’，对象第三身用‘牠’，以‘人旁’、‘女旁’、‘牛旁’相比衬，男性是‘人’，女性是‘女’，对象是‘牛’，岂非是含着点女性非‘人’的意思吗?”(64)
相比而言，积极参与建构两性差异的《妇女杂志》是较早和较多使用“她”字，特别是在讨论与“性”相关的议题或译文时，有意识地使用“她”字。仅举一例。石冠英在1921年的《女性研究的目的》(65)一文中对“她”字的使用：“像这样占全人类半数的女子，若不把她们的性质，剖解明瞭；占中国人民半数的女同胞，若不把她们的天职，定下标准；那么所谓发展世界的文明，增进国民的幸福啦，不是生有绝大的缺陷么?所以女性的解释，若不能的确，要打算满足人类的目的，实现人类的理想，全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在这篇文章中，女性是女子特性之义，但是“她”字与“性属”之间的相关性却是一目了然的。同时，能感受到叙述主体与“她”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就是通过新的语言塑造起来的社会性别的权力距离!
三 结论
1920年代，占有话语主导权的男性新型知识分子，试图建构一个由两性构成的新的社会秩序，来替代父权的儒家秩序。但是，这个新秩序同样是性别化的。儒家秩序建立起父子纵向主轴的等级结构，后者建立起男女两性横向主轴的中心—边缘结构。如果说“男女有别”的儒家人伦秩序的父权是外显的，那么，“男女有分”的社会秩序的男权却是内含和隐性的。因为，这个新的秩序由两种基本规范组成，一个是同为人类的男女平等的同类意识，另一个是男女类分的差别意识。以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她”者的结构隐藏在抽象平等的外衣之下。同时，这个男女二分的社会秩序是异性恋霸权和排斥同性恋的。(66)
注释：
①瑟庐：《爱伦凯女士与其思想》，《妇女杂志》7卷2号，1921年。
②《今后我们的态度》，《妇女杂志》8卷8号，1922年；《晨报副刊》1922年8月1日。
③瑟庐：《妇女运动的新倾向》，《妇女杂志》9卷1号，1923年。
④有学者推测瑟庐就是章锡琛的笔名，参见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⑤君左：《妇女问题》，《晨报》1919年5月18、19日连载。
⑥⑦金天翮：《女界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65页。
⑧天婴：《研究女性与男性之别及其适宜之教育》，《妇女杂志》1卷第7号和第8号。这篇文章也是《妇女杂志》(1015—1931)的文章标题中最早出现“女性”和“男性”的用法。
⑨孟明译，日本医学学士小酒井光次作《青年与性欲》，《青年杂志》1卷4号，1915年12月。
⑩(19)(20)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司得奚(Dr.Daniel Starch)著，鲁伯译，《两性的强弱》，《妇女杂志》8卷3号，1922年。
(11)翟本瑞：《中国人‘性’观初探》，《思与言》(台湾)，1995年，33(3)：27-75。
(12)叶德辉：《素女经》序，《双梅景·丛书》，1903年(光绪29年)。
(13)Leon Antonio Rocha,“Xing:The Discourse of Sex and Human Nature in Modern China”,Gender and History,Vol.22.No3,Novermber,2010,p.603～628.
(14)[日]岛村民藏：《男女两性问题》，汪向宸译，载梅生《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三册，新文化书社1923年版。
(15)陈家瑞主编《英汉双解辞典》(A 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群益书社1912年版。
(16)Hemeling,Karl Ernst,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modem and documentary term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6.
(17)天风、无我译《女性动物与男性动物智慧之研究》，《妇女杂志》3卷5号，1917年。
(18)敏女士：《女权不振之原因》，《妇女杂志》8卷10号，1922年。
(21)汉俊译《女子将来的地位》，《新青年》8卷1期，1920年。
(22)朱枕薪：《妇女之将来》，《妇女杂志》8卷11号，1922年。
(23)杜亚泉：《论蓄妾》，《东方杂志》8卷4号，1911年。
(24)[日]医学学士小酒井光次：《科学与性欲》，孟明译，《新青年》第1卷第5号，1916年。
(25)佩韦：《两性间的道德关系》，《妇女杂志》6卷7号，1920年。
(26)石川半山：《论女权之渐盛》，《清议报》第47期，1900年。
(27)《清议报》，1900年6月。
(28)周作人：《读〈性的崇拜〉》，《周作人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
(29)刘禾把“性”列为源自现代日语的后缀复合词，对应于英文后辍“-quality”和日文后辍“-sei”；比如：现实性、阶级性、创造性、原则性、革命性、理性等等。“女性”的用法类似于此。笔者查阅了刘禾《跨语际实践》和高名凯、刘正埮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都没有查到“女性”这个词。
(30)F.W.Baller:An Analytical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Shanghai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0.
(31)张鹏云：A Complet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第2版，上海岭南中学发行商务印书馆代印，1920年版。
(32)陆费執、严独鹤等编《中华汉英大辞典》，中华书局1931年版。
(33)K.Z Dzang：《世界汉英辞典》，世界书局1933年第4版。
(34)如何翻译Gender，国内曾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译为“社会性别”，以突出性别的社会建构之义。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译为“性别”，因为按中国传统的构词法，“性别”已有“性之别”的涵义。依据本文的研究，“性别”应是近代出现的新词，强调两性之间生理性差异。由此看来，“社会性别”的翻译确实更有针对性，语义更清晰。
(35)R.H.Mathews，Mathews’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Revised American ed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年第19版，第414页。这本字典最早版本是由R.H.Mathews编辑，由上海的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于1931年出版。
(36)[日]小酒井光次：《人口问题与医学》，孟明译，《青年杂志》1卷6号，1916年。
(37)王琬：《意大利的女性》，《妇女杂志》6卷2期，1920年。
(38)[日]中根沧海：《欧美之女性》，艾耆译，《妇女杂志》3卷11号，1917年。
(39)中田香涯著，糼雄译：《男性的女子和女性的男子》，《妇女杂志》8卷2号，1922年。
(40)《新女性》，月刊，开明书店发行。1929年12月停刊，出至第4卷第4期，共出48期。主编章锡琛，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鲁迅、叶圣陶等。
(41)Tani 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Durhan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42)乔峰：《纪尔曼及须林娜的妇女职业运动观》，《妇女杂志》9卷1期，1923年。
(43)[日]原田实：《唱母性尊重论的爱伦凯女士为什么独身?》，幼彤译，《妇女杂志》8卷10号，1922年。
(44)康有为：《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8页。
(45)天婴：《研究女性与男性之别及其适宜之教育》，《妇女杂志》1卷7、8号。
(46)吴曾兰：《女界缘起》，《妇女杂志》1卷11号，1915年。
(47)空海：《对于女子参政权之怀疑》，《民立报》，1912年2月28日。载《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第540页。
(48)《杨季威女士来函》，《民立报》1912年3月5日，第498号。
(49)魏瑞芝：《吾之独身主义观》，《妇女杂志》，1923年第9卷，第2卷，第27页。
(50)刘慧英称这类男性中心的平等主义者为“男性本位的妇女主义”。刘慧英《“妇女主义”：五四时代的产物——五四时期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杂志〉》，《南开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
(51)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
(52)毛泽东：《女子自立问题》，1919年11月21日《女界钟》特刊第1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22页。
(53)瑟庐：《到妇女解放的途径》，《妇女杂志》7卷1号，1921年。
(54)瑟庐：《妇女之解放与改造》，《妇女杂志》5卷12号，1919年。
(55)叶绍钧：《女子人格问题》，《新潮》第5号，1919年。
(56)王平陵：《新妇女的人格问题》，《妇女杂志》第7卷第10期，1921年。
(57)高铦：《性择》，1921年10月30日，《学艺》第3卷第5、6、7号连载，收入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题》第三册，放在“两性问题”栏目下。
(58)江振勇：《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妇女杂志〉的性别论述》，《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2期，2004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版。
(59)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60)康白情：《北京学生男女交际的先声》，《晨报》1919年5月20日。
(61)刘禾：《跨语际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版，第52页。
(62)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第175页。
(63)妇女共鸣社成员是1930年代女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参与过国民会议参政运动、废娼运动、法律平等运动、提倡国货运动及社会救济工作。参见顾秀莲：《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中国妇女出版社，第293页。
(64)《妇女共鸣》，1934年5月3卷5期；1935年8月4卷8期。
(65)石冠英：《女性研究的目的》，《妇女杂志》7卷3号，1921年。
(66)晏始：《男女的隔离与同性爱》，《妇女杂志》9卷5号，19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