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银币”的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治论文,银币论文,历史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久以前，作者收到伦敦大英博物馆钱币分馆（Department of Coins of the British Museum）高利辰（Joe Cribb）先生惠赠他所编著的一部大型的香港回归中国以前英国殖民政府和汇丰银行发行的各种货币的历史图谱。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专著。（注：这部图谱书英文书名为Money in the Bank，1987年伦敦Spink ＆ Son Ltd第一版。这里的Bank，特指汇丰银行。）它搜集了香港汇丰银行货币收藏处（注：汇丰银行货币收藏处的英文名称为The Hongkong Bank Money Collection，起源于1877年。最初由一部分管理档案的工作人员着手收集工作。以后逐渐扩大，形成一项专门业务。但并非正式机构。）历年收集的、在香港以及中国其他各口岸发行的各种货币。在这里，高利辰先生除了对每幅图录作了详尽的说明以外，还对中国的货币沿革、特别是中国银两和外国输入中国的各种银元以及国内自铸银元的历史，作了系统而扼要的叙述。其中有许多货币可能是第一次公诸于世的。本文所要介绍的“同治银币”，就是其中之一。
“同治银币”是作者为了行文的方便而拟定的名称。它指的是清朝同治年间，英国本国政府和香港殖民地当局为了统一香港和中国币制在进行活动中所设计的多种银币。但是所有的“同治银币”并没有正式发行和流通。它的出世，只是昙花一现。从它的影响看，可以说是十分微末。毋足轻重，不值一提。那么，为什么我单单要挑出这个没有发行、并无实际影响的银币来加以介绍呢？是不是有点出于猎奇的动机呢？应该承认，有关“同治银币”的图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过去自己也没有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对此作一些介绍，也可以说是我写这篇短稿的动机之一。但是我之所以起意作一点介绍，正如本文的标题所示，是想通过“同治银币”计划的出笼和夭折这一件具体的事实，说明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写这样一段短短的叙述和分析，多少有一点见微知著的目的在内。如果“微”是指“同治银币”的影响，那么，这个“著”，我以为就是它的历史意义。
一
“同治银币”计划的出笼，发生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1866—1867年间，也就是同治皇帝登基以后五、六年的光景。主其事者，先是香港殖民当局通过北京英国使馆的引荐而进行的试探；后是英国使馆的直接发动，出面的是当时使馆汉文正使，后来为中国大名鼎鼎的威妥玛（Thomas F.Wade）。
香港英国当局的活动，开始于1866年。这一年的5月7日，经过两年半筹备的香港铸币厂正式开工。工厂除了铸造在香港一地流通的银元和辅币以外，还开始试制以银两为单位的银币。开工3个月，就试制出来这种银币的样品，8月20日，通过北京的英国使馆，这种样品就选到了清朝政府的面前，并且主动作出继续提供这一项服务的表示（注：高利辰，上引书，第22、33、34页。）。但是这个要求，立刻受到清廷的拒绝。银币的设计图案是个什么样子，到现在也不得而知。
然而香港当局并不死心。就在这年年终之际，他们又炮制了两套银币图案，并制成样品银币，再一次送到北京。这两套图案，都出现在高利辰先生的谱录中。第一套正面是“纹银壹两”四个中文字居中，周围是英文字“One Tael·Hongkong·1867（注：这说明他们打算在1867年发行。）”；第二套将“纹银壹两”改为“上海（注：这说明他们打算首先在上海发行。）壹两”，并摆在四周，中间换成象征清王朝的一条盘起来的蟠龙。两种钱币的另一面，一个铸有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头像；一个铸上了英国皇家的甲胄和勋章。样式如下：（注：本文图谱，均引自高利辰先生的著作，并事先取得高先生和汇丰银行有关当局的同意，特此表示感谢。）
可以看出，这两套图案，都表明有迎合清王朝心理的动机在内。它们都以中文标明单位是银两，“这是要与中国的货币体系保持一致，希望中国人更愿意接受”。而第二套将“纹银”改为“上海”，更表明这是中国的货币。至于巨龙的设计，自然更是为了取得清王朝的好感和认同。而设计中的维多利亚女王头像和英国皇家的甲胄勋章，虽然有取得“中英平衡”的因素在内，但也可能理解为中英亲近和合作的表示。总之，两套设计都是力图“说服中国政府使用这家铸币厂的产品的”。（注：高利辰，上引书，第34页。）然而他们得到的结果，仍然是这一企图的失败。
尽管香港铸币厂出师不利，英国的后续行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前面已经提过。这一次是北京英国公使馆的直接发动，出面的人物是它的汉文正使威妥玛。
威妥玛这个人，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者而言，是人所共知的。他是一个善于揣摸对方心理的交涉者。他既善于以此威胁清廷，又善于以此迎合清廷。也就是说，在好威胁的场合，就出之以威胁；在不好威胁的地方，则出之以迎合。
他在1876年代表英国政府为马嘉理事件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时，在提出许多要求之中，有一条是中国皇帝下的谕旨，凡遇到“英国”二字时，必须抬头，“如不抬头，即为轻谩英国”。（注：见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刊本，卷4，第14页。）这一要求是清朝皇帝所最忌讳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不过是借此给清朝皇帝一点颜色看看，以便达到他真正需要达到的目的。在以后签订的烟台条约中，并没有这一要求的条款。但在第一端第六条中，却暗含此意，保持着威胁态势。（注：参阅王铁崖编：《中国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第347页。）也就是说，他善于使用威胁的手段。
同样，为了达到他所需要达到的目的，他也善于使出迎合的手段。眼前他所设计的银币图案，就是一例。拿威妥玛和香港铸币厂设计的两个图案一比，就一目了然。
首先，他取消了原设计中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也取消了英国皇家的甲胄和勋章的图案。一边倒，不要“平衡”。其次，他取消了银币上所有的英文字码，使银币上是清一色的汉字。甚至行文的由右及左或由左及右，也表明他注意到了中国的行文习惯。第三，在取消女王头像和皇家甲胄勋章的图案以后，换上了双龙和八卦的图像。这是对清王朝最明显、最直接的迎合。（参阅下图）（注：应该说明，威妥玛的图案交给香港铸币厂张金德少校（Captain Thomas Kinder）以后，又作了一些改动，但主体部分，没有改变。这是改动以后的图案。参阅高利辰，上引书，第35页。）
尽管如此，威妥玛的计划，最终也没有得到清廷的认同。这不但使这个计划从此束之高阁，而且也使成立不到两年的香港铸币厂，由于少了这一笔满怀希望的生意而亏折，不得不停产关张，最终全部机器卖给了日本。（注：1868年4月关闭，随即机器卖给日本。见高利辰，上引书，第25页。）
威妥玛之所以如此费尽心机地迎合清王朝，首先是为了英国在华势力的利益。为了扩大英国的对华贸易，从事这种贸易的英国商人要求有一个“能通行全中国各行各业的、可信赖的通货”，以取代换算复杂的银两制度。他们不相信中国政府会主动改变那种落后的银两制度。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朝野上下主动由政府铸造银币的酝酿时，他们还没有从以前遭受的挫折中醒过来。在威妥玛计划碰壁之后不到十年，上海英国商人就对中国建立铸币厂的议论，来了一个180°的转变。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认为替中国政府铸造银元，完全没有必要。这时他们只想“英国造币厂发行的银元能够进入它所能进入的各个港口通用，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诱使中国政府把它推广到中国内地使用。”而对“由中国政府建立造币厂，或在中国政府管理下的造币厂在中国通商口岸发行法定铸币的任何建议”，都“不认为是适当的”。（注：North China Herald，1876年11月16日。）
当然，应该看到，外国商人的这种转变，是在中国政府不能“改变交易媒介混乱”的条件下。在这一点上，高利辰先生特别指出：“通常人们都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反对这一上海银两，乃由于它是英国人设计的。但实际上只是中国政府在此时对铸造银币不感兴趣”。（注：高利辰，上引书，第34页。）清王朝对“英国人的设计”，不能说没有一点警惕。也就是不能完全“主随客便”。（注：North China Herald，1878年4月20日，第393页。参阅Frank H·H·King：Money and Money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196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第222页。）但是，从根子上说，清王朝“不感兴趣”，击中了问题的要害。这从历史的实际发展中，可以得到证实。
在中国货币的流通上，用银的历史，由来已久。历史记载中的银饼、银锭、银铤、银豆、元宝、锞子等等，都是银币的名称。它是有别于当时外国流行的银元，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在中国货币流通领域中出现的银元，是来自国外的舶来品。开始于15世纪末的银元流通，一是来自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二是来自与澳门葡萄牙商人有交往的日本。这方面的情况，过去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人们都已熟悉，这里就不去多说。应该指出的是：在这种条件下，对入主中国的满清而言，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很自然地被看成是不合“祖宗成法”的“夷钱”。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的1833年，一位有心放眼看世界的先进者林则徐，在他的请自铸银元的奏疏中，不得不拐弯抹角地说：这是“推广制钱之式以为银钱，期于便民利用，并非仿洋钱而为之。”不敢明言“摹仿夷钱”，改变“祖宗成法”，自取罪戾。（注：以上据林则徐：《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摺》，转据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117页。）尽管如此，他的主张还是被户部“议驳不行”，并且获得了道光皇帝“太变成法、不成事体”的指斥（注：《清宣宗实录》第235卷，第4页。转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出版社1962年版，第283页。）。
当然，对清王朝而言，也有由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其政策的一面。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各省地方公铸和私铸银元的活动，逐渐多了起来。到了19世纪末叶，社会的激烈变动，逼着清王朝不变也得变。当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设厂用机器自铸银元上市，“与洋银一同行使”时，朝廷中与社会上已经看不到有什么反对的意见了。进入20世纪以后，在外国的压力下，清王朝在辛丑和约的中英后续商约交涉中，终于同意“设法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将来中英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三联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页。）中西矛盾，暂时趋于统一。
二
在香港的币制问题上，不仅存在中、西的矛盾，而且在英国内部、在英国本土政府和香港殖民当局之间，也有一个由矛盾到统一的过程。而这一矛盾，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因此在这里接着提出一点个人的初步认识。概括地说，这一对矛盾，又和中英之间的矛盾密不可分。这仍然需要从威妥玛的活动说起。
为什么威妥玛对“同治银币”如此热衷呢？作者认为，它“不仅说明英国力图改进中国的币制，以适应其在中国经济活动的需要，同时也说明中国的货币制度所反映出来的中国经济结构对外来的资本主义势力的难以协调。这种磨擦和抵触，导致英国在它殖民统治的香港，不得不延用银元而不能实行母国的金镑货币制度。”（注：见作者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编纂的大型图册：《百年中国证券典藏》所写的序言。花城出版社、香港新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从历史上看，中国和英国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的货币制度。英国在1816年实行以金币作为单一主币的金本位制，是资本主义世界首先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中国则基本上实行铜、银并存的货币制度。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虽然有以“金”字来表示价值，甚至可以作为某种支付和贮藏手段的记载，但作为流通手段这一货币的主要职能，黄金是不具备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历史，黄金还不是货币，至少不是“十足的货币”。（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141、323、418页。）
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的银本位本身，又有它的极端复杂性。以银两为单位的银锭，在秤（重量）、色（质量）两方面，都存在繁琐复杂的标准。既有诸多不同的秤砝，又有各种繁复的成色。特别是在16世纪下半期，以西班牙银元为主体的外国银元进入中国流通领域以后，又多了一重换算的障碍。当外国银元进入中国早期的明朝万历年间，在中日海上贸易中，就曾经有过中国商人将出敏丝绸所得之倭银，令银匠在船倾销溶化，为此，船中设有炉冶、风箱、器具等，“各商觅聋，多至数倍”。（注：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卷中，第138—139页。参阅全汉升：《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载1984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五本，第四分册，第642页。）居于次要地位之中日海上贸易如此，占居主流地位，通过菲律宾开展的中国—西班牙之间的贸易，想来也不会例外。正如高利辰先生所说：“进入中国的银元，绝大多数都熔化为银锭”。“局外人看起来，好像是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银币，实际上他们不过是采用银元作为银锭的另一种形式。”（注：高利辰，上引书，第8页。）至少在外国银元进入中国的早期是如此。
可以一目了然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威妥玛设计的“同治银币”所要清除的障碍。因为19世纪60年代的大英帝国，已经不复是16世纪的西班牙，更不要说东方的日本了。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为大英帝国扫除中英贸易障碍的威妥玛计划，却没有得到它本国顶头上司的认可。这一意见的对立，出现在伦敦英国政府的殖民部和财政部与香港英国殖民政府以及随之出现的大批殖民地银行之间。意见的不同，来源于双方视角的各异。香港面临的是与中国大陆紧密相联的中国广褒市场，它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一地；而伦敦面临的是大英帝国旗帜不落的整个世界，它的视线放眼于全球。
这一分歧的产生和演进，实际上从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当英国占领香港之日，登上这个小岛的第一批英国商人和殖民者，在他们同中国人做买卖、谈生意的时候，第一关就是要丢开他所熟悉的英镑、先令和便士，去见识见识在银戥子上称银锭的本领。他必须扔掉“大不列巅的记忆”，换上中国市场成规的学步。
然而，在大英帝国伦敦总部最初的心目中，“大不列巅的记忆”，是万万不能丢掉的。中国的习俗固然要照顾，但那是第二位。举一个和中国皇帝行为相类似的例子吧：1844年香港出现了伦敦皇家铸币厂（Royal Mint）铸造的两万枚皇冠银币（Silver Crowns），规定一个银币相当于4先令4便士，付款可以用银元，但计价得按英镑合算。这看起来好像是自找麻烦，而这正表明“英国政府的坚定意图是：香港的货币制度必须建立在英镑、先令和便士的英国体系之上。”（注：高利辰，上引书，第14页。）正如1844年11月28日女王发表的诏书所要求的：“香港的法定货币和价值标准，必须与英国的其他海外属地相熔合，同为一体。”（注：高利辰，上引书，第15页。）
但是，形势比人还强。现实的要求也不是一纸女王诏书所能阻止的。“大不列颠的记忆”敌不过“中国的习俗。”到1859年罗士敏（Hercules G.R.Robinson）出任香港总督时，新的大局已经形成并且稳定下来。在这个后来被尊称为“香港通货之父”（the father of Hongkong’s Currency）（注：高利辰，上引书，第19页。）和“改革的倡导者”（The Promoter of Reforms）（注：Frank H·H·King：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196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第184页。）的努力下，英国政府终于在1862年同意这个殖民地单独使用银元，也就是正式建立银本位制，放弃金镑制的使用（注：但是，直到70年代初，英国殖民部和皇家铸币厂仍然拒绝香港商会和丽如、汇丰等银行的请求，不肯代铸香港的标准银元。参阅高利辰，上引书，第39页。）。银元终于正式成为香港的法定的通货单位（Official Unit of Currency），亦即法定的记账单位（Official Unit of Account）（注：高利辰，上引书，第18页。）和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密切相关的两件大事，都在这位革新者任期之内（1859—1865）先后出现的。他是英国派出的香港总督中第一个把视线移向中国商业利益的“先见之明”者。这两件大事，一是执香港金融牛耳的汇丰银行的成立，一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香港铸币厂的短暂存在。
汇丰银行的出现，是独立的香港货币体系最终完成的一个标志。它是众多的以英镑为资本单位的英国在华的汇兑银行中第一个以银元为资本单位的首创者（注：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在汇丰银行1864年的注册执照中，特别规定银行有发行钞票的权力（注：M·Collis：Way Foong 1965年版，第258页。）。1865年一开业，香港总行就立即发行以银元为单位的钞票。从1867到1874年，七年之中，汇丰银行的钞票由120万元上升到220万元。（注：汇丰银行营业报告。）它在华南一带，得到广泛的流通（注：F·H·H·King：The Monetary System of Hongkong，第104页。）。1874年丽如、麦加利、有利和汇丰四大英国银行的钞票发行额，汇丰一家占51％以上。有三十年发行历史的丽如银行，反不及汇丰的四分之一（注：Shanghai Evenning Courier，1874年3月17日。）。
为什么会这样？在1864年汇丰银行的发起书中，有一段恰当的解答：
“在这个殖民地[香港]筹建一家地方银行，连同在中国最重要的[口岸]地区设立分行，是很长很长时期以来的一个试图进行的计划。”
“目前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只是总行设在英国或印度的分支机构。它们的主要目的，局限于本国和中国之间的汇兑活动，很难满足本地贸易的需要。而这种贸易，同过去几年比较，已经变得这么样地广泛和多样。”（注：F·H·H·King：The Hong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1987年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版，第73页。）
“汇丰银行的成立，在于“满足这一项绝对的需要”。（注：A·S·J·Baster：The International Banks，1935年版，第168页。）当时间进入90年代以后，汇丰银行包揽了外国殖民地银行在中国的汇兑、存款和商业放款的绝大部分，包揽了发钞业务的绝大部分，还包揽了中国政府外债发行业务的绝大部分，以后又陆续包揽了中国关税和盐税的存放业务。也就是说，它在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以外，又进一步涉足中国财政和经济命脉的控制。一句话，它是第一个以中国定向（China Oriented）的外国银行（注：参阅North China Daily News，1884年8月13日，第152页；8月14日，第156页。）。
当然，汇丰银行营业环境的顺利，营业实绩的繁荣，从根子上说，是脱离不了大英帝国背景的。“汇丰银行是在两个世界生存并且昌盛起来的。一个是中国和白银的世界，另一个是伦敦和金镑的世界”。（注：F·H·H·King：The Hong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第19页。）而且“伦敦和金镑的世界，”说到底也是支持汇丰银行这一活动的。不过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开始看到风向的转换。这时香港铸币厂是早已不存在了。但是“英国[皇家]铸币厂发行的银元将取得使用它的每一个人的信任。”人们都“无限期望看到英国[皇家]铸币厂发行的银元能够进入它所能进入的各个港口通行通用。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诱使中国政府把它推广到中国内地使用。”（注：North China Herald，1876年11月16日。）写到这里，我们需要回头看一看为什么香港铸币厂取得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局。
前面提到，香港铸币厂是1866年5月7日正式开工的。开工不到两年，便于1868年4月停工。在接任的总督麦当奴（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和英国政府的共同指使下，全部机器，以六万银元的价格出卖给日本政府。（注：China Mail，1868年7月13日。参阅高利辰，上引书，第22、25页。）它的昙花一现，从事情的意义和影响看，却很值得多说几句。
香港铸币厂之所以停工以至最后出卖给日本政府，从当时主管这个铸币厂的香港殖民当局的议论中，可以看出：这是由于铸币厂不能给香港殖民当局带来他们原来期待的利润。（注：根据铸币厂总会计师给香港总督麦当奴的报告，开工当年预期收入仅为一万元，而为筹建工厂已经花了四十五万元。参阅高利辰，上引书，第33页。）我们在上面说到：明清之际外国银元之进入中国，与其说是货币的流通，不如说是银块与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绸）（注：参阅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 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的交换。中国出口商人计算盈亏，不在银元的多少，而在银元所含白银的多少。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中国对日贸易的商人之所以熔化银元为银锭，也就说出了这个道理。对于这一点，香港殖民政府是视而不见的。他们不懂得中国社会对传统银锭的偏好，只知道在银元的外表形式上下功夫，以为这样中国商人一定乐于使用。以为香港铸币厂的银元一出，当时在香港货币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墨西哥银元就会被赶出香港，退出流通领域。他们完全忽略了银元的含银量这关键的一着。尽管银元外表好看，但每一个银币的含银量却较墨西哥银币少了三英厘，因此在货币市场上，当墨西哥银元出现升水之时，香港铸币厂的银元，“仍只能折扣行用”。（注：高利辰，上引书，第24—25页，魏建猷，上引书，第107—108页。）在这种形势之下，香港铸币厂只得关闭出卖。
以“中国定向”的汇丰银行，洞察到这一点。它从一开始就认识到银元制的重要。在1864年的发起书中，就特别提出在香港设立铸币厂的问题。要“以合法的货币的适当供应，使一个地区的银行中介有效地完成它的活动。”（注：F·H·H·King：The Hong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第73页。）它一方面反对不顾历史和其它方面的条件在香港实行中国历史传统积留下来的陈旧繁复的银两币制，另一方面也反对不顾地理和其它方面的条件在香港实行英国本土的金镑币制。它在实行币制上体现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最有效地适应香港这个殖民地的环境，最顺利地开展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从而最迅速地发展和提高自己在香港的经济，特别是金融方面的地位。
当然，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世纪80年代起，一直到20世纪初叶，由于世界白银产量的相对增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全球银价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使得香港的一些商人，面临一个极其不利的环境。和银元本位决裂的呼声，在香港一部分商业界中间，又响了起来。1903年2月，以香港九龙码头及货仓公司（Hongkong and kowloon Wharf and Godown Ca）为首的一部分商人直接向香港总商会（Hong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反映，要求香港的货币与中国的币制彻底“决裂”，而把“金镑作为这个殖民地的法定货币”。（注：高利辰，上引书，第67页。）但是这时反对的声浪，迅速被矛头指向反对者的更大声浪所掩没。这时站在反对者面前的，已不止是汇丰银行一家，而是在汇丰之外，还有有利、麦加利、道胜、横滨正金等大银行的联合阵线。而接受他们提议的香港总商会中的大多数成员，也站在他们的反对方面。（注：高利辰，上引书，第68页。）
高利辰先生说得好，“在中国货币使用的混乱中，香港选择了银元作为它自己的货币体系的基础，这是十分明智的。这个殖民地只能选择与中国通货有直接联系的货币制度，因为同中国的贸易联系，带来了香港本身的存在。当然，由于选择了银元并且与之紧密结合，这也使得这个殖民地和它的银行碰到一些新的问题。但是它能由此避开在本世纪的前进中，中国的货币制度被迫掉进去的无底深渊。”（注：高利辰，上引书，第12页。）
三
以上我们从货币制度演变的角度，分析了中英两国之间的矛盾和英帝国内部、即殖民地母体的伦敦和殖民地香港之间的矛盾。从上文可以看出，英帝国内部的矛盾，是比较容易解决和取得一致的。而中英之间的矛盾，则呈现出十分复杂而长期难以解决的形势。就拿刚刚提到的汇丰银行的发起书来说吧，我们引用的那一段话，实际上并不完整。因为下面还有一个子句，我们在那里予以省略，没有翻译出来。那就是有了银元这一合法的货币，“还可以使现存的买办制度，至少就和货币有关的方面而言，不再存在，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这样也就保证银行逐渐成为和贸易有联系的货币运作中的唯一中介。”（注：F·H·H·King：The Hongkong Bank in Late lmperial China 1864—1902，第73页。）从这一段话看，外国企业（在这里就是汇丰银行）和中国买办之间，显然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就汇丰银行而言，它认为自己就是“唯一”的“中介”，不希望买办再参预其间。有的外国在华商人指摘中国买办，简直就是“暴君的统治”。
这是从何说起呢？买办不是为外国资本和资本家服务的吗？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不是谁也离不开谁吗？怎么外国商人倒反对起买办制度来了呢？
不能说这不是他们的真实态度。他们吃尽了中国当时币制的苦头，受尽了各种银两成色定和换算的困扰。19世纪60年代以前，外国商人“对中国银块知识的缺乏被认为是他们依靠买办制度的原因”，同时也是当时不能直接同中国华北[口岸]开展贸易而必须间接通过上海去做生意的困难所在。（注：F·H·H·King：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第256页。）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命运，可以说是掌握在这些中国买办和看银师的手里。（注：有许多银行的买办就是看银师出身，如汇丰天津行买办吴懋鼎原是施老夫的头子。参阅F·H·H·King：The Hong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第136页。）他们同中国买办和看银师的矛盾，是客观的存在。
然而，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也是客观的存在。当中国币制的现状未能改变之时，外国商人离开了买办和看银师，就寸步难行。这时令他们头痛的买办，又是他们不得不多方维系的合作者。汇丰买办在银行中的地位，由一个下级的雇员可以上升为一个实质上的平等“伙伴”（Virtual equal‘partner’）乃至企业的共同经理（Co-manager of the business）。（注：同上书，第510页。）它的上海分行第一任买办王槐山（Wah Sam）在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中，因尽量缩小银行的亏损而受到董事会一万元的巨额奖励。（注：同上书，第311页。）他在汇丰银行的股份，是350股的大户。与分行经理麦克莲（David Mclean）、嘉谟伦（Ewen Cameron）在一个水平上，（注：F·H·H·King：The Hong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第136页。嘉谟伦于1874年继麦克莲为上海分行经理。）他在汇丰上海分行中的地位，相当于洋经理的地位，至少是接近于这个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横在汇丰银行面前的中国币制，可以产生多么大的作用。当他们寄希望于币制改革之时，买办在他们的眼中，就成了凶恶的暴君；而当他们面临币制改革无望的局面时，买办又一变而为不可或缺的伙伴。外国商人在他们刚进入中国的19世纪60年代以前，口口声声地喊冤诉苦，拆穿来看，原来就是这样。
中国方面，同样也有可加以解剖透析之处。
我们在上面曾经指出：入主中国的清朝皇帝，对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认为是不合祖宗成法的夷钱。只有银两制才是合乎祖宗成法的币制。因此，尽管银两制存在许许多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弊端，（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张汇文等译本）第1卷，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第31页。）却一直延续下来，不许有丝毫的改动。类似这种不合祖宗成法的事由，可以说俯拾即是。铁路的不许兴建，最初就是以妨碍祖宗坟墓为借口的。一直到外国铁路引进中国15年之后，唐胥铁路临近开办之时，清延上下仍有以“机车直驶、震动东陵”、“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为由，反对蒸汽机车运行的保守势力的存在。直到换蒸汽拖动为驴马拖载，始得邀准运行。（注：参阅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8、121页。）铁路的引进如此，其它新生事物的引进，都会程度不同地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尴尬局面。
然而，祖宗王法也好，祖宗陵寝也好，这些引以为行动的口实，其实都是一层幌子，它掩盖了事物的真像。
清王朝为什么到了形势已刻不容缓，却仍要坚持那一套落后的银两制度呢？真实的原因何在？它的着眼点，其实不是要维护什么死过去了的祖宗的王法和陵寝，而是要维持活生生的王室赖以生存的赋税。清王朝越是手头拮据，就越是需要在赋税收入上打主意，越要千方百计维护那早已过时、却仍然有利于维持王室收入的银两制度。
银两制加重老百姓的交税负担，这一大弊端是尽人皆知的。不但身受其苦的中国民人有切肤之痛，就连稍有留心的外国人对这一弊端也洞悉会遗其内幕。熟悉中国内情的英国人马士（H.B.Morse）举了一个有名的例证，很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道：“中国白银货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全国不下有几百种标准，就在一个地方也会有十几种标准，彼此相差数额可以达到百分之十以上。甚至库平银，也仅在帝国国库方面使用，它在国内其他各地只是一种会计上的货币。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库平银折合铜钱的兑换率是每两2600文，从铜钱再往回折合库平银的兑换率却是1.105文，因此，一笔70.66两的税款，经过折合就要交纳166.29两。”（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1页。）原来祖宗王法遮盖了这样大的经济实惠。那些不争气的子孙，自然是不会轻易松手的。
然而形势总是比人还强，时代总是向前发展的。在举国上下、朝廷和民间经过频繁的争论和试行的过程中，两广总督张之洞终于在1887年奏准设立使用机器生产的广东铸币厂，并于1889年开始铸造银币，次年流通于市场（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72、678—679页。）。这一点，上面也已提到。
尽管如此，银两制的弊端，并没有随之得到解决。
当官铸银币上市之初，朝廷也曾寄予很大的期望。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就说：“粤铸银元津市一律行用，与英洋不殊。想沪港各口岸，亦当通行无滞矣”。（注：《李文忠公尺牍》，转见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23页。）此后不久，湖北、江苏、山东、四川等省，纷纷仿效。京师则“饬下户部购买极大机器”，鼓铸银钱。“用粤、鄂铸成之式，铸成以后，颁发各省，特谕天下，一体通行。各省亦一律鼓铸，以资利用。”（注：魏建猷，上引书，第124页。）官铸银元，一时成为风气。然而弊端亦由此而起。
首先，各省之所以纷纷仿铸银元，口头上都是为各自一方的“便民”着想，实际上促使他们竞相出场的动力，四个大字便可以概括，那就是“铸造余利”。在19世纪90年代之初，热衷于此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道：他之所以要多购机器，兼铸银元，目的是“庶以制造银元之盈余，补鼓铸制钱之亏耗。”（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690页。）同一时期，北方的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则说：他营建的铸币厂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共铸出大小银元十四万元，通盘勾稽，”不但“不致亏折”，且“尚有盈余”。他认为“东三省地方辽阔，如能川流行使，获利无穷。”（注：同上书，第688—689页。）至于张之洞首创之广东铸币厂，在最初的17年中，包括银币、铜币在内，共获利775万余两，盈利之多，为各省冠。（注：同上书，第897页。）
1894年御史易俊奏请于商贾辐辏之区，招集股分，购置机器、官督商办，以济圜法之穷。（注：同上书，第683页。）朝廷命南北洋两总督刘坤一、李鸿章发表意见，提出应对措施。刘坤一原来是“专主官办、不主商办”的，认为“事关国家铸币大政，断难假手民间，致滋流弊。”（注：同上书，第684页。）此时却派专人“在沪部署一切，议有章程十条”，其中第一条就是“议定筹集商本三千股，每股计银一百两，共集股本三十万两。”所有局务“拟归商办”。（注：《申报》，光绪二十年八月十九日，《设局铸银续述》。）至于李鸿章，他原来就不反对民间资本的筹集，此时更“禀定集股三十万，在津建厂置器设局开办”。入股者“除按年照取官息一分外。再行照股分红。”（注：《申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二日，《铸造银钱总局启》。）所有这些，都是在“济圜法之不足”的名义下公开进行的。
这样的一轰而起，（注：据说刘坤一和李鸿章的两厂，最终都未实现，可以说是一轰而未起。）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张之洞是银元制取代银两制的首创者，1904年在批评银两制时，他曾说过：“中国向来官民行用，俱系生银，各处平码参差，并不一律。遵用库平，其成色纷歧，名目繁乱，以致钱商市侩得以上下其手。操纵渔利，于商民均有窒碍。”（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693页。）这里的批评重点似乎摆在“官民行用，俱系生银”上面。然而不过一年，办理财政事宜的军机大臣庆王奕劻却说：各省“所铸银元规模绝异，成色分量又不免各有参差，以致民间显分畛域，此省所铸往往不能行于彼省，仍不如墨西哥银元之南北通行。”（注：同上书，第805页。）这里又把批评重点，移至各省新铸银元成色分量的各有参差上面。中国的一位已故货币史专家魏建猷先生在将近半个世纪后写的一本专著中带有总结性地说道：“清季银元的铸造权始终是分属於地方封建势力的各省督抚。各督抚自由设局铸造，中央政府无力过问。各督抚为着自身一时的利益，不惜减低成色大量铸造。所以数量既无限制，成色尤不能一致。因此币面价格与市场价格发生很大的差额。清代自铸的银元可以说始终没有照币面价格行使过，在计算的场合和生银并没有什么差异。”“银元制度要达成它的历史任务，自然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注：魏建猷，上引书，第134—135页。）
魏先生指出清末各省当局的权轴自为，这是独到之见。但封建势力之不限于地方，对中央政府不作分析，则是其所短。倒是远离中国的高利辰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要言不繁，说到了是处。他在其大著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一直到1950年代，当人民币这一人民的货币确立之前，中国始终缺少一个统一的国家货币，尽管在1935年，[中国政府]曾经作过巨大的努力。”（注：高利辰，上引书，第12页。）这里的“巨大的努力，”指的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法币政策”，“努力”的结果，是法币的发行，最后达到天文的数字，法币本身变成废纸一张。
总起来说，货币制度反映了国家和政府的政策措施。而政策措施又是社会经济基础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晚清以至民初，中国面临落后的货币制度，谈到底是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它反映了落后的经济基础。当中国的社会经济还处在落后的状态时，要改变这种状态，不但面临崩溃的封建王朝和分裂割据的军阀统治无能为力，就是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最初多半也要经历一个适应甚至可以说是迁就的过程。刻着蟠龙、八卦和“中华通宝”字样的同治银币，就是一种迁就。同样，不用蒸气而套驴马牵引铁路车箱，这也是一种迁就。明明是银元，却硬要标上“银壹两”，因为只有这样货币才能够在市场上流通；明明有铁轨，又硬要套上牲口去拉车箱，因为只有这样货物才能在轨道上运转。即使这样迁就，过程还是不那么顺利、通畅的。货币方面，同治银币的结局，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这里再补充说几句铁路方面的遭遇，它有助于我们对这个主题讨论的认识。
清末光绪初年，亦即1880年代之初，由于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筹造清江浦至师京的铁路，在清廷上下引发了一场有关铁路修建问题的争论。（注：参阅宓汝成，上引书，第86—103页。）在这场相当火热的争论中，一位曾经“出使西洋”，但却坚守中国传统的通政司参议刘锡鸿站在反对的立场，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兴办铁路“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的长篇大论。这25条反对意见，有许多迹近天方夜谈。如说外国“洋兵水瓢药袋与其所持器械，旦晚恒附于身，虽家居寝食而不废。此外无所谓军装，即远出战攻，亦露处而无须帐幄。是以一火车辄度百余人。华兵固不能如其简便也。”把这一点也作为修铁路不可行之一条根据，真是亏他想得出。但是，从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这一角度上看，这三个方面至少各有一条值得提出来，议论一番。这里也不妨录出原文，供大家共同赏析。
在不可行者八条中，有一条原文是：“西洋铁路既由商民凑股为之，则在事之人，莫非自治其事之人。修途造车，在在结实。与中国之付诸委员吏役视为官事而徒存其状貌者不同。”“矧火车机器购自外洋，道远而无从稽核，其不以一报十者几何？”“盖方今所谓制造，若此其不足恃也，岂火车铁路一事独能有实际乎？”
在无利者八条中，有一条原文是：“或曰：‘中国业已开矿，无火车则盘运艰难，罔以济用，盍谋所以便之’。不知中国开矿，非自今始也。周官仆人，掌金玉石锡之地而为厉禁，以时取之。汉有铁官者丸四十郡，唐初银冶五十八家，宋初金冶十有一，银冶八十有四，明代陕西、浙江、福建、湖广、云贵皆有炉冶矿场”。“然未尝藉火车以致之也。使因开矿而造火车，则是耗无穷之资财，博有限之矿课，其利安在？”
在有害的九条中，有一条原文是：“乡僻小民百亩之入以养十数口，犹有余财。其居近城市者，则所入倍而莫能如之。通都大邑则所入数倍而莫能如之，何者？商贾所不到，嗜欲无自生，粝食粗衣，此外更无他求也。今行火车，则货物流通，取携皆便。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中华以俭为宝，自火车既行，西洋各货流入内地。人虽知其无当日用，而心好之，遂以穷匮。是流通之弊得铁路而益助以为虐。”（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考11061—11064页。）
停留于原始，停留于落后，停留于“付诸委员吏役视为官事”与衙门一体看待的工厂；停留于火车铁路之不能“独有实际”；停留于宋、明之手工矿业、停留于唐之银冶、汉之铁官、乃至“掌金玉石锡之地而为厉禁”的周官仆人；停留于“粝食粗衣”之“乡僻小民”生活水准；拒绝“货物流通、取携皆便”之现代交通。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受到刚刚“出使西洋”归来的政府大员的称赞。而正是受到像刘锡鸿这样保守分子称赞的社会，使得19世纪末叶走投无路、面临崩溃的清王朝，不但在1880年代不能接受刘铭传提出的清江浦至京师的铁路计划，也使得它在此之前十年，不能接受威妥玛提出的“同治年铸、中华通宝”的银元币制。
归根到底，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发展生产力以改变落后的经济基础，这是昨天的中国奋起以追，然而实现无由的道路，也正是今天应该加快步伐迎头赶上的道路。
最后，说一点题外的话。这篇短稿，只是就高利辰先生全书中很小的一件事情谈谈自己读书得到的一点启发。它远不足以介绍本书的全部内容。而本书的内容，极端丰富。正如著者在引言中所指出的，“它的目的，是就所提供的资料，既阐述货币在汇丰银行史上的地位，又阐述汇丰银行在货币史上的地位。”它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讲述货币在远东的发展”。（注：高利辰，上引书.第ix页。）因此，我的介绍，对应本书的内容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不言而喻，我个人期待有更全面的介绍和阐发，以引起学术界对这一下了很大力气的著作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