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社会转型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视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10月28日至31日，来自美国、日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地区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在华中师范大学就“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代表们相互切磋、相互辩驳，使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下面分三个方面就会议论文与讨论情况作一简要综述。
一、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动力与阻力
如何界定社会转型？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是什么？代表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代表从广义文化学的角度将社会转型看作是文化转型。指出：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现代转型，是指从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发生深刻的变异。有些代表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社会转型是社会整体的变迁，包括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迁。从理论上看，文化变迁具有高于政治、经济结构变迁的超前性和独立性。还有些代表在讨论中，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指出所谓社会转型就是社会形态的更迭。尽管学者们理解社会转型的角度不尽相同，但都认为社会转型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整体性和复杂性特征体现得更为明显。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上有三种意义的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型的转型，在中国由独立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农业社会也开始了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有的学者以“外发次生型”来规范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认为这种转型不可能是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汲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些国度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而且要实现文化的民族性传承，两者往往发生错位、悖反、矛盾冲突，构成两难处境。
很多学者具体探讨了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各个层面的变动，其中既涉及到社会的表层、中层和基层，也涵盖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领域。有的学者透过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参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历史，探讨了民本观与圣王观制导下的传统中国纲常政治在近代的变异，认为绅权与君权的冲突，不仅维护地缘利益，更有代表民意，保全社稷的一面。有的文章以清末出使大臣的培养为例，探究了政治文化变容与基层转型的关系。文章指出，从政治现代化来看，清朝外交没有完成现代化，因为它始终没有实行外交官考试。为什么不推广通过外交官考试的职业外交官呢？作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专门外交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不相容，地方督抚不希望外交人材的中央一元化等等，由此从一个侧面看到基层转型的艰难性。有的学者考察了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认为这一变动的结果就是士绅阶层由原本的控制对象演变为基层社会系统真正的主体力量。还有的学者论述了近代宗族社会的变迁，认为宗族社会能够在外力作用下发生顺应性变迁，在国家政权提倡新式教育推动下，宗族社会传统政治领导阶层——士绅阶层出现断层而走向没落，新式知识分子脱离宗族组织而开始现代城市与市镇生活，近代宗族社会已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政治领导阶层。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全面转型的发端。有的文章从宏观上讨论了近代以来工业化与中国工业资本所有制结构变动的关系，认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兴盛与危机，以40年为期交替发生，外资发展，经济繁荣而社会趋于动荡，由此产生公营资本；公营资本的发展，势必排斥和压抑外资的发展，使社会稳定而经济停滞。有的文章考察了商事习惯的变迁，认为在清末民初新式商业崛起的同时，旧式商业慢慢向新式商业转轨，一些家族商店开始走上股份制的道路。商业中出现了由封建垄断向自由竞争的转变、由内向型经营向外向型经营的转变、经营管理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变以及西方新型经营模式的移植等许多积极变化，反映了中国商业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有的文章通过具体剖析清末民初商会创办的报刊，认为商会创办了自己的报刊，拥有了独立的舆论机关，并通过这一独立舆论工具，既维护了自身的特殊利益，也一定程度地发挥了制衡国家的作用，使商会这一新式社团组织的市民特征更为突出。还有的文章探讨了清末民初工商经济团体的发展与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认为经济伦理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主体的地位关系和行为规范，清末民初时期，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主要体现为国策层次上的农商颠倒，经济体制上的官商易位，社会地位上的四民平等与社会组织中的四民一体，目的追求上的义利交替与团体的利益自维行为。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促进了社团意识的加强、社团政策的开放；经济社团的发展也体现和印证了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趋向。
很多文章深入研究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动力和阻力。有的文章探讨了清末学制变革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认为清末新学制的颁布，加速了封建教育的崩溃和近代教育的生长，推动了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接轨，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并为清王朝自身培养了更多的掘墓人。有的文章充分肯定了神秘观念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功能，同时也指出了它的负作用，表现在它被统治阶级作为挽救灭亡的工具，迷惑了转型主体者的头脑，妨碍了现代化的实施。有的文章通过对近代中国饮食生活演变的文化解析，认为西方饮食文化大量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也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内容和中国人的饮食生活。有的文章以“地方自治”为参照点，论述了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认为它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主体选择。构成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阶梯。还有的文章透过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分析了专制惰性对社会转型的阻力，认为在清末社会转型中，政治法律的变化，相对快于思想文化的变化。清政府未能与时俱进，自觉地从速改变自己的决策思想、行政立法，结果为专制惰性所累，无法从改革中摆脱覆亡之命运。
直接的动力和阻力往往来自历史活动的主体，因此有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历史人物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活动。有的文章充分肯定了张之洞在武汉城市近代化中的作用，指出张之洞的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建立以国家资本企业为主体的近代机器工业体系；建立以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为核心的近代教育体系；建立以堤、路、水、电为重点的近代市政体系；建立夏口厅，从改变行政区划着手，为武汉的发展创造条件。有的文章以张之洞与湖北报刊的兴衰为题，探讨了张之洞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认为张之洞的官报事业企望用资本主义的学术、政术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这是有违历史的发展而无法实现的。可是，他大张旗鼓地推行新学新法，大造舆论以启迪民智，却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有的学者以两部《劝学篇》为中心，对福泽谕吉与张之洞的文化观进行了比较，认为福泽是“全盘西化”论者，属于民族自卑的虚无主义；张则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将国家引向近代化道路的文化观方面的反传统与维护传统，他们给各自国家带来的后果是不相同的。还有的文章论述了严复对近代文化转型的作用，即推动传统人文精神向近代人文精神的转轨，传统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的转轨，以及严氏话语系统促使近代文化载体的转轨。
二、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社会转型必然促使文化变迁，反过来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思潮与文化革新，又往往是社会转型的先导与催化剂，因此，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始终是会议的热门话题。有的文章探讨了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认为在传统社会结构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受西潮冲击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思想权势发生转移，同时伴生着社会权势的转移，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代之而起的是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知识分子不同于四民之首的士，是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道统与政统已出现某种程度的疏离，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有的文章分析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动对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深刻影响——传统人文精神的抛弃和现代人文精神的孕育，其一，超越几千年的封闭和内求，开始以整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国家的兴亡；其二，摒弃以祖宗成法、圣人经典来衡量得失是非的传统，崇尚和参与社会的变革创新；其三，倡导平等和民主；最后是从近代科学所提供的思想材料、思维方法、到融合个人需求、个人利益与社会道义的新的价值观念。
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走向及其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有的文章认为传统文化的变迁一旦发生，其功能便开始分解：一部分贯通变易主义的内容，直接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因素；一部分与现代化异质的内容，经现代化精英的改造也转化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另一部分价值密度较高的内容，则形成抵御现代化进程的强韧防线。有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进入近代以后，不仅很快完成了向近现代的转化，而且很快得到了改造和升华。这些民族主义思想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历史事件或社会思潮的动力。有的文章以清末民初孔教会的流产为线索，具体分析了近代中国人在对待传统道德时的两难处境，这种两难处境最终导致了反传统，反传统导致了道德失范，而道德失范则又导致了中国政治现代化因失去适当的行为标准而归于失败。
近代中国人对社会转型理论的探索及其实践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若干启迪和借鉴。有的文章论述了梁启超对社会转型理论的研究，认为梁启超对中国过渡时代特点的分析，对中国国情逐步深入的认识，不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有独到之处。有的文章在肯定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伟大创造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它的理论与实践的误区，认为民族主义中的前期革命排满论与后期的民族独立问题，如果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这一漫长的道路上来考察，那么就不免流露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孤立主义倾向。革命程序论和五权分立的主张，与其说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不如说是他基于中国所谓特殊国情而作出的修正，是现代民主理论思想史上的一种倒退。民生主义希望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又不希望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分配制度。因而其愿望虽然善良，其本质则没有跳出一厢情愿的中体西用模式。有的文章对“中体西用”模式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中体西用的内涵有学术文化与政治文化之分。在学术文化层面，“中体西用”强调的是弘扬儒学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在政治文化层面，则强调“l三纲”为核心的传统礼教。因学术与政治的不可分，人们在反对传统礼教的同时，连儒学的学术传统也一并抛弃，同样，人们在维护儒学的学术传统时，又不自觉地维护了传统礼教，于是，自“中体西用”提出来以后的中西文化论战，始终摆脱不了这一“怪圈”。
近年来，城市文化的研究异军突起，在文化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有的文章探讨了城市文化的多重路径，认为近代城市文化的产生、形成呈现出多线条、多角度交叉发展态势，一是欧风东渐对城市文化近代化的带动，二是传统城市文化的都市迁徙。有的文章认为近代城市文化变动的总趋势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其特征体现为求变求新、世俗化与社会化、多元化与多层次化。有的文章以上海为例，认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融介所显示的转型社会的二元势差结构形成了商业化、多元化、通俗化与大众化的特点。还有的文章论述了近代广州城市文化的铸成及其初步发展，认为在民国初年已经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广州城市文化：由新型重商观念和消费观念所构成的商业文化；以机器生产为特征、有新型工人阶级和企业家参与的工业文化；以新型消费和享乐观所构成的市井文化；以新型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为基础的探索人生发展道路，探索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精英文化。
如何构建转型时期的新文化，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人类文明的未来不是哪一种文明取代哪一种文明这样非此即彼的轮回，而是人类共同创造一种集各种文明之长而又避各种文明之短的新文明，关键是要有多边、全面和平等的开放。有的学者从文化演变的深层构架上探讨了价值观念的调适，认为形成并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为大众接受的，对商品经济带来的某些负面效应具有抑制、清理作用的价值观念，特别是终极价值观念，将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也是文化正向演进的一个推动力。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精英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资源，不仅在“用”的层面（企业管理），而且在“体”的层面（安身立命）都是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不容轻视。如何扬弃民族的精神资源，是文化重建的重大课题。
三、教会大学与中国文化变迁
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过程中，曾经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次会议收到了多篇探讨教会大学史的论文。有的学者以贝德士文献为实证，从宏观上全面地考察了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为什么在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出现教会大学并一度获得发展呢？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先进科技而又缺乏现代教育制度，为教会学校的兴起提供了机遇。贝德士与中国教会大学的多数传教士教育家们都或多或少在思想上倾向于教会大学应该为社会服务（Serve the Society），当然，他们并没有放弃“为上帝服务（Serve God）”的办学宗旨。 但是“为上帝服务和为社会服务”是一种两难抉择，因为教会大学的世俗化是一种无可避免的趋向， 而世俗化并未带来更多的基督化， Serve
theSociety终于逐渐超越Serve God，甚至由手段提升为目的，世俗化日益明显，这一过程带来了教学水平、学术品质的提高，密切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为学校发展赢得了社会与政府更多的支持。20年代以后，由于许多基督徒与一些教会的推动，和政府政策的强力导向，教会大学日趋本土化。本土化强化了世俗化乃至政治化，而中国的政治化又常常导向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正是这种一元化意识形态的挑战，导致了教会大学始料未及的结局。虽然如此，教会大学仍然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作者对教会大学的产生、特征、结局及其历史作用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教会大学史提供了若干基点。
有文章从晚清社会转型期教育需求的角度，具体探讨了教会大学产生的因素。文章指出，晚清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国际交往，要求教育走向国际化；新型经济的产生以及生产领域的扩大，要求教育实现专业化；社会主体的流动以及社会特征的改变，要求教育渐趋普及化。但是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不同步于其时的社会而且显得相当的缓重和滞后，故而让教会学校乘间获得了形成与发展的机遇与条件。有学者从华中大学个案分析的角度，揭示了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作者认为，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首先来自其创办者——各基督教差会的国际化背景，其次还不仅体现在其历史起源、董事会构成及办学目标上，而且具体表现在其财产、经费、师资等“硬件”的组合构成上，同时，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还升华、表现为一种开放性的文化氛围，正是这种比较开放的文化氛围，使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传播的“载体”，又成为中西文化会合、交流的“助推器”。
与会代表都认为应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估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过去将教会大学斥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是一种无视教会大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中的促进作用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有的文章从总体上分析了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指出，教会学校成为中国科学教育体制的模板，教会女子大学成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教会大学为中国的社会教育，提高民众水平作出了贡献。更多代表透过对教会大学的个案分析，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它们的历史作用，有的文章认为东吴法学院系统全面的法学教育，既为学生提供了有关近代法学体系的知识，同时也为一些新法的制订和完善提供了研讨机会，培养了一批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法学专门人才。有的文章指出，湘雅医学院培养了一批拔尖的专业人才，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了中西文化交流。有的代表以辅仁大学为例，撰文指出教会大学在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学术化——国学方面作出了特别的贡献。还有的代表对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合作作了详细考察，认为这种合作推进了齐大国学教育与研究走出传统迈向近代化。
教会大学对促进近代中国妇女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对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教会女子大学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成长提供了一块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三四十年代，教会大学培养了占全国女大学生总数的30%左右的学生，他们的成长过程，实际上也揭示了中国教会学校在促进中国妇女走向社会、走向文明、走向进步中所起的客观历史作用。
社会转型是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因此，对社会转型的研究，还有赖于社会科学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共同努力。这次由史学界发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出现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建筑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他们所提供的论文不仅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而且也丰富了社会转型史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史学界要在吸取其它学科研究成果与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加强实证研究、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让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转型的动力与阻力究竟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转型的研究推向深入，并为时下的经济转型提供若干借鉴。
注释：
〔1〕收稿日期：1995-11-28
标签：经济转型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