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项目中公平感知对履约绩效影响的实验研究-项目获取途径的调节作用论文

PPP项目中公平感知对履约绩效影响的实验研究
——项目获取途径的调节作用

杜 亚 灵, 温 莎 娜, 孙 娜

(天津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天津 300384)

摘 要: 公共部门可通过提升私人部门的公平感知来改善其履约绩效,不同的PPP项目获取途径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别。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构建了以私人部门公平感知为自变量、履约绩效为因变量、项目获取途径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然后,模拟了通过正交试验设计确定的8种私人部门公平感知与项目获取途径组合的情境,以私人部门履约绩效的判别矩阵实现对其的测量,并采集到144组有效的实验数据;最后,采用方差分析处理实验数据,对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对履约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或竞争性磋商方式下的履约绩效对分配公平更为敏感,无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或公开招标方式下履约绩效对互动公平更为敏感;项目获取途径对程序公平与履约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在此基础上,给出了4条公共部门在PPP实践中对履约过程进行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 PPP项目;公平感知;履约绩效;项目获取途径;情境模拟实验

一、引 言

PPP是公私双方通过缔结合约来合作完成公共资产、产品或服务的供给模式。双方履行合约过程的顺畅程度是判断PPP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之一,然而,实践中存在履约困难的PPP项目并不在少数。王守清指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BOT项目中失败的较多,具体表现为项目相关各方均不满意甚至出现争议和法律纠纷[1]。与此同时,由相关报道可知,私人部门在履约过程中的公平感知水平普遍较低,究其原因,我国公共部门对PPP模式认识有限,加之行政思想根深蒂固,使其容易在履约过程中置私人部门于不公平境地。事实上,供应链和战略联盟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已证实了公平感知对关系绩效或合作绩效具有积极影响[2-3],而在PPP关系背景下良好的履约绩效是否可以通过提高私人部门公平感知来实现则尚未有研究。

谈到加强各国军队之间交流合作、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时,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香格里拉对话会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表示,北京香山论坛和香格里拉对话会有同有异。“二者都是朝着增进亚太地区和平与合作的方向在努力,”他说,“不同之处包括,北京香山论坛有明确的主题。另外,这个多边军事交流论坛对于提升地区安全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

PPP项目是在特定的市场情境中进行的。根据现阶段我国的相关规定,私人部门获取PPP项目的途径呈现多样化,不同的PPP项目获取途径必然导致交易双方对于彼此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预期、具有不同的容忍度,调节项目层面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也不同。有鉴于此,本研究认为PPP项目的获取途径可能是影响私人部门公平感知与其履约绩效之间关系的权变因素。相比以往研究,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PPP这一特定关系存续期间考察公平感知对履约绩效的作用规律,而供应链、战略联盟等具有重复博弈特征的交易往往以一次交易结束后为研究观测点,工程项目这种一次性交易则是以缔约时为研究观测点;第二,引入项目获取途径这一调节变量,发掘不同获取途径的PPP项目中公平感知与履约绩效之间关系的细微区别,有利于对实践中的PPP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

1.履约绩效的界定与判别

现有对PPP项目进行评价的研究多为围绕项目成功[4]或项目绩效[5]展开的,其均是对结果和过程的综合评价,但实践中过程和结果并不一定是高度统一的。PPP是一种长期契约[6],加之现阶段我国实践中的PPP项目绝大多数均处于或将长期处于履约过程中,对其履约过程进行科学评价并据此作出行之有效的修正方案对于获得较好的项目结果更具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有必要将过程与结果的评价剥离开来分别进行,并且现阶段对于PPP项目履约过程顺畅程度的评价与判别更为急迫。事实上,对于长期契约履约状态的判别在Hart等[7]的研究中早有述及,其虽未提出明确的相关概念,却明确给出了履约状态的两种极端状态——尽善履约和敷衍履约。前者是指双方都本着合作精神履行合同约定的本意;而后者则指双方仅实施合同字面约定,即可以被第三方所证明的行动。显然,二者都属于交易目标实现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及选择,但两种状态下当事人的作为程度存在显著区别,当外界条件不变情况下,必将导致履行合约过程顺畅程度的迥异,因此,本研究将履约绩效界定为:PPP项目中的私人部门在采取履约行为、执行合同义务过程中的作为程度,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合同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PPP项目的履约过程根据其性质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双方无异议地执行合同,以及原合同已不能适用于新的环境和变化,需要通过再谈判对相应合同条款进行调整。对于前者履约绩效的判别,张水波等在分析承包商的合作行为时指出,承包商的履约表现有角色内合作行为(in-role cooperative behavior)和角色外合作行为(extra-role cooperative behavior)两种,其中角色内行为指为完成属于自身角色规范内的必须行为,角色外行为是指完成对项目目标有益的且超越其职责范围的自发行为[8]。对于后者履约绩效的判别,比较有代表性的是Brux基于多案例分析得出,交通类特许经营项目中的再谈判可分为阴阳两面(dark and bright sides),其中,基于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是指将合同的不完备性视为投机寻租的机会,利用合同漏洞为己方谋利;基于合作的(cooperative)是指将再谈判视为改善合同不完备性及增强双方关系耐久性的机会,试图拓展双方利益空间,当遇到突发事件时会自适应地、善意地采取对双方均有益的解决方案[9]。综上所述,对于私人部门履约绩效的判别需要将履约过程按性质分类进行(如图1所示),首先应分别识别双方无异议地执行合同过程和通过再谈判调整原合同过程的主要观测事件;然后,预测私人部门在每一观测事件上可能的行为或选择;最后,针对某一观测事件上私人部门的行为或选择进行判别。当私人部门在某关键事件上的作为程度较低时,即其采取的履约行为为角色内行为或选择了基于机会主义的再谈判,可认为私人部门的履约绩效差;而当私人部门在某关键事件上的作为程度较高时,即其采取的履约行为为角色外行为或选择了基于合作的再谈判,可认为私人部门的履约绩效好。

图1 PPP项目中私人部门履约绩效的判别

2.项目获取途径

项目获取途径指的是交易双方关系形成的渠道。它虽然是交易当事人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往往受制于既定的市场制度框架,因此,它是由市场环境决定的项目特征。已有少数研究涉及项目获取途径,例如:王琦等将IT外包项目的获取途径分为正式招投标和客户方主动委托两种方式,并探讨了IT外包项目获取途径在控制机制与合作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10];金永红等提出的风险投资家投资决策过程模型中,将获取候选项目的渠道分为创业家自提、同行推荐及风险投资家主动寻访3种[11]。私人部门因其社会资源、生存策略和技能不同,获得项目的方式与渠道不尽相同,不易对其进行归纳与总结,故本研究分析《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财金〔2014〕113号)(下文简称“操作指南”)得出,私人部门获取PPP项目的途径通常由3方面因素综合决定:①项目发起方式,即在项目识别阶段由哪一方提出建设与运营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操作指南项目识别阶段规定了政府发起和社会资本发起两种;②采购方式,即公共部门在采购阶段选择私人部门的方式,操作指南项目采购阶段规定了公开招标、竞争性磋商、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和单一来源采购5种;③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即公共部门在采购过程中是否存在对某一供应商的合作意向明显高于其他供应商的现象,这种意向可能发起于资格预审之后,也可能发起于响应文件评审或谈判过程中。

3.公平感知对履约绩效的影响

对于公平感知的构念,现有研究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当事人对于交易过程及结果这一客观事实的主观评价[12-13];公平感知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构念,本研究采用杜亚灵等专门针对PPP这一特定关系开发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三维度公平感知构念[6]。现有对组织间公平感知与其他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将公平感知作为因变量对其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而多集中在对公平感知作用机理的研究,即公平感知对合作结果或过程的影响。①公平感知对联盟绩效[14]、合作绩效[12]等结果的影响。该部分研究一致认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组织结果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程序公平的影响更加显著,分歧在于互动公平是否影响组织结果。如Luo的实证研究发现,公平感知的各个维度均对联盟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4];武志伟等的研究结果则显示,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对企业间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互动公平对合作绩效没有实质性影响[15]。②公平感知对承诺[16]、满意[17]、信任[18]等心理状态以及合作[19]、关系行为[20]等履约行为的影响。该部分研究一致认为,公平感知的各维度均能够促成当事人产生积极的心理状态或履约行为、抑制当事人出现消极的心理状态或履约行为,分歧在于公平感知不同维度对于心理状态或履约行为的影响强度上。如Kumar等研究发现,由于合作结果的不确定性,过程的程序公平相对于结果的分配公平而言,对承诺的影响更加显著[21];史会斌则指出,对于非对称联盟中的大组织一方来说,由于其自身优势地位主导了合作规则的制定,更关注己方投入的资源是否得到或将得到与投入对应的回报,使得分配公平相对程序公平而言,对承诺的影响更加显著[22]

梁诚虚脱地坐在地上,失了魂。美娟气得咬牙切齿,忘了害怕,她冲进卫生间便开骂:“那个假装老娘的鬼,见到老娘本人还不快点……”“滚”字还未蹦出口,便看见一个女人在浴室的地上用刀剁着什么,一边剁一边往马桶里丢,还一边冲水……

2014年4月,王某某和李某某再次入住酒店将摄像头取回。通过对所拍视频的筛选和对比,王某某发现偷拍的不雅视频中涉及时任合肥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的程瀚。两个月后,他们专门跑到杭州,买了部二手手机和新号码,将存储有不雅视频的U盘及一封手写信件快递给了程瀚。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制度环境[26]、相对角色定位[27]等市场情境因素对项目治理层面的客观规律具有调节作用。例如,杜亚灵等的多案例研究发现,私人部门的角色感知对合同条款控制与能力信任间关系起到调节作用[27]。基于上述分析,构建出本研究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

通过上述文献分析可知,当事人的公平感知对其履约行为与结果均具有积极影响,这一观点与Hart等[7]提出的契约参照点理论(Contracts as Reference points)相契合,即契约为交易关系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交易当事人的履约行为是其从契约承诺中获得的权利感受的函数。此外,部分研究还证实了公平感知对合作结果或过程的影响受到外部环境[23]、依赖[24]、信任[25]等其他因素的调节。如刘娴等的研究显示,随着环境动荡性的增加,分配公平对联盟绩效的正向影响增强,随着环境复杂性的增加,分配公平对联盟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23]

1852年9月至11月,太平天国大军攻打长沙,南城墙及天心阁、妙高峰下的城南书院(湖南第一师范前身)、河西的岳麓书院,均遭到严重破坏。刘崐上任后,首先就修复了当时的南城门天心阁及一段古城墙,设炮台九座,增建月城,使古城墙成半环拱式内双城格局,天心阁至今仍是长沙的古城标志。

图2 待验证的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在于探索私人部门实时的心理状态及其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宜采用实地实验方法来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精细化;而实践中很难找到可对其长期跟踪的项目,且私人部门常以敏感为由不积极配合,因此,采用情境模拟实验的方法,通过模拟情境来诱导被试反应,并观察其在此感受下作出的选择,从而找出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在实验过程中让被试依据情境描述对“处理程序/支付程序合乎规定,且透明、公允”“双方沟通充分,政府部门态度良好”的同意程度及“对于政府部门同意的调剂幅度/补偿金额/扣除的保证金金额/支付的服务费额度”的接受程度进行评价,被试给出的评价结果作为本次实验的自变量水平,即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比较难以接受、完全不能接受对应于公平感知水平较低,非常同意、比较同意、欣然接受、勉强可以接受对应于公平感知水平较高。

1.情境设计

给排水工程对于城市现代化有着重要作用,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做好质量控制,一方面可以确保给排水管道的质量能够满足人们的应用需求,另一方面可以确保工程建设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

(1)项目获取途径

关于项目获取途径所包含的3个方面:①考虑到我国目前PPP项目主要以政府发起为主,鲜有社会资本发起的,故舍弃该方面;②我国现阶段PPP项目广泛采用公开招标与竞争性磋商2种采购方式,而其他采购方式较少使用;③经调研,我国PPP项目采购实践中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和无有意向的私人部门两种情况且普遍程度相当。有鉴于此,本研究以项目采购方式(公开招标O 、竞争性磋商C )×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F 、无有意向的私人部门U )区分项目获取途径,构成4种情况(即OF ,OU ,CF ,CU )。例如,OF 情境描述如图3所示。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政党政治仍处在趋于发展完善之中,即民主政治发展的初级阶段。2018年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果已于3月19日公布,普京以超过总数76%的选票毫无悬念的再次连任俄罗斯总统这一国家掌舵人之职。在接下来的新一届6年任期中,普京会否继续自己的铁腕政治生涯,俄罗斯执政当局还会在权威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权衡,以建构出符合俄罗斯转型期国情需要、符合现代民主理念的政党政治环境。

图3 OF 情境描述

(2)公平感知

在杜亚灵等[6]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在实践中发生频率较高且能够显著地引起私人部门公平感知变化为原则,提炼出了“价格调整”“法律变更引起的补偿”“绩效未达标引起的政府付费扣减”“实际需求量低于最低采购量”4类风险事件分别构造dPI 、Dpi 、DpI 、dpi 情境。情境构造的内容为:上述某风险事件发生后,公共部门经过一定的程序(是否合理地履行职责、是否保障了私人部门知情权及质疑权)进行了处理,在此过程中双方的互动情况(相互对待时是否诚实、理解、礼貌、尊重;信息交换是否公开透明、及时反馈)以及此风险事件的处理结果(是否获得的收益与初始合同中允诺的一致)。将设计的情境与PPP项目实践参与人员进行讨论,并根据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进行调整与完善,从而形成本实验的情境描述部分。例如,“价格调整”事件构造的dPI 情境描述如图4所示。

图4 dPI 情境描述

本研究采用五因素两水平的情境模拟实验来验证模型。自变量为私人部门公平感知的3个维度,且每个维度分为高、低2个水平(即低分配公平d 、高分配公平D ;低程序公平p 、高程序公平P ;低互动公平i 、高互动公平I )。调节变量为项目获取途径,以项目获取途径描述及不同情境下公平感知的客观部分作为操纵调节变量和自变量。结果变量是履约绩效,分为较好、较差2个水平,其通过被试在特定情境描述下针对某一观测事件的行为选择得以测量。

萧飞羽收回目光咽了一口唾沫,他缓缓推动钢环沉吟了好一会才道:“我如同悬崖走马,稍微的变故都会草木皆兵,所以昨夜见你在门前徘徊我并没有感知杀机也猝然出手。”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柳含烟安和庄与黑旗会汉口分坛起争端,因为他不想让外人知晓,又不仅仅有人知道她被囚禁在黑旗会汉口分坛,所以她指认这里是安和庄就只有留下她。他歉疚地道:“昨天你要见我,我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可我实在不想见你,因为除了答应你在后院可以像在家里一样自由我不能答应你任何要求。稍安勿躁,如果没有意外,短则数月,长则一载就会还你自由。”

由于既定客观公平情境下,不同被试所感知到的公平水平有所差异,因此,从32(25)种组合中通过正交试验设计最终确定了8种情境描述。

2.测量工具

测量工具解决后果变量履约绩效的测量问题。以在未违约情况下私人部门作为程度上有较明显差别的容易被观测到的事件为原则,通过文献、案例、合同文件等识别出了关键观测事件及在此事件上区别明显的行为表现,即私人部门履约绩效的判别矩阵:①无异议执行合同时的观测事件集合为“维护、检修与更新项目设备”“处理公众对公共产品或服务投诉”“职工培训”“计划外维护或计划外暂停服务的补救工作”“技术创新”;②再谈判时的观测事件集合为“超额收益”“最低采购量未满足时的补偿”。为使被试能够在公平感知发生变化时选择更符合当下感受的行为,每个公平情境下的观测事件是与该情境事件密切联系的,每一观测事件下包含履约绩效较好(赋值“2”)和较差(赋值“1”)2种情况,如图5所示。

图5 私人部门在每一公平情境下履约行为的选择

3.实验控制

为确保所回收实验数据为被试的真实感受及基于此作出的真实行为选择,在实验开始前的指导语中即告知被试,本问卷不涉及隐私,答案无对错之分,依据其自身专业知识及实践经验作答即可。为确保所回收实验数据为贴合实践的行为选择,应选择实际参与过多个PPP项目或对其履约过程非常熟悉的实践工作者或研究者作为被试,有鉴于此,本课题组选择仅通过微信在“中国PPP专家交流群”发放实验问卷,由于该群汇集了国内知名PPP咨询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及各大高校PPP学者,以此保证被试具有较高专业素养。每位被试共接受8种情境,被试在接受每种情境描述后,均针对政府在处理这一情境事件过程中的行为给出程序、互动、分配3个方面的主观感受,并据此在观测事件下给定的两种履约行为中选择其倾向于采取的行为。

化学类实验室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天然药物化学、中药分析、生物化学等实验室,其中有机试剂、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物品、易燃易爆物品等是安全环保防控点。

关于解决“名义征收土地”问题的思考(沃云) ............................................................................................3-33

本研究共有19个被试参与了问卷填答,最后保留有效问卷18份(每份问卷包括8组数据,共计144组)。对被试背景信息统计得出,被试中33.33%来自咨询机构,50.00%来自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16.67%来自建设运营公司;100%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94.44%为科研人员和中高层管理者;88.89%的被试参与过或(和)研究过PPP项目或(和)PPP合同的总数量超过3个。由此可知,参与实验的被试对于PPP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从而确保获取的数据贴合实践,较为准确、可靠。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

①如图6(a)所示,同等分配公平水平下,竞争性磋商方式下的履约绩效都优于公开招标,且其斜率更大,也就是在竞争性磋商方式下的履约绩效对于分配公平的变化更为敏感。②由全模型数据可知,采购方式与程序公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118)=0.723,P =0.397),即采购方式在程序公平影响履约绩效的过程中,没有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③如图6(b)所示,同等互动公平水平下,竞争性磋商方式下的履约绩效都优于公开招标,而公开招标的斜率更大,也就是在公开招标方式下的履约绩效对于互动公平的变化更为敏感。

表 1非饱和模型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

1.公平感知对履约绩效影响的检验

(2)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的调节作用分析

2.项目获取途径对两者之间调节作用的检验

调节作用即交互作用[29]。本研究通过验证项目获取途径与公平感知的交互作用来检验项目获取途径对公平感知与履约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1)采购方式对公平感知与履约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考虑到本研究的调节变量及自变量都是类别变量,对模型的检验宜采用方差分析方法[28]。首先,运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检验全模型,此时,交互作用就是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采购方式与程序公平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 (1,118)=0.140,P =0.709;F (1,118)=0.723,P =0.397)。因此,将上述交互作用删除,得到非饱和模型,如表1所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的主效应均显著,分配公平、互动公平分别与采购方式、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的交互作用显著。

图6 采购方式的调节作用结果

(2)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对公平感知与履约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①如图7(a)所示,在低分配公平情境下,无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的履约绩效大于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的情况,而在高分配公平情境下截然相反;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斜率更大,也就是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的履约绩效对于分配公平的变化更为敏感。②由全模型数据可知,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与程序公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118)=0.140,P =0.709),即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在程序公平影响履约绩效的过程中,没有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③如图7(b)所示,在低互动公平情境下,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的履约绩效大于无有意向的私人部门的情况,而在高互动公平情境下截然相反;无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斜率更大,也就是无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的履约绩效对于互动公平的变化更为敏感。

图7 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的调节作用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1.结论与讨论

综上可知,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均对履约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战略联盟[14]、供应链[21]等相关研究结论一致,由此可见,PPP项目的履约绩效也可通过提高私人部门的公平感知来得到改善。采购方式及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对两者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课题组将此结果反馈给PPP实践工作者,并对其进行了讨论。

(1)采购方式的调节作用分析

公平感知与履约绩效间关系受到采购方式的调节作用及原因分析如下:①对于分配公平的变化,竞争性磋商方式下的履约绩效对其更为敏感。可能的原因是:利益分配是公私双方的磋商重点,最终双方磋商达成的结果是私人部门认为其极力争取到的可接受的合理分配方案;而在公开招标方式下,对于PPP项目的利益分配通常由公共部门单方在采购阶段前期拟定,且将私人部门对其的响应度作为评标标准之一,故私人部门往往对公开招标方式下所拟定的分配方案的认可度较低。因此,在竞争性磋商方式下私人部门尤其关注其前期通过较大精力争取的利益分配方案的实际结果,一旦实际分配结果和合同所约定的存在差别,必将引发其采取一定行为以实现报答或报复。②对于互动公平的变化,公开招标方式下的履约绩效对其更为敏感。可能的原因是: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缔结合同的公私双方,在缔结合同之前接触甚少,执行合同阶段才开始摸索彼此的工作方式和处事态度,私人部门会倾向于按照惯常的社交方式理解对方的行为,故当公共部门与其互动时的态度及信息交换方式与己方预期不一致时,私人部门会本能地按照惯常社交方式对公共部门采取抵抗或迎合行为;而在竞争性磋商方式下,长时间的磋商过程使得公私双方对彼此行为模式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即在PPP项目实施以前公私双方就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交往模式,因此,私人部门对于公共部门互动行为更为理解、容忍度较高,相比公共部门的对己态度及信息交换方式,其更关注利益分配结果。③采购方式对于程序公平与履约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为:我国财政部及发改委均发布了PPP合同指南,甚至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PPP操作较为成熟的行业中其主管部门还颁布了合同范本,这些文件虽在分配结果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对程序的规定则较为明确且相对统一。在此情况下,无论在公开招标还是竞争性磋商方式下,实践工作者通常依照上述文件拟定与程序相关的合同条款,采购方式的不同不会改变私人部门对公共部门在履约阶段应履行的职责及对己方知情权与质疑权保障的理解水平与容忍度,进而对该程序公平感知下采取的履约行为没有形成影响。

有了激励机制,还为加油员解决实际困难,员工们的干劲更足了。今年以来,利民加油站春耕、秋收时期销售柴油的量占到呼兰片区17个站的40%。站经理范好光每个月都能拿到4000~8000元不等的奖励,有的员工业绩做得好,额外奖励都能拿二千多元。黑河分公司逊克片区也不逊色。“我们片区六个站,如果按单人核算量是最高的。”张文兴说,今年8月,黑河分公司搞了一次销量竞赛,逊克片区同比增加量最多,排名第一。

进一步运用一元方差分析(ANOVA)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私人部门在低分配公平情境下的履约绩效要显著低于高分配公平情境下的履约绩效(M =1.386,M =1.599,P =0.001),因此,分配公平对私人部门履约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程序公平情境下私人部门履约绩效显著高于低程序公平情境下(M =1.412,M =1.627,P =0.013),因此,程序公平对私人部门履约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高互动公平情境下私人部门履约绩效显著高于低互动公平情境下(M =1.378,M =1.574,P =0.001),因此,互动公平对私人部门履约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公平感知与履约绩效间关系受到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的调节作用及原因分析如下:①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的履约绩效对分配公平的变化较为敏感。可能的原因是:在采购之前或在采购过程中公共部门向供应商主动表示合作意向的行为会令供应商更倾向于认为己方相比同行是优秀的,进而对与公共部门的关系形成较高预期,在此情况下,当在实际履约中私人部门的实际分配结果与合同约定存在出入,进而感知到不公平时会产生巨大心理落差,从而将对公共部门采取相应措施以实施报复。②无有意向私人部门情况下的履约绩效对互动公平的变化更为敏感。可能的原因是: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的情况下,公私双方在缔结合同之前有过多次交往经历,对于彼此的处事方式较为了解,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交往状态,即使公共部门的互动行为不合乎惯常方式,私人部门对其容忍度较高,不会即刻采取应对措施;而在无有意向的私人部门的情况下,双方在缔结合同以前接触次数相对较少,在履约过程中私人部门将试图寻求契合公共部门的交往方式,因此,当其感到公共部门的态度及行为与己方预期有出入时,更倾向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来响应公共部门。③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对程序公平与履约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为:无论公共部门在采购前或采购过程中是否对私人部门表达过优先合作的意向,PPP项目执行过程中私人部门对程序方面的主观感受则是以双方缔结的合同作为参照点的。此种情况下,私人部门所采取的履约行为是相对稳定的,不受项目采购阶段的是否存在有意向私人部门的影响。

2.策略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为PPP实践中的公共部门在履约过程中如何进行管理提出以下4条策略建议。

(1)公共部门应注意合同缔结的公允、双方关系的平等与地区发展的平衡

为保证PPP项目履约过程顺畅,从而最终实现PPP项目成功,公共部门必须致力于做好以下3点:①缔结公允的合同,例如:“廉江中法供水厂PPP项目”仓促落地,双方缔结了有失公允的合同,最终导致项目失败[30]。因此,应给予足够的PPP项目落地时间以确保公私双方充分谈判,最终达成双方均认可的程序规定及收益与风险对等的利益分配格局;②切实摆脱官本位观念,只有保证公私双方的平等交易关系,才能确保合作过程中的相互理解、坦诚相待,由此建立的沟通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③缩小或消除PPP市场的地区差异,实现均衡发展。例如,同为综合管廊PPP项目,不同地区的预期投资收益率水平差别较大,伊犁州招商网显示新疆伊宁市为3%~4%,湖南郴州市为6%。私人部门在不同地区实施PPP项目的落差将导致其主观上的不满意,公共部门可通过推动PPP规范文件的统一、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促进其能力建设等来缩小或消除地区差异,使私人部门在不同地区实施PPP项目时具有清晰、稳定的预期,从而实现充分有效的竞争,进一步提高公共资产、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

(2)在竞争性磋商方式下或者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公共部门在履约过程中应注重利益分配与初始合同的一致性

实践中公私双方竞争性磋商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利益分配上。例如:“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一期公园绿地工程和美安中心公园PPP项目”是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的,其《社会资本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备忘录》中共记录了18条谈判内容,其中10条是关于利益分配的(如因公共利益终止项目的损害赔偿问题)。因此,在履约过程中公共部门应以公私双方缔结的合同作为参照,注重利益分配的一致性,尤其是在竞争性磋商方式下或在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竞争性磋商方式被广泛倡导使用在技术复杂的、项目边界条件不清晰的PPP项目中,由于此类项目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使其不确定因素增多,在执行过程中更易出现问题,因此,公共部门要投入大的精力与举措来保证利益格局的稳定性。

(3)在公开招标方式下或者在无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公共部门在履约过程中应重视双方的沟通和互动

公私双方呈现良好互动关系有助于项目成功[31],在履约过程中公共部门应重视双方的有效沟通与互动,尤其是在公开招标方式下或无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公私双方的相互理解、及时沟通可避免有效沟通不足增加敌对意识,从而降低争议发生的概率或提高争议解决的效率。例如:我国发改委推荐的十三个典型案例之一,“固安工业园区新型城镇化PPP项目”的采购方式是公开招标,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利用每周一早7点与政府负责人联合解决争议,对上周反映的问题进行进度反馈,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也消除了隔阂[32],由此可知其通过有效沟通机制促进双方相互理解,减少了对抗情绪,提高了项目执行过程中争议的解决效率,最终促使项目成功。

(4)无论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或选用何种采购方式,公共部门在履约过程中均应按照合同约定的程序履行职责

实践中存在很多PPP项目操作程序不规范、不合理的现象。究其原因,我国PPP实践起步较晚,在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各利益相关方对PPP的理解参差不齐,加之,公共部门职责划分边界不清、各部门间管理不协调等,使公私双方在实施PPP项目时处在探索与积累经验的阶段,没有统一规范的参照。然而,现阶段我国PPP相关制度体系越来越完善,除了PPP合同指南、成熟行业的合同范本已颁布外,国家层面的PPP法也即将出台,且随着各地兴起的大量PPP专业培训,各方对PPP的认知也会越来越普及、清晰。加之,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的建立使PPP项目实施过程更加透明,公共部门内部管理协调机制及外部监管能力的建设也趋于科学,因此,无论选用何种采购方式或者是否存在有意向的私人部门情况下,公私双方均应参照上述文件拟定合同,并在履约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程序履行职责。

笔者结合多年心理咨询案例、历年的学生就业压力调查以及学生管理工作中特殊学生的问题处理,发现高职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仅需要学校高度重视,而且需要家长充分发挥作用,需要家校合作才能取得成绩。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发现,家校合作方面的实践性研究并不多。

3.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研究方法上,验证本研究理论模型的最优研究方法为实地实验,通过大量走访PPP项目负责人,根据PPP项目的既有情况收集数据,形成对于公平感知及履约绩效的基本判断,对从大量PPP项目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进而得出结论,但囿于社会资源以及时间,难以短时间内联系到大量的且完全满足条件的PPP项目负责人,故而选用基于情境模拟的实验室实验。为使实验情境逼近实践,参考各网公布的真实PPP项目合同条款来设计,但设计出的情境与实践仍存差距,尚需通过实地实验或其他研究方法以完善或者修正本实验所得结果。在数据获取上,尽管本研究所采用处理数据的方法未对样本数量提出明确要求,但本实验只获取了18份(每份包括8组数据,共计144组)有效问卷,相对较少,对结果的精确性存在一定影响。考虑到本课题组能够联系到的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PPP相关工作者有限,加之其工作繁忙以至无充足时间参与问卷,尚需不断增加样本容量来进一步完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 王丽丽,王守清. 好一朵带刺的玫瑰——访我国著名BOT专家王守清教授[J]. 施工企业管理,2006(6):2-4.

[2] LIU Y,HUANG Y,LUO Y,et al. How does justice matter in achieving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2,30(5):355-367.

[3] 陈莹,武志伟. 联盟企业间关系公平性对合作绩效的影响——关系承诺的中介作用与目标一致的调节作用[J]. 预测,2014,33(6):15-19.

[4] OSEI-KYEI R,CHAN A P C.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projects from 1990 to 2013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2015,33(6):1335-1346.

[5] LIU J X,LOVE P E D,DAVIS P R,et al.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J]. Journal of Infrastructure Systems,2015,21(1):1-15.

[6] 杜亚灵,孙娜. PPP项目中私人部门公平感知的构念及其结构维度: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6(16):201-208.

[7] HART O,MOORE J. Contracts as reference point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123(1):1-48.

[8] 张水波,陈俊颖,胡振宇. 工程合同对承包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信任的中介作用[J]. 工程管理学报,2015,29(4):6-11.

[9] BRUX J D. The dark and bright sides of renegotiation:an application to transport concession contracts [J]. Utilities Policy,2010,18(2):77-85.

[10] 王琦,刘咏梅,卫旭华. IT外包项目中控制机制与合作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IT服务提供商的视角[J]. 系统管理学报,2014,23(2):166-173+190.

[11] 金永红,奚玉芹. 风险投资家的投资决策过程模型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5):23-27.

[12] 高展军,江旭. 联盟公平的工具效应及其对合作绩效的影响——被中介的调节作用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6,19(2):145-156.

[13] 杜亚灵,李会玲,柯洪. 中国情境下工程项目中承包商公平感知量表的开发与验证[J]. 系统管理学报,2016,25(1):165-174.

[14] LUO Y. The independent and interactive roles of procedural,distributive,and interactional justice in strategic allianc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50(3):644-664.

[15] 武志伟,陈莹. 企业间关系公平性维度测量的实证研究[J]. 软科学,2011,25(1):110-113+144.

[16] 蔡昊雯,史会斌,李垣. 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对联盟承诺的影响:基于中国医院联盟的实证研究[J]. 管理评论,2012,24(3):157-170.

[17] 刘刚,王岚. 公平感知、关系质量与研发合作关系价值研究[J]. 科研管理,2014,35(8):25-33.

[18] 武志伟,陈莹. 关系公平性、企业间信任与合作绩效——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31(11):143-149.

[19] AIBINU A A,OFORI G,LING F Y Y. Explaining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build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projects’ claims process:interactive effects of outcome favorability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 Management,2008,134(9):681-691.

[20] GRIFFITH D A,HARVEY M G,LUSCH R F. Social exchange in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s:the resulting benefits of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06,24(2):85-98.

[21] KUMAR N,SCHEER L K. The Effects of Supplier Fairness on Vulnerable Reseller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95,32(1):54-65.

[22] 史会斌. 非对称联盟中组织公平感对承诺影响差异的实证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2014(8):139-146.

[23] 刘娴,徐飞,宋波. 不确定环境下分配公平与信任对战略联盟绩效的影响[J]. 工业工程与管理,2013,18(4):64-78.

[24] 刘婷,王震. 关系投入、治理机制、公平与知识转移:依赖的调节作用[J]. 管理科学,2016,29(4):115-124.

[25] DE CREMER D,TYLER T R. The effects of trust in authority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on cooperation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7,92(3):639-649.

[26] CAO Z,LUMINEAU F. Revisit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contractual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a qualitative and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5(33-34):15-42.

[27] 杜亚灵,张凯红,马辉,等. PPP项目中控制对信任影响的多案例研究:角色感知的调节作用[J]. 管理学报,2016,13(9):1286-1295.

[28] 李明,凌文辁,柳士顺. CPM领导理论三因素动力机制的情境模拟实验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3,16(2):16-25.

[29] 黄粹,鹿群,赵闯. 外部情境因素对城市女性公共环境行为的影响[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6(1):120-124.

[30] 赵晔. 我国PPP项目失败案例分析及风险防范[J]. 地方财政研究,2015(6):52-56.

[31] 李竞一. 深度解析安庆市外环北路工程PPP[J]. 施工企业管理,2016(2):74-77.

[32] 杜亚灵,闫鹏. PPP项目中初始信任形成机理的实证研究[J]. 土木工程学报,2014,47(4):115-124.

The Effect of the Perceived Justice on Contract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in PPP Projects ——An 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oject Access

DU Yaling ,WEN Shana ,SUN Na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

Abstract :Contract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can be improved by enhancing the private’s perceived justice,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may differ it project access differs in PPP projects. A conceptual model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private’s perceived justice serving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contract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project access in PPP projects as the moderator variable, based on a tho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n eight scenarios identified by orthogonal experiment design about the private’s perceived justice and project access are simulated and a discrimination matrix for the private’s contract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is developed to achieve its measurement, and 144 sets of valid experimental data are collected. Finally, the data is used to test the conceptual mode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The main findings are that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interactive justic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ntract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Contract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under competitive negotiation or intentional private sector is more sensitive to distributive justice, while contract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under public bidding or the absence of intentional private sector is more sensitive to interactive just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oject acc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dural justice and contract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is not significant. Four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re offered regarding project management during PPP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PPP projects; perceived justice; contract implement performance; project access; scenario simulation experiment

中图分类号: F2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7X(2019)05-0016-10

DOI: 10.19525/j.issn1008-407x.2019.05.003

收稿日期: 2017-06-30;修回日期: 2017-08-1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PPP项目中信任的动态演化机理研究:基于政府部门的视角”(713721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PPP项目合同柔性影响再谈判机理研究:基于参照点效应”(15YJC630082)

作者简介: 杜亚灵(1981-),女,河北石家庄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公共项目治理及管理研究;温莎娜(1993-),女,山西平遥人,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工程项目投资控制,E-mail:sara5236@163.com;孙娜(1990-),女,山东济南人,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工程项目投资控制。

标签:;  ;  ;  ;  ;  ;  

PPP项目中公平感知对履约绩效影响的实验研究-项目获取途径的调节作用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