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角色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系论文,角色定位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体系设定了国际关系行为体互动的基本环境与约束条件，其调整的方向、速度和路径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世界主要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与传统力量中心相对崛起与衰落的态势加速，国际体系处于冷战结束以来较为显著的变动之中。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直接加剧了国际力量对比的调整，对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构成一定的压力。尽管危机已经过去，但是它给国际体系带来的冲击仍然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影响新兴力量与传统力量的行为与互动模式。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国际体系的讨论一般从体系的格局或结构入手，而国际结构的状态通常根据“极”(polarity)——体系中实力接近或相当的主要大国——的数量来判断。这样一种判断抓住了国际体系的某一重要方面，具有简单明确的优点，但也忽略了体系的其他基本构成要素，无法准确反映体系的基本面貌。有鉴于此，本文将在简要回顾和评估有关体系调整的既有判断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在推动国际体系和平变迁中的角色定位。
一、国际体系调整的既有判断
冷战结束至今，中外政界和学界围绕国际体系状态的判断始终存在争论，出现了“单极”、“多极”、“一超多强”、“多极化”等多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至今并未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在国际体系加速变动的背景下，原有的判断也需作出调整和更新。在此，我们有必要梳理和评估目前有关国际格局调整的基本判断，以便为深入讨论国际体系找到立足点。
(一)单极、弱化的单极与国际体系的延续
在国际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一种主流认识是，冷战后的国际结构始终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美国处于国际权力结构的顶端、没有任何大国能够单独或联合起来与之匹敌是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美国新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在冷战结束之初创造了“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这一概念；①而威廉·沃尔福思的“单极稳定论”对这种观点作了系统论证和辩护。沃尔福思认为单极状态不仅是一个现实，而且与人们以往的认识相反，它比多极或两极状态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②
不过，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关美国是否衰落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③尽管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当今国际体系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这一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是对于这一体系的走向分化出“单极维持论”与“单极弱化论”两种观点。“单极维持论”认为，单极体系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甚至还在强化之中。持这一看法的学者提出了一些证明美国仍然强大的论据，比如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威力仍然无可匹敌，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也继续稳固；“9·11”之后，美国通过几场战争强化了其在全球各个地区的存在，在战略上处于优势，更有能力防止地区挑战者的出现；与传统上认为美国霸权会遭到制衡的观点相反，针对美国的制衡力量并没有形成，而且目前也没有出现的迹象。④主张“单极弱化论”的学者则认为，尽管单极体系的现实在短时期内无法改变，但这一体系已经不像冷战结束甚至新世纪之初那样稳固，在未来会向两极或多极体系转化。⑤这种论调实际上支持了多极/多极化的观点。
(二)多极/多极化与国际体系的再平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极/多极化”和“一超多强”等观点一直盛行于中国学界，也构成了中国官方对国际格局的基本判断。其实，不仅是在中国，在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政界，多极或多极化都是一种广受欢迎和鼓吹的看法。法国前外长于贝·韦德里纳对“超级强权”(hyperpower)的批判颇具代表性，也经常为人引用。他说道：“我们无法接受一个政治上单极、文化上同质的世界。我们也不能接受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强权的单边主义行径。正因为此，我们要为一个多极、多元和多边的世界而奋斗。”⑥一些著名学者也主张，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并不是单纯的单极，而是一种复合体，比如亨廷顿提出了“单一多极(uni-multipolar)”体系的看法，约瑟夫·奈则认为国际体系在军事、经济和跨国关系三个维度上存在不同的极数。⑦
根据这种观点，国际体系已经或正在成为一个多极体系，体系中有多个潜在的力量中心，它们的发展使得美国无法实现单极独霸，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状态演变。这种观点与“单极时刻论”几乎同时出现，对“单极稳定论”也始终在进行批评。比如，克里斯托弗·莱恩将那种主张美国单极能够维持国际体系稳定、可以长久维持下去的观点称为“单极幻想”。他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布由于大国竞争压力和不平衡发展动力的作用而持续变动，二流大国会重回强国行列，使得美国单极霸权难以为继。⑧不过，对于哪些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成为多极世界中的“极国家”，学界仍有分歧。约瑟夫·奈曾提出，体系在军事维度上是单极，在经济维度上是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构成的多极，而在跨国关系维度上则存在着权力分散化、无法确定极数的状况。⑨巴里·布赞认为，西欧、俄罗斯、日本、中国构成了美国之外的力量中心。⑩一些中国学者则强调，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正成为多极化趋势的重要支撑。(11)
(三)走向两极？
介于单极与多极之间，还存在一种两极状态，以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为代表。有学者认为，当前国际体系正在朝两极方向发展，而美国和中国构成未来世界中的两极，这是因为中国崛起的强劲势头以及西欧、日本在过去十多年的明显衰落使它们将无法成为未来世界中的力量中心。比如，阎学通认为，随着欧洲和日本的持续衰落，一超多强的格局已经无法维持，国际体系的发展趋势是美国与中国两个超级大国主导。(12)
“两国集团”(G2)和“中美共同体”(Chimerica)等提法是对国际体系走向两极/两极化的一种认可。“两国集团”这一概念源于著名国际经济学家C.弗雷德·伯格斯滕。(13)伯格斯滕指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以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分别代表最大的高收入工业国家与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中国目前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经济地位并不相称，美国应以更加务实、开放和积极的态度促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与其组成两国集团，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14)“中美共同体”的概念由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和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瑞克共同创造，其含义是指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与美国的过度消费共同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世界经济秩序，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是共生的利益共同体。(15)不过，“两国集团”、“中美共治”和“中美共同体”等概念提出之后引起不少批评，而中美两国近年来围绕全球经济体系改革、气候变化治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双边贸易和货币等问题的激烈矛盾表明，这些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四)无极世界？
除了从极的数量和变化趋势角度探讨国际体系的状态，也有少数学者否定“极”对于理解国际结构变化的意义。(16)比如，理查德·哈斯提出了“无极时代”(the age of nonpolarity)这一概念，他认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将转变为“无极”，即世界不再由一两个或者多个国家主导，而是由诸多掌握和行使各种权力的行为者主导。在美国衰落的背景下，国际权力结构将变得更加分散，难以找到明确的力量中心，多个大国、地区大国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共同作用和相互影响。(17)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无极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由于急剧增多的、具有各不相同却都行之有效的杠杆作用的权力中心，国际体系呈现出分散状的多极格局。(18)一些中国学者也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没有哪一种力量中心可以主导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19)简单否定了极的意义，却又未能提供一个替代性的分析概念或框架，这是“无极论”的明显缺陷。
二、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要素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发现，学术界将“极”作为确定国际结构的基本概念，但是各派论者对于“极”的判断却大相径庭，分歧主要源于未能区分现状与趋势、实然状态与理想状态。实际上，“极”的本义非常明确，就是指体系中实力相当的主要大国，根据主要大国数量确定体系中的极数。不过，单纯考察极数并不能完整准确地描述国际体系的基本状态，仅仅考察这一个变量也难以对国际结果和国家行为得出确切的结论。众所周知，哪种状态下的国际体系更容易保持稳定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争执不下的问题，多极稳定论、两极稳定论和单极稳定论都不乏支持者与反对者。(20)另外，这几种状态下大国之间的结盟是以制衡行为还是追随行为占主导也没有取得共识。(21)其实，“极”仅仅概括了国际体系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即体系中的实力分布状态。如果缺少其他构成要素，我们就无法概括国际体系的基本状态并进而判断其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因此，我们有必要着重考察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
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体系是在以主权国家为首要单元的行为体之间往来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主权国家成为体系的首要行为体之前，全球和地区体系中先后出现过部落、城邦、封建诸侯国、帝国等不同的政治实体，它们之间的交往也曾表现出与主权国家间关系类似的特征。(22)自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主权国家这种政治实体模式逐渐扩展到全球范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的首要构成单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因为主权国家是武力的合法垄断者、安全的提供者，也是个人忠诚的归属。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在互动中塑造了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而特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要素组合影响着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
各个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国际体系构成要素的界定不尽相同：现实主义强调大国间实力分布；(23)自由主义关注实力结构与互动过程两个方面，而互动过程尤其受到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的影响；(24)建构主义从文化结构和共享知识的角度定义体系结构；(25)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国际结构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国际分工格局；(26)英国学派倾向于使用“国际社会”这一概念，认为国际体系会形成一套共享的利益、规则、规范和价值观。(27)显然，出于建构一般理论的需要以及各自的学术立场，这些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作了高度抽象和简化的概括，力图从复杂现实中抽取某一据称是最为核心的要素来进行理论推理，以便获得理论结构上的简约性和解释力上的普遍性。不过，当我们将视野转向具体的国际政治现实，试图描绘某一历史阶段的国际体系所呈现的状态时，仅仅提供某一个维度的信息显然不够，比如19世纪欧洲的大国协调体系既以权力政治为基础，又体现出一定的共同规范。当然，将上述理论所提到的众多因素简单叠加也难以让我们获得对国际体系的整体认知。因此，我们还需要做必要的提炼和类型化，将某些核心要素有机组合，构建出国际体系的基本坐标系，描绘出不同阶段的基本形态和特征。
一些研究已经做了综合既有理论的尝试。比如，李少军等认为，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阐述的权力、制度和观念所指涉的就是体系的不同内涵；(28)秦亚青将国际体系要素界定为体系结构、体系制度和体系文化等三个方面；(29)陈寒溪和肖欢容则从权力分配、国际制度和共有观念等三个维度理解国际结构。(30)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阎学通指出，国际体系由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个要素构成。(31)这几种对国际体系的认识综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的核心内容。不过，这样的概括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和建构主义的体系文化/共有观念并不是国际体系的独立构成要素。就国际制度而言，这一概念本身涵盖的内容过于宽泛，涉及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等不同类型，本身可以作为一类国际关系行为体，也可以是约束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行为的规则和原则。而且，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提升不过是近几十年的现象，并不能涵盖国际体系的历史形态。关于共有观念和体系文化，建构主义尤其是温特的体系建构主义的界定过于抽象，是一种“大文化类属”，(32)无法贴切地适用于现实的国际关系，因为各国在互动时考虑的观念因素并不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等抽象的文化，而是对方国家具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根据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现实并结合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论述，本文从三个维度界定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分别是实力结构、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
实力结构是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和力量对比，它构成国际体系的物质基础。在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实力结构是国际体系最为核心的要素，它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状态以及国际行为者的互动模式。实力结构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由极数所确定的力量分布；二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差距。前者对实力的判断主要是静态的，因为极的数量在较长时段内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后者对实力的判断更具动态性，因为在某一极数状态下，不同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存在量的变化，位置排序也会发生更替，而正是这种量变积累导致质变(极本身的变化)。
根据极的数量，国际体系大致可区分为多极体系、两极体系和单极体系等。在多极体系下，存在着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大国，它们之间的实力对比基本平衡，在国际体系中相互制约；在两极体系下，存在两个实力明显超出其他国家的大国，它们之间的实力对比基本相当，不能对另一方构成压倒性优势；在单极体系下，一个主要大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体系中的其他国家无法与之抗衡。关于力量差距，有的学者倾向于计算两国之间经济、军事等关键实力指标的绝对差值，也有学者主张计算二者的比率。比如，如果根据差值计算，1991年至2011年间中美两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绝对差值从37300美元增加到41600美元，而二者的比率从67：1缩减到9:1。(33)由于国家之间的实力比较是相对的，我们在比较国家间经济、军事等实力差距时，根据比率进行计算无疑更加合理。
利益格局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就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利益分配和调整的基本规则作出的安排，较为确定的利益分配安排形成特定的国际秩序。利益格局是国际体系的又一重要维度，实力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利益格局随之作出调整。然而，利益的调整并非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持续斗争和博弈的结果。利益格局分别体现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等不同议题领域。在安全领域，大国之间的利益分配围绕着领土安排、武力的使用、核武器的拥有、国际争端和冲突的解决等展开；在政治领域，核心议题涉及外交承认、大国地位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资格等；经济领域的利益分配则表现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以及国际经济治理架构中的权力和角色等。
从历史上看，失势大国不愿放弃在原有利益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从而造成体系中的实力分布与利益分配不一致，是导致国际冲突甚至战争的重要原因。(34)进入冷战时代之前，国际体系的调整大多通过重大战争进行，战后利益的重新分配通常确立其后数十年间的大国利益格局。国际制度可以被视为利益格局的外在表现形式，尤其是国家在制度性框架安排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利益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以制度形式确定利益安排主要是二战之后形成的经验，在此之前，大国之间主要通过大战之后举行国际会议和外交协调等方式进行，只是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中，利益分配和秩序重建才诉诸较为正式的国际制度安排。(35)最近几十年间，由于国家间竞争的主要领域从领土争夺转向经济发展，也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与利益再分配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国际经济治理领域，发展中国家一直争取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完全而平等的伙伴，它们对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的要求最为强烈。(36)
观念分布是指国际体系中主导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基本类型和影响力对比。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文化和规范等观念因素在国际关系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实际上，在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中，观念因素从来都是存在的，并且发挥着重要影响。既有研究对国际社会的主要观念因素有国际行为规范、国际社会价值观、国际规范等不同表述。(37)本文认为观念分布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意识形态)之间的影响力对比，尤其是主导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内容；二是国际社会的主导行为规范与准则。前者支配国际社会的意识，决定国际社会中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后者调整国际行为者的行为，是利益分配在观念形态的深层体现。
主导观念是伴随着特定的实力结构而生成的，也会随着实力结构的变动而演化。当然，在某种主导观念生成之后，其变化也与利益格局一样不会自然发生，会显现出一定的滞后和失调。不过，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和争夺主导权的过程也会导致或强化国际冲突和危机的可能性，19世纪欧洲保守主义国家与自由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冷战时期自由主义国家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38)而具体的国际行为规范(比如主权平等、自由贸易、使用武力的条件、争端解决、核扩散等)的演化与国际主导权的竞争紧密相关。(39)
综上所述，本文从实力结构、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等三个维度来界定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相对于既有研究，本文对国际体系基本要素的认定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明显改进：首先，厘清了实力结构由力量分布和力量对比两个方面构成，弥补了单纯从极的角度讨论国际结构的缺陷；第二，明确了国际制度不能作为体系本身的要素之一，它们至多只是利益分配的一种(并非唯一或特有的)表现形式；第三，对观念的界定超越了建构主义较为抽象、略显狭隘的表述，也区分了意识形态与国际行为规范，更符合国际政治现实。就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实力结构的变化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这一变化带来了利益分配格局调整的必要性。只有当利益分配与实力结构的配置较为一致时，国际体系才能保持稳定，调整才会告一段落。主导价值的变化更加缓慢，却为体系的维系和稳定提供了深层基础。主导价值部分确认了利益分配，使各国的行为大致符合实力结构的要求。
三、中国崛起面临的体系压力与约束
上文对国际体系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作了论述，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特点进行概括，从而把握其动向和趋势。实力结构可以从力量对比(极的数量)和力量差距两方面考察。就极的数量而言，美国仍然处于国际体系实力结构的顶端，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挑战其优势地位，国际体系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维持单极状态。而从力量差距看，主要大国的实力排序和实力差距都发生着明显的改变，一些次等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实力鸿沟在缩小，另一些则在扩大；在次等大国中，以往排序靠前的国家被排序靠后的赶超。中国在实力结构中的位置明显上升，经济总量逐渐超越英、德、日等发达国家，军事实力也在逐年提升。不过，中国的崛起尚未改变实力结构的基本性质，即影响结构从单极转换成两极或多极。
由于实力结构的第二维度(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发生着显著变化，国际体系的利益格局也出现了调整的必要性，集中体现为实力上升的新兴国家要求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定权。然而，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本身是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既得利益者自愿让与的结果，因此原有的利益格局只是出现了微调，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比如，实力地位下降的西欧国家仍然在国际经济治理和国际安全架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制度中的投票权比重仍然低于一些实力较弱的国家。
就国际体系的观念分布而言，由于西方国家在实力上长期占据主导，自由主义成为体系中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民主、人权、法治等成为主导性规范，这些理念更是被推广为国际社会的“文明标准”。(40)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普适性的概念加以表述，但具体内容却反映了主导大国及其追随者的意愿。当前，西方意识形态与非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在主权、人权、武力使用等国际行为规范领域也与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话语。
新世纪以来，中国自身的发展是促成国际体系调整与变迁的重要动因之一，是导致实力结构中的第二维度变动最大的因素。不过，在既有体系下，中国的持续崛起及其作用的发挥也受到来自既有体系各个维度的压力与约束。从根本上来说，大国崛起是一个内发展过程，其动力源自一个国家的内部发展，由增长的可持续性、政治经济体制的效率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等内部因素所驱动。但是，大国崛起的方向、路径乃至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国际体系的性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强有力制约。这主要是因为，大国崛起必然意味着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改变甚至是颠覆，而既有权力结构的变更会改变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
由于实力分布的第一维度(力量对比)设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我们可以简要比较多极、两极和单极等不同格局下大国崛起面临的约束和机遇存在哪些差异。根据崛起的规模、阻力和手段等指标，我们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对这些约束和机遇加以归纳。
第一，崛起所需要的实力基础。一国在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中占据多大比重才能构成崛起，达到什么程度才能被认定为成功崛起为体系性大国或主导国家，这在不同体系下的要求并不相同。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达到主导国实力的80%左右时，才能被认定为成功崛起。(41)显然，多极体系下的实力基础要求是较低的，由于每个主导国至多能够占到体系中实力总量的10%左右，按照主导国实力的80%左右估算，当崛起国占到体系内实力分布的8%—10%时，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成功崛起了。但是，两极体系下，两个极国家分别占有体系中实力的10%—20%，只有当一国实力达到体系中实力总量的8%—16%之间的时候，才能构成顺利崛起。单极体系下的实力差距更加明显，对崛起国实力基础的要求也就更高。因为单极体系中主导国基本控制着体系的实力资源的20%以上，这对崛起国的实力基础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利益兼容性。崛起国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主导国的利益，尤其是维持自身在格局中的地位这一根本利益，对于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互动模式有着重大影响。在多极体系下，崛起国可能与一个或者多个主导国的利益是兼容的，或者与它们有共同利益，而与另外一个或者几个主导国的利益会发生冲突。尽管其崛起不可避免地冲击一些国家的权力与利益，但是在多强并立格局下，它也可以帮助某些主导国在权力斗争中维持自身的地位。在两极体系下，国际格局是以两个极国家划分的，在两极之下崛起的国家与其中某一主导国的利益相兼容，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一个主导国崛起，而与另一主导国的利益存在冲突。在单极体系下，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利益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冲突，因为主导国以维持自身主导地位为根本目标，崛起国的崛起对这一根本利益构成挑战。
第三，主导国对崛起国的制约能力。在不同的结构下，主导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限制、阻碍甚至是扼杀崛起国的崛起？在多极体系下，由于一个主导国在体系实力总量中占据的份额相对较低，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实力差距相对较小，主导国对崛起国的制约能力相对较弱。在两极体系下，主导国制约崛起国的能力明显增强，不过，崛起国可以依附于某一主导国以缓解来自另一主导国的制约。这样一种选择的悖论在于，可能受制于所依附的主导国，无法从依附性崛起转化为自主性崛起，崛起进程可能半途而废。在单极体系下，唯一的极国家或者主导国对崛起国的制约能力是最强的。
第四，崛起国的结盟模式。结盟是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寻求外部支持的重要方式，因为获得盟友的支持可以联合对抗主导国，缓解崛起压力。崛起国可以通过与别的国家结成联盟来提升自己的地位，改变既有的国际格局中不利于自己发展的方面。在多极体系下，由于崛起本身与一些主导国的利益是兼容的，崛起国很容易找到一些主导国来对抗其他主导国，而且结盟对象也很容易进行转换。在两极体系下，崛起国主要是与某一主导国结盟对抗另一主导国。在单极体系下，由于双方的实力差距悬殊，而唯一的极国家以霸权护持为目标，会巩固和强化自己的结盟，所以崛起国不仅很难找到自己的结盟对象，而且很可能遭到主导国联盟的遏制。
第五，强行崛起的可能性，即崛起国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并且可以通过武力手段改变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42)多极体系下，崛起国与主导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霸权转移战争通常是崛起国使用战争手段挑战主导国。在两极体系下，由于两个极国家相互制约，极国家会避免被拖入盟友的战争，强行崛起的可能性有所降低。在单极体系下，崛起国使用暴力手段崛起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即使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爆发暴力冲突，一般也是主导国对崛起国发动遏制性(预防性)战争。
以上五个方面是对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关系的一般性归纳，这些维度表明不同权力结构下大国崛起的条件和路径存在差异。将这些一般性归纳与当今时代的特征相结合，为我们看待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提供了基本的参照。从实力结构的第一个维度看，当前的国际体系仍然是单极结构，尽管单极显现出弱化的趋势，但仍然不利于新兴大国崛起。在这种状态下，霸权国以霸权护持为基本目标，对次等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和制约能力最强”。(43)考虑到这种体系压力，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崛起面临的挑战在于，国际体系对崛起的规模、强度和持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许多大国都曾试图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比如苏联、西欧、日本。尽管它们都曾一度有追赶美国的趋势，但最终都没有改变力量对比向美国有利的一方大大倾斜的格局，以失败告终。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压力和大国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是推动单极结构弱化的主要动力。其他国家只有继续维持甚至提升崛起的速度与规模，才可能与美国进行持续的竞争，也才能改变体系中力量分布极不平衡的现状。与此同时，在这样一种体系下，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崛起的实力提升与地位提升可能存在脱节或不匹配。即使实力地位提升了，但由于国际秩序是由既有主导国塑造的，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面临困难，而塑造新的体系也不现实。中国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显然与其实力不匹配，具体表现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的权责不符，在地区安全议题的处理和解决中缺乏主导。正因为单极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导致霸权国的国内政治及其社会性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要大于其他体系。
当然，与以往时代相比，今天的大国竞争关系也确实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利益交织程度显著提高，尤其是崛起国的崛起进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主导国所塑造的既有体制，而核武器也改变了大国之间大规模军事对抗的成本收益考量和道义考量，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崛起国推动体系转型的手段发生变化，即依靠既有体制内的渐进改革而非颠覆既有体制。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的调整既取决于崛起国的实力和意志，也取决于与主导国进行博弈的策略。即使中国和新兴大国在实力上缩小与主导国的差距，但是实现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提升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四、中国在推动国际体系和平转型中的角色定位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经历了一次重大和平转型；在后冷战时代，从美国主导到后美国世界，国际体系是否会实现和平转型？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准确界定自身的身份并据此调整战略，参与和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界围绕这些问题已经有许多讨论。
如何实现权力和平转移与体系和平变迁是一个理论难题。在许多理论流派看来，和平转移的前景并不乐观，比如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战争理论、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霸权周期理论以及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都预测，国际体系的权力急剧变动会增加战争和冲突的可能性，它们的区别只是对冲突主要由现有大国还是崛起大国引发有着不同判断。(44)即使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等一些理论分支为体系和平变迁提供了理论可能性，但这也以崛起国接受和服从主导国所确立的制度和规范为前提。(45)
在国际关系史上，国际体系实现和平变迁的案例并不多见，一些被认为是和平转移的案例也存有疑问。比如，欧美学者津津乐道的英美权力和平转移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尽管英美两国没有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但是，两次大战已经将英国从强国削弱为二流国家，二战结束后英国已经无力与美国争夺霸权地位。(46)再比如，冷战结束使得美苏之间完成权力转移，苏联的瓦解将美国送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这次转移的代价是其中一个超级大国土崩瓦解、退出强国行列，而这样的例子只能说是例外而非常态。简言之，在这些案例中，有一个明显的胜利者和一个明显的失败者，霸权国与崛起国既没有分享权力和利益，也没有观念上的和平相处。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国际体系的变迁首先始于实力结构的变动，随之而来的是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的调整。体系和平变迁的主要难题并不在于实力结构的变化，而是这一变化之后所带来的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调整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当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后，崛起国的利益要求必然会随其实力增强而扩展，而这些扩大的利益中一般存在着与主导国的利益发生冲撞的成分；在价值观和国际规范领域，崛起国与主导国也会有分歧和矛盾，这些不同的观念也会发生较量。这种实力、利益和观念的多重转移并不必然是和谐的，更可能是充满竞争和冲突的过程。实现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意味着这些维度上的变化既不对既有大国的利益和规范构成直接的损害，也能够容纳新兴大国的利益和规范诉求。因此，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关键在于，缓和崛起国在实力上升之后的利益需求以及容纳崛起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当然，这种前景完全取决于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互动，而不取决于其中一方的行为。
学术界围绕着中国崛起及其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存在诸多不同认识，主要分歧大致围绕以下几个维度展开：就现有实力而言，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世界强国”还是一个“中等强国”/“发展中国家”？就发展方向而论，中国是做一个经济大国还是也要做一个政治大国(综合大国)？从战略意图判断，中国是一个改变现状国家还是一个维持现状国家？从战略行为上看，中国是一个进攻性国家还是防御性国家？(47)这些两分法涉及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角色定位这一核心问题，即中国应该做国际体系的维持者、改革者还是革命者？不过，用一些对立的两分法来界定中国的角色固然简单明了，但非此即彼的认识也很难反映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进程本身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从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从现存体系的革命者逐渐转变为参与者、受益者和维护者。今天，中国已经比较全面地接受现行国际秩序，融入国际体系之中。而中国政府在政策宣示中也表明了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即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力图“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48)
中国在积极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获得了发展机遇，提升了自身实力，而中国的持续发展也是国际体系调整的重要动力。当然，我们会发现，中国对待既有国际秩序的不同维度也有差异化的立场，即使对自身融入最深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某些方面也会有所保留，而对全球性或地区性政治和安全治理框架的参与和塑造程度则远不及经济治理领域。之所以如此，既有中国主动的选择和考量，也有被动的接受或抵制。中国并不完全是既有体制的积极维护者，因为这一体制明显存在缺陷，某些方面不尽合理，并且缺乏公正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借用一位学者的表述，中国是一个“希望改革的现状大国”(reform-minded status-quo power)。(49)无论从自身发展需求还是从国际社会期待的角度考虑，中国都应该在参与中寻求国际体系的渐进改革，从而实现体系的和平变迁。根据本文对国际体系基本构成要素的分析，中国参与和推动国际体系和平变迁应该着眼于推动这些基本要素的良性变化。
首先，中国仍然需要保持经济成长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也要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质量，继续推动体系中的实力结构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承认实力仍然是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基本手段，那么可以肯定，其他国家只有继续维持甚至提升崛起的速度与规模，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一方面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巨大，另一方面经济总量只是一国综合实力中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在经济规模增长的同时，中国还需要提升经济质量，获得庞大的商品和金融市场、掌握先进的科技创新和研发能力，使国家实力的持续提升获得强有力的支撑。我们应该注意到，当今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失衡的体系，这种失衡使得体系对一些国家的行为缺乏约束。中国自身实力发展的同时也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这些发展中的新兴力量是推动国际体系的实力向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并且实现体系公正性的重要保障。
其次，在实力发展的基础上，中国需要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推动国际体系利益分配格局的适度调整，使之容纳新兴大国的基本要求。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影响势必比以往更加全面和广泛，必然要求在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中享有更大的决定权。中国不仅需要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中表达自身诉求、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良性改革，同时也应该在全球尤其是地区安全治理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在地区安全、国际维和、防止核扩散和环境治理等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塑造对自身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当然，为了避免对传统大国尤其是主导国的利益构成直接挑战，中国也可以与其他新兴国家在某些议题领域协调利益分歧，设定共同目标，结成相对紧密的联合阵线，促成某一领域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
最后，中国需要推动国际体系主导观念的积极变革，在接受普遍认可的价值和规范的同时，倡导多元包容的价值观念，从而获得国际社会中弱势观念群体的支持。(50)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一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主导，主权规范也越来越受到人权和新干涉主义等规范的侵蚀。尽管包含一些重要的普适性成分，这些基于自由主义的价值和规范本质上具有排他性，将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视为异己，而且强势国家借助其财富和武力加以推行。不过，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认同这套意识形态，在非西方世界存在着广泛的弱势观念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在接受普遍价值观念的合理性的同时，倡导不同观念包容性的多元共存，从而赢得更多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和支持。当然，能够促成国际价值和规范良性变化必须以一国内部属性为载体，是对其可供输出的国内因素加以运作的结果，(51)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发展出可供国际社会接受和消费的价值观念和规范。
总体而言，中国是近十年来诱发国际体系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体系和平变迁的持久性和可能性取决于中国与体系内的主导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的良性互动，同时也取决于中国自身内政外交的调适与配合。作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渐进改革者，中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体系的管理，将自身利益与更广泛的利益相结合，争取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权益，同时也承担与之相应的国际责任。以自身发展推动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过程本身，无疑对中国的外交理念、战略和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势必需要国内制度安排以及能力建设的匹配。
(文章初稿曾提交2012年10月举办的“第四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讨论，感谢刘阿明、宋国友等与会者的评论与建议。同时，感谢蒲晓宇、左希迎、陈定定在后续修改时提出的意见。文中疏漏由作者自负。)
注释：
①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Vol.70,No.1,1990/1991,pp.23-33.
②William 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1,Summer1999，pp.5-41.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64页；宋伟：《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单极地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31-39页。
③两种不同的观点可参见：Josef Joffe,"The Default Power:The False Prophecy of America's Decline",Foreign Affairs,Vol.88,No.5,September/October 2009,pp.21-35; Gideon Rachman,"American Decline:This Time It's for Real",Foreign Policy,No.184,January/February 2011,pp.59-65。
④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World Out of Bala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⑤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Spring 1993,pp.5-51.
⑥Hubert Védrine,"Into the Twenty-First",speech at the opening of the IFRI Conference,Paris,November 3,1999.
⑦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Vol.78,No.2,March/April 1999,pp.35-49；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5-307页。
⑧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2,Fall 2006,p.7.
⑨Joseph S.Nye,Jr.,"What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Vol.71,No.2,Spring 1992,pp.83-96;Joseph S.Nye,Jr.,Power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From Realism to 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2004,pp.6,38,98.
⑩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1)金灿荣、刘世强：《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对当前国际格局及其走向的反思》，《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张建新：《大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国际观察》，2011年第2期；俞邃：《当今世界格局仍呈多极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17日,A7版。
(12)阎学通：《一超多强走向中美两超，多极化式微》，《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中国崛起缔造“两极多强世界”新格局》，http://www.guancha.cn/multiple-pattern-super-country/2012_01_13_64307.shtml。
(13)褚国飞、陈文鑫：《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由来及可行性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
(14)C Fred 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Vol.87,No.4,July 2008,pp.57—69.
(15)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Chimerical? Think Again",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5,2007,p.A17;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International Finance,Vol.10,No.3,2007,pp.215—239; Niall Fergusonl and Moritz Schularick,“The End of Chimerica”,International Finance,Vol.14,No.1,Spring 2011,pp.1—26.
(16)Randall L.Schweller,"Entropy and the Trajectory of World Politics:Why Polarity Has Become Less Meaningful",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3,No.1,March 2010,pp.145—163.
(17)Richard N.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What Will Follow U.S.Dominance"，Foreign Affairs,Vol.87，No.3，May/June 2008，pp.44—56.与之类似的概念则是尼尔·弗格森的“非极时代”(apolarity)的概念，参见Niall Ferguson,"A World Without Power",Foreign Policy,No.143,July/August 2004,pp.32—39。
(18)I.赫里普诺：《正在形成的权力均衡：尚存的单极、不稳定的多极和未经检验的无极》，《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6期。
(19)刘建飞：《论世界格局中的“非极化”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4期；叶江：《有待深入研究的“无极化”》，《世界知识》，2008年第11期；叶江：《试论无极多元国际格局对全球危情与治理的影响》，《国际观察》，2012年第1期。
(20)多极稳定论以汉斯·摩根索和莫顿·卡普兰等传统现实主义者为代表，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美]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两极稳定论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参见Kenneth N.Waltz,"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Daedalus,Vol.93,No.3,1964,pp.881—909;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8，No.4，1988，pp.615-628；如上文所述，最明确的单极稳定论者是威廉·沃尔福思，参见William 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pp.5-41。
(21)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可参见刘丰：《大国制衡行为：争论与进展》，《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
(22)Robert G.Gilpin,"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304-305.
(23)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pp.99-101.
(24)Joseph S.Nye,Jr.,"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World Politics,Vol.40,No.2,January 1988,pp.235-251.
(25)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89-190.
(2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2、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27)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Ch.1.
(28)李少军、徐龙第：《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外交评论》，2007年第5期，第24-30页。
(29)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Qin Yaqing,"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Institutions,Identities,and China's Peaceful Rise",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2,2010,pp.129-153。
(30)陈寒溪、肖欢容：《国际政治结构：概念的批判》，《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
(31)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13页。
(32)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第5页。
(33)在争论美国衰落和中国崛起时，迈克尔·贝克利强调中美两国人均GDP和国防经费绝对差值的扩大表明美国没有衰落，而乔舒亚·史芬森用这两个指标的相对比率在接近加以反驳。参见Michael Beckley，"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6,No.3,2011/12,pp.41-78;Joshua R.Itzkowitz Shifrinson and Michael Beckley,"Correspondence:Debating China's Rise and U.S.Declin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3,2012/13,pp.172-181。
(34)Robert Powell,"Stabi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World Politics,Vol.48,No.2,January 1996,pp.239-267.
(35)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36)菲利普·内尔以巴西、印度和南非为例考察了新兴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争取利益再分配和身份认可的努力，参见Philip Nel,"Redistribution and Recognition:What Emerging Regional Powers Wan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6,No.4,October 2010,pp.951-974。
(37)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评析，可参见徐进：《国际社会的发育与国际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38)Robert Kagan，The World America Made，New York:Alfred A.Knopf，2012，p.74；梅尔文·莱夫勒：《冷战是如何开始的？》，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5页。
(39)阎学通：《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
(40)张小明：《中国的崛起与国际规范的变迁》，《外交评论》，2011年第1期，第36-38页；Xiaoming Zhang,"A Rising China and the Normativ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East Asi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Vol.28,No.3,2011,pp.235-246。
(41)Ronald L.Tammen and Jacek Kugler,"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No.1,2006,p.43.
(42)秦亚青将“强行崛起”定义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试图改变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体系，并将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有效手段”。参见秦亚青：《无政府文化与国际暴力——大国的强行崛起与和平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54页。
(43)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第57页。
(44)分别参见：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45)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Affairs,Vol.87,No.1,January/February 2008,pp.23-37;Jeffrey W.Legro,"What China Will Want:The Future Intentions of a Rising Power",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5,No.3,September 2007,pp.515-534; Barry 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1，2010,pp.5-36.
(46)一些研究试图从建构主义的文化认同角度理解英美权力的和平变迁，但这样的解释明显忽略了权力政治的逻辑。这类研究可参见封永平：《认同变迁：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
(47)相关的争论或评述可参见：David Shambaugh，"China or America:Which is the Revisionist Power?" Survival，Vol.43，No.3，2001，pp.25-30；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冯惠云：《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李少军：《论中国双重身份的困境与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4期；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牛新春：《中国不必急着当全球政治大国》，《环球时报》，2013年2月22日。
(48)《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是对这一点的明确主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也参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1月28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130/c1001-20367778.html。
(49)Ren Xiao,"China:A Reform-Minded Status-Quo Power?" East Asia Forum,May 16,2012,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05/16/china-a-reform-minded-status-quo-power/.
(50)张小明指出，中国的思想蕴含着一种“多元和平”的理念，其核心是承认文化多元和发展模式多样。这种理念应该可以得到国际社会中的弱势观念群体的支持。参见张小明：《中国的崛起与国际规范的变迁》，第46-47页。
(51)徐进：《国家何以建构国际规范：一项研究议程》，《国际论坛》，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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