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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001年10月，有一个英国人给中国人排名，一本叫《福布斯》的杂志排了100个最有钱的人，然后就一直争论不断，有的人说排得好，有的人说排得不好。但是不管排名怎么排的，大家满意不满意，至少这100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中坚的力量，他们每个人都有辛酸的成功故事，他们企业发展的经历对所有创业的，或者正在造就一番大事业的人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可以和他们探讨的地方。因此，11月29日晚上，当业界著名的Etalking新经济论坛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公司董事长南存辉，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总裁杨斌和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吴鹰这四位代表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请到一起时，引起了业内外的极大关注。四位财富巨子的经验之谈，引起了许多人的极大共鸣。
财富真正改变了什么
来自浙江温州的南存辉认为，财富确实会改变生活，因为有了财富会促使你想更多的财富，然后你拼命地去工作，不断去创新，为了财富而去创新。所以，大家都很忙。哪怕闲下来的时候也在想，今天过去了，明天怎么办，后天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财富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创新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就是财富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想致富的渠道很多，门路很多。但假如说钱财不是你的，你不要想天上掉馅饼给你。我这一辈子是不会爱横财的，中国人讲人无横财不富，但是我觉得横财是睡不安的，所以我认为劳动致富。劳动致富，核心的两个字就是诚信，有了诚信就能做好。”
留美归来的吴鹰说，因为我们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UT斯达康的财富体现在股票上，也许有不少人对纸钱没有太多体会，但我最有体会，一点风吹草动，公司的几百个亿就没有了，早晚相差很多。我个人认为钱其实是一个好东西，有时候我们经常说钱是万恶之源，是坏东西，但我认为关键是你拿财富来做什么，这很重要。“有钱了以后，可以有很多好的用途，提高我们文化教育水平，比如说我们西部地区，200元钱人民币就够一个小学生一年所有的教育经费，没有这200元钱就不能做。个人有一些财富，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心态，对社会负责任的心态，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所知道的比尔·盖茨这些人投资很多钱，是完全没有赢利性质的，研究怎么对付癌症，有些时候没有商业驱动，但是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觉得财富关键是看怎么来用，总的来讲对社会起好的作用。”
从荷兰回来的杨斌说，这次《福布斯》杂志先把我们评为全世界200强小企业，后评财富100强。但是评完以后，没有一个中国人向我祝贺过。而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给我排名全世界200强小企业，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已经真正地跟国际接轨，跟WTO接轨了。就是说最近很多西方的一些投资商，就是冲着这个来中国找我，要跟我合作，搞农业。“我认为，200强对我来说比财富重要得多，这是我自身的价值的体现。我们奋斗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未来的500强，只有200强成功了，才能进入500强。这是东西方认可的程度不一样。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多地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去做，并不是对财富的拥有进行祝贺。”杨斌接着说，我觉得在中国的有钱人不幸福，很痛苦，这种痛苦就是社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既然《福布斯》把我们公布了，希望社会能理解我们。我们不是为财富，这是为社会，我们这些人要这些钱干什么？最终还是服务于社会，财富最终是社会的。作为我们来说，我们需要钱，没有钱不行。要实现我自己的梦想我必须要钱，钱是我们这些企业家成功的一个桥梁，怎么把钱体现出来？把钱用出去？这是一个企业家的观念。
从西北来的刘永好比较认同杨斌的说法。他说，我们以前都比较穷，吃了很多苦。我以前曾经想过，天天有麻婆豆腐吃就是最好，今天显然办到了，所以我很满足。至于说排不排，排第几没有什么意思，排也好，不排也好，你还是你，刘老四还是刘老四，我们照样吃麻婆豆腐，照样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很重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面对一切。合法地拥有财富和对社会有利地去支配财富是同样值得社会尊重的，应该说是光荣的，首先是合法的拥有财富，什么是财富呢？实际上很简单，好像小学生，3+2-5等于0，对，老师判100分，这是一个符号，说算术正确了。而企业家在合法的前提下，通过努力得到社会的认同，社会给一个评判，财富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钱少的时候非常重要，没有钱的时候要吃饭、穿衣、住房，这是非常重要的。当超过几百万，甚至一千万以后，对个人而言，财富的意义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因为他住的、吃的、用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更多的，我觉得是社会对他的评判，还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怎么样支配这些财富，怎么样让它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怎么样对社会有所贡献。我觉得，这显得更为重要，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财富更是一种责任。
张维迎认为，对很多企业家来说，财富是为社会做贡献，作为每个人讲，你吃不了这么多财富。在竞争的环境下，追求财富，并不是说我少赚这些钱，我的生活就有多少困难，而是我少赚钱意味着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我想大家追求的是这个。你多富有和你有多少收入是两码事。英国很多没落贵族，一个大城堡值几百万英镑，但是家里很穷，吃饭很紧张。很多企业财富可能很多，但是企业里的人手头还是很紧张的。过得潇洒的人是现金流比较多，不一定财富多。
财富巨子最大的愿望
吴鹰说自己现在最大的愿望其实很简单，就是很希望我们UT斯达康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通讯产业。现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因为要成为这样的企业，不是说谁说了，自己提了就可以，杨先生也讲到了，500强，200强，我们今年UT斯达康成为小企业的第18名，我们很高兴，也有很多朋友发了电子邮件来祝贺我们。什么时候把小去掉，是最好的200家企业，这个我们很高兴了。从现在电信企业来说，还没有一家是中国人创造的企业，但是我认为，今后十年、二十年，中国最有希望、最有基础产生这样世界级电信企业。因为中国有最大的家乡市场，以家乡市场为背景，再冲向世界的时候，其实非常有利。因为规模一大了，成本下降很快，只要质量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企业，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希望我们能够做到。
杨斌则表示自己有一个一生的愿望，“这个愿望从1987年到荷兰的第一天起，我就有这个梦想，因为原来我到荷兰的时候，住的那个城市是一个农业城市，当时我左边的邻居他们人均家庭30万美元，三口人，夫妻两个带一个孩子，有一公顷的温室，种花的；右边一家是种菜的。我是苦孩子出身，我知道农民很辛苦，我就想，如果中国有这样的农业该有多好。实际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为这个梦想而奋斗。”杨斌接着说，前不久中国冲出世界杯，米卢到沈阳庆祝，住在荷兰村，“我跟他聊得很深，我说你把中国带出了世界杯，我的梦想是给中国实现现代农业。我在沈阳把我这么多年所有的一切都集中在沈阳，就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荷兰的农业模式，至于能否实现，在中国能否推广开，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有一个中国的荷兰模式农业梦。”
刘永好说，1995年的时候我到瑞士，在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那么多来自全球的大企业家和政府的政要、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非常惭愧，我不懂英文，也听不懂德语、法语，我向组委会提出一个建议，既然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全球性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盛会，为什么不用中文呢？中文是联合国法定的语言，他们说我们今后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安排。我看了很多地方，到美国、欧洲甚至第三世界的国家去旅游，宾馆里面往往都有英文，也有日文，有时还有其他文字，中文很少有。最近在亚洲，特别是泰国一些国家，逐步地开始有中文的说明了，我是希望在今后全世界很多的场合，中文多一些。华语是世界最大的一个语系，但是用得少，因为我们穷，因为我们经济力量不如人家，所以人家不用我们的语言。现在我们国家这几年在发展，开始在越南、泰国甚至在欧洲，想学中文的人多起来了。我觉得什么时候在世界一些主要的旅游地区、国际的会议上，多有一些讲中文的人，或者把中文作为主要的交流工具就好了。这说明我们中国经济真正发展了，中国真正站起来了，我想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之一。
杨斌说自己有与刘永好同样的感觉。他说，“中国人非常聪明，曾经有一个荷兰人说过，他说我们欧洲人要几代人才能创造的东西，在中国有可能三到五年就能创造出来。前一段时间，世界最大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的经理来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说亚洲最聪明的是中国人，最会做买卖的也是中国人。只要我们能团结，一定能做出很多的事情。在我的荷兰村，做了一个2米18吨的风水球，永远从西往东转，我写了一段字：三十年河西，四十年河东。今年，澳大利亚霍克总理到这儿，问我为什么写这个。我说，马可波罗到中国来，是留学来的，你们西方人到中国来是留学的，有可能未来三十年以后，西方人要学汉语，很有可能。现在在欧洲学汉语是一股潮流，我碰到一个荷兰人，他说他后悔，自己当时报大学的时候报错了，学了法语，没有学中文。因为中国现在在发展。“三十年河西，四十年河东，将来这个世界一定是中国的。”
南存辉则说，现在我的心愿是把自己的专业，我懂得的专业做精、专、强、好，做大，做久。我们最大的心愿是将来能够在东方树立起一个专业的电讯公司，朝西门子、ABB去做，把这个品牌做成全球化的，树立一个百年老店。
张维迎指出，在华人企业里面，华人在全世界富人排行榜上的位置比在全世界的企业排行榜上的位置要高得多。他说，我的希望就是通过这一次评选，中国首富100名，正像杨斌讲的，这个排名能够对他做生意很有好处。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的企业，企业的名声比企业家的名声更响亮，这样中国未来的企业才有希望，如果仅仅是有一些富人，而不是有一些成功的企业，从整个中国来讲，那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小企业如何做大
现场有听众问：“现在很多人都做企业，做一个企业，或者做一个小企业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大家很关心，你们是从什么时候把一个小企业，可能每个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可能至少其中几位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是从一个什么样的转折点做大的？”
吴鹰首先回答说，这个问题很关键，什么时候是一个从小做大的转折点。其实对我们UT斯达康来说，在我们决定合并的那一刻，我觉得是奠定了一个公司做大的基础。因为中国人是有很多优点的，非常勤奋、勤劳、聪明。但是有时候不愿意跟别人联合起来做，都愿意自己做老板，小企业。比较典型的就是在台湾小企业特别多，著名大企业不多，张先生也间接提到了。我们公司1995年的时候有两家留学生创建的公司，有一定的小规模了，那时候合并，有人质询我们为什么合并，我们当时回答是一加一大于二这个事情值得做。事实证明，一加一以后大于十，合并以后才能有软银公司的3000万投进来。并不是说我们那时候就是大企业了，当然今天也不能说是大企业了，但是奠定了很好的企业文化和基础，就是大家合起来把事情做大，资金、技术很多综合优势发挥出来了。
杨斌称自己是军校出身，学军事战略。他说，我们老师跟我们讲，打仗的时候，当你弱的时候，打最弱的环节。作为小企业，也是打最薄弱的环节，别人不做的你做。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一个人要做买卖，最关键的是了解自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1991年开始做服装的时候，我杨斌是没有钱的，我只有两万美元，当时我首先想我能干什么？第二是什么地方我能去做？当时我从荷兰到波兰买卖服装，我身边所有人都反对，包括太太在内，想不通从好好的荷兰到波兰去。这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历史剧，瓦伦萨上台以后，波兰是从90年代就WTO了，完全放开了，是市场经济。但很多人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你想从小做大，必须找最薄弱的地方去。战争和商业是一个道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军事战略考虑问题。我原来在北京搞来泰，投资很成功，那时候我感觉实力还不具备在首都搞，我就去沈阳，在沈阳我感觉是大老板，在北京是小老板，鹤立鸡群一下子就起来了。
刘永好认为，应该顺应潮流和创新结合。潮流就是改革开放这个大潮流，社会的需求大潮流，市场的需求，人们想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这个潮流我们应该去顺应，不能太超前。在80年代初创业，只要有胆量和勤奋都可以赚钱。因为那时候一方面政策限制很多，允许做了，但很多的限制；一方面很多人瞧不起，好端端的教师干吗做个体户，干吗卖鸡饲料？感觉很卑贱，压力很大。但是市场特别好，做什么赚什么，因为当时什么都供不应求。所以说，这些是最矛盾的。现在政策好了，什么都允许做了，但是相对竞争大了。创新有两个含义，一是要超前，机会来到的时候，要尽快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希望集团下海比较早一些，我们抓住了农业这个主业，比较早，人家很奇怪，干吗做农业？养猪，养鸡，做饲料，很农村的嘛。但是我觉得，正因为它很农村，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2亿人吃的问题要解决，当时改革开放第一解决的是吃的问题，我们抓住这个吃的市场。在为全国吃的问题解决上贡献一点点力量的同时，我们得到了发展。现在我觉得这个市场非常大，仍然有前景。刘永好同时认为，住的机会也已经来了，国家支持，社会的需求，所以自己也开始在住的问题上研究，做一些尝试，做一些投资，并希望也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这就是创新跟顺潮流的辩证关系问题。“包括我们是否能选准我们的产业，是否有较高的技术含量，是否我们的管理水平比别人胜过一筹，是否我们营销的手段更为创新，更适应市场，那么，我们是否找到了一个市场，人家还没有找到，或者想到的这样一个空缺。我认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期，办法是不同的，不能用同一个模式去对待。”
南存辉则结合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来谈。正泰是一家民营企业，创业17年以前，1984年的时候只有万元的资本，到了现在整个总资产是14亿，但是净资产8亿，负债40%，并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向银行贷款，主要是靠社会资本。“企业在发展的时候，如何把握住机会？如何做大？不管是国家的、国际的形势都要分析，首先关键还是自己经过这些分析，明白你自己能做什么。做电器很多人不太熟悉，我自己做了17年，我非常熟悉，而且我知道，我的对手是什么高招能够致胜。从第一次做电器开始，第一个月赚35元，我们非常满意，因为我们摸到了规律。创业当中，机会每天都在你的身边，看你能否把握住，把握的关键是准备好了没有。寻求合作，不要认为我跟你合作，利益让给你了，我们合作要抱着互相尊重、互相赢利的态度来做。合作是真诚的、互补的，一定会大于二。我自己原来什么都不懂，你说靠什么发展起来？技术没有，管理不懂，资金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靠大家，所谓的团队精神，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别人的付出，每个人都有他的作用，把每个人的积极性调动好，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学会合作，发挥团队精神，这是第二件法宝。第三不一定是“加”能够做大，有时候“减”可能会更大。很多企业在做的时候，有一定误区，有的企业一般做加法，这个行业做了，那个行业也做。但假如管不过来，最好用减法做大，IBM就是用减法把企业做大的，日本的IT产业是用加法做大，想方设法扩大，结果导致了拆卸、衰退。我觉得，从我们自己企业来看，我们确实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不懂的不做。我们把小的，把那些不关联的统统关掉了，年赢利5000万以下的厂子关掉了，因为没有竞争力，无法和大公司抗衡。”
张维迎补充指出，在企业制定战略当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从总的形势来说是一个好机会，但是仅仅有一个好机会并不一定能够成功，如果自己没有准备，自己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也不会成功。尤其我们知道，对社会创造价值，等于你能赚钱。比如说过去看耍猴的，在社会上创造价值，但是无法赚钱，因为耍完猴以后，收钱的时候，“大爷大奶可怜可怜吧！”看耍猴的人都走了，赚不着钱。耍猴的如果变成马戏团，就可以赚钱了，马戏团可以用一个圈子围起来，可以卖票，可以赚钱。我的意思是说在具体的产业当中，紧紧把握大势是一个方面，但是就是你自己是不是有真正能够赚钱的渠道，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住的非常重要，但是搞房地产很多企业也可能垮掉的。任何一个朝阳行业里面都有失败企业，任何一个夕阳产业中都有成功的企业。掌握自己的优势是非常重要的。”
财富巨子眼中的WTO
杨斌则认为，WTO对中国的种植农民来说是很可悲，但这种阵痛以后，很快会带来一种快乐。刘永好也认为，加入WTO对中国的农业是一个挑战，种植业特别是大宗粮食可能受冲击比较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养殖业会有迅猛的发展，另外像蔬菜，花卉，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也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在日本市场、台湾市场上利用这种优势、东南亚市场，甚至美国市场。“我们也考虑，把我们的企业模式，把我们的技术，把我们的这种加工生产的体系，搬到国外去，迎接WTO的挑战。现在我们在海外已经有了一些生产加工的企业了，已经在做这样的尝试了。更重要的是，通过向这些国家建工厂、建点，我们了解国际的市场。”
南存辉说，加入WTO以后，门槛放低了，应该是平等的，人家进来我们应该走出去，走出去有条件，能不能走出去，具备不具备条件，这是关键问题。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走出去了风险会更大。我们这几年一直在练自己的内功，走出去的步子是两步。第一步是从温州走向全国，也是走出去。到国外去，必须首先熟悉当地的法律，真正想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对当地的法律是必须考虑的，否则退不回来的，这就意味着全军覆没。“这几年，我们以温州作为基地，以上海作为中心，向全国进行辐射，进行了资源整合，推行本土化战略。在山东、上海、江西、安徽、陕西，在全国各地，凡是跟我们这个产业有关的，或者是大用户，我们和他们联合，或者是国有企业，或者是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第二步也已经开始了，首先把营销触角伸向国际，通过销售作为载体，在当地了解市场情况，关键是市场，需要不需要在那里建工厂。最近，我们在国外做的第二个步骤，在当地聘请一些法律顾问，把一些法律的文件做好，要进的话必须留一条退路，然后开始设自己的开发机构。第三步，我们开始准备推进工厂化。目的就是为了打破它的壁垒。虽然加入WTO，很多的门槛放低了，但是非关税贸易壁垒还是存在的。从实战的案例来看，企业首先要准备好，不要急急忙忙出去。跨出去海阔天空，关键是能不能把握得住，这很重要。不要为了进而进，要想着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