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的欧洲化与国家政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葡萄牙论文,欧洲论文,化与论文,政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初，欧洲难民危机以及英国脱欧公投等热点问题愈演愈烈，但是偏居伊比利亚半岛一隅的葡萄牙却另具一番景象。在经历了国内政治风波后，葡萄牙保持了国内政治的稳定，并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崭露头角，再度发声。2015年10月的葡萄牙议会选举导致短短11天内组阁政府两易其主，最终由社会党(PS)联合其他左翼政党组成的新政府实现平稳执政。2016年正在进行的联合国秘书长的公开竞选中，葡萄牙政府推荐的该国前总理、前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成为极具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之一。在2011年以来葡萄牙严格紧缩政策困难重重、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思潮在欧洲蔓延的大背景下，葡萄牙仍然坚定参与欧洲一体化，葡萄牙新任总统马塞洛·雷贝洛·德索萨(Marcelo Rebelo de Sousa)明确断言“脱欧公投”不会在葡发生。这与该国独特的欧洲化进程不无关联。葡萄牙在欧洲化过程中巩固了宪政民主制度，实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而提升了葡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内政治稳定。本文拟考察、分析葡萄牙的欧洲化及其对葡萄牙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 葡萄牙的欧洲化进程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启动，70年代葡提交正式申请并与欧共体进行长期谈判，1986年成为欧共体的第11个成员国。此后，葡萄牙积极参与欧洲统一货币改革并积极推动欧洲制宪议程，在不断深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逐渐推进自身的欧洲化，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欧洲化的鲜明特点。 第一，葡萄牙的欧洲化是与该国政治民主化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一方面，葡萄牙的政治民主化为该国的欧洲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在欧洲化前期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与促进作用。早在1962年，葡萄牙就曾首次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但遭到拒绝。其重要原因就是葡萄牙当时还不是欧共体所要求的、具备多元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这使得葡萄牙不满足成为欧共体成员国的核心要件。1974年“4·25革命”(又称康乃馨革命)推翻了长达40多年的极右独裁政权，确立了多党民主制的发展方向，开启了葡萄牙的民主化进程。社会党提出的“社会—民主”模式得到当时多数主流党派的支持，并在革命后奠基式的选举中取得民主合法性。①1974年5月3日，第一届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马里奥·苏亚雷斯(Mário Soares)前往布鲁塞尔与欧共体高官初步接触，表示希望欧共体给予葡萄牙成员国的身份。密切关注葡萄牙革命动向的欧共体表示，鉴于葡萄牙已经开始朝着国内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考虑开启与该国的谈判，但多元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全建立仍然是葡萄牙入盟必须满足的先决条件。1975年11月25日，葡革命进程结束后，军人统治的力量逐渐削弱，1976年制宪会议通过新的民主宪法，新的民选总统以及政府诞生，葡由此完成了由独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新的葡萄牙政治精英阶层表现出参与欧洲一体化的强烈愿望，执政者将其视为巩固民主制度的“唯一有效途径”。②1977年2月28日，时任总理的苏亚雷斯正式提交葡萄牙加入欧共体的申请。随后，经过与欧共体长达7年的正式谈判，葡萄牙最终于1986年1月1日加入欧共体。 另一方面，葡萄牙的欧洲化巩固了国内政治民主化的成果。葡萄牙努力加强本国法律与该地区性国际组织条约及规则之间的兼容性，从启动欧洲化进程伊始，尤其是加入欧共体/欧盟后，屡次修订本国宪法，以适应欧共体/欧盟的制度要求。1976～2005年间，葡总共七次修宪，这是该国历史上修宪频率最高的时期。具体而言，1982年宪法规定以宪法法院取代革命委员会，实现了葡萄牙政治体系的公民化。1989年宪法平衡了公共与私营部门的关系，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开辟了道路。1992年宪法授权议会表决欧盟相关议题，实现了葡萄牙政治制度与欧盟政治制度的首次融合。1997年宪法加强了葡萄牙的民主责任制，在政党财政透明度与问责制方面也取得了部分进展。③2001、2004以及2005年的宪法帮助葡萄牙更好地适应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内容包括：适应欧洲的国际正义，在本国宪法中集成欧盟宪法和法律的内涵，加强国家法律与欧盟条约及规则之间的兼容性，允许开展针对欧盟条约的公投，旨在促进欧盟的深化发展等。④通过参照欧盟标准的多次修宪，葡萄牙的宪政秩序得以加强，民主政治制度进一步巩固。研究葡萄牙政治的学者若泽·玛果纳(José M.Magone)评论称，1986年至今可视为葡萄牙民主化的巩固阶段。⑤ 第二，葡萄牙的欧洲化正是葡国家逐步现代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葡萄牙通过融入欧洲，完成了其他欧洲国家大约需要半个世纪才得以实现的现代化进程。葡萄牙加入欧共体/欧盟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起，受益于欧共体/欧盟通过结构基金、聚合基金等方式所提供的经济援助，在经济基础与社会服务的各方面都明显缩小了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葡萄牙加入欧共体之后，根据缩小差距的政策目标，以结构基金与聚合基金为核心政策工具的欧盟区域政策针对葡萄牙的援助在最初阶段主要集中于对固定资产的投入，包括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企业生产设备等，较快扭转了过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状况。1989～2011年，欧盟结构基金与聚合基金对葡萄牙的援助金额共计961亿欧元。葡萄牙国内根据欧盟援助进行配套投入，同一时期内国内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匹配投入经费则分别为475亿欧元、340亿欧元。援助的成效很快显现出来。一是葡萄牙的经济发展更快、更稳健。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对于欧盟平均水平之比由1985年的52.8％升至1999年的73.3％；葡的生产力水平相当于欧盟平均水平之比从1985年的49.3％升至1999年的65.8％。同期内，葡萄牙的通货膨胀率则是从19.4％降至2.3％。公共财政状况也明显改善，1985～1999年间，政府总体收支平衡占GDP百分比从-10.5％增至-1.9％，政府债务占GDP百分比从60.8％降至56.1％。⑥葡萄牙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大规模普及家用电视机、电话、空调、暖气、洗碗机与汽车等日用生活设施，以及大规模改善国家交通路网与市政建设等，均显著改善。二是葡萄牙的社会发展水平全面得到提升。在人口指标方面，出生率大幅下降，从1960年的24‰降至1997年的11.4‰，接近10.8‰的欧盟平均水平，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更趋合理；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葡萄牙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欧盟先进成员国也日趋接近。⑦葡萄牙是一个由传统经济、产业主导的国家，一直以来渔业、葡萄酒制造业、纺织业和服装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最多，但加入欧共体/欧盟后，为了达到共同经济发展目标和促进本国的产业升级，葡萄牙参照欧盟发达成员国调整了自身的劳动力结构，大幅提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所占比重，如生产服务业、通信业、汽车零部件加工业等，劳动力结构更趋合理。到20世纪末，相比20世纪60年代早期，葡萄牙第三产业雇员数量增幅超过50％，此外，葡萄牙的社会服务也在不断向欧盟标准靠近，医院床位与医护人员数量大幅增加，医疗服务水平显著提高；教育投入加大，并通过加入欧盟的教育改革如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葡国民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 第三，葡萄牙的欧洲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曲折中逐步向前发展的。尽管加入欧共体/欧盟后，葡萄牙现代化水平得以显著提升，但主要集中于葡以成员国身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最初15年。进入21世纪，随着欧盟的东扩，葡萄牙从欧盟成员国身份中获得的直接红利相对减少，加之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的逐步推进，葡需要达到实现欧盟共同目标的要求越来越高，葡自身的欧洲化进程也开始在不同方面遇到困难，呈现出波动的态势。有学者将葡加入欧共体/欧盟后以成员国身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30年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审慎与实用主义的适应期(1986～1992年)、积极热情的“聚合”(convergence)期(1992～2000年)、重返实用主义的“离散”(divergence)期(2000年至今)。⑧具体地说，葡1986年入盟伊始，恰逢欧共体加快推进欧洲一体化，对《罗马条约》进行首次修改并形成《单一欧洲法案》，确定了1992年年底前建成单一市场的目标。葡由于各方面基础相对薄弱，起初以审慎的态度适应欧洲一体化进程，以配合式参与为主，也开始接受来自结构基金等政策的援助。1992年，以首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转折点，葡开始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主动寻求聚合式发展，并试图发挥一个边缘国家对欧盟决策中心的影响力。例如，葡成功确保了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以国内议会迅速通过的方式支持《阿姆斯特丹条约》等各项盟约，2000年第二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批准了里斯本战略，积极参与尼斯政府间峰会并在会上扮演了代表中小国家向欧洲大国表达利益诉求的领导角色。 然而，尼斯峰会后签署的《尼斯条约》以及随之而来的欧盟东扩客观上给葡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欧盟的援助性政策开始朝中东欧国家倾斜，葡萄牙逐渐丧失其竞争优势。经济结构本来就相对脆弱的葡萄牙在2008年之后难免遭受欧债危机的深度冲击。这一时期，葡经济增长逐渐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与“聚合的盟友”之间呈现出“离散”式的发展趋势。⑨葡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不足，与欧盟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开始重新拉大，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增大等社会问题重新凸显，广大民众对欧洲化的态度开始转向消极。但是，葡国内主流政界尤其是精英阶层认为，欧洲化已成为该国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即便在受到欧债危机猛烈冲击后，葡萄牙政府也依然积极参与实施“新里斯本战略”与“欧盟2020战略”，并在接受“三驾马车”(欧盟、欧洲央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援助后严格按欧盟要求执行财政紧缩政策。此外，葡萄牙在接收难民问题上再度成为欧盟“好学生”，完成接收2015年5月、9月欧盟分摊及追加分摊的难民数额，到2016年5月已成为“继法国之后，接纳从希腊、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国家输入的难民数量第二多的国家”⑩。 葡萄牙的欧洲化实际上是葡萄牙寻求参与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防卫等各项事务的过程，集中体现在葡萄牙的外交实践中。欧洲化对葡萄牙的外交理念、外交行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为葡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欧洲化唤醒了葡萄牙的大国雄心。历史上，葡萄牙曾是开辟新航线和发现新大陆的先驱，最早成为横跨欧洲与大西洋的殖民强国与海上霸主，但从17世纪起逐渐走向衰落，直到加入欧共体/欧盟后，沉寂了几个世纪的葡萄牙重新活跃于国际舞台。复苏后的葡萄牙在外交政策方面不断强化其三大支柱，分别是：与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组织之间的跨大西洋合作关系；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地区合作关系；与其他葡语国家之间形成的语言文化共同体。随着葡萄牙欧洲化的推进，积极发展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葡萄牙外交政策的核心，并成为葡萄牙协调三大外交支柱之间的关系，以及为自身创造良好外交环境的重要手段。 在欧洲化进程中，葡萄牙通过参与欧洲共同体和欧盟的机制制定及具体事务，逐渐提升其在欧洲事务中的决策权与话语权。成为欧共体/欧盟成员国之后的葡萄牙在欧洲决策机制中拥有了投票权，可以对影响其本国发展的欧洲政策进行表决。葡也抓住其三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遇努力提升其作为一个小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葡通过搭建桥梁的方式将欧洲与葡语世界连接起来，帮助拓展欧洲共同外交的范围，也借助欧盟的国际影响力巩固其在“葡语国家共同体”(CPLP)中的领导地位。其具体措施包括：促成欧盟与巴西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召开欧盟—非洲峰会等。葡也注重提升其对欧、对美关系之间的协调性，凭借美国的实力增加自身在欧洲共同安全问题中的谈判筹码，也凭借自身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优势巩固其在美国主导之北约阵营中的地位。此外，在与西班牙同步谈判加入欧共体以及共同参与欧洲水治理、渔业、地区合作等事务的过程中，葡与邻国的对立关系显著改善，结束了长期被强邻屏蔽于欧洲大陆一隅的处境，开始与西班牙联合在欧洲事务中频繁发声。 葡萄牙的上述努力收到了较好的成效，集中显现为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较为典型的例子是葡通过积极斡旋，敦促国际社会解决东帝汶人权问题并助其实现国家独立。东帝汶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1974年“4·25革命”后开启民主化进程，逐渐放弃全部海外殖民地。在东帝汶独立过程中，葡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发生了政见分歧，印尼借机入兵，并宣布东帝汶归印尼所有。葡随之与印尼断绝外交关系并提请联合国解决东帝汶问题，但由于自身力量单薄而并未能推动问题的解决。葡萄牙成为欧共体成员国后，形势开始变化。葡通过否决欧共体关于印尼问题的决议，促使欧共体将东帝汶问题列入议程，并通过其他欧共体成员国以及美国共同向印尼政府施压，敦促其就东帝汶问题进行谈判。此外，葡在1992年1～6月间借用其轮值主席国的身份，极力主张维护东帝汶通过公民投票实现民族自决的权利。葡凭借其在该问题上的外交斡旋举措获得1996年诺贝尔和平奖。(11)在1999年实施的公投中，78.5％的东帝汶公民选择独立。但是，印尼仍不撤军。葡借助其在北约框架下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向美施压，促美采取行动。(12)同年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负责全权管理东帝汶正式独立前的一切事务。2002年，东帝汶成为21世纪首个获得独立的国家。独立后的东帝汶选择将葡萄牙语确定为官方语言，葡萄牙领导下的葡语国家共同体再添一员。 欧洲化集中体现于葡萄牙的对外政策层面，但更有赖于其国内政治的支撑，由此对葡萄牙国内政治发展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葡萄牙的欧洲化过程中，随着其宪政秩序的不断完善并与其他欧洲国家逐渐趋同，以及葡萄牙议会与欧洲议会之间的深度融合，葡萄牙政体中三个核心要素即共和国总统、议会与政府的产生或构成日益规范化和制度化。同时，葡的政党政治也逐渐趋于稳定，主要政党以及主要国家领导人逐渐形成支持欧洲一体化与葡欧洲化进程的共识。这一切整体加强了葡国内政治的稳定性。 首先，欧洲化对葡萄牙的民主化、宪政化起到了推动作用。革命后的葡萄牙于1976年颁布了共和国宪法，同年开始举行议会选举。葡政治民主在起步阶段并不完善。在随后的七次修宪过程中，葡萄牙努力调整国内宪制以适应欧洲通行的民主宪政准则。例如，1982年第一次修宪的主要成果是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并规范了总统选举的程序。革命委员会被一分为二，新建宪法法院与国家咨询委员会，总统任期则被限定为连任不得超过两届。(13)可见，通过1982年修宪，葡萄牙清除了有军事背景的集权统治力量，也限制了民选总统的权力。再如1989年的修宪，开始在葡萄牙创建公民投票制度，结束了该国从未有过公投的历史。此次修宪只是允许由政府或议会在特定情况下发起公投，1997年的修宪则将拥有公投发起权的主体由政府或议会拓宽至公民组织，并允许它们就国际条约相关问题发起公投。现实操作中，葡萄牙总共举行了三次全民公投，分别是1998年与2007年的呼吁堕胎合法化公投以及1999年关于创建区域权威的公投，其中，只有2007年的第二次堕胎合法化公投取得了成功。(14) 其次，随着欧洲化的不断推进，参照大多数欧洲国家标准建立或调整的葡萄牙国家权力机构日趋稳固，国家决策机制越来越规范。葡萄牙议会在1976～1985年间是完全依靠全会的组织机制，议事效率低下。议会中尽管成立了不同的委员会，但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并未成为其工作的主导力量。(15)1986年起，葡萄牙的欧洲化进程加速，使得葡有了更多机会参考、借鉴欧洲议会以及欧盟其他成员国议会的组织模式，进而优化本国议会运行机制。在欧洲事务委员会大会(Conference of European Affairs Committee)制度下，葡萄牙议会可以与其他国家议会充分交换信息。在学习效仿与实践探索的过程中，葡萄牙对其议会进行了多次改革，完善了全会的组织结构，并强化了各类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如今，议会的大多数工作都是在委员会层面完成，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机制的规范化同样作用于政府的运行于更替上。从马里奥·苏亚雷斯第一政府开始，葡参照法国政府的运行模式创建了政府协调机制。(16)此后，葡未再发生过政变，政府的运行一直按照法律制度进行。葡萄牙第三共和国1976年诞生至1986年的10年间总共经历10届政府，每届政府存续时间约为1年；而1986年加入欧共体/欧盟至今的30年间仅经历11届政府，每届政府存续时间约为2.7年，政府及其首脑的更替和连任已经走上法律和制度的轨道，增强了国家的政治稳定性。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一个国家政府的寿命/存续时间也是反映其政治稳定性的标准之一，一个较为稳定的政府通常表现为存续时间更长。(17) 最后，欧洲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协调总统与议会、不同政党的粘合与催化作用。由于葡萄牙是典型的“半总统”(semi-presidential)制国家，虽然政府对议会负责，但总统在特定情况下具有显著的政治影响力。如果总统与议会以及主要政党之间在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葡萄牙的民主程序可能会变得异常复杂，进而不利于国家稳定发展。在欧洲化问题上，葡历届总统、各主要政党都高度一致地持有积极支持的态度。尤其在欧洲化进程中，葡不同政党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逐渐发展成为两个主要政党轮流执政的稳定格局。葡萄牙学者若泽·玛果纳(José Mária Magone)在斯蒂芬诺·巴托里尼(Stefano Bartolini)对欧洲一体化促进欧盟国家系统重组研究的基础上，对本国政党对于欧洲化的态度进行梳理后确认：在葡轮流主导政坛的两个最大党派即社会党与社会民主党均为欧洲一体化强有力的支持者。(18)可见，在葡萄牙，欧洲化成了促进各种政治力量协调、合作的酵母，驱动其国内政治朝着更加平稳有序的方向发展。 葡萄牙的欧洲化是葡国家发展的历史性进程，已经并将继续对该国外交、内政产生巨大影响。但是，不可回避的是，葡萄牙在欧洲化过程中的确遇到了诸多问题，比如重外部环境建设而轻内部结构调整、强调精英主导而忽略民众诉求等。这些问题如若不能妥善处理，都将成为葡国家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也将导致葡下一阶段的欧洲化进展乏力。 葡萄牙原有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在欧洲化的进程中既需要追求在面上的一体化，通过外交与其他欧洲国家保持一致，更需要下大力气深化国内发展方式的转型，提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追赶欧洲水准。但在实践中，葡在这方面失之偏颇。以葡萄牙积极主动加入欧元区为例，为了能赶上1999年实现“单一货币”这趟车，葡萄牙于1992年4月便积极申请成为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ERM)的成员国。之前6年来，葡萄牙已明显从欧洲化的进程中受益，而加入ERM能加速葡与欧洲的融合并提升本国在欧共体中的地位，也有可能助葡解决通货膨胀等国内经济问题。加之1992年，恰逢葡首次担任欧共体轮值主席国、该国宪法授权议会表决欧盟相关议题，实现了葡政治制度与欧盟政治制度的首次融合。因此，葡萄牙看似出人意料的举措并非毫无根据，这一经济外交的举动更是一次政治上的表态。然而，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ERM成员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葡加入ERM是条件并不成熟的仓促之举。有学者当年就分析预测了此举的机会成本将大于其收益，主要表现为：加入ERM，将减少“铸币收入和隐性税收入”，从而使葡萄牙债务累积增加；加入ERM，会让过去的管理浮动汇率制转变为仅有6％波幅的固定汇率制，这将使葡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失去运用灵活的汇率工具调整的能力。(19)这一判断在后来的危机中均得到了验证。欧债危机并非葡萄牙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只是恶化该国经济状况的条件。21世纪伊始，葡萄牙就已经开始进入发展滞缓期，客观原因之一可以说是由欧盟的东扩而致葡比较优势的丧失，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葡没有足够重视并调整其内部经济结构以及国家发展动力等，从而使得葡在用尽前期从欧洲援助中得到的红利后，缺乏发展后劲，国家治理乏力，以致错过许多欧洲化为其提升综合国力带来的机遇。 此外，葡萄牙的欧洲化具有明显的精英主导特征，政治精英在欧洲化过程中并没有太多考虑平民阶层的利益诉求，客观上导致了两者之间逐渐呈现出割裂状态。而这种割裂状态已逐渐发展成为葡国内政治稳定的隐患。从国内政治的参与度看，葡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投票率皆呈逐年下降趋势。根据当代葡有关方面的数据，葡议会选举的投票率1975年第三共和国时期(首次)为92％，到2015年则降至56％——为40年来的历史最低点；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峰值为1980年的84％，2016则降至49％。(20)葡社会组织力量向来比较薄弱，民众并没有太多与政治精英阶层充分对话的机会，因而选择用越来越不关心国内政治的方式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同样，葡萄牙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随着加入欧盟对葡国内发展的影响而变化。有欧洲来源的数据显示，葡萄牙人认为本国加入欧共体/欧盟“是一件好事”的比例1986～1992年间为60％以上，2000年起至今降至40％左右；而认为葡萄牙加入欧共体/欧盟“不是一件好事”的民众所占比例却自1992年起明显上升。(21)可见，葡萄牙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与政界精英的态度并不一致，这使葡萄牙的欧洲化前景有了不确定性。 放眼未来，欧洲化是否将继续有助于葡萄牙的政治发展与国家进步?目前尚难对此作出明确判断。近年来，随着欧盟自身不稳定性的增加，英国脱欧、意大利债务危机等都是有关邻国在欧洲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它们难免不会对葡萄牙造成冲击。葡融入欧洲的程度越高，其国内政治受到欧洲事务影响的力度就越大。伴随主权债务危机，葡萄牙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概率似有明显提升，虽然最终都能以平稳过渡而告终，但其背后的风险值得警惕、需要防范。例如，刚刚平息的葡萄牙议会选举与国家预算案风波，首次改变了葡40年来的政党执政格局，几乎同时履新的议会、政府与总统将葡国内政治带入新阶段。首次联合执政的左翼各党派会表现如何、前途如何还需拭目以待。在“聚合—离散—再聚合”的曲线式欧洲化道路上，如果葡萄牙能继续保持国内政治的稳定性，并能继续借助欧盟的力量真正促进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综合国力的提升，又能与欧洲加深融合，葡就将能够在不断蔓延的疑欧主义势头中坚定欧洲化方向，为国家稳定发展和欧洲团结释放出更多、更大的正能量。 注释： ①José Mária Magone,The Developing Place of Portugal in the European Union,Transaction Publishers,March 1,2004,p.27. ②Josá Mária Magone,The Developing Place of Portugal in the European Union,Transaction Publishers,March 1,2004,pp.28-29. ③José Mária Magone,The Developing Place of Portugal in the European Union,Transaction Publishers,March 1,2004,pp.36-37. ④[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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