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報刊中的二十世紀中國哲學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世界论文,近現代報刊中论文,世紀中國哲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國哲學從古至今，其傳播媒體伴隨着科技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經歷過許多變化，產生了從竹簡木牘到紙質圖書再到網絡新媒體等不同形式。19世紀以來近現代報刊在中國的出現和發展，不僅爲人們提供了一種紙質新媒體，也使信息傳播和思想交流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快捷、及時。對於中國哲學的傳播媒體來說，這是一次劃時代的重大變化，形成了中國哲學發展的新特點，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和傳統更新。因此，若要深入瞭解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就需要探討近現代報刊與20世紀中國哲學的聯繫，以及由此而來的對20世紀中國哲學開展的影響。 一 近現代報刊與中國哲學發展的新空間 鴉片戰爭前後，近代報刊作爲一種新的媒體開始在中國出現；特別是自19、20世紀之交開始，現代報刊在中國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近現代報刊在中國的出現和發展，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使中國人不僅能夠及時便捷地瞭解天下之事，而且能夠卓有成效地拓展思想空間。隨着近現代報刊的發展，一些報刊不再滿足僅僅報道時事、評論政治、傳播逸聞、發表小說故事，而開始爲高深玄奧的哲學留出一定的位置，向讀者提供更爲高級精美的精神食糧。一些有關哲學的文章，由此開始出現在近現代報刊上。這就使中國哲學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 由來華傳教士所辦的《萬國公報》，從1868年創辦到1907年停刊，歷時近四十年，是晚清時期著名刊物之一。①在該刊龐雜的內容中，具體到哲學領域，不僅有對基督教哲學的宣傳，還有對西方近現代哲學的介紹，以及對基督教與中國儒、道關係的探討。例如，1878年出刊的《萬國公報》第505卷至513卷，連載了培根(F.Bacon，1561-1626)名著《新工具》的中譯本《格致新法》，譯者慕維廉(W.Muirhead，1822-1900)爲此撰寫《小序》稱： 嘗思治平之學，格物爲先。而製造之方，致知尤賴。所以格致一門盡人所宜講求，亦今日所爲急務者也。夫《大學》所謂“格物致知”、“本末兼賅”，不獨繫乎性理，又繫乎天地萬物，備於我前，必當考其底蘊，知其義理功用大矣哉。然而華士素所心究者鮮矣。或曰：未嘗學問，向遵古訓，不尚奇巧。或曰：斯理深奧，殊難索解，誰可探索其蘊?人雖交乎天地之中而四方妙旨大用莫不加察。西國夙昔士人亦然。設有考究天地功用，內心理學則必依前人之遺傳，鮮有作新之妙意，不知其間諸謬亦無實用攸閑之事焉。逮夫明季有英士名曰培根，官至尚書，學問淹博，著書富有。其《格致新法》一書尤爲推重。其意更易古昔之遺傳，盡人探求天地萬物，兼綜條貫，精察物理，豈可茫然莫辨，徒從古昔遺言哉?是書聲名洋溢，始焉雖若扦格不入，而於二三百年之間凡有志修明者莫不奉爲圭臬。今余翻譯華文，逐漸登報以博衆覽，俾好學深思之人考訂有具，非鑿空爲難耳。惟願人人通曉新法，不求精而日精者矣。將見人才輩興，政務裨益，夫豈尋常學問所可同日語哉?② 這篇序言，實爲一篇見解精闢、論說有力的哲學短文。它通過中西方學術傳統的簡要比較，強調了培根《新工具》所提倡的新的認識方法對於人類思想發展的重要意義。慕維廉提出把此書中譯本“逐漸登報以博衆覽”，可見在當時報刊上發表哲學著譯已漸成常態。這篇序言對研究近現代報刊與中國哲學發展的關係史，當是一條重要的史料。 今天與英語“Philosophy”一詞相對應的漢語“哲學”一詞，並非中國古已有之的概念，而是19世紀下半葉日本哲學家西周(にしぁまね，1829-1897)將漢語“哲”、“學”二字結合而成。“哲學”一詞爲中國學術界接受並使用，近現代報刊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898年，梁啓超(1873-1929)在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於這一年11月在日本創辦中文刊物《清議報》，繼續鼓吹維新變法。在《清議報》第1冊上，首先刊登了《橫濱清議報敍例》，其中指出：“本報所刊錄約分六門：一支那人論說，二日本及泰西人論說，三支那近事，四萬國近事，五支那哲學，六政治小說。”③在這裏，“支那哲學”被列爲六門中的一門，不僅表明“哲學”一詞已進入中國近現代報刊，而且顯示哲學類的文章在這些報刊中開始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清議報》自第2冊起，在“支那哲學”專欄中連載譚嗣同(1865-1898)的遺著《仁學》。後來梁啓超在談到《清議報》與當時諸報刊相比較所呈現的特色時，列舉了四端：一曰倡民權，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厲國恥。他認爲：“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④其中的“衍哲理”，就是指對東西方哲學思想的介紹。刊載《仁學》，傳播譚嗣同的哲學思想，正是《清議報》“衍哲理”的首要之舉。1901年，在《清議報》出刊一百冊時，梁啓超在總結中稱：“其內容之重要者，則有譚瀏陽之《仁學》，以宗教之魂、哲學之髓，發揮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衝重重之網羅，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爲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爲吾人所不敢言，實禹域未有之書，抑衆生無價之寶，此編之出現於世界，蓋本報爲首焉。”⑤梁啓超創辦《清議報》，其目的當然在於現實政治而不在於哲學研究，但《清議報》對哲學內容的重視和凸顯，則無疑對推動中國學術界接受和使用“哲學”概念起了重要的示範作用。 二 近現代報刊與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啓 報刊在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的大發展，使得一些中國哲學家開始自覺地與報刊建立起密切聯繫：一方面關注報刊上所發表的哲學著述，以此來把握中國哲學的新走向；另一方面積極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使自己的哲學思想獲得迅速的傳播，在中國思想界產生大的影響。不僅如此，這一時期的中國哲學家，還往往親自參與創辦、主持報刊。以嚴復(1854-1921)、章太炎(1869-1936)、王國維(1877-1927)三位哲學家爲例，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時期中國哲學開展的新特點。 嚴復是19、20世紀之交站在中西古今哲學交匯點上的哲學家，是20世紀中國哲學中科學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思潮的開啓者，對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和傳統更新做出了重大貢獻。嚴復在中國思想界產生影響，始於1895年他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四篇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他不僅從西方引入經驗主義作爲新的中國哲學的基礎，主張“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爲不易”⑥，而且倡導自由、民主等新的政治哲學觀念，強調“以自由爲體，以民主爲用”⑦。後來的研究者對此評價甚高，認爲就嚴復所寫全部論文看，“在維新運動時期，在《直報》上最早發表的四篇論文是最重要的”⑧。這些論文由於發表於報紙，因而不僅及時，而且影響很大。特別是《辟韓》一文，將批判鋒芒直指韓愈的《原道》，發出“秦以來之爲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⑨的尖銳指責，後來的研究者稱譽爲：“《辟韓》之出給當時的封建社會以極嚴重的打擊。”⑩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1837-1909)讀後大爲驚懼，特命屠守仁(1829-1900)作《辟韓駁議》加以反擊。這從反面表明，嚴復的論文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嚴復不僅在報紙上發表論文，而且還與幾位朋友在天津創辦了《國聞報》，既撰寫時政評論，也撰寫哲學論文。該報所刊嚴復的文章《西學門徑功用》，就是一篇重要的哲學論文。他在文中指出，古代的學以窮理主要依靠考訂與貫通兩種方法，前者聚列同類事物而各著其實，後者類異觀同而道通爲一；“中西古學，其中窮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僅此兩層。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誤，於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層，謂之試驗。試驗愈周，理愈靠實矣”。(11)他接着介紹了西方實驗科學方法，認爲：“格物窮理之用，其塗術不過二端：一曰內導，一曰外導。……如化學、力學，如天、地、人、動、植諸學多內導。至於名、數諸學，則多外導。學至外導，則可據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時也。”(12)他在這裏所說的“內導”，又稱爲“內籀”，即歸納方法；所說的“外導”，又稱爲“外籀”，即演繹方法。在這兩種方法中，歸納方法是從經驗中獲得知識的基礎，而演繹方法則使這種知識具有了普遍性。因此，他在這篇文章中特別強調了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所言：“能觀物觀心者，讀大地原本書；徒向書冊記載中求者，爲讀第二手書矣。”(13)嚴復所引入和倡導的西方經驗主義，在此文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章太炎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其革命活動和哲學探索也是與報刊相聯繫的：1903年，他因“《蘇報》案”入獄，成爲名重一時的有學問的反清革命家；1906年，他出獄後流亡日本，受到革命黨人的熱烈歡迎，成爲孫中山(1866-1925)領導的中國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的主筆。在抵達日本後的革命黨人歡迎會上，章太炎在演說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綱領：“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14)這篇演說記錄發表於《民報》第6期上。以後，他在《民報》上相繼發表了《俱分進化論》、《無神論》、《革命之道德》、《五無論》、《四惑論》等一系列哲學論文，進一步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這些論文反映了章太炎哲學思想在完成《訄書》修訂後所出現的新變化：對於嚴復開啓的科學進化論提出了尖銳質疑，從而在中國科學主義思潮上打開了第一個缺口；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予以了重新肯定，從而開啓了20世紀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發展。如在《俱分進化論》中，他提出了不同於科學進化論的俱分進化論，指出： 進化之所以爲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並進。專舉一方，惟言智識進化可爾。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如罔兩之逐景。(15) 該文借助《民報》的廣泛傳播，在當時頗有影響。在法國出版的中國無政府主義刊物《新世紀》，就刊載了李石曾(1881-1973)署名“民”的《金錢》一文與之呼應： 讀《俱分進化論》，不禁廢書而歎曰：世界社會，果終於雙方並進，永無衆生平等世界極樂之曰乎?若是，則世界社會之擾擾攘攘，日言進化何爲哉!不如單簡度日，善不進，惡不滿，福不增，禍不盈，崇尚無爲，優遊山中而死可耳，何必竭體力，窮智識，廢時日，絞腦髓，名爲增幸造福，而實不啻助罪長惡哉!然則人人何不作如是想，敝屣一切，以脫離此禍盈惡滿之世界?無已爲金錢所迷，不得不如是耳。(16) 中國哲學家在日本與法國之間這種遠距離的呼應，在近現代報刊在中國出現之前，實在是難以想像的。 王國維在20世紀最初五年間，曾對哲學抱有很大興趣並作了有深度的鑽研，在刊物上發表了一大批哲學譯文和論文，是當時最重要的哲學家。這些論文大多發表於羅振玉(1866-1940)1901年在上海創辦的《教育世界》半月刊上。自該刊創辦之初，王國維就不斷發表著譯文字；1904年該刊改版，由發表譯文爲主轉向發表中國學者自己的文章，爲王國維的哲學思考與寫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王氏成了該刊事實上的主編”(17)。其中，有兩篇署名論文對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啓尤爲重要：一篇是《哲學辨惑》，1903年發表於《教育世界》第55號；另一篇是《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1906年連載於《教育世界》第118、119號。在前一篇文章中，他批評晚清重臣張之洞、張百熙(1847-1907)把哲學視爲“有害之學”和“無益之學”，強調“哲學爲中國固有之學”和“中國現時研究哲學之必要”。(18)在後一篇文章中，他批評張之洞、張百熙、榮慶(1859-1917)於1903年制定並實施的《奏定學堂章程》，指出章程在京師大學堂所設的八個學科(經學、政治、文學、格致、農業、工藝、商務、醫術)中唯獨缺少了“哲學”，“其根本之誤何在?曰：在缺哲學一科而已”(19)。對此，他提出一個補救方案：在大學中不再專門設立經學科，而是把它併入文學科，在文學科中分設經學、理學、史學、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五科，其中經學的科目設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心理學、倫理學、名學、美學、社會學、教育學、外國文，理學的科目設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印度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心理學、倫理學、名學、美學、社會學、教育學、外國文。經學與理學的科目實際上類似，衹是後者此前者多出印度哲學史一科目。今天看來，王國維在此已經明確規劃了中國現代大學哲學系的基本科目和教學內容，確實富有遠見卓識。後來的研究者認爲，王國維的這一方案，“雖無哲學科之名，卻有哲學科之實”(20)。這後一篇文章影響很大，同年出版的《東方雜誌》特地加以轉載。王國維以一介書生，敢於公開發表文章提出與當權者不同意見，除了學識和勇氣之外，也與近現代報刊的傳播作用密不可分. 正是看到了近現代報刊在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啓中所發揮的重要推動作用，後來的一些學者爲了進入學術圈和哲學界，特地選擇以創辦學術刊物作爲門徑。以徐復觀(1903-1982)爲例，他之所以能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由國民黨要員轉變成現代新儒學大師，第一步就是從蔣介石(1887-1975)那裏要了一筆經費，以創辦學術刊物《學原》作爲進入學術圈和哲學界的開端；之後，他通過辦刊，聯絡衆多學者，建立起與學術圈和哲學界的廣泛聯繫，逐漸由赳赳武夫成爲文化人。 三 時政—思想性報刊與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 與20世紀中國哲學密切相關的中國近現代報刊大致可分爲三種類型：(一)時政—思想性報刊；(二)學術性報刊；(三)哲學刊物。儘管它們對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但由於類型有別，所產生影響的性質、作用、效果又不盡相同。 時政—思想性報刊，往往以時政報道和評論爲其主要內容，同時兼有思想性內容，其中也往往包含哲學的內容。這些哲學內容儘管篇幅有限，而且多與現實政治相關聯，但卻因與時政評論、時代思潮結合在一起，因而能夠於一時之間對中國思想界產生很大影響。 在20世紀最初的三十年間，這種類型的報刊尤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報刊的創辦人/主編者對哲學或有興趣、或有愛好、或有研究，有的本人就是20世紀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如主編《新民叢報》的梁啓超、主編《民報》的章太炎、主編《新青年》的陳獨秀(1879-1942)、主編《東方雜誌》的杜亞泉(1873-1933)等等。以主持《湘江評論》的青年毛澤東(1893-1976)爲例，他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就深受著名哲學家楊昌濟(1871-1920)的影響，對哲學產生了特別的興趣和愛好。他在1917年致老師黎錦熙(1890-1978)的信中表示：“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張，萬夫走集；雷電一震，陰曀皆開，則沛乎不可禦矣!”(21)兩年後，他主辦的《湘江評論》就富有哲學意味，一時之間影響很大。當時已是哲學名家的胡適(1891-1962)，對這份報紙和上面刊出的毛澤東《民衆的大聯合》一文頗爲讚賞，在介紹文章中稱：“《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衆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22) 這些報刊對新哲學、新思想的傳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種作用在當時就引起了一些哲學家的關注。1919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回顧自1915年新文化運動興起以來西方學說的引入，就是從考察這類報刊入手的。他說： 在輸入學理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號”、“馬克思號”，《民鐸》的“現代思潮號”，《新教育》的“杜威號”，《建設》的“全民政治”的學理，和北京《晨報》、《國民公報》、《每週評論》，上海《星期評論》、《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廣州《民風週刊》……等等雜誌報紙所介紹的種種西洋新學說。(23) 在他看來，正是由於有這些報刊爲媒介，才有種種的西方新哲學、新思想在中國思想界得到傳播、產生影響。縱觀20世紀上半葉中國哲學的開展，這方面的事例確實很多。 實用主義作爲一大哲學思潮由胡適引入中國思想界並產生很大影響，是與胡適在《新青年》第6卷第4號上發表《實驗主義》長文相聯繫的。在這篇文章中，胡適對實用主義的時代背景、理論特徵、思想傳統和基本方法進行了分析，分別介紹了實用主義三位代表人物——皮耳士(C.S.Peirce，1839-1914)、詹姆斯(W.James，1842-1910)、杜威(J.Dewey，1859-1952)的哲學思想。他爲適應新文化運動對“科學”的高揚，對實用主義作了科學主義化的闡釋，不僅將英語的“Pragmatism”一詞譯爲漢語的“實驗主義”，而不是後來人們所譯的“實用主義”，而且強調“這種哲學所最注意的是實驗的方法。實驗的方法就是科學家在試驗室裏用的方法”。(24)他說：“實驗主義的兩個根本觀念：第一是科學試驗室的態度，第二是歷史的態度。這兩個基本觀念都是十九世紀科學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說：實驗主義不過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25)從實驗主義出發，胡適主張以“歷史的真理論”來看待新文化運動對儒家綱常的批判，指出：“譬如‘三綱五倫’的話，古人認爲真理，因爲這種話在古時宗法的社會很有點用處。但是現在時勢變了，國體變了，‘三綱’便少了君臣一綱，‘五倫’便少了君臣一倫。還有‘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兩條，也不能成立。古時的‘天經地義’現在變成廢語了。有許多守舊的人覺得這是很可痛惜的。其實這有什麽可惜?衣服破了，該換新的；這支粉筆寫完了，該換一支；這個道理不適用了，該換一個。”(26)經過這些闡釋，實用主義就與新文化運動建立起一種內在聯繫，在中國思想界獲得了發展的空間。而《新青年》發表胡適的這篇文章，本身就表明了這一點。 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大規模傳播是以唯物史觀的引入爲開端的。唯物史觀作爲一大思潮在中國思想界的崛起，是以李大釗(1889-1927)在《新青年》第6卷第5、6號上連載《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爲標誌的。由李大釗主編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在中國刊物上第一次集中刊發了一組介紹馬克思、探討唯物史觀的文章——“馬克思研究”專號，《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這一期專號的靈魂，對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理論和剩餘價值學說作了較系統的闡發。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李大釗即指出：“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雖然極其貧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馬克思誕生百年紀念以來，各國學者研究他的興味復活，批評介紹他的很多。我們把這些零碎的資料，稍加整理，乘本誌出‘馬克思研究號’的機會，把他轉介紹於讀者，使這爲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在我們的思辨中，有點正確的解釋。”(27)以後，《新青年》又相繼發表了李大釗的文章《在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陳獨秀的文章《談政治》、《答鄭賢宗(國家、政治、法律)》。這些文章集中體現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唯物史觀的總體理解和基本把握。其中，李大釗更強調對經濟基礎、特別是對生產力的重視，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及其變動，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係及其相互間的矛盾運動，並由此引發社會革命；而陳獨秀則在肯定經濟基礎的前提下，更重視政治和國家作爲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強調共產黨人和無產階級衹有通過奪取和掌握國家機器，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目的。 《現代評論》作爲20世紀2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的重要刊物，其特色在於發表了一大批議論當時中國現實政治重大問題的文章，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義的哲學內核，表達了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理念。該刊創辦人王世傑(1891-1981)在《現代評論》第3卷第54期上發表《民衆運動與領袖》一文，提出民衆領袖應具備的三個要件：誠實、組織力和基本的政治知識。對於民衆領袖的政治道德問題，他作了進一步的闡發： 誠實是民衆領袖最不可缺乏的政治道德。自古代希臘以來，一般所認爲德謨克拉西的仇敵，就是Demagogue，所謂Demagogue就是不誠實的民衆領袖。民衆是最富於憤怒與恐怖諸種情感的。有些民衆領袖，就往往利用民衆的這些情感，以伸張一己的權力，以快一己的仇怨。民衆是缺乏理解力而且往往“不求甚解”的。有些民衆領袖，雖未嘗蓄意利用民衆，而於民衆的謬誤，卻不敢勇果的給以糾正；甚或爲民衆的情感所驅使，而不惜以自己素無精深研究與素無堅強信仰的主張，逢迎民衆。這些都是不誠實的行爲。此類不誠實的領袖，就是一般之所謂機會家——那些蓄意利用民衆的機會家，我們或者還要稱之爲陰謀家。一個誠實的民衆領袖，應該有寧可犧牲自己的勢力和利益而不犧牲民衆的精神。這是利用民衆的反面。一個誠實的民衆領袖，應該神聖民衆的權利，而又有糾正民衆謬誤的勇氣。這便是逢迎民衆的反面。就誠實言，華盛頓、林肯、列寧、孫中山，是模範的民眾領袖。(28) 在這裏，王世傑從自由主義出發，提出了民衆領袖的政治道德要求。 20世紀中國哲學中一些著名哲學專著的形成，也是與時政—思想性報刊相聯繫的。艾思奇(1910-1966)的名著《大衆哲學》，原是以單篇的“哲學講話”發表在《讀書生活》半月刊上的。從1934年11月起，他先後發表了24篇這樣的“哲學講話”。1935年底，他將這些“哲學講話”彙集成冊，以《哲學講話》爲書名出版。由於該書第三版遭到書報審查機關的查禁，第四版遂易名爲《大衆哲學》繼續出版。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所完成的“貞元六書”中的《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三書，都是先以單篇文章在刊物上發表，然後再結集成書的。對此，晚年馮友蘭有過回憶： 我到了昆明以後，當時有一個刊物叫《新動向》，其負責人約我寫稿在刊物上連載。不知不覺就寫了十二篇。但合起來也有一個中心思想。我把它們合爲一書，題名爲《新事論》。……在抗戰開始以前，開明書店出了一個刊物，叫《中學生》，發表關於青年修養這一類的文章。我還在南嶽的時候，他們向我約稿，當時沒有寫。到了昆明以後，寫了一些，在《中學生》上連載。後來把它們編爲一部書，題名爲《新世訓》。……在抗戰後期，有一個刊物，叫《思想與時代》，向我約稿。我陸續寫了十篇在其中發表，合起來成爲一部書，題名爲《新原人》。(29) 當然，像艾思奇、馮友蘭這樣由多篇報刊文章而形成名著的例子，並不是常見的。 四 學術性報刊與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 學術性報刊，主要以大學學報和學人刊物爲主，也包括一些報紙上的學術副刊。這種類型的報刊以發表學術論文爲主，其中往往有着更多的哲學內容。特別是一些專業性強的哲學論文，時政—思想性報刊不易刊載，卻能在學術性報刊上發表出來，在學術圈和哲學界內傳播並產生影響。進入20世紀20年代後，隨着中國現代學術的開展和現代報刊的成熟，這類報刊開始增多起來，對提升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術水平、推進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受到西方近現代學術深刻影響的胡適，對於這類報刊的學術價值有着自覺的認識，積極倡導興辦這類報刊。在《胡適文存二集》中，首先收錄的就是兩篇學術刊物的發刊詞，一篇爲《〈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另一篇爲《發起〈讀書雜誌〉的緣起》。前者寫得長而深入，後者寫得短而生動。現將後者抄錄如下： 差不多一百年前，清朝的大學者王念孫和他的兒子王引之兩個人合辦了一種不朽的雜誌，叫做《讀書雜誌》。這個雜誌前後共出了七十六卷，這一百年來，也不知翻刻翻印了多少次了!我們想像那兩位白髮的學者——一位八十多歲，一位六十多歲——用不老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校註那許多的古書來嘉惠我們，那一幅“白髮校書圖”還不夠使我們少年人慚愧感奮嗎?我是崇拜高郵王氏父子的一個人，現在發起這個新的《讀書雜誌》，希望各位愛讀書的朋友們把讀書研究的結果，藉他發表出來。一來呢，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評。二來呢，我們也許能引起國人一點讀書的興趣，——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30) 高郵二王所撰《讀書雜誌》，當然不是近現代報刊意義上的雜誌；但胡適卻巧妙地利用了這個書名，來創辦一個以發表閱讀古籍、探討經典爲主要內容的學人刊物，並寫了這樣一篇引人入勝的精彩發刊緣起，可見他對這類刊物的濃厚興趣。在《讀書雜誌》上，胡適發表了多篇探討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文學思想的文字，如《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記李觏的學說：一個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讀〈楚辭〉》等。胡適批評梁漱溟(1893-1988)的文章《讀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也發表在《讀書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胡適稱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所開啓的文化儒學是一套“主觀化的文化哲學”(31)，由此引發了梁、胡之間的一場論爭。 大學學報在學術性報刊中無疑佔有特殊的地位。大學本是專業型學者集中之地，大學學報的基本任務就是反映這些專業型學者的研究成果。因此，建立起與專業型學者的密切聯繫，發表他們的專業性學術論文，自然成爲大學學報的一大特色。這也就爲發表專業性強、受衆面小的哲學論文提供了有利條件，使大學學報對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產生了特殊影響。創刊於1915年的《清華學報》，創刊於1922年的《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創刊於1930年的《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就是這類學報的代表。 任教於北京大學的李大釗，在1919年接受唯物史觀後，於1920年撰寫了一組從史學思想史闡釋唯物史觀的文章，共計10篇。其中《今與古》、《孔道西(Condorcet)的歷史觀》、《桑西門(Saint-Simon)的歷史觀》三文，先後刊載於《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在《今與古》中，他考察了16世紀以來西方歷史觀開展中“崇今派”對“懷古派”的批判，表達了自己的唯物史觀進化思想。文章最後寫道：“我們很高興的寫這一篇崇今派榮譽的戰史，我們很感謝崇今派暗示給我們的樂天努力的歷史觀人生觀，我們不要學着唱那懷古派‘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詩歌，應該朗誦着耶馬孫(即愛默生——引者註)的名言：‘你若愛千古，你當愛現在，昨日不能喚回，明日還不確實，你能確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當明日兩天’，爲今人奮力，爲來者前驅。”(32)在《桑西門(Saint-Simon)的歷史觀》中，他闡述了聖西門對社會主義思想和唯物史觀的貢獻：“近世的社會主義，以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劃一新時代。他們以前的社會主義，爲空想的社會主義；他們以後的社會主義，爲科學的社會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不同的點，就在兩派對於歷史的認識的相異——就是歷史觀的相異。……立在這由空想的社會主義向科學的社會主義進化的程途而爲開拓唯物史觀的道路者，實爲桑西門。”(33)如果追溯中國大學學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播和闡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確有不可磨滅的開創之功。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時所倡導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34)，在這個學報所發表的文章中得到了具體體現。 任教於清華大學哲學系並兼任系主任的金岳霖(1895-1984)，不僅用短短幾年的時間就使清華大學哲學系與北京大學哲學系齊名，而且於教學之餘努力鑽研，在《清華學報》上發表了一批專業性很強的哲學論文，如《內在關係和外在關係》、《思想律與自相矛盾》、《釋必然》、《不相融的邏輯系統》、《論手術論》、《論不同的邏輯》等。這些論文主要集中在邏輯學及知識論方面，反映了金岳霖在這些領域所開展的思考與探索。金岳霖晚年在回憶錄中說：“我寫的文章比較得意的有三篇”(35)，《論手術論》居這三篇文章之首。這篇文章就發表在《清華學報》第11卷第1期上。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針對張東蓀(1886-1973)在《燕京學報》第26期上發表的《不同的邏輯與文化並論中國理學》一文，金岳霖在《清華學報》第13卷第1期上發表了《論不同的邏輯》一文。張東蓀認爲，邏輯被文化中的範疇所左右，文化、哲學、邏輯三者互相凝爲一片，因此邏輯可分爲傳統邏輯、數理邏輯、形而上學的邏輯和社會政治思想的邏輯，並不存在“唯一的邏輯”。而金岳霖卻認爲，“衹有一邏輯”(36)，不贊成有不同的邏輯。張文發表於1939年，作者身處日本侵略軍佔領下的北平；金文發表於1941年，作者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任教。雖然兩地之間早被戰火分隔，但兩位哲學家通過各自所在大學學報進行的艱深哲學探討，確爲一段學術佳話。筆者近讀群言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左玉河編著《張東蓀年譜》，發現書中衹記錄了張文的發表及核心思想，而未記錄金文對張文的批評，感到是一個遺憾。 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相比，武漢大學學報要算晚出，但創辦後即顯示出它的特色與優勢。它不是把人文科學的內容與社會科學的內容合在一起，而是分爲《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和《國立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兩種，前者集中發表有關文史哲的論文，後者集中發表社會科學方面的論文。這樣一來，不僅使學報的學術專業化程度更強，而且爲專業性哲學論文的發表提供了更大空間。武漢大學學報是在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王世傑主持下創辦的。王世傑是《現代評論》的創辦人之一，既是學者、教育家，又是辦刊專家。曾長期在武漢大學任教的譚戒甫(1887-1974)，是从事後期墨家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20世紀30年代撰寫的研究後期墨家的論文，如《墨辨軌範》、《墨辨論式源流》、《墨子經說釋例》、《類物明例》、《〈墨子·大取篇〉校釋》、《〈墨子·小取〉第四章校釋》等，都發表於《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這使得該刊成爲20世紀上半葉發表研究後期墨家論文最爲集中的刊物，對於推進20世紀後期墨家研究貢獻甚大。王世傑離任後，曾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任教北京大學的王星拱(1887-1949)接任武大校長。他秉持當年蔡元培的辦學精神，給予學報以更大的思想空間。1933年秋，贊成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范壽康(1896-1983)到武漢大學哲學系任教，就在當年底出版的《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3卷第1號上發表了《哲學的兩個基本方向——觀念論與唯物論》一文，認爲馬克思主義哲學將有遠大的前程：“辯證法的唯物論爲新興的哲學上的一個體系。它的源泉放在自然的觀察、歷史的檢討和思惟的研究上面。它的目的在想對自然、歷史和思惟三者樹立普遍的法則。它反對把事物分別地及在固定不變的狀態上加以觀察。它主張把事物在相互依存的關係上及在發展上加以觀察。如說哲學的理論應該依據事實，不應憑空妄談，那麽，這一種新哲學，現在雖尚在搖籃之中，想來總有一天會有光華燦爛的發展的。”(37) 一些報紙上的學術副刊，雖然所發表的哲學論文篇幅有限，但對於深入探討哲學問題同樣具有推進作用。1932年9月，馮友蘭與張蔭麟(1905-1942，號素癡)在天津《大公報》副刊《世界思潮》上發表文章，對於“理”與“事”的關係問題展開探討。馮友蘭發表《新對話(一)》、《新對話(二)》兩文，主張“理在事先”；張蔭麟則發表《代戴東原靈魂致馮芝生先生書》、《戴東原乩語選錄》兩文，主張“理在事中”。張岱年(1909-2004)讀到這兩位學者不同見解的文章後，產生了進一步探討此問題的興趣，撰寫了《譚“理”》一文，發表在1933年3月30日的該副刊上。文章的開頭即言，“讀了芝生先生與素癡先生關於理的討論文章，不覺對‘理’的問題也發生了很大的興趣。理的問題本是哲學上根本的大問題之一‘對‘理’的看法存在分歧，在中國及西洋都已有了兩千年的歷史，到現在還沒有得到解決。果真不能解決嗎?我覺得不然”(38)；進而提出了自己對於“理”與“事”的關係問題的思考，特別是與馮友蘭的不同見解：“(一)我覺得理是實有的，外界有理，共相是外界本來有的，不因我們的認識而始存在。且外界本有之理，我們可以知之。(二)我覺得外界雖有理，但無獨立自存之理，理依附於個別的事物，並沒有理的世界，理衹在事物的世界中；理有生滅，大多數的理非永存的，也許有一二最根本的理是永存的。”(39)晚年張岱年回憶說：與馮先生談宋儒的理學，“彼此見解不同之處，我則默而保留，不逞辯論，以存事長者之古道。但這不妨礙我從正面發表我自己的見解。我服膺辯證唯物論，《譚‘理’》一文，就是從唯物立場批評馮先生‘理在事先’之說，可說是反對了客觀唯心論，也反對了實證論者的唯名論”(40)。他認爲，《譚“理”》是自己早年兩篇重要文章之一。張岱年在20世紀30年代所發表的大多數哲學論文，都刊登在這個副刊上。 值得重視的是，有的報紙還出現了由哲學家主持的哲學副刊。這種哲學副刊，當然比一般的學術副刊更具有哲學專業性。1933年，當時的《華北日報》就開闢了哲學副刊，請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賀麟(1902-1992)擔任編者。賀麟爲這個哲學副刊撰寫了發刊辭，闡發了哲學的價值與方法： 哲學是一種學養。哲學的探究是一種以學術培養品格、以真理指導行爲的努力。哲學之真與藝術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種文化，一種價值，一種精神活動，一種使人生高潔而有意義所不可缺的要素。因爲有了這種信念，所以我們才特闢一隙哲學的園地，與很忙的日報讀者相見——每星期見面一次。希望大家於道德的體驗、藝術的欣賞外，更能於真理的追求和哲學的探討感得興趣。我們認爲哲學不是少數人可以包辦的。我們相信人人都具有哲學的思考力的。真正偉大的哲學並不是智巧的賣弄，而乃是精神上的清茶淡飯。真正偉大的哲學家，其偉大處即在於能道出人心之所同然，能啓發人的靈性，提醒人的潛伏意識。所以哲學若果要有生命的話，是應該與大衆見面的；大衆若果要過有意義的生活的話，也應該設法與哲學親近的。哲學範圍廣大，本刊同人能力薄弱，當此初次發刊之時，願以誠意懇求有同情興趣的讀者和好學深思的哲學者的合作與指教。(41) 這個哲學副刊在當時有一定影響，張頤(1887-1969)、朱光潛(1897-1986)、梁宗岱(1903-1983)、鄭昕(1905-1974)等名家都曾在上面發表文章，賀麟也在此發表了《真理與真情》、《文化與文明》、《論人禽異同》等哲學短論。衹是由於賀麟與報紙主編在辦刊方針上發生分歧，該哲學副刊辦了不到十期就停刊了。 五 哲學刊物與20世紀中國哲學的開展 從1921年起，專業性的哲學期刊開始在中國出現。這一年創刊的《哲學》，由北京哲學社編輯出版，前後共出版9期，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份哲學期刊。梁啓超的《老子哲學》，即在該刊第1、2期上連載。以後又有北平中國大學哲學教育系讀書會主編的《哲學月刊》、上海哲學雜誌社編輯的《哲學雜誌》、上海哲學月刊社編輯的《哲學月刊》相繼出版。衹是這些刊物存在的時間較短，撰稿的作者有限，未能形成全國性的持久影響。 20世紀上半葉辦刊時間最長、學術影響最大的哲學期刊，是先後由尚志學會、中國哲學會主持的《哲學評論》。該刊創辦於1927年，停刊於1947年，前後長達二十年之久。賀麟在《當代中國哲學》一書中對該刊的創辦有過高度評價，認爲“自從張東蓀、瞿菊農、黃子通諸先生於一九二七年創刊《哲學評論》後，中國才開始有專門性質的哲學刊物”(42)。與張東蓀、瞿菊農(1901-1976)相比，黃子通(1887-1979)在今天的學術圈和哲學界知名度不高，但卻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學者。黃子通與金岳霖是好友，金岳霖晚年在回憶錄中有一節專門談到他，說自己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有一段時間總是到燕京大學去找黃子通先生。我們雖然都是教哲學的，然而談的不是哲學。他有些中國山水畫，其中有一張謝時臣的。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董其昌。我喜歡的是謝時臣，有機會就要去看看它。因此，我同黃先生也成了朋友”(43)。黃子通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初在武漢大學哲學系任教，筆者的老師李德永教授是他的學生，曾對筆者談到黃子通教學的認真態度，說有一次他從一間教室外經過，室內傳來黃先生的講課之聲，可謂“大聲疾呼”，而李老師從門上的窗戶探望室內，發現裏面僅有三個學生在上課。黃子通的認真精神，由此可見一斑。1952年，武漢大學哲學系合併至北京大學哲學系，黃子通也就由此而去了北京大學哲學系。 《哲學評論》有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哲學家參加辦刊，馮友蘭、金岳霖、賀麟都先後參與編輯部工作。這使得《哲學評論》與當時的中國哲學開展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聯繫。20世紀30-40年代，正是中國專業哲學家融合中西古今哲學資源、建構現代形態中國哲學體系的時期。熊十力(1885-1968)的“新唯識論”、馮友蘭的“新理學”、賀麟的“新心學”、金岳霖的“道論”和“知識論”，都建構於這一時期。這些哲學體系的建構，成爲中國哲學現代轉型和傳統更新的標誌性成果。《哲學評論》發表了這些哲學家的許多專業性論文，有力地支持了他們建構現代形態中國哲學體系的工作，以致金岳霖晚年在回憶錄中將這一時期稱之爲“《哲學評論》時代”(44)。 20世紀40年代，熊十力完成了《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標誌着他所建構的“新唯識論”的最終形成。與之同時，他以問答、書信等形式撰寫了一批文章，就“新唯識論”思想進行多方面闡發。在《哲學評論》第8卷第5期上，他發表了長文《新唯識論問答》，雖然文字顯得比較古奧，卻對“新唯識論”的建構思路與核心內容作了清晰說明。在文中，熊十力談到本體論與知識論的關係：“東土哲人破知見或反知等話說，實非不要知識之謂，他衹不遺知識，而更有超知之一境。因俗學陷於知見中，不知有向上一層。故不得已，而破之，而反之。其實，非屏斥理智或知識也。”(45)又談到“新唯識論”所講的本體與西洋哲學所講的本體的區別：“西洋學者所謂本體，畢竟由思惟所構畫，而視爲外在的。《新論》則直指本心，通物我、內外，渾然爲一。正以孟氏所謂反身而誠者得之，非是思惟之境。”(46)還談到作爲本體論的性智與作爲知識論的量智的關係：“實則，中學以發明心地爲一大事，西學大概是量智的發展。如使兩方互相瞭解，而以涵養性智，立天下之大本，則量智皆成性智之妙用。研究科學，經綸事業，豈非本體之流行而不容已者耶?孰謂量智可廢耶?”(47)文中所闡發的這些觀點，對於理解“新唯識論”都是十分重要的。 馮友蘭與《哲學評論》有更長時間的聯繫。在《哲學評論》創刊號上，就發表了他的論文《郭象的哲學》，對郭象哲學思想的內在思路與邏輯環節予以了梳理和闡釋，並得出結論說：“郭象究竟受佛家多大影響，很難斷言。不過他的哲學根本上是與佛家不同底。佛家的形上學大概是觀念論，而郭象的形上學則是實在論。佛學所說之真如門，是形上學底；郭象所論之玄同無分別，是認識論底。所以，郭象這一類的道家哲學，雖有神秘主義，然與科學並不衝突。”(48)此後，馮友蘭在《哲學評論》上發表了不少論文和譯文。其中，《新理學在哲學中之地位及其方法》是一篇論述“新理學”基本思想的長文，在《哲學評論》第8卷第1、2期上連載。在文中，馮友蘭首先闡發了“新理學”的哲學地位：“新理學”作爲“最哲學底形上學”，“亦可說是真正底形上學，並不是‘先科學底’科學，亦不是‘後科學底’科學，亦不是‘太上科學’，所以康德及維也納學派對於形上學底批評與最哲學底形上學是無干底。”(49)又着重討論了“新理學”的方法：“真正底形上學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形式主義底方法，一種是直覺主義底方法。形式主義底方法以形式主義講形上學。直覺主義底方法講形上學不能講。講形上學不能講，亦是一種講形上學底方法，猶之乎不屑於教誨人，或不教誨人，亦是一種教誨人的方法。”(50)接下來，文章以《說理》、《論禪》、《釋疑》、《明詩》四小節，對這兩種方法加以論析，爲人們進入“新理學”體系提供了一把鑰匙。對於馮友蘭的這篇文章，屬於維也納學派的洪謙(1909-1992)則有不同看法，撰寫了《論〈新理學〉的哲學方法》一文，亦發表在《哲學評論》上。對於洪、馮之間通過《哲學評論》展開的這一論爭，賀麟在《當代中國哲學》一書中專門提到，稱之爲“中國哲學界近來很有趣的一場辯難”(51)。 在馮友蘭建構“新理學”體系的同時，賀麟建構了“新心學”體系。賀麟在《哲學評論》上發表的論文有《宋儒的思想方法》、《文化的類型》、《時空與超時空》、《費希特哲學簡述》、《謝林哲學簡述》、《王船山的歷史哲學》等，還發表了譯文《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其中，《宋儒的思想方法》一文發表於《哲學評論》第7卷第1期，是“新心學”體系的核心篇章。賀麟晚年回憶這篇文章的寫作時說：“《宋儒的思想方法》一文是我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講課時，利用課餘時間，大概費了四個多月的時間才完成。文中主要論述周程朱陸及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同時也涉及梁漱溟和馮友蘭兩位先生的哲學思想。當然也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52)在文章的開篇，賀麟指出：“漢學家應用科學方法以考證故籍，其收穫爲考據學。而宋儒的貢獻，則在於哲學或性理學，雖則朱子一派對於考據方面亦有貢獻，但衹是附庸性質。漢學家的考證方法，在於假設與求證，可以認作一種科學方法。自從胡適先生發表了《漢學家的科學方法》一文後，似乎很少有人持異議。但宋儒的思想方法究竟是什麽，論者似尚莫衷一是。本文的主旨即在於消極方面指出宋儒的思想方法不是嚴格的科學方法；積極方面指出宋儒，無論朱陸兩派，其思想方法均係我們所瞭解的直覺法。換言之，陸王所謂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謂格物窮理，皆不是科學方法，而乃是探求他們所謂心學或理學亦即我們所謂哲學或形而上學的直覺法。”(53)後來，賀麟將這篇文章收入《近代唯心論簡釋》一書，作爲該書的第四部分。 金岳霖在20世紀30-40年代建構了作爲本體論體系的“道論”和作爲認識論體系的“知識論”。與此相伴隨，他在《哲學評論》上發表了一批專業性很強的哲學論文。他在《哲學評論》第7卷第1期上發表的《道，式，能》一文，即是他準備撰寫的《論道》一書的第一章，提出並闡發了“道論”體系的基本命題“道是式與能”(54)。對於“能”，他指出：“名字叫‘能’的那X不是普通所謂東西，也不是普通所謂事體。”(55)因此，“X衹能有名字’而不能有摹狀詞去摹它的狀，或形容詞去形它的容”(56)，但“我們可以在寬義經驗中(有想像與推論等等的經驗)抓住它”(57)。在《哲學評論》第8卷第1期所刊《勢至原則》一文中，他又進一步探討了“能”的不能言說的問題，指出：“‘能’是不能以命題爲工具而說的。但是以本然陳述爲工具，‘能’仍是可以說的。這裏的話不是分析‘能’之所以爲‘能’，那依然是辦不到的。但是如果我們抓住了‘能’，我們會感覺有其他的本然陳述可說。”(58)這種“能”的用本然陳述言說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說“‘能’是潛能”(59)，二是說“‘能’是實質”(60)，三是說“‘能’是活動”(61)。這就推進了他原本對於“能”的理解。這兩期《哲學評論》的出版週期看似衹相隔一卷，但由於抗日戰爭的原因卻間隔很長：第7卷第1期出版於1936年9月，第8卷第1期出版於1943年5月。金岳霖的這些文章表明，即使在戰火紛飛的環境中，優秀的中國哲學家也沒有停止最抽象的哲學探索。 值得重視的是，《哲學評論》不僅發表熊、馮、賀、金這些哲學大家的文章，而且還發表嶄露頭角的哲學新人的作品。20世紀30年代，張岱年大學畢業後任教於清華大學哲學系，即在《哲學評論》第7卷第2期發表了《老子補箋》一文。這篇文稿是他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時撰寫的。晚年的張岱年對此仍難忘懷，回憶說： 1931年春，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上卷出版，考察之精、論證之細，使我深深敬佩!我本來對於老子年代問題有興趣，在馮著上卷的影響下，寫了一篇《關於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投寄《大公報·文學副刊》，承編者嘉許，發表出來。……同時，對《老子》書中若干文句的詮釋問題也有所見，寫成《老子補箋》若干條，後來發表於《哲學評論》中。(62)20世紀40年代前期，馮契(1915-1995)在師從金岳霖讀清華大學研究生期間撰寫了長篇論文《智慧》，後來發表在《哲學評論》第10卷第5期上。在《智慧》的開篇，馮契明確地提出該文的主旨即在於對“元學怎麽可能”這一哲學根本問題的探討。他進而指出：“哲學家稱元學爲智慧。所以‘元學怎麽可能’一問題，也就是‘智慧如何可能’。而這問題，可以分爲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我們怎麽能抓住智慧的對象?另一方面，我們怎麽能把抓住了的說出來?前一方面是問如何能‘得’，後一方面是問如何能‘達’。”(63)正是從這篇論文開始，馮契逐步深入思考智慧問題，終於20世紀80-90年代建構起“智慧說”這一個性化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體系。馮契在晚年回憶中說： 經過和金先生的多次討論，並和湯先生(即湯用彤——引者註)討論了“言意之辯”，我從讀《莊子·齊物論》獲得了一點靈感，在1944年寫成了一篇論文，題名《智慧》，後發表於1947年出版的《哲學評論》。現在重讀自己這篇舊作，難免感到汗顏，但也使我回想起在昆明時和金先生、湯先生討論問題的生動情景。(64) 從馮契的這篇文章中，即可看出《哲學評論》發表論文的探索性和前瞻性，也可以看出哲學刊物對20世紀中國哲學開展的重要意義。 六 近現代報刊的思想傾向性與20世紀中國哲學的不同思潮 中國近現代報刊從思想內容上看，大致可分爲兩種類型：一種是思想傾向性不很明顯的報刊，往往發表不同思想傾向性的文章，表現出較大的思想兼容性；另一種則是思想傾向性十分鮮明的報刊，往往主要發表一定思想傾向性的文章，或體現某一種哲學思潮，或反映某一種文化思潮，或代表某一種社會思潮。正是這樣，研究者們在回首20世紀中國思想歷史時，特別重視後一種類型報刊與不同思潮的聯繫，往往以某一報刊的題名稱呼這一報刊所反映的思潮及相關人物，如由《新青年》而得名的“新青年派”，由《學衡》而得名的“學衡派”，由《現代評論》而得名的“現代評論派”，由《戰國策》而得名的“戰國策派”。這裏所說的文化思潮和社會思潮，無疑有許多非哲學的內容，但其中又往往有着哲學的內核，與哲學思潮有着密切的聯繫。因此，近現代報刊的思想傾向性與20世紀中國哲學思潮之間有着密切的關聯。 這裏所說的思想傾向性十分鮮明的報刊，其實也衹是一個大致的分類，而呈現出來的具體情況卻要複雜得多。有的思想傾向性十分鮮明的報刊，除了發表體現自己的思想傾向性的文章外，也發表一些與自己的思想傾向性並不一致的文章。例如，由文化保守主義者杜亞泉任主編時期的《東方雜誌》，所發表的文章就不盡是主張文化保守主義的，但該刊的基本思想傾向性又是文化保守主義的。以該刊1919年各期爲例，其中雖也刊登了一些不同思想主張的文字，如李石曾所譯克魯泡特金(П.А.Кропóткин，1842-1921)的無政府主義名著《互助論》，善齋所撰介紹德國社會主義現狀的文章《德國之社會黨人物》、《德國之革命論》，還有關於1918年德國革命的時政報道《德國社會革命與斯巴達克斯團》，但一批以“傖父”爲筆名的杜亞泉文章卻居於多期首篇，如第1號上的《大戰終結後國人之覺悟如何》，第4號上的《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會革命不發生之原因》，第9號上的《新舊思想之折衷》，第11號上的《何謂新思想》，顯示出這些文章及其思想在該刊中的重要性。這種編輯上的刻意安排，使得《東方雜誌》實際上成爲體現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刊物，以致受到陳獨秀旗幟鮮明的批判，在《新青年》與《東方雜誌》之間發生了論戰。這一論戰，成爲新文化運動時期東西文化問題論戰的序幕。 有的思想傾向性十分鮮明的報刊則與《東方雜誌》不同，着重發表體現自己的思想傾向性的文章，很少發表與自己的思想傾向性相反的文章。因此，這類報刊與20世紀中國哲學思潮的開展有着更爲密切的聯繫。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中，這種類型的刊物就已出現，當時的政治哲學思潮實際上都是與這些思潮代表人物所辦的刊物相聯繫，如改良主義政治哲學由梁啓超創辦的《新民叢報》所代表，三民主義政治哲學由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創辦的《民報》所體現，無政府主義政治哲學由劉師培(1884-1919)創辦的《天義報》所主張。辛亥革命後，陳煥章(1880-1933)主持的《孔教會雜誌》，成爲康有爲(1858-1927)發起的立孔教爲國教運動的代言刊物，代表了當時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則成爲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旗幟，體現了啓蒙思潮對文化保守主義的批判。1915-1924年新文化運動時期，這種類型的刊物大量出現，促成了中國新思想、新哲學的蓬勃開展。孫中山原來衹是新文化運動的旁觀者，但卻通過1919年的五四運動敏銳地發現了其中的奧秘，決心率國民黨人也通過創辦刊物來加入新文化運動。他在1920年1月的《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指出：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爲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爲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僞政府，猶且不敢撄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其原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爲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最近本黨同志，激揚新文化之波浪，灌輸新思想之萌蘖，樹立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計劃之雛形者，則有兩大出版物，如《建設》雜誌、《星期評論》等，已受社會歡迎。(65) 這樣一來，在孫中山的主持下，新文化運動中增加了《建設》和《星期評論》這兩份由國民黨人創辦的著名報刊。 這種思想傾向性十分鮮明的報刊，也會因主持者和參與者哲學思想的變化而出現分化，這種分化最終又體現爲哲學思潮及文化思潮、社會思潮的分化。特別是在中國政治生活急速變化的時期，這種報刊內部的思想分化更容易發生。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每週評論》同人間的思想分化就是一個例子。《每週評論》原本是1918年由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青年》核心人物共同創辦的一份時政—思想性報紙，但在五四運動前後，創辦者們的思想迅速發生分化：李大釗首先在中國歡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爲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再次走上現實政治鬥爭舞臺，開始傾向馬克思主義；胡適仍然堅持自由主義，認爲這些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干擾。他在1919年了月20日出刊的《每週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竭力主張要研究各種具體的社會“問題”而不要去談什麽“主義”，認爲：“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66)他特別批評了社會主義的主張者，認爲這是用一兩個字來代表某種具體的主張，不可能把具體的主張都包括在這一兩個字裏面，因而懷着各種不同主張和目的的人物都會利用這些“主義”做自己的旗號，使人們不知這些旗號下的真實主張和目的而上當受騙。針對胡適的這些觀點，李大釗很快做出回應，在8月17日出刊的《每週評論》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進行反駁，表示：“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爲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儘管任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猛獸哪，邪說異端哪，儘管任他們亂給我們作頭銜，哪有閑工夫去理他!”(67)接下來，胡適又分別在8月24日、31日出刊的《每週評論》上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和《四論問題與主義》，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李大釗則傾注全力撰寫出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進一步闡明自己所信仰、所追求的“主義”。該文連載於1919年10月、11月出刊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第6號(68)，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學說和階級鬥爭理論進行了較系統的闡發，從而宣告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爲一大思潮在中國思想界的大規模崛起。李、胡之間的這場論爭，雖然衹是在一份報紙的範圍內展開的，並不複雜，更沒有什麽火藥味，但其意義不可低估。對於當時的中國思想界來說，他們在“問題”與“主義”之間的選擇，意味着漸進與激進、改良與革命、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選擇，深刻影響了整個20世紀中國的思想進程和歷史進程。 近現代報刊的這一特點，在當年就已經被一些思想敏銳者所覺察。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在寫給遠在法國的蔡和森(1895-1931)、蕭子昇(1894-1976)等新民學會友人的信中，即提出“以主義爲綱，以書報爲目，分別閱讀，互相交換”(69)的研究方法。於此可見，他對近現代報刊所反映的哲學思潮的分合激蕩的敏感和重視。因此，對於報刊內部的思想分化，在研究20世紀中國哲學開展時必須加以關注，予以深入探討。 綜上所述，20世紀中國哲學所取得的諸多成就、所實現的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和傳統更新，固然首先來自中國哲學家在新的歷史時代爲建構中華民族新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所作的上下求索，但同時也與來自近現代報刊的有力支撐是分不開的。它顯示出報刊史與哲學史之間存在着一種內在的聯繫。然而，在過去的學術研究中，報刊史研究與哲學史研究卻是分開的。前者被認爲是歷史學的工作，因此不涉及哲學史研究的內容，最多衹建立起與思想史研究的聯繫；後者則屬於哲學的範圍，往往衹關注歷史上哲學家的文獻與思想，不重視對作爲載體的近現代報刊的研究。這種狀況，既限制了報刊史研究，也限制了哲學史研究。因此，改變報刊史研究與哲學史研究互不聯繫的狀況，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對於促進在哲學史研究中重建歷史感，把哲學的形上之“思”與歷史學的形下之“史”結合起來，開展“以哲學史爲中心的思想史研究”(70)，有着重要的意義，應是21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的一個新方向。 注釋： ①朱維錚認爲，“晚清在華的西方人士所主辦的中文報刊，曾對中國的學術和政治的實際運動，發生過重要影響的，首先要敷在上海出版的《萬國公報》”[朱維錚：“導言”，《萬國公報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第1頁]。 ②[英]慕維廉：“培根《格致新法》”，《萬國公報文選》，第460頁。 ③梁啓超：“橫濱清議報敍例”，《清議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第1冊，第5頁。 ④⑤梁啓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第1卷上冊，第49頁。 ⑥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1冊，第45頁。 ⑦嚴復：“原強”，《嚴復集》，第1冊，第11頁。 ⑧王拭：“嚴復與嚴譯名著”，《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第19頁。 ⑨嚴復：“辟韓”，《嚴復集》，第1冊，第35頁。 ⑩侯外廬：“嚴復思想批判”，《論嚴復與嚴譯名著》，第47頁。 (11)(12)(13)嚴復：“西學門徑功用”，《嚴復集》第1冊，第93、94、93頁。 (14)太炎：“演說錄”，《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第2卷上冊，第448頁。 (15)太炎：“俱分進化論”，《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上冊，第483頁。 (16)民：“金錢”，《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下册，第986頁。 (17)佛雛：“《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序言”，《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第3頁。 (18)王國維：“哲學辨惑”，《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第5頁。 (19)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王國維論學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455頁。 (20)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第196頁。 (21)毛澤東：“致黎錦熙信”，《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第86頁。 (22)胡適：“介紹新出版物”，《胡適文集》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11卷，第40頁。 (23)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集》，第2卷，第553頁。 (24)(25)(26)胡適：“實驗主義”，《胡適文集》，第2卷，第208-209、212-213、223頁。 (27)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3卷，第15-16頁。 (28)王世傑：“民衆運動與領袖”，《民國思想文叢·現代評論派/新月人權派》(長春：長春出版社，2013)，第32頁。 (29)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第256-260頁。 (30)胡適：“發起《讀書雜誌》的緣起”，《胡適文集》，第3卷，第18頁。 (31)胡適：“讀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胡適文集》，第3卷，第186頁。 (32)李大釗：“今與古”，《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44-245頁。 (33)李大釗：“桑西門(Saint-Simon)的歷史觀”，《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91-292頁。 (34)蔡元培：“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君函”，《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1卷，第435頁。 (35)金岳霖：《金岳霖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58頁。 (36)金岳霖：“論不同的邏輯”，《金岳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第2卷，第379頁。 (37)范壽康：“哲學的兩個基本方向——觀念論與唯物論”，《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1933)：37。 (38)(39)張岱年：“譚‘理’”，《張岱年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第1卷，第11、15頁。 (40)張岱年：《張岱年學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38頁。 (41)賀麟：“《華北日報》哲學副刊發刊辭”，《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第120頁。 (42)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第25頁。 (43)(44)金岳霖：《金岳霖回憶錄》，第168、173頁。 (45)(46)(47)熊十力：“新唯識論問答”，《熊十力全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8卷，第234、240、238頁。 (48)馮友蘭：“郭象的哲學”，《三松堂學術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第80頁。 (49)(50)馮友蘭：“新理學在哲學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三松堂學術文集》，第506、512頁。 (51)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第52頁。 (52)賀麟：“序言”，《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第8頁。 (53)賀麟：《近代唯心論簡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69頁。 (54)(55)(56)(57)金岳霖：“道，式，能”，《金岳霖文集》，第2卷，第41、41、42、41頁。 (58)(59)(60)(61)金岳霖：“勢至原則”，《金岳霖文集》，第2卷，第414、414、414、415頁。 (62)張岱年：《張岱年學述》，第21-22頁。 (63)馮契：“智慧”，《馮契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第9卷，第1頁。 (64)馮契：“憶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對超名言之域問題的探討”，《馮契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第8卷，第635頁。 (65)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5卷，第209-210頁。 (66)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文集》，第2卷，第249頁。 (67)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5-6頁。 (68)對於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寫作時間與《新青年》第6卷第5號的出刊時間，學術界存有不同的說法，本文取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註的《李大釗文集》的說法。參見該書第3卷第339頁。 (69)毛澤東：“致蔡和森等”，《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9頁。 (70)李維武：“‘以哲學史爲中心的思想史研究’芻議——對19-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思考”，《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型》(北京：中華書局，2008)：“重建歷史感與中國哲學史研究創新”，《光明日報》2009-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