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科学主义论文,人本主义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后期以来，如何界定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一直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难题。与西方哲学发展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二元对峙相一致，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形成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阐释模式。两种模式之争，成为马克思哲学发展中的一大难题。因此，从理论上界划两大阐释模式的深层逻辑难题，澄清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规定，这是实现马克思哲学当代阐释的理论起点。
一、国内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的两种倾向
80年代以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主要是从斯大林体系出发的，而斯大林体系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更多具有科学主义倾向（注：关于斯大林体系的讨论，参阅孙伯揆、张一兵、仰海峰：《体系哲学还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在这一理论阐释中，马克思哲学具有第二国际理论家所说的经济主义特征。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成为80年代之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参照系。
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长足发展，起始于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个讨论在哲学研究上，体现为对过去教科书体系的再思考。而伤痕文学的兴起，把对传统教科书的反思转变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在这个争论中，人们一方面反思传统教科书中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以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为突破口，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道主义哲学，使理论研究走向了误区。但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将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定位。
这一问题在理论上的突破，先是在认识论领域中。随着对当代自然科学发展中人的主体地位的关注，人们在认识论领域中对过去的反映论进行了新的理论反思，展开了反映论与选择论、重构论的争论，而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介入，进一步推动了认识论研究的发展。认识过程中主体的选择与创造性问题以及认识图式问题得到了普遍的关注。认识论研究中的这一理论突破，推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思考，这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的理论逻辑前提。
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人的主体作用问题到实践唯物主义讨论过程中，马克思哲学研究出现了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这一科学的世界观体系是由一系列学科群组成的，其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是由三个主导学科组成：即世界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与这一科学主义倾向解释不同，在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还有一些学者从人的意义、价值角度形成了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强调马克思哲学是实践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解释又可划分为两个理论层面，在第一层面上，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高扬人的主体性，这不仅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文化驱动力，而且对于中国这一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国家，这种主体性是克服封建文化的重要力量；在第二层面上，一些学者认识到西方工业文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给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借鉴，中国既想不落入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窠臼，又要对这种主体性哲学进行一些批判性限定，必然导致哲学研究中浪漫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正是反对工业化意义上的主体性的。在理论深层上，后一种人本学思路是工业主体性思路的必然产物，这双重主体性又恰恰是如何实现对现实社会的科学解释与哲学批判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是沿着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方强调哲学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强调的是实证性研究；另一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的价值与意义的学说，是从人出发对客观世界进行理论批判的学说，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一种知识论体系，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意蕴。从思想史上来看，这两种阐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从理论上透视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性梳理。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
从思想史来看，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倾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具体观点上有一些差异，但其理论核心都是围绕着人的问题展开的；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科学性、实证性一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的理论思潮。两种研究模式的相互的批评，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道风景线。
卢卡奇等人的观点主要是针对第二国际中否定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机械化的倾向提出来的，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从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异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然后在精神哲学中达到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这一理论模式中，卢卡奇论证了现实生活的物化现象，提出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问题。1932年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又似乎确证了卢卡奇思考的正确性。这种强调人、主体意识作用的观点，在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结合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研究成果与对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体系的反思，形成了直接从人出发、以异化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批判理论。虽然在理论的直接指向上，他们与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了不同，但他们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他们都是从人出发，强调人的主体意识、 人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优先地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人为本的哲学。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学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把人本身作为它的基础而重新纳入自己之中，那么它就变质为一种非人的学说”（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79页。）。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在《手稿》中获得最清楚的表述，它的核心问题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注：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转引自《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2）对于人的理解， 他们都认为人的本性在于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是人的无限潜能的发挥。布洛赫认为人的本质就是希望，就是超越的行动；弗洛姆则认为人的本质就是潜能的发挥。
（3）从人的本质出发， 他们都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人的异化现实，并想通过对这种异化的批判，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从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功能。
应该说这些思考对于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机械论倾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但在人本主义的思路中，也存在着一些理论难题。
首先，以人的主体、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作为理论前提时，这种思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建构过程中，如何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是论证“经济人”的理论前提。在哥白尼“太阳中心说”提出之后，建立在“地球中心说”基础上的、人仅次于上帝的地球次主人的地位发生了动摇，用尼采的说法是人从中心地位滚向了未知数“X”， 因此如何从理论上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后来的哲学思考中，布鲁诺将哥白尼的思想倒转过来，他认为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揭示出宇宙的无限性同时，也表明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只要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就能够认识这个无限的世界，所以从笛卡尔之后，主体的问题就成为近代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而对于主体的思考，强调的恰恰是人的创造精神，这种创造精神又同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说从人本主义出发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是人本主义的时候，如何界划马克思主义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区别就成为难题。
其次，以人为本，以异化为主要理论武器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否定，从这种抽象规定出发，它对现实的批判就是一种抽象的文化大拒绝，并不能真正地深入到对社会生活的科学分析与哲学批判的有机统一。特别需要思考的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为一种文化批判理论，就会成为脱离无产阶级社会生活的纯理论思考，而这种思考，如果借用杰姆逊对后现代的界定，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代发展的一种文化逻辑。
正是看到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内在矛盾，阿尔都塞才提出了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即以“断裂说”为主要标志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认为，要科学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问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怎么样了？它在理论上是否能站得住，它有什么特点？”他认为这是个“根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阿尔都塞提出了问题系的概念，认为对马克思每一时期思想的考察，并不能以某一概念出发，而是要将这一概念置于特定时期的问题系中。所谓问题系就是“具有特定命题的客体内部的联系体系，即支配一定答案的问题体系”。根据对问题系的回答不同，他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的断裂，即早期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时期与后来的科学理论时期。马克思早期带有黑格尔与费尔巴哈色彩，着重阐述异化和存在概念，从而展示了一个关于主体的意识形态的问题系，“他的哲学总问题在本质上也是费尔巴哈的总问题”（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5页。）。经过1845年的断裂，虽然马克思还在运用一些过去的概念，但这是在一个新的问题系下的使用，“马克思同自己以往的意识形态哲学信仰相决裂，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自己以往的全部理论前提——首先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及意识哲学和人本学哲学的各种形式，一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页。），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阶段，在这时，马克思注重的是对社会生活的结构分析，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分析中，马克思恰恰是反对主体的，历史本身就是无主体的运动。因此，任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都是错误的。
阿尔都塞从“断裂说”出发来批判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逻辑上是非常深刻的，但阿尔都塞的理论模式中，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如果社会历史运动过程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分析，那么这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实质上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就无法严格地区分开来，在这种结构无主体面前，任何主体的作用都不再有意义了。
第二，当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断裂”时，他无法说明这种“断裂”何以能发生，这使得马克思思想变化过程带有极大的神秘性，这是他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中一个无法弥补的理论缺环。这恰恰是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的片面性所在。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与研究主题来看，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与他们提出的问题具有同质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的内在理论缺失，也构成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层逻辑难题。因此，如何超越过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是我们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阐述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三、超越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研究模式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难题，笔者认为主要应回答下列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科学分析层面？如果有，从这种科学分析中能否生发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力？马克思早期从人本主义出发的哲学批判，在其成熟著作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新的哲学批判同早期从人本主义出发时的哲学批判有何区别？借用阿尔都塞的说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解释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系。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满足于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关键性的问题在于从理论上论证这一点，否则理论就是一种带有妥协性的说明。
1.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理论主题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两次思想转变。第一次发生于1843年，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标志。这一次转变，按照传统的研究来说，是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这一界定诚然不错，但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层面，就会把问题简单化，会遮蔽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另一条线索，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问题。当马克思说，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时，他的确是达到了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一般唯物主义视界。但问题是，如果从市民社会出发，那么在市民社会中得以发生的东西是什么样，国家就应该是什么样，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社会生活中，恰恰是以经济生活中的利己主义为核心原则的，那么在这一原则下，国家成为资产阶级谋取私利的工具，恰恰是合理的！而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观时，主要就是批判当时以国家作为谋取私利的现象。这在马克思思想中无疑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悖论，而这个悖论在一般唯物主义视界中并不能解决。这决定了马克思在接受费尔巴哈哲学时，对马克思有决定性影响的，倒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费尔巴哈是将之运用于宗教领域，而马克思将之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认为这种市民社会的原子式生活是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生活，这样就有了从市民社会出发的哲学批判张力。因此，马克思思想的第一次转变并不能简单地界定为是接受了唯物主义，在其思想深层上是人本异化史观在起作用，而这种人本异化史观说到底是唯心史观。所以，如果把马克思哲学变革定位于1843年，恰恰是论证了人本异化史观的合理性，而在深层问题上，恰恰是没有看到马克思此时历史观念上的唯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模式，在理论的文本依据上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国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的学者。
从马克思思想的第一次转变中，我们就已经发现在马克思思想中内含着两条思路：一是要对市民社会进行科学的分析，这在后来是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中，能够从理论上论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恰恰是辩证法所要解决的问题，辩证法的本质就是革命的与批判的。因此，如何实现这两者的有机统一，构成马克思在第二次思想转变中的重要难题。
2.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及意义
在传统的研究中，一般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通过唯物主义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颠倒就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而二者统一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辩证思考。实际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否就等于马克思的哲学呢？当然不是。在过去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就有辩证法思想，这不仅体现在法国时期的一般唯物主义思想中，特别是体现在费尔巴哈的自然哲学中。在费尔巴哈看来，自然界本身就是运动的，时空构成了运动的基本属性，事物正是在时空中构成了自己的运动变化发展。但是费尔巴哈在自然唯物主义观点上的辩证法思想，并不能保证他在哲学历史观领域中的唯物史观。同样被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大加称赞的狄慈根在自然观上也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这在他的代表作《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马克思恩格斯看过他的手稿后，虽然对其中的思想作了肯定性的评价，但他们都认为“他恰恰没有研究过黑格尔，这是他的不幸”（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85页。）。 因此，简单地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不能说明马克思哲学的本质。
笔者认为，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产生既体现为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出发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也是一个从黑格尔辩证法出发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马克思实现这一问题的结合点，则是在于对社会历史性、具体性思考中，达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哲学方法论上的一致，在其深层内涵上则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与哲学批判的有机统一。
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分析中，就是要求从社会现实出发，但怎样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呢？这是斯密、李嘉图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从现实出发时，它恰恰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因为它将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化了，这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表明，对现实的思考要求有辩证的思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实在与具体开始”，“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页。）。这是古典经济学从经验唯物主义出发分析社会经济生活时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它们的抽象是从孤立的事实出发的，也就无法真正理解每一个具体的事实。因此，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只有在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科学分析中才能得到统一。
更重要的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社会生活中的结合，其意图并不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的辩证分析，而在于从唯物辩证法出发理解社会生活时，本身就蕴含了对社会生活的科学分析与哲学批判的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从人本主义出发时具有的哲学批判力在新一理论基础上的再现，这是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自我批判力的发现。这种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辩证法本身的历史的、革命的观点，就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有限的定在而不是永恒的存在物，这决定了它本身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辩证法本身的矛盾分析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按照马克思与列宁的观点，辩证法本身就是认识论，它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既是一种科学的分析与描述，同时也是对社会生活的建构，这种建构本身就有着批判的功能，因此，从辩证法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就是一种批判的分析，从中可以引发出哲学的批判精神。第三，这种哲学的批判精神在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学说中得到了确证，并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主体解放意识，这时哲学的批判本身就是外在的价值评判，而从社会生活出发的科学的哲学批判，只有这种批判精神才是马克思哲学的本真规定性。马克思哲学中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在这一点上才成为可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本质规定性出发，才能实现马克思哲学同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对话，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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