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云南城市化问题探讨_城市化水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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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化(uranization)①指人口集中到城市或城市地区的过程。一般讲它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市数目的不断增加;一是指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本文从城市化的两种表现形式入手对云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化问题进行探究,力求对今天云南经济的腾飞有所稗益。

一、市镇建制的变化与云南的城市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就我国的市镇建制先后数次作了重要规定和调整。云南省和全国一样,市镇的发展有着较大的起伏和变化,而且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总体说来,50至70年代市镇发展缓慢;进入80年代后,随着城市体制的改革,市镇增长很快。

50至70年代,云南省市镇建制变化不大。1950年,云南省设有昆明市、河口市和麻栗城市。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规定,城镇包括市的市区、县城城关和二、三千人的工商业比较发达的集镇。普查结果,云南省有昆明、个旧、河口、麻栗坡、下关五个市。到1954年,新设东川矿区;全省有172个镇。②1955年,国务院对城乡划分标准和设置建制做出正式规定:城镇是包括县、市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和常住人口2000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工商业居民的居民区。并把城镇再区分为市和镇。凡可以设市建制的,必须是在聚居人口10万以上的城镇;若聚居人口不满10万的城镇,必须是重要的工矿基地、省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规模较大的物资集散地或者边远地区的重要城镇以及规模较大、聚居人口较多,由省领导的工矿基地等等。凡设镇建制的地方,是聚居人口在2000人以上,有相当数量的工商业居民、县级或县级以上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以及不是县级或县级以上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在少数民族地区,聚居人口虽不到2000,但有相当数量的工商业居民;规模较小,聚居人口不多、由县领导的工矿基地等地方。③根据这一规定,云南省城镇建制略有变化。④1955年的统计资料表明,河口市和麻栗坡市降为县级行政区。究其原因,河口总人口有21474人,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才10.43%;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才16.19%。麻栗坡虽然总人口有175464人,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1.15%;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1.25%。二地均未达到可以设置市建制的标准,故而降为县。一直保持市级建制的有隶明、个旧和下关。其中,昆明是云南省省会,市区总人口有812744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0%;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9.33%。个旧是著名的锡都,总人口有184499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0%;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0.48%。下关是云南省滇西重镇,总人口虽然只有24406人,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0%;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85.01%。这一年,云南省的镇由1954年的172个减少到156个。到了1958年,由于大跃进强调发展重工业,在所谓“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等口号的影响下,我国重要的产铜基地之一──东川成为市级行政区。当时的东川总人口有111147人,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有24.42%。自此之后的二十余年间,云南省的市建制没有变化。虽然,在全国范围内,1962年和1963年国务院为了扭转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国民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局面,对市镇建制作较大调整,全国市级行政区大大减少,仅1961年底到1964年人口普查时,市由208个减少到167个,⑤减少19.71%,但就云南省的实际情况看,四个市都符合设市的标准,故四个市级行政区建制格局没有变化,一直延续到80年代。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市镇发展迅速,云南省市镇建制发展很快。1981年昭通、开远设市。1983年曲靖、玉溪、楚雄、保山先后成为市建制;新设的大理市由原来的大理县和下关市合并组成。1985年畹町设市。1992年瑞丽设市。1993年景洪、思茅设市。短短的十几年,市建制增长3.5倍。镇的数量也由1954年的172个增长到1990年的357个,增长2.08倍。⑥市镇的迅速发展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为城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又暴露出一些弊端,其发展的真实水平,绝不如统计数据那样喜人,因为,城市内部的机制并无根本的变化。以1983年先后设市级建制的曲靖、玉溪、楚雄、保山为例,我们看看它们设市前后的情况就可知其一二:

表—1

云南省部分市非农人口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⑦

地区 年份年份 年份

1981

1983 1985

非农人口 城镇人口

非农人口 城镇人口非农人口 城镇人口

比重 比重

比重 比重比重 比重

曲靖18.32 18.82 20.35 19.60 17.95

100

玉溪13.49 7.27

14.29 6.73 16.25

100

楚雄15.55 20.51 16.15 21.31 17.82

100

保山 6.94 4.95

7.37 5.21 7.71

100

根据上表不难看出,这四个成为市级建制的地区从人口的职业构成看,并无质的变化。其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虽有增长,但不过是在1~2%;其城镇人口比重在1983年以前增长不明显,到1985年突然成为100%实是统计方法所使然。这就证明一点,云南省的市镇迅速发展有特殊原因,即云南省地处边疆,又是多民族地区。根据1984年国家试行新的市镇建制标准规定,总人口50万以下的县,县城非农业人口10万以上,非农业人口60%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3亿元以上,可以设市撤县。总人口50万以上的县,县城的非农业人口应在12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4亿元以上,可以设市撤县。⑧而在1983年四个撤县建市的地区,多未完全达标,特别是非农业人口数量及其占市区总人口比重方面尤为突出。此后新设市亦然。从80年代以来云南新设市建制的情况看:除曲靖市以外,其它各市均低于国家市建制的一般标准而接近或达到国家市建制的特殊标准。根据国务院所定标准,自治州人民政府或地区(盟)行政公署所在地,非农业人口虽然不足10万,年国民生产总值不足3亿,如确有必要,也可以设市。云南省的新建市多属此类,且多为县改市的类型。畹町是我省唯一的由建制镇改为市的地区,仍然低于国家由镇而市的标准。根据国家所定标准,一般镇改市应该是有非农业人口6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2亿元以上。而特殊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重要工矿基地、著名风景名胜区、交通枢纽、边境口岸等,虽非农业人口不足6万,年国民生产总值不足2亿的镇,可以设市。⑨畹町就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尽管它的总人口只有8235人,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31%。

综观建国以来云南省市镇建制的变化,反映出云南城市化的一些特点:

1、云南城市数量的增长同全国一样,受国家有关政策和形势的影响较大。也就是说行政指令因素过强,缺乏一种较为稳定和相对科学的设制依据。比如,讲到设置市镇建制的人口规模时不应忽略人口密度;讲到非农人口的数量时不应忽略其占总人口的比例;讲到国民生产总值应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且,政策的调整不连贯等等,这些都使得我国的城市发展缺乏可比性;城市数量的增长往往有一种假象:1984年前后,我国乃至云南省的城市有了迅猛发展。其实,这是我国市镇建制政策调整所使然。就云南省的实际水平看,新设市多与那一个时期实行的政策有关。80年代城市数量的增长并非每一个市都达到设市标准,而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开始认识到城市在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中应当起到的龙头作用,加速了城市体制的改革,从而导致了城市的超速增长。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在研究云南省城市化问题时就不能单纯地从城市数量来看,否则有可能过高地估计云南省乃至全国的城市化水平。

2、云南省新设的市,大多低于全国市镇建制的一般标准,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以80年代以后新设市为例,从1985和1990年统计资料看:⑩在非农人口数量方面,国家1984年后的市镇标准应达到10万,但我省只有曲靖和大理达到这一水平。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国家以60%以上为标准,但1985年时,(11)昭通的非农人口比重为14.95%、开远为37.21%、大理为28.32%、保山为7.71%、曲靖为19.09%、玉溪为16.25%、楚雄为17.82、畹町为30.31%,几乎所有新设市皆未达到这种水平。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90年的统计资料表明,云南省除畹町市未达到3亿元外,其余都超过此数。但若观察一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难发现问题所在:各市的悬殊太大,最多的玉溪市为7875元,最少的保山市才742元,两者相差10倍以上。畹町市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居最末,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居于第2位。这些表明仅以国民生产总值多少不足以体现一个城市的真实水平。通过上述情况看出,云南省新设市几乎都有自身的特殊条件:昭通和保山各方面的条件较差,但都是地区的首府;玉溪是我省也是全国最著名的烤烟产地;畹町市是对外通商口岸城市;瑞丽也是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门户。

二、城镇人口及非农业人口统计与云南的城市化

照常例,城镇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应该是一个可以互为替代的概念,因为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绝大部分都是从事农业以外,诸如工、商、服务等职业的人。其数量的增长及其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就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依据。但是,由于我国在人口统计过程中采用的概念及方法复杂而多变,致使“城镇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资料给人们带来很多困惑:

(1)我国的“城镇人口”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观念。在我国,它不仅指城市居民,而且包括了大量居住在同一行政区范围内的农村地域中的农业人口。

云南省“城镇人口”的问题和全国一样,首先,“城镇人口”是指行政区域人口。正因为这样,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常常表现为100%,而“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则大大低于此数。这在1985年以后尤其突出。其次,由于统计方法的变动,前后口径不统一,致使“城镇人口”在统计数据中表现为增长幅度过大。云南省以保山最典型:1980年时,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4.93%,但到1985年却增至100%,短短的五年,增长了20倍。此外,市镇建制的调整使得城镇数量增加,“城镇人口”大幅度增长。1980年时,云南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46%,1985年增长到26.47%,增长了112.44%;1990年为39.68%,较1980年增长218.46%。通过这几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84年后我国“城镇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扩大市镇建制来实现的。

(2)“非农业人口”和“农业人口”是从生产角度对人口的职业构成作粗略的区分,应以是否从事农业劳动作为区分标准。但是,在我国的实际工作中却以是否享有国家所供应的一定量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标准。学者们早已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种“把划分标准从生产领域转移到分配和消费领域”的标准,它造成“严重名实不符的情况”,(12)即一些享有国家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某种农业生产,如昆明市呈贡县斗南村,曾经是昆明市城区蔬菜供应的主要基地,其菜农就享受国家拨给的商品粮。照我国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划分标准,斗南村的菜农在统计资料中就表现为“非农业人口”。而另外一些不享受商品粮的“农业人口”则在从事非农业劳动。随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这种情况大量存在,且人口不断增长。这些人或做工、或经商、或从事服务业,成为真正的“非农业人口”。但是,他们在人口统计中仍是“农业人口”。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判定,我国的“非农业人口”统计低于实际水平。在研究城市化问题时,我们不能单纯地以此衡量城市化水平。

三、云南城市化水平的测定

由于上述问题给城市化研究带来了困难,特别在城市化水平的测定方面尤其如此,因此,本文欲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估测,力求更接近云南城市化的真实水平。

1、1984年以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可以作为测定云南城市化水平的依据。虽然这一时期的“城镇人口”中含有一定比例的农业人口,但由于他们多属于居住在城镇建制区或边缘地区,除因为不吃商品粮口粮自理外,可以和城镇非农业人口一样享受城镇的各种设施,属城镇型农业人口,所以,只要比例适当,可以把他们作为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从1984年我国市镇建制标准看,可以在40%以下。云南省1984年以前的城镇农业人口就在此范围内,可以说此比例较正常。故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可以测定城市化率。

依照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65-1982年云南的平均城市化率为11.99%。如果结合我国的形势,还可以把云南省城市化发展状况细分为两个时期,以1978年为界。1965-1976年,中国处于非常时期,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所以云南省的城市化发展缓慢,城市化率呈现出上下波动的状况,平均城市化率为11.71%。1978年以后,中国重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为城市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水平逐渐提高,从1978~1982年,城市化率由12.13%增至12.52%。1982年的城市化率较前期的平均水平增长0.81个百分点。

2、以1984年前后市镇非农业人口比例来估测1984年后的城镇人口数量,从而进一步估测1984年后各个时期的城市化率。

由于1984年国家市镇建制政策的调整,我国统计数据中的“城镇人口”大幅度增长。云南省从1982年的411万人猛增至1056万人,两年间增长两倍有余。很明显,这种“城镇人口”大幅度增长主要是由于国家扩大市镇行政建制后,把那些原属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人口包容到“城镇人口”中所致,不是正常的或说现代意义上的人口城市化的结果。正因为这样,1984年以后城市化水平的测定不能以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作为依据,需借助其它的方法。国内学者曾借助于用市镇非农业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它明显剔除了1984年以后“城镇人口”中的大部分农业人口,但也把那些合理的城镇型农业人口排除在外,使得用这一方法度量我国城市化水平出现过低的不足现象。于是,有的学者又利用了1984年以前市镇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来推测1984年后“城镇人口”应有的数量,从而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度量城市化水平的依据。(13)这种方法使得城镇型农业人口得以保留,使城市化水平的测定更加合理。

据《云南统计年鉴》和《云南省历年统计年报》的有关资料,1984年以前云南省城镇非农业人口占市镇人口的比重为64.99%;农业人口占市镇人口的比重为35.01%。这一比例比较正常,故以此为参数来估测云南1984年后的城市化水平。其公式如下:

式中,P[,u]:为估测的城镇人口;P[,n]:为城镇非农业人口;K:为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

我以64.99%作为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参数,得出1984年后城镇人口的估计数,1984年后云南省城市化水平估测如表─2所示:

表─2 1984-1990年间云南城市化水平(单位:万人)

年份

总人口

城镇非农业人口

城镇人口

城市化率(%)

19843372322495 14.68

19863480336517 14.86

19883594365562 15.64

19903730.6 387595 15.95

表─2说明,1984-1990年,云南省的城市化率逐渐上升,由14.68%增至15.96%。

3、以80年代以来人口流迁状况补充说明云南城市化水平。(14)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人口流迁日益突出。我们说,人口流迁最重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在80年代以前,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除改变市镇建制外,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一直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因为我国户籍管理十分严格,一个农村户口要转为城镇户口必须是“有计划”地进行。80年代以后,市场机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并引入中国的经济生活,随粮食政策的放开,流入城市的人口靠自己的劳动挣得的收入使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生存下去。此后,流迁的人口就像一个雪球,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测量城市化水平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有关资料表明,(15)1987年时云南省流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3%;1990年则增至2.72%。其中流入城镇的人口1987年占69.89%、1990年占42.31%;而且,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16)又占流入城市人口的69.37%和39.63%。这部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当然地属于城市人口的一部分。1987年和1990年,这部分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07%和0.67%。对于城镇流往城镇的人口则要区别对待:省内的流动不影响全省城镇人口的总量的变化,故而也就不影响城市化水平的测定。由省外城镇流往云南城镇的人口因其原来不属于我省的统计范围,当他们进入云南城镇后才予以登记,故测定城市化水平时应将其纳入。1987年和1990年,由省外城镇流入云南城镇的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0.05%和0.09%。据此看出由农村涌入城镇的人口及由省外城镇进入云南城镇的人口,1987年占总人口的1.13%,1990年占总人口的0.76%。由于这是分两个五年段的流迁人口的数据(即1982年6月30日至1987年7月1日;1985年7月1日至1990年7月1日),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些从省内外农村以及省外城镇流入云南城镇的人口视为实际流入云南城镇的人口,并把他们占流入城镇总人口的比重(1982-1987年段为75.79%;1985-1990年段为66.04%)分别作为两个阶段各年度的参数,从而得出1982-1990年间他们历年占总人口的比例各为多少。由于资料限制,两个阶段的计算公式略有不同:

(1)1982-1987年各年间实际流入云南城镇的人口=各年流入城镇总人口×75.79%。

(2)1985-1990年各年间实际流入云南城镇的人口=(流入城镇总人口×66.04%)÷5。

公式(3)所得数据,正是云南省城市化测定中应补充的部分。

结 语

综上所述,云南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云南省的城市化水平确有提高。特别在80年代后,城市化的速度加快。从市建制看,从80年代以前的4个增至现在的14个,增长3.5倍。镇建制也由1954年的172个增至1990年的357个,增长2.08倍。城镇人口由1957年的197万增至1990年的600余万,(17)增长3倍多。城市化率由1957年的10.17%增至1990年的16.10%,增长5.93个百分点。

第二,与全国水平相较,(18)云南省的城市化仍处较低的水平。本来,如果照市建制看,云南省较全国的增长速度快,1980年以来增长了10个,是原来的3.5倍;全国只增长239个,是原来的1.1倍,那么,云南城市化水平也应当有较快的发展。但是,从实际水平看,云南明显落后于全国。1984年以前,城市化率以城镇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1980年时,全国水平为19.40%,云南省较之低6.91个百分点为12.49%。1984年后,全国的城镇人口依辜胜阻先生的估测,城市化率在1988年已达到25.8%,若再加上流迁人口和非农化等方面的估测,1988年的城市化水平在28-30%。(19)云南与之相比,低9.98%-14.18%仅为15.82%。

第三,鉴于上述两点,云南的城市发展不容盲目乐观,需进一步努力,尽快缩短与全国水平的差距。

注释:

①本文中城市化、城镇化是同一概念。

②参见《云南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8》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镇数参见《云南省历年人口统计年报》。

③《中国城市手册》第44-4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④参见《云南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8年》第二卷、第三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镇数源自《云南省历年人口统计年报》。

⑤《中国城市手册》第45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统计数字汇编》第103-109页,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86年9月翻印。

⑥《云南省历年人口统计年报》。《云南省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

⑦《云南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8》第三卷。

⑧⑨《中国城市手册》第45页。

⑩1990年资料参见《云南年鉴(1991)》。

(11)《云南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8)》第三卷。

(12)田雪原《中国城市人口划分标准问题研究》,载《人口与经济》1989年第1期。

(13)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版。本文一些观点及方法皆引自该文,特此说明。

(14)流迁人口指户籍发生变动的人口学意义上的“迁移人口”和只改变居住地而户籍不发生变动的“流动人口”。

(15)《中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局出版。《云南省统计局关于1990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六号》,载《云南年鉴·1991》。《云南省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中国统计出版社。

(16)此含由省内省外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

(17)1990年的城镇人口系本人根据前文三种方法估测所得。

(18)全国的资料参见《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

(19)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第107,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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