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综述_小说论文

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综述_小说论文

“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研讨会论文,历史小说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瑞德集团公司提供赞助的“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凌力、吴因易、唐浩明、缪俊杰、谢永旺等四十余位作家、评论家、专家、学者在会上总结历史小说创作近年来的成绩,研究创作中出现的难点和问题。

谢永旺、缪俊杰等认为,历史小说处于当代整个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这主要来自对历史人物在人性、人情方面的挖掘与描写,从民族心理、文化意识和传统观念等各个方面,反思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劣根性。这种全民族的反省,造成历史小说繁荣的契机。

如何把握史实的可信性和文学的虚构性,在虚构历史的基点上达到文学的真实。《文学评论》主编敏泽强调历史小说家需要把读者带入历史中去,非此便不能进入历史小说的境界;历史小说与传记不同,有些传记叙述了人物和事件的整个历史过程,但成为不了艺术。凌力说,今人写历史小说好比艺术家花甲之年扮红娘,关键是神似。营造历史的时代氛围也即追求某种神韵,以求在大的形式上不出格。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作家自己心里得有一幅当时的风情画,选择语言也要精心。但是,历史小说创作真正的难点是表达一种思想的追求,因为写历史小说不仅是为了表现某一历史事件,而是要从中抽象出一些人类普遍关心的东西。穆陶等人认为,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应该与严格意义上的史籍的真实性有所区别,而与文学的真实性息息相关。只要作品写得生动感人,读者就会认为它是真实的。对于小说家来说,重要的是先要把形象树立起来,通过形象把我们对历史的那种感触表现出来。评论家朱寨、韩瑞亭认为应该对历史和文学持双重尊重的态度,在基本的史实和反映历史题材的小说之间要区别一条界限,但就历史小说创作而言,更强调历史的真实。

如何掌握评价古人的标准,《白门柳》的作者刘斯奋说,道德判断的激情往往激动着我们,但是古人有当时对事物褒贬的标准,如果沿用他们的标准就会陷入困境;而对封建社会采用现在的标准也不行,因此道德判断的激情对创作显得无力。为此不如放弃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让读者自己去做结论,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历史事件,从中看到人类在社会前进中付出的代价,把创作的着眼点从道德判断转移到认识历史与文化的丰富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创作机制。

当作家处心积虑地寻求新的叙事角度,挖掘更为深刻或者更为边缘的历史内容的时候,一些评论家更看中历史小说对“民族记忆的修复”所产生的美学价值。陈晓明说,对中国民间社会原初记忆的修复,是90年代海外的热门话题。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强调对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思想改造,没有民间社会或者说干扰了它的自身发展,因此,历史小说对历史的重建也是在修复整个民族的记忆。他主张“民族记忆的修复”这种提法,意在改变对封建传统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对中国文化的内在性需要进行认真的清理,而且这实际上是在传统经典和意识形态的边缘对历史的重写。张颐武说,90年代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了中国的形态,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知识分子的想象发展,特别是伴随东亚的崛起,人们尝试重写历史,重新创造中国的本质,历史小说的繁荣与这样的背景密切相关。重述历史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方式,而应该重视交织杂糅的当下状态;不应仅仅关注“大历史”,而且也要注意边缘的、普通人的“小历史”。让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与历史沟通,寻求创造新的生命的共同体。

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选择向度,评论家李树声强调历史小说的哲学意识和精神境界。她认为,今天的时代了给历史小说家较为宽松的心灵自由度,这是历史小说创作的良好契机。但是就创作本身来说,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建树方面,它还没有超过某些当代题材的作品,由于缺乏对历史的哲学观照,有些历史小说家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俯视或平视历史,而是仰视历史。董乃斌则认为,目前在历史小说的写作中还缺乏一种游戏的风格,即缺乏一种诙谐、调侃和幽默的风格,如果历史小说全都写得那么严肃,也是一种框框。一部作品有没有幽默感往往是一个小说家是否成功的标志,因为生活本身是充满诙谐与幽默感的。

与会者普遍认为,历史观念的变化对历史小说创作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顾汶光强调历史小说家深入史料的重要性。《庄妃》的作者颜廷瑞说,史料是经过历代文人根据当时的政治与时代的需要撰写的。因此我们今天首要的任务是对这些史料进行重新认识。《括苍山恩仇记》的作者吴越说,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客观构筑的历史,一种是文字记载的历史,我们所能看到的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但是文字记载的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历史,历史小说家要恢复历史的真实不仅要以信史为根据,也要通过常识做判断。小说家在书写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时候,也不能忽略历史上的小人物,以及以民间生活与常人之见为基点的亚历史。

历史小说创作观念的变化首先发生在80年代传统的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但其影响波及整个当代文学创作。与会者在发言中指出,从80年代中期莫言的《红高粱》开始,一批“新历史主义”小说应运而生,像苏童的《一九三四年大逃亡》、《妻妾成群》,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等等,这些作品明显地带着重构历史的印迹,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讽喻性,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以往叙述历史重大题材时闪烁着的庄重严肃的光环暗淡了,小说家转向对平民和卑琐的人生及共人性的发掘,并以又一代人的感知去推测、描述他们心目中的历史。一方面,这种创作态势使历史小说的叙述视角更加开阔,扩大了创作主体对历史素材进行想象与艺术加工的范围,拓展了把握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对历史观念的演变和影响做更加深入的分析。陈骏涛认为,新历史小说通过描写逝去时代的气氛来表现现代的感受,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这种小说对文坛的意义在于它们打开了一扇窗口,使人们看到中国的历史还可以这样写,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关注历史的视角,但是也为我们布下重重迷雾,在历史观上投下历史不可知论的阴影。评论家张志忠认为,尽管今天与历史存在着一定的对应性,但是历史小说创作应该在直观上跳出那种与现实的对应性,回到历史的起点。让人们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历史行进的真实踪迹,从而获得一种来自我们历史自身的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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