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社会风气的社会化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社会风气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个体的社会化是经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实现的，两者相辅相成。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这些领域无疑仍然对个体的社会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关于家庭、学校、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与个体社会化的关系，已有诸多专著和专文作过论述。故本文不拟在这些方面继续展开，而只欲对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在转型时期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社会风气是在某种社会心理的驱动下或某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表现出的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1 〕社会风气在社会转型时期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具有突出的作用，这种突出的作用是由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所决定的。
社会化是个人在特定的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生活中，通过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化是使某一社会及其文化得以持续的手段。任何一个社会都会通过种种方法，力图促使它的每个成员发展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人。从个体的角度看，个体必须通过社会化，习得人类生活的基本知识和劳动技能，获得自身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认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掌握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从而逐渐地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概言之，社会化的目的是形成一定的社会角色，而社会角色是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的规范体系。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适应于先前社会的规范系统逐步解体，过去的有序被暂时的、某种程度的无序所替代。因此，社会转型时期往往也是规范的无序时期。首先，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的一些新的行为领域中既没有现成的规范可供依循，又一时难以确立新的规范，这就导致了规范真空的出现。即使在旧的行为领域中，如果传统规范已经被突破或否定，而新的规范又暂时还未确立，那么也会出现无规范约束的现象。其次，在社会转型期内，适应旧的价值观的规范体系虽然濒临解体，但其影响尚存，而新的价值观的规范体系尚未完整确立。在此期间，既有仍然遵从旧规范的社会个体和群众，还有游移不定的、在两种规范之间摇摆的社会个体或群众，这样，既导致了信奉不同规范体系的社会个体、群体之间的外部冲突，又引发了社会个体、群体在选择不同规范时的内部冲突。再次，在社会转型时期，个体的社会流动空前增强。由于社会个体地域转换、角色转换过于仓促，因而，他对于彼一地域或彼一角色的特殊规范可能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导致个人的规范不清。最后，在社会转型时期，什么样的新规范才是合理的、有效的规范，这是一个需要人们反复探索的问题。某种新规范订立之后，在实行过程中，如果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新规范缺乏合理性，他们因此而可能会对这种新规范持漠视甚至敌视的态度，那么，这种新规范就失去了作为社会规范的意义。这就是社会转型时期的规范失灵。〔2〕
规范真空、规范冲突、规范不清、规范失灵乃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转型时期的这些特点，往往容易使人们在新旧行为规范之中陷入无所凭依的角色规范选择与认同的两难困境，这无疑也给个体的社会化带来了难题。一方面，社会难以通过某种有效的、确定的社会规范，力图促使它的每个成员发展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人。另一方面，个体难以在规范真空、规范冲突、规范不清、规范失灵的情况下，获得自身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认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更难以通过掌握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从而逐渐地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即社会风气，恰恰填补了传统行为规范退出以后，新的行为规范一时还来不及形成而出现的空白状态，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失范综合症”的蔓延。社会转型时期规范真空、规范冲突、规范不清与规范失灵等特点决定了社会风气即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暂时替代社会规范的作用，因而也就在调节个体行为、形成个体社会角色、实现个体初步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风气之所以能够对个体社会化产生突出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如前所述的社会风气乃是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在转型时期，作为一种客观的、外显的社会行为，社会风气对个体社会化具有观念性的、平常意义上的社会规范难以替代的优势。一方面，在规范真空、规范冲突、规范不清、规范失灵的情况下，社会行为这种特殊的甚至是临时性的“规范”与平常意义上的观念性的规范相比，具有具体、形象、生动等鲜明的特征，易于被人们模仿，从而可以有效地克服转型时期人们由于难以在技术上认同、理解平常意义上的社会规范而导致的社会化的困难。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风气即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的仿效，而实现个体的社会化，与通过学习并内化通常的社会规范而完成社会化又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在规范真空、规范冲突、规范不清、规范失灵的社会转型时期，后者事实上无疑是一条艰难的途径，而前者则是一个主动者的身体动作唤起被动者相似动作的过程，具有边干边学、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效应。对社会风气即普遍流行的行为的仿效，是人们相互交往和社会互动的过程。这虽然也是人们学习的一个过程，但又与学习平常意义上的社会规范的过程完全有别。人们的交往和互动，靠的是对别人动作的判断和理解，而不是对观念的判断和理解。通过判断对方，揣度对方的反应，从而作出自我调节，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自身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认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
二
在社会转型时期，个体之所以愿意通过对社会风气即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的仿效和随从来作为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还有更进一步的原因。社会转型时期具有过渡性质，是介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两种稳态社会之间的暂态过程。在稳态社会，个体内化已经习俗化的、被社会公众公认的、平常意义上的社会规范体系乃是社会化的根本途径。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些社会规范，是因为社会规范是一种制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诚然，社会行为选择在本质上乃是包括理性计算在内的朝向一个最优值的边际调整。社会行为不仅建立在一个包括成本与收益的全面综合的计算的基础之上，而且人们在收到社会信息时，往往要进行一次复杂的计算，只有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采取合理性的行动。但是，由于要求的信息及计算的容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能力，要对社会行为的所有方面进行完全有意识的理性计算是不可能的。在通常情况下，社会行为的发生同时发源于深思熟虑与不那么仔细的考虑。后者往往表现为受公认的习俗化的社会规范的支配，因而公认的习俗化的社会规范使得人们行为的一些方面免去了有意识的深思熟虑之苦，从而能应付各种情况及超载的信息，并减少社会行为选择的“成本”，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公认的习俗化的社会规范体系，通过建立固定化的人类行为的范式，或者设定人类行为的界限，或者订立人类行为的规则，或者约束人类行为，实际上都提供给当事者和其它当事者以信息，使人们对于彼此的行动可以作出合理的预期。〔3〕这里重要的一点是， 公认的习俗化的社会规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参考构架或取向，借助这些参考构架或取向，人们可以把握住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行动。公认的习俗化的社会规范在一定情景下给行动者一种世界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感觉或假设。把社会成员聚合在一起的，往往正是这种关于共同世界的假设。由于公认的习俗化的社会规范蕴含着社会共识和一致性，它能帮助个体估计其他人的社会行为，告诉每个人其他当事者可能的行为，因此他就可以在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以及信息超载的社会里，相应地采取明智的行为。
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规范真空、规范冲突、规范不清、规范失灵等而导致的“失范”现象的蔓延，使社会规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如上述的在稳态社会中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人们越来越难以通过遵循社会稳态时期那些被公认的、习俗化的规范应付转型时期的各种情况及超载的信息，减少社会行为选择的“成本”，也难以根据社会稳态时期的公认的、习俗化的社会规范所蕴含着的社会共识和一致性，来估计、预测转型时期他人的行为并采取相应的明智的行动。比如，如果遵循“忠义”的道德规范，有人可能会在假冒伪劣的世界里上当受骗；如果遵循“守信”的规范，有人可能会面对其他当事者随随便便撕毁合同的危险。
同时，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一方面，同社会稳态时期一样，置身于社会转型时期中的人们的行为也需建立在一个包括成本与收益的全面综合的计算的基础之上，唯有如此，人们才能采取合理性的行动。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乃是一个社会迅速变动的、比社会稳态时期更加不确定的、复杂的、信息更加超载的历史时期。人们要对社会行为的所有方面进行完全有意识的理性计算，比社会稳态时期具有更大的困难程度。转型时期社会行为的发源同样必须发源于深思熟虑与不那么仔细的考虑。在转型时期规范真空、规范冲突、规范不清、规范失灵的“失范”状态下，后者往往表现为对社会风气即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的随从和仿效。此时，社会风气即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便有着规范性的暗示，具有以下几种心理功能：
第一，人类的大部分需求，包括社会需求及文化需求在内，是不能靠单独的个人来满足的。因此，人们在从动机建立到需求的过程中，要与其他行动者相互作用，这就是相互行动。一般而言，在社会稳态时期，个体根据公认的习俗化的社会规范而行动与需求满足间的关系是相对固定的，规范的共识性减少了个体行为的风险性。但是在规范真空、规范冲突、规范不清、规范失灵的情况下，规范与由规范引发的行为后果的关系常常是不确定的。人们感到固守某种特定的而又缺乏社会共识的社会稳态时期的社会规范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个体必须单独地对他人是否会同样遵守他所遵守的社会规范作出判断，并对他自己基于某种特定规范的行为负责。而当某个人仿效和随从某种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时，他就易于觉察到所有随从和仿效某种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的成员的责任都是分散的，或者说是分布在所有随从和仿效某种社会风气的成员的身上的，任何一个成员不必承担因随从和仿效某种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所招致的谴责。成员们甚至会感觉到，他们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或者从道义上说是正确的，因为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是众多人或群体的行为的一种结果。
第二，人们之所以愿意随从和仿效某种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是因为转型时期的世界是十分复杂的，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正如K·阿罗所指出的，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地理性的， 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人是想把事情做得最好，但人的智力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诺斯认为，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由于参加者很多，同一项交易很少重复进行，所以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很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4 〕当个人面对转型时期错综复杂的世界而无法迅速准确和费用很低地作出理性判断，或者现实生活的复杂程度超出理性边界时，他们便会借助于随从和仿效某种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来走捷径和抄近路。在规范真空、规范冲突、规范不清、规范失灵的状态下，这样做可以减少行为选择的“成本”，简化计算过程，是运作转型时期繁杂的社会事务最方便、最轻松的方法。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它不可能失误。
第三，正如霍曼斯所指出的，人们对各种可选择的行为路线要作出盘算。他们认识到或计算出各种行为可能产生的报酬和价值。但他们也根据获取报酬的可能性来调节这个估计。获取高报酬的可能性低，也就降低了他们得报的可能性。反之，获取低价报酬的可能性高，那就可能增加他们的总报酬数额。如果随从和仿效某种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给随从和仿效者带来的收益超过成本，就会助长更多的人加入随从和仿效某种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者的队伍。这是因为，人们觉得随从和仿效某种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是合算的。
上述表明，在转型社会规范真空、规范冲突、规范不清、规范失灵的情况下，随从和仿效某种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乃是人们的一种符合理性的明智选择。因此，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便必然会在转型时期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担当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特殊性的“规范”即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或社会风气又可以转化为平常意义上的社会规范。对社会风气的随从和防效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平常意义上的社会规范的创新和引申的过程。诚然，从存在状态来看，社会风气具有较大的变动性和短暂性，习俗、平常的社会规范则表现出较强的凝固性和历史滞留性。但是，如果以前某一特定刺激的出现一直使人有机会获得酬偿，那么，现在的刺激越相似，个体就越有可能进行此类行动或相似行动。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一旦满足了人们的需要，甚至给人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这种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便会被人们不断地重复，久而久之，就可能作为社会标准固定下来，从而转变为一种社会习俗或平常意义上的社会规范。而对这种新的社会习俗或社会规范的学习、内化，也将成为新的个体社会化的途径。
三
社会转型期社会风气或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对个体社会化的重要作用表明，必须对社会风气加以积极的引导。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个体在随从和仿效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即社会风气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修正自身的行为，并形成一定社会角色，既有积极的意义，有时也有一定程度的消极意义。事实上，对社会化本身就应作辩证的看待：既可能是有益的，采取比较文明、健康的形式；也可能是有害的，甚至采取极其野蛮的、病态的形式。对社会风气在转型时期个体社会化中的作用亦应作如是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统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落，拜金主义的风气有蔓延之势。如果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将“拜金”的行为作为修正自我行为的标尺，在对拜金主义的随从和仿效过程中形成唯利是图的社会角色，那么，这对社会、对他人都是有害的。另一方面，在新旧行为规范并存、交替、转换的社会转型期，社会风气也表现出了新旧行为并存的边缘性状态，反映出了转型时期社会的矛盾、危机和困窘。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风气，有些是积极的，显露出了社会克服矛盾、危机和困窘的力量、要求；有些是消极的，表现了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对社会有害力量、需求的膨胀。因此，看待社会风气在转型时期社会修正自我行为、实现个体社会化、形成个体社会角色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同样必须首先判断社会风气的性质：看其是良好的，还是腐败的；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对社会发展具有正面功能的，还是具有负面功能的。
引导转型时期社会风气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发挥其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乃是一项综合的社会工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既具有促进社会风气流行、普及、扩大并形成追随新的社会风气者队伍的作用，也有促进某种社会风气衰退和消失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介不仅将流行于世界各个角落的新思想和新行为风尚出现的信息及时地提供给社会，而且还报道某种社会风气的流行以及被人们采用的实际情况，告知采用新思想、新行为的方法，并评论、解说新思想、新行为，从而指导人们的行动。一旦形成对大众传播有利的模拟环境，它就会作为社会压力之一，促使那些虽然对这种新出现的社会风气有强烈兴趣，但还没有在行动上采用、随从、仿效的人们采用、随从、仿效之，从而扩大这种新的社会风气随从者的规模。因此，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应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宣传舆论对社会风气的引导。在社会转型时期，既有占主导地位的良好的、进步的社会风气，也有非主流的腐败的、落后的社会风气，它们对个体社会化产生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在新旧体制、规范、价值观念并存交替，人们社会认同困难的情况下，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既应发挥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流行、普及、扩大的作用，也应发挥其促进腐败的落后的社会风气衰退和消失的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转型时期社会风气的正确流向，保证其对个体社会化的正面功能。
其二，领导干部应在端正社会风气方面起表率作用。领导干部是居于一定职位并掌握一定权力的人，正如托马斯·戴伊所指出的，“权力是社会体制中职位的标志，而不是某个人的标志。当人们在社会机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和支配地位时，他们就有了权力。一旦他们占据这种地位，不管他们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会使人感到权力的存在，他们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对其他人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5 〕领导干部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其中领导干部的行为、品格、思想具有感染性和传播性，因而尤能对社会风气产生重大影响。当一个人掌握某一团体的领导权时，他在行为、思想品格和性格上的优缺点和特征往往会影响到整个团体。“职位”是一个放大器，它既可以把担任这一职位的人的优点加以放大，也可以把缺点、弱点加以放大；既可以把担任这一职位的人的优点对社会风气的正面影响放大，也可以把缺点、弱点对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放大。因而，领导干部端正自己的行为、品格、思想对于端正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作用。诚如《说苑·贵德》所言：“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故为人君者明，贵德而贱利以道下。”
其三，通过制度建设来引导社会风气。理性化的制度是经过各种利益主体的反复谈判、争议、斗争而形成的一些成文的行为约束。它们体现在一定的法律程度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某种社会权力机构的保证下得到执行或强制执行，不因具体情况的差别而有所变化，除非经过同样合法的程度，通过新一轮的谈判或争议加以修正或改变。制度之所以会给特定的社会风气状况打上烙印，无疑是由于社会风气乃是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而正如社会学家帕森斯所指出的，人类的行为是在一个制度框架中进行的，制度不仅是组织的结构，而且是规范的模式，用来规定在一定的社会中，什么是适当的、合法的和期望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方式。换言之，人们的行为是受因需要产生的动机或偏好驱动的。如果人的偏好是可塑的，能够改变或调整的，那么，当事者的目标及行为也能够被塑造或加强。而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和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改变和调整个人的偏好，从而改变或调整个人的行为并进而改变或调整一个社会的风气。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建设的途径来引导社会风气。在转型时期尤其应着力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制度冲突、制度脱节、制度滞后、制度软弱等矛盾的解决。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制度结构的变迁是全面而深刻的。毋庸讳言，原有制度的弊端与新制度初建的不完善和制度结构的松散，使群体、个体的活动具有更大空间，在发挥自主性和更具活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无序现象，产生了大量越轨行为与犯罪行为，尤其是使社会颓风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唯有完善制度才能发挥制度在引导社会风气以促进转型时期个体社会化的健康发展的作用。
注释：
〔1〕参见郑仓元、陈立旭：《社会风气论》，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
〔2〕参见吕耀怀：《论社会转型时期的规范问题》， 《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3 〕张雄：《习俗与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4〕参见卢现祥：《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1页。〔5〕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