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欧美的“第三条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评论文,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欧洲政坛“左倾化”趋势近景和“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兴起
90年代中后期的短短几年里，世界政坛上先后发生了较有影响的三件大事：其一是1996年美国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调整其在第一任期内的政策，推出温和的“中间路线”，赢得竞选成功而连任美国总统；其二是1997年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令下野18年之久的英国工党重新上台执掌英国大权；其三是1998年欧洲最大的左翼政党社民党沉寂了16年之后在大选中获胜而成为德国执政党之一。目前，在欧州政坛上几乎成了左翼政党的天下。欧盟15个成员国中，除西班牙和爱尔兰两国外，其余13个国家都是由左翼政党单独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掌大权。原苏联东欧国家在经历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短暂的绝对自由主义的混沌状态后，中左派势力在许多国家得到恢复或加强，政治及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并先后在一些国家中取代右派势力而执掌国家大权。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马其顿、斯洛伐克及波罗的海三国，都是由社会党或社民党单独或联合执政。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所奉行的实际上也是被称为新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政策。而且认为，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和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的政策主张也都具有民主社会主义或新社会主义的倾向和特征。在国际上被德国社民党认同为意识形态上的“自家人”，并出席了社民党国际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此外，目前在欧洲议会的567个议员席位中，欧洲左翼政党占235席，而右翼政党的席位仅为238席。其中英国的84名欧洲议会议员中，工党就有62名，占74 %。上述情况表明，欧洲左翼政党的力量在经历了80年代的低潮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其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优势地位。或者说，欧洲政坛出现了明显的“左倾化”趋势。
与欧洲政坛的这种“左倾化”政治倾向相适应，近年来，作为这种政治倾向的理论表现和思想反映的“第三条道路”思潮也开始流行起来，以致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第三条道路”热潮。就理论界而言，英国杰出的社会学家，布莱尔的思想顾问，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的新作《第三条道路》一书，堪称权威之作。该书认为，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已经过时，而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力与义务”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其他一些学者也纷纷从理论上对“第三条道路”进行论证。当然，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如美英教授合作撰写的《认识兴起的“第三条道路”》一文，从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角度来解释“第三条道路”兴起的背景；而美国纽约大学雷马克学院院长托尼·于特则撰文认为，“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有人认为第三条道路将会成为一种“时尚”；也有人对第三条道路的前景还是“死胡同”而疑虑重重。
欧美各国左翼执政党领导人纷纷参与有关“第三条道路”问题的宣传和讨论，是“第三条道路”这股新的政治社会思潮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也是“第三条道路”热的重要特点。而在这“第三条道路”上担当领路人的当属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克林顿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提倡者和拥护者，在理论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详细而全面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只是明确指出过，“第三条道路”就是“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但是，一方面，克林顿通过对他第一任美国总统任期内的政策进行调整，转向温和的“中间路线”，实行中间偏保的内外政策，从而赢得了1996年竞选连任的成功。这一举动大大鼓舞了英国工党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民党，并为这些政党在大选中获胜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克林顿本人还积极参与“第三条道路”问题的讨论。1998年9月， 克林顿利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纽约召开的机会，与一些思想政治倾向相同的领导人，如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意大利总理罗马诺·普罗迪和保加利亚总理斯托扬夫等人，利用纽约大学的“世界民主论坛”召开“第三条道路”会议，并野心勃勃地提出要在“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世界中左联盟”的构想。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则是当前欧美兴起“第三条道路”的最主要和最为积极的策划者和领路人。以致最早人们称“第三条道路”为“布莱尔主义”。早在布莱尔入主英国政坛前的1995年，就提出过英国工党应该走出一条“未来的切合实际的第三条道路”。他还著有全面阐述“第三条道路”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主张》的小册子、《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一书，和《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一文，等等。此外，欧洲其他各社民党或社会执政的国家领导人，也都提出了类似的提法，如法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与绝对自由主义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提出的建立“以不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的现代经济结构”为目标的“新中间道路”。等等，更有甚者，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欧元区11个由社民党人执政的国家在欧元启动前夕的1998年11月22日共同签署了名为《欧洲新道路》的文件，从内容来看带有明显的布莱尔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的色彩。这一文件的签署，可以说是欧洲范围内对“第三条道路”的一次比较广泛的和有重要意义的认知和认同。或者说，“第三条道路”思潮已开始从理论虚务、政治倡议向能对欧洲政治经济施加实质性影响的政治纲领转化。
二、“第三条道路”产生的背景和基本主张
“第三条道路”思潮出现以来，不仅在欧洲成为热门话题，而且对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主要在于“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们（包括社会党人的理论家和政治家）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思考和认真对待的新思想和新主张。我国一些专家学者自1998年以来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对“第三条道路”的背景及政策主张进行了一些分析和评论。本文试从政治思想、经济社会和国家国际关系等几个方面对“第三条道路”的基本内容进行分析。
（一）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突出观念更新和执政党的改造
布莱尔指出：“第三条道路是使现代社会民主重新得到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它决不仅是在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一条妥协之路。它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世界根本的社会和变革，而且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工党是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首先和重要的是进行指导思想、指导原则的改革。
改革必须要有理论，要有意识形态上的新突破，党章的修改自然成为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变革的突破口。布莱尔上台后，首先将英国工党坚持了80年的、带有“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于公有制的党章第四条进行修改，确立“关于社会、社会正义、民主、平等、伙伴关系的价值观”，提出建立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建立“人人所有的社会所有制”。并在党章中第一次对市场、私有制予以肯定。从而使工党从一个追求“制度社会主义”的政党变为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政党。
针对变革意识形态是“抛弃原则”的指责，布莱尔认为，党的原则就是党的价值观，建立一个以共同的“价值观”而非仅以“阶级”为基础的支持者群体，恰恰表明了新工党摆脱旧意识形态和面向未来的勇气。
在组织结构方面，改变工党组织传统上由工会派别主宰、干部官僚化，派系斗争严重的状况，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普通党员的积极性。布莱尔大刀阔斧地改集团投票制为一人一票制，大张旗鼓地营造党内文化娱乐氛围，大量吸收青年和妇女入党，并加以重用。布莱尔任英国首相近两年，工党的个人党员人数从25万人增加到40万人，也就是说，工党现有的个人党员中，1／3是布莱尔上台后入党的。现工党主席是女性，全国执委会一半成员是女性。
（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强调效率与平衡
“第三条道路”作为欧美左翼政党为解决当今时代所面临各种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和理论，自然首先涉及的是国内的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与效率的问题。在这些方面，“第三条道路”提出了许多主张。
1.关于政府的职能与作用，“第三条道路”主张转变政府职能，寻求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平衡。布莱尔指出，任何一个正直的政府总得设法以公正来缓和市场的影响，确保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利于生活在这一经济中的人民。“第三条道路”的立场既不是放任自流主义，也不是国家干预。政府的作用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制定能鼓励独立，而不依赖别人的经济社会政策。美国学者R·C·朗沃思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在政治和经济上是自取灭亡，由庞大的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各个方面实行管理也行不通。新的和有效的全球经济结构需要全球的重新管制，即某种全球的“第三条道路”。
2.鼓励新的企业精神，提倡政府、企业、雇员、顾客之间建起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美英的一些学者还从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角度出发，提出在新条件下合作的重要作用，认为在新的经济现实下，合作（而不仅是残酷竞争）能提高经济价值，合作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合作能提供新企业发展机会，合作能恢复和增强政府的活力，合作甚至缓解全球性危机。总之，“经济的成功需要统一合作伙伴、职工、公众、政府和投资者的利益。把它看作一个‘公司社会’，每一个成员都通过为共同的成功贡献力量而受益”。这种“把市场造成的创造性的破坏与合作带来的社会和谐融为一体”的“民主企业”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第三条道路”。建立这种“公司社会”和“民主企业”，经济就会运转得更好，政府应努力实现并领导的，正是这种自组式的经济体系。
3.改革社会政策，提倡权利与责任的对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是“第三条道路”中最具特色的思想。长期以来，社会党或社会党人只强调国家、政府对个人的责任和权利，而很少谈到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而“第三条道路”则明确提出国家、单位和个人要遵循权利与责任对称、责权平衡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
4.改革福利政策，改造福利国家，是“第三条道路”主张中点睛之作。欧洲一些国家长期实行高福利政策，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被称为福利国家。高福利政策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以致使这种政策难以为继。布莱尔主张坚决进行改革，认为“只有进行福利改革才能使福利国家得救”。使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统一。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为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一书的德文版作序中写道，好的选择应是一种“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和潜力，而不只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做文章”的社会政策，福利政策应当不再是消极的，而应当是积极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目标不应当是预防风险，而应当是利用机会。通过改革福利，鼓励人们从事劳动和就业，只有极端情况下才发放直接补助金，而“任何拒绝融入劳动市场者都不能领到直接补助金”。
5.注重教育，加大投入。布莱尔认为：“教育应被置于特别优先的地位。较高的教育水平是今后进行国际竞争和进入一个广阔社会的关键。”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制定明确的改革目标，采取强硬手段进行干预，以促使那些教学失败的学校进行改革。
6.重视家庭、社区观念。英国工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不关心家庭生活，对犯罪活动软弱无力，在公共服务中不善的政党。而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则十分注意和纠正这方面偏差，强调家庭和社区观念和责任感的培养。以建立一个人人享有机会又积极奉献，自重同时又尊重他人的社会。从融洽家庭观念入手，主张在严厉打击青年人犯罪的同时，更要强调家长的职责，并帮助家庭（特别是那些已经很脆弱的家庭）更好地处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鉴于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区中生活，良好的社区环境和观念对人的成长发育十分重要。布莱尔把现代社区主义哲学视为工党的基本原则和社会民主的重要来源。
（三）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方面，强调合作与协调
“第三条道路”认为，在“市场资本化”和信息革命的推动下，权力越来越分散，边界越来越模糊，全球一体化正在改变民族国家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重蹈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老路不行，而必须有效地开展国际合作和协调，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经济、社会和生态规范标准，使国际合作与国家利益兼顾。《欧洲新道路》文件中指出：我们应当同世界化一道前进，我们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孤立主义者，……我们应当帮助市场运转和排除自由贸易的障碍。……在市况不佳的地方进行干预。安东尼·吉登斯甚至提出在联合国成立一个经济安理会，认为一国的经济需要宏观协调，世界经济也应如此，因为许多问题，诸如调节外汇市场、对待生态风险，没有许多国家和组织的集体行动和参与就无法解决。
像任何一种事物或思潮的出现都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背景一样，“第三条道路”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背景。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第三条道路”的产生是立足于解决欧美各主要国家存在诸多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客观需要。当然，正如欧美一些学者所言，在英语世界，“第三条道路”首先是为了在大选中捞选票，不过是给旧选举策略贴上一个新标签。但同时亦应看到，这一道路的出现，还是敢于直面各国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政策主张。例如，布莱尔在《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一文中，首先就提出：“我们面临的是难以应付的挑战——全球市场问题、持续的贫困和社会排外主义、犯罪率上升、家庭分裂、妇女作用的改变、技术与世界工作的一场革命、对政治的仇恨和要求进行深刻的民主改革，及要求采取国际行动的一系列环境保护和安全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靠传统的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都解决不了。“第三条道路”从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派理论中吸取生命力面对新挑战。再从欧洲的情况来看，90年代初欧洲经济经历一段时间衰退后于1994年底开始复苏，但增长缓慢，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有成效，但长期积累起来的问题也日益暴露，最痛苦的问题就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据统计，1996—1998年欧盟15国失业率高达10%左右，其中25岁以上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达20%以上，失业大军达2000万人左右。经济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形成恶性循环，并由此而产生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上面提到的财富分配不均，犯罪率上升、排外主义等问题。此外，欧盟一体化进程对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状况有严格的要求，各国又面临一体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压力，等等。显然，这些问题是欧洲各国执政的左翼党所无法回避的。这正是“第三条道路”出台的客观需要。
其次，“第三条道路”是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而作出的积极反应。当今时代，随着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国际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劲和加快，并向其他领域的全球化发展，资本、生产、市场、金融、信息、经济协调都在向全球化方向发展。甚至连危机（如生态危机、金融危机、人口及难民问题、核威胁等）也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运转需要全球性规则保证。全球化的问题需全球协调来解决。只有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有效地进行国际合作才能解决。这正是“第三条道路”的基本观点。
最后，“第三条道路”是苏联解体，冷战对抗体制结束的产物。一方面，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以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为基础的冷战对抗体制宣告结束，欧洲各国生活一个没有敌人，而只有问题需要解决的冷战后世界中，可以腾出手来解决自身在冷战时期被掩盖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总理若斯潘提出了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忠告。另一方面，冷战体制结束，国际关系中那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二者必居其一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也随之发生变化，而代之以互动、共处、和平、发展的新原则，似乎在国际间也出现了一种思想解放的趋势，为“第三条道路”思潮的兴起提供了环境条件。此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既打消了欧洲各国人民对左翼政党上台执政而“苏化”的担心，也促使欧洲各国左翼民主党认真反思既往，调整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这也是“第三条道路”产生的背景之一。
三、“第三条道路”的前景和启示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在欧美逐渐深入。作为一种理论，或者说作为欧洲各国执政的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还远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作为一种政策，也还是刚刚开始实施，尚需实践的检验。因此，目前讨论“第三条道路”的前景，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是，欧美的各界人士在对“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或褒或贬的同时，对其前景也有不同看法，大致可分为乐观与悲观两种。乐观派大都是“第三条道路”的策划者、领路人和拥护者。他们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是“为21世纪建立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的道路。也有学者谨慎地认为，“第三条道路”将成为一种时尚，尽管现在还不清楚，但它会从一种模糊不清的时尚走入下世纪的政治。安东尼·吉登斯则认为，“第三条道路是当代西方唯一可行的面向新世纪的政治哲学和理论”，而且大胆地预言，这一道路在西方世界至少将风行20年。悲观派认为，“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正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套话一样，“第三条道路”就是当今时代的套话。更有甚者，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死胡同”，因为它没有理论基础。
我们认为，对“第三条道路”的前景可以持审慎乐观的态度。这主要是基于如下的判断：第一，“第三条道路”的产生首先是基于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认识和对各自国内问题的反思而提出来的。它会随着国际国内的各种问题的解决而得到检验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充实。第二，这一道路具有较广泛的群体基础。美国总统克林顿尽管因性丑闻受到弹劾调查，但民众支持率仍然不降反升。美国人民自然不是在支持拈花惹草的总统，而是支持他的路线和方针。英国首相布莱尔上台一年后，公众支持率比上台之初还高，也表明人民对其施政方针和政绩的首肯。第三，这一道路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欧洲各左翼党派和右翼党派都在调整自己的政策和主张，双方都吸取对方之长，去自己之短，出现了左右趋同趋势和超越左右求共识的趋势。这说明了“第三条道路”具有一定社会基础。
几点启示：
1.“第三条道路”的提法并不是什么新名词。历史上就曾经有过各种“第三条道路”的提法。例如两次大战期间，东欧农村平民主义者用它来自我描述。法西斯的知识分子也把“第三条道路”作为时髦用语，称法西斯主义是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专政之间的“第三条道路”。60—70年代，原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在探索改革模式时也提出过介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民主和人道社会的模式”的“第三条道路”。稍早一点的还有19世纪中期由拉萨尔提出并经伯恩斯坦理论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混合的改良方案”。当前的“第三条道路”思潮与这一改良主义方案有密切的思想上的联系。从理论渊源来看，“第三条道路”并未超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框架，仍然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潮。
2.“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欧洲发展迅速，影响不断扩大。而且这一思潮作为目前欧美各主要国家左翼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其基本思想和政策主张将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对欧洲各国和欧盟乃至世界经济和政治走向产生较重大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加强跟踪研究，趋利避害，以便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
3.“第三条道路”尽管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但它毕竟是在当今时代出现的。因此，其中有符合时代要求的一面，也有一些新思路、新观点，如重视教育、提倡合作，主张权利与责任的对称平衡、福利政策改革等等，可借鉴为我国所用。
4.“第三条道路”具有人道主义的面孔，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具有人道主义面孔的机会主义”。在国际事务中，他们主张国际合作与协调，奉行和平主义。
但是，从最近北约对南联盟轰炸的事件中，可以明显看出，它不仅不符合联合国规定的基本国际准则，而且也与“第三条道路”鼓吹者的自己的主张相悖。问题就在于，这种行动正是在人道主义幌子下进行的。这是国际关系发展中的新动向，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对于“第三条道路”鼓吹者们以霸道代替人道、以强权压制主权、借人道主义之名行侵略扩张之实的行径予以揭露，这对于维护联合国国际准则的严肃性，维护我国自身和国际安全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