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辉芳[1]2003年在《冷战后印度亚太安全战略探析》文中提出本文对冷战结束后印度亚太安全战略作了比较全面与系统的论述。首先，对冷战时期印度亚太安全战略的历史演变作了回顾。其次，对冷战结束后印度亚太安全战略内容进行分析，认为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措施和战略重点；战略目标有阶段性目标和终极目标，阶段性目标是控制南亚和印度洋，终极目标是争当亚太及世界大国。战略措施有：展开多方位防务外交、大力加强本国常规军事力量、发展核力量和谋求核威慑以及排斥世界大国插手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事务。战略重点是发展核工业、发展经济与高科技；并进一步分析了冷战后印度亚太安全战略的特点：以跻身世界大国为最终战略目标，强调实力原则和极力拓展国家外部安全空间。然后，对冷战结束后印度亚太安全战略对世界安全、亚太安全、南亚安全和印度的影响作了探讨，对新世纪初印度亚太安全战略前景也作了展望。最后，对新世纪初印度亚太安全战略对中国的影响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战略对策。本文的这些探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助于学术界对印度亚太安全战略问题的深入研究，而且对新世纪中国如何制定对印度乃至南亚的政策，有效地维护中国西南边境和平与稳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戴晓庆[2]2018年在《印度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战略初探》文中认为作为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有重要影响的印度,其在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战略。战略目标涉及平衡各方势力、实现战略自主,成为海洋强国、实现大国地位等,战略措施包括对内发展本国国防力量,对外开展多边防务外交等。以“东向政策”的实施过程为依据,印度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战略可分为叁个阶段。以2001年和2014年为实施的分界点,印度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经历了开启合作、巩固合作和深化合作的历程,战略思维越来越清晰,战略影响不断加深。美国拓展亚太地域范围,推出“印太”概念,提升印度在该领域的地位,美印防务合作程度加深,印度或将成为制约中国的一极重要力量。未来中印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与合作将同时发展。
刘雨辰[3]2017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叁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叁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叁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叁,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叁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石志宏[4]2016年在《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及海权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主义、系统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剖析影响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冷战结束以来的总体海上安全形势、来自印度洋地区内外的主要行为体所扮演角色的基础上,对于中美印“战略叁角形”各自现有的海上安全战略(或战略态势)及其双边与叁边海上安全互动进行聚焦式研究,进而剖析了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最后从陆海统筹、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建设与远程军力投射、海上安全双边关系与多边互动等不同的方面,探讨中国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的应有之义。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印度洋的“深层次结构”包括地形、季风等自然地理因素,揭示海洋及印度洋与人类的基本关系；在此基础上,简要叙述了印度洋从有史以来直至冷战结束前的各个时期里对于人类出行与迁徙、贸易和征服、文化传播的影响,评述了从“达伽马时代”直至冷战结束前印度洋海上安全秩序演变的历史。关于冷战结束以来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总体形势,通过分析各种地缘因素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认为印度洋地区已经决定性地处于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前列,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危险的区域之一。该地区在资源、人口、经济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普遍地汇聚于海洋领域,海洋也是沿岸国家和外来大国集体利益和交叉利益的焦点之所在。众多的地区内外重要国家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都想获得波斯湾石油和印度洋战略性海上交通线的进入权,一个美中印“战略叁角形”正在印度洋上呈现,而且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塑造性力量。关于印度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本文揭示了印度海上安全战略观的演变、印度海上力量的发展、印度全方位的海上安全对外关系,认为印度所怀有的“印度之洋”的战略抱负面临内外的众多限制性因素。关于中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涉及印度洋及印度洋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对于国外尤其是美印盛行的所谓的中国“珍珠链战略”进行辨析,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行动对于中国远洋军力投射的启示、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印度洋战略的思考等方面,认为中国走向印度洋是一种战略上的势在必行之事；所谓的中国印度洋“珍珠链战略”在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由美国首先杜撰并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甚至恶意炒作的话题,其对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尤其是中印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而国外专家依据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实际存在和中国海军地区外部署的经历所作的解读,对于中国思考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不无裨益。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中国在维护自身在印度洋地区正当的海上安全利益和集体利益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美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指出美国为首的列强冷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在该地区的重大政治与军事活动,导致了其在印度洋海上安全变迁动力中的战略性支配地位。但美国对于整个印度洋地区并无一致的视角,其政治与军事资源分配是破碎的,难以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作出可信的承诺。美国目前围绕印度洋海上安全大战略所展开的深入讨论及提出的各种方案,揭示了美国的印度洋大战略可能的演变方向。关于中美印双边及叁边互动,本文揭示了中国的重大利益、印度的强烈抱负与美国在印度洋的确定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叁者在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反恐、反海盗等方面存在合作空间,以及由于力量格局变迁与政策理念分歧而可能激化潜在矛盾导致冲突,叁方在印度洋既合作又对抗,从而呈现“非盟非敌”的叁边互动态势,叁方应当通过大国协调、机制建设与功能性合作等构建有序竞争的博弈关系。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秩序的构建,本文分析了印度洋地区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构想。本文认为环印度洋联盟、印度洋研究集团、印度洋海军论坛具有成为一轨、二轨和技术层面的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平台的潜质。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具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面临着众多的具体挑战。如果要创立一种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印度洋国家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它究竟应当是排它性的还是包容性的。从地区的长期稳定来看,一种围绕能源利益攸关者(能源进口依赖国、能源专营经济体和能源安全咽喉要道国)而构建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更具有前景。本文最后对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的内涵进行了探讨,着重思考印度洋战略及其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的相互关系及其统筹协调问题、中国在探索陆海统筹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方面所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及“支柱国家”、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能力建设、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及多边海上安全合作等问题。
孙伟[5]2016年在《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研究》文中指出美澳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具有最多共同点的同盟。澳大利亚在和美国结盟以后参加了美国发动的每一场主要战争,堪称美国在该地区最亲密的盟友。这个中等强国被美国视为其亚太战略的“南锚”。奥巴马政府开始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澳大利亚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而随着中国崛起和中澳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中澳政治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得更加顺利。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澳大利亚的对美政策对于中国制定其周边战略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深究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过程总结出美澳同盟关系的特点,评价美澳同盟对澳大利亚国防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并且对影响美澳同盟将来走向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对和本文题目有关的官方数据与报告、美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演讲与谈话、国内外广大学者们的论文以及学术着作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比较、综合与归纳,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解读来还原历史事实、发现规律和解释现象,最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外,本文还使用了历史学、经济学以及国际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进行了交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是通过综合同盟理论各派观点包括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同盟理论来阐述同盟、同盟视野和追随这叁个基本概念,同时尝试用威胁认知、意识形态、权力、地缘政治特征、利益、制度和认同等主变量来研究同盟的建立、持续和发展,并且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对同盟的价值进行评估。第二章也构成了全文的理论框架。第叁章追溯了澳大利亚参加越南战争的根源。冷战开始以后澳大利亚积极推进前沿防御战略,因此参加了由美国组建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希望在远离澳大利亚本土的印支半岛遏制中国。对于美澳同盟来说,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对《澳新美安全条约》的补充,使得美澳同盟关系有了双重保险。第四章则涉及澳大利亚出兵南越的原因、卷入越南战争的过程以及越战失败对美澳同盟关系的影响。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前沿防御战略。澳大利亚政府认为通过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可以保证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安全。此外,由于在马来西亚联邦与荷属西伊里安问题上和印尼关系紧张,为了让美国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澳——印尼冲突中保护自己,澳大利亚参加了越南战争,此举可以被视为一种保险政策。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澳大利亚不得不开始反思和修正本国日益僵化的对美政策。第五章分析了美澳同盟关系在冷战转型期的调整。澳大利亚在惠特拉姆时期尝试推行独立外交政策,使得美澳同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但这只是同盟范围内的一种自主。美澳同盟关系在弗雷泽执政时期特别是在前苏联于1979年侵略阿富汗以后又得到了加强。本章还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新同盟的裂变,美澳同盟关系并没有受到其影响。第六章研究了冷战后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由于共同威胁的消失,美澳同盟在冷战结束以后一度处于漂流状态。澳大利亚在基廷执政时期积极地接触亚洲并且促进地区安全合作。但是霍华德上台后又提升了美澳同盟关系,使其聚焦于澳大利亚领土之外的地区安全问题。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澳大利亚积极参加美国的反恐战争,美澳同盟关系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蜜月期。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重返亚太战略以后美澳同盟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冷战后澳大利亚开始在中美之间进行均衡外交,基廷政府的尝试在霍华德执政前期一度被逆转,但是在霍华德执政后期,澳大利亚的均衡外交政策表现得日渐明显。不过美国重返亚洲以后,澳大利亚实行均衡外交政策的空间受到限制。第七章是结论,总结了美澳同盟的两大特点即两国在力量上的不对称和地位上的不平等。由于美澳同盟的存在,澳大利亚很难有真正独立的外交与防务战略。它追随美国的最重要原因是为了保障本国的安全和生存,其次才是获取额外的利益。澳大利亚因素、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和东盟因素都会对美澳同盟的未来走向产生影响。
郭玉强[6]2017年在《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初,日本的东亚地缘安全战略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战略转型期。谋求“普通国家”化的日本,将追求何种目标、遵循何种理念、基于何种规范、秉持何种原则设计、制定和推进东亚安全战略,已成为一个地区性的焦点问题。高调宣称“日本回来了(Japan is back)”的日本,在东亚安全中将成为“中心”还是被“边缘化”,是成为“和平的力量”还是走“军事超级大国”化的老路,再一次成为东亚国家关注日本安全的固定话题。坚持大陆还是海洋战略,谋取主导权势还是追求增加财富、迈向大日本还是小日本主义,也再一次成为思考、研究和评判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原点。从历史来看,日本的地缘安全战略设计易使之与邻国产生潜在和危险性的冲突,21世纪初的日本是否能建立起“金发姑娘共识”(goldilocks consensus)来解决这一难题仍有待观察。这种“既不太硬又不太软,既不太东方也不太西方”的大战略,是否会增强日本的自主性和威望,是否能让日本选择“自我保险的政策”而不是成为一个威胁,也是目前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有鉴于未来日本发展的不确定性、安全战略走向的非确定性,本文从日本的战略理论与历史、战略环境与认知、战略目标、原则与手段、战略设计与结构安排、未来的战略走向、战略影响与应对等六个方面,对日本的东亚地缘安全战略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在总体勾画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全貌的同时,也从局部的变化透析日本转型的幅度、变化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在对日本历史战略、现实战略和未来战略的关联性探析中,对日本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清晰定位和合理评判。除绪论外,本文共由六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从历史视角、理论视角、战略轨迹叁个维度,对日本与东亚的关系及其战略进行了宏观阐释。分析了日本在东亚扮演的角色,解析了其地缘战略的思想根源,审视了日本安全战略的历史变迁与其战略布局的变化。第二章主要以东亚地缘环境变迁和日本战略调整为主线,透视战略转型期日本的外部环境认知、因应政策选择的诸多相关问题。从具体的现实层面揭示了地缘安全战略之于日本的时代意义,解析了日本战略认知、思考、定位与摸索的论争及其战略决策问题。第叁章主要从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战略手段分析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价值取向、路线方针和推进方式等问题。主要是从“内在本质”的层面,阐述日本总体战略架构的领域目标、关切重点、利益建构和机制偏好等问题。第四章侧重于研究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外在形态”。重点研究其战略层级结构的设计和安排。自主还是结盟、双边还是多边、国家还是地区等的战略设计,是日本基于历史独特性所形成和继承的基本框架。日美同盟的双边安排、有限的多边安全机制、地区性的安全制度建设,是日本不同安全诉求的承载体。第五章主要探讨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据此对其进行定位。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仍处于是回归、是转向、还是整合的一个战略摸索时期;富国强兵、重构对美安全依赖成为一种趋势。两面下注的机会主义战略仍是日本惯用的做法。第六章主要从战略特征、战略效能、战略制约、战略困境等四个维度总体透视日本的战略影响,从日本战略转型的幅度、变化的程度、转变的速度等来透视其影响的广度、深度。最后,基于对日本的客观研判和理性评估,为中国设计合理、高效的应对政策提供现实可行的战略路径。
杨昆[7]2013年在《冷战后印度海洋政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印度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宜向海洋发展,古代印度也曾一度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到了近代,印度遭到西方国家的入侵,最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也失去了海权。英国殖民时期,英国的海洋战略对印度有很深的影响,印度也发展出了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印度独立后,海洋政策开始起步,海军力量突飞猛进,海上利益不断扩展。从古到今,印度海权呈现出从兴到衰再到复兴的发展轨迹。冷战结束后,印度借助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依托自身大大增强的综合国力,在南、东、西叁个方向上扩展海上利益和影响力,海洋政策最终定型。其中,南下印度洋仍然是印度海洋政策的主要内容。印度力求保持在北印度洋的海上优势,加强与印度洋沿岸其他国家的海上合作,并把海上利益进一步向南印度洋扩展。东进亚太海域是冷战后印度海洋政策的一个新内容,印度与亚太国家之间开展了一系列海军合作和海洋能源合作,并把海防前线往东推进,介入了南海问题,扩展了在亚太的海上利益,提升了在亚太的影响力。此外,印度海洋政策也向西扩展到波斯湾、亚丁湾和红海等海域,并依靠俄罗斯的帮助和自己的力量努力提升海军实力,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内和平地扩展海上利益。冷战后的印度能够实行这样的海洋政策,是由国际国内一系列原因造成的,其目的在于走向远洋,威慑域外大国,为大国战略提供支持。冷战后的印度海洋政策是全球国际格局、南亚和亚太地区形势及印度国内形势变化的产物,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国际格局,但是印度目前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去实现海洋政策的目标。当前,印度北部边界的陆地防务,以及印度的政党政治、决策过程和战略文化等因素都影响着印度海洋政策,美国和中国也对印度海洋政策的实施形成了一定制约。因此,印度海洋政策的实施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未来印度的海洋政策还会进一步向南印度洋和亚太海域扩展,印度也明白应当利用国际矛盾,去和平地推行自己的海洋政策。
凌胜利, 曲博[8]2015年在《世界大国地缘战略运筹与中国大战略》文中指出大国崛起需要注重地缘战略的运筹,积极化解地缘竞争,推进地缘影响拓展。冷战后世界大国纷纷调整了地缘战略,不断夯实各自周边地区,并通过经济渗透、热点问题介入拓展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需要加强对世界大国的地缘战略的研究,并在自身地缘战略运筹上处理好陆海战略方向,巩固周边地区,并通过地缘经济增强世界影响。
宗蔚, 查文仙, 张兵[9]2018年在《冷战后印度安全外交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文中提出冷战后,国际安全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印度为与国际安全格局契合对国家的安全外交进行了调整。安全外交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外交战略之一。国家安全外交涵盖军事、政治、经济和领土安全等多个领域。本文研究冷战后印度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安全外交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印度通过对这些领域安全的外交调整,强化了本国的安全外交战略,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印度在安全外交上的调整,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
韦健锋[10]2013年在《现实主义视角下的邻国外交》文中研究指明印度和缅甸同为我国西南重要邻国,印缅双边关系如何将直接影响我西南边疆安全环境。本论文对独立后的印缅关系进行考察分析,揭示其内涵、特点及影响因素,并据此研判其未来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和处理涉印、涉缅历史与现实问题,制定行之有效的对印、对缅外交策略。论文第1—3章重点介绍了印缅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不同时期内印缅关系发展的基本状况、特点和影响因素。第4章阐述了印缅边境反政府武装、非法移民和非法贸易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对印缅关系的影响。第5章从中印缅叁国相互认知入手,通过介绍中国对缅关系的发展和建设经缅甸连结印度洋国际大通道及其印度的因应举措,来展示中国因素对印缅关系的作用情况。结论部分对影响印缅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并对该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作简要展望。1948年以来,印缅关系总体呈现出由高涨到快速回落再由低落到渐次升温的发展历程。尼赫鲁—吴努时期,相同的遭受殖民统治经历、共同的不结盟理念,以及两国领导人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结下的友谊,成就了印缅关系史上的蜜月期。奈温时期,印度对缅甸军人掌权、实施“国有化”和奉行消极中立政策感到不满,两国共同利益减少,双边关系相对冷淡。冷战末期,缅甸政局动荡,国内民主状况恶化,印度主要从意识形态出发对缅甸当局进行猛烈抨击,两国关系跌至历史冰点。冷战后,印缅两国出于边境问题、中国因素等不同或相同的各自利益需求,积极开展双边合作,使两国关系日趋紧密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总的来看,意识形态、边境问题、中国因素、缅甸政局变化和印缅两国的外交政策,是影响独立后印缅双边关系发展走向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同。事实上,在这些因素背后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两国的国家利益需求：印缅之间国家利益需求的兼容性、同向度越高,两国关系就越好,反之则越差。
参考文献：
[1]. 冷战后印度亚太安全战略探析[D]. 廖辉芳. 暨南大学. 2003
[2]. 印度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战略初探[D]. 戴晓庆. 外交学院. 2018
[3]. 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
[4]. 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D]. 石志宏. 南京大学. 2016
[5]. 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以来美澳同盟关系的演变研究[D]. 孙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6]. 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研究[D]. 郭玉强. 吉林大学. 2017
[7]. 冷战后印度海洋政策分析[D]. 杨昆. 郑州大学. 2013
[8]. 世界大国地缘战略运筹与中国大战略[J]. 凌胜利, 曲博.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5
[9]. 冷战后印度安全外交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 宗蔚, 查文仙, 张兵.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18
[10].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邻国外交[D]. 韦健锋. 云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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