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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知识论立场的困境
在语言倍受青睐的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中，语言不仅是哲学“分析”或“解释”的对象，而且首先是哲学自我理解的出发点。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以区分语言的两种职能——“表述”职能和“表达”职能——为前提而展开的哲学批判，集中地表现了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耐人寻味的是，在回应逻辑实证主义对哲学的批判的过程中，现代哲学却往往或者是就范于对卡尔纳普所说的语言的“表述”职能的自我申辩，或者是屈就于对卡尔纳普所说的语言的“表达”职能的自我承诺，即寻求“哲学科学化”或者转向“哲学文学化”。在我看来，这两种哲学态度，从相反的方向肯定了共同的哲学立场——哲学的知识论立场。
卡尔纳普提出：语言的“表述”职能构成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这种命题能够通过经验本身（比如科学实验及其技术应用）来判定其真伪，因而是“有意义”的“真问题”；语言的“表达”职能所构成的则不是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而是关于人的情感或意愿的种种看法，它们既不可验证也无所谓真伪，因而是“无意义”的“假问题”。据此，卡尔纳普系统地批判了传统哲学的三个组成部分——“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全部传统哲学的实质，就在于它总是以语言的“表达”职能去充任语言的“表述”职能，也就是以种种的“朴素类比法”或“图解语言”去充任对世界的“普遍性解释”，其结果是哲学“给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上不给予任何知识”，因此，对全部传统哲学，只能而且必须是予以“拒斥”。
应当承认，在哲学知识论的立场上，或对哲学科学化的要求中，卡尔纳普及其所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并非是给传统哲学“妄加罪名”的“无稽之谈”，而恰恰是对传统哲学的“切中要害”的“澄清问题”。
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哲学视为具有最高的概括性（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解释性（最大的普适性）的“知识”，并以知识分类表的层次性来区分哲学与科学，从而把哲学归结为“全部知识的基础”。这种知识论立场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是根深蒂固的。从亚里士多德“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到黑格尔构建“一切科学的逻辑”，始终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君临天下。在现代科学迅猛发展并不断地把哲学“驱逐”出其“世袭领地”的过程中，这种知识论立场的直接后果，就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对传统哲学的讨伐与批判：如果哲学是知识或科学，就应当而且必须以知识或科学的标准——表述经验事实并被经验事实证实或证伪——来要求哲学和评判哲学；如果哲学不符合知识或科学的标准——不是表述经验事实也不能被经验事实所证实或证伪，哲学就只不过是“理性的狂妄”和“语言的误用”，因此应当而且必须“治疗”哲学或“消解”哲学。
不可否认，这种思路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正是从这种合乎逻辑的思路出发，卡尔纳普不仅立足于区分语言的“表述”职能和“表达”职能去批判传统哲学，而且进一步双重化地封闭了“哲学科学化”的通道：如果哲学固守自己的“形而上学”而又坚持充任语言的“表述”职能即把自己视为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大普适性的知识，它就只能而且必须作为“无意义”的“假问题”而予以“拒斥”；如果哲学企图继续存在并且试图使自己跻身于“科学”，它就必须彻底放弃凌驾于科学之上或与科学并驾齐驱的任何“妄想”，而仅仅把自己变成“科学的副产品”，即对科学命题进行“澄清”与“分析”的“科学的逻辑”。显然，卡尔纳普所提示的后一种选择，并不是传统哲学所期待的“哲学科学化”，而恰恰是封闭了传统哲学科学化的通道——以作为“科学的副产品”的“科学哲学”去取代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
卡尔纳普所代表的这种“强硬”的科学主义立场，遭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哲学批判。然而，透视这些对批判的批判，人们会非常惊讶地发现，这种反批判在总体上是沿着卡尔纳普区分语言的两种职能的思路去申辩哲学的现代生存权力和寻求哲学的现代出路，而不是针对卡尔纳普作为立论出发点的思路去反思哲学的真实意义和探索哲学的现代使命。其结果，或者是沿着卡尔纳普所说的语言“表述”职能的思路，固守和强化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坚持寻求哲学的“科学化”；或者是沿着卡尔纳普所说的语言“表达”职能的思路，弱化和放弃哲学与世界的现实关系，把哲学变成某种“拟文学”的活动。这两种哲学态度，前者可以说是以卡尔纳普之是为是（科学的哲学必须履行语言的“表述”职能），后者则可以说是以卡尔纳普之非为是（履行语言“表达”职能的哲学具有某种非科学的“意义”）。在我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是对追问存在意义的哲学的遗忘。
固守和强化哲学知识论立场的哲学流派，从总体上看，是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去“破解”对哲学的科学主义批判和“寻求”哲学的科学化道路。这就是“弱化”科学本身的“科学性”的方式和“强化”哲学本身的“科学性”的方式。
所谓“弱化”科学本身的“科学性”的方式，就是通过揭露科学与非科学的常识的无法割断的联系，科学自身的假设与猜测的性质，以及科学所蕴含的“本体论承诺”等“形上”基础，来“缓和”对“形而上学”的科学主义批判，从而以“模糊”科学分界的方式来实现哲学合理性的自我辩护。逻辑实证主义之后的西方“科学哲学”，如以证伪主义著称的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以精致证伪主义著称的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以科学范式理论著称的库恩的历史主义，以“怎么都行”著称的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等等，从其演化的逻辑线索上看，均致力于“弱化”科学本身的“科学性”，“缓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从而使哲学跻身于“科学”的工作。
所谓“强化”哲学的“科学性”方式，就是把“合理形态”的哲学归结为以科学为基础而实现的“对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寻求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作为哲学的“拟化形态”，用“系统”、“结构”、“信息”、“反馈”、“自组织”以及“场”等科学概念来改造和重构哲学对世界的解释体系，探索哲学“形式化”的可能与途径等等来“回击”对哲学的科学主义批判。通行的“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以邦格为代表的“科学唯物主义”，以及种种试图以某种科学范式为统一性思想来重构哲学的世界图景的流派，从根本上说，均属于“强化”哲学的“科学性”并从而使之跻身于“科学”的工作。
应当看到，无论是“弱化”科学的“科学性”，还是“强化”哲学的“科学性”，其深层的思想前提，仍然是把哲学视为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大普适性的“知识”，仍然是把哲学视为对世界作出统一性解释的“基础”，因而总是把“科学化”视为哲学的合理趋向与最终期待。正是这个深层的思想前提，决定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在本质上是“科学主义”的；它对“科学主义”的任何“反驳”与“破解”，都只不过是以新的方式强化对哲学的科学主义要求——使哲学“科学化”。
对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哲学知识论立场和难以割舍的哲学科学化要求，不能不迫使人们提出如下的问题：在人类实现自我发展的历史活动和历史过程中，“科学”是否是唯一有意义的活动方式？“哲学”是否只有跻身于科学才有意义？趋向于或囊括于科学之中的“哲学”还有什么独立存在的价值？使哲学科学化的企图与努力是不是对哲学本身的遗忘？哲学是否只有充任语言的“表述”职能才有生存的权力？
在哲学科学化“此路不通”的警告中，现代哲学的某些流派似乎不仅是得到了一种启示，而且是受到了一种鼓励：不以卡尔纳普之是为是，而以卡尔纳普之非为是；放弃语言的“表述”职能，而履行语言的“表达”职能；割舍哲学的科学化追求，而开拓哲学的“拟文学”事业。这种哲学倾向在理查德·罗蒂的反表象主义的“后哲学文化”中得到集中的体现。
对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罗蒂持有一种激烈的和严厉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哲学把自己视为全部知识的基础和裁判人类全部思想与行为的观念框架，是源于一种错误的诱惑——把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找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在他看来，大多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共同点，就是对是否存在这样一种称作“哲学”的自然人类活动的怀疑。而这种“怀疑”的结果，则是“哲学文化”被他所说的“后哲学文化”所取代。他提出，在这种“后哲学文化”中，哲学既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既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也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因而是一种没有支配原则、没有核心、没有结构、最具有语言的自由使用和词汇的任意创造的“拟文学”的活动。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不仅更深刻地暴露了“存在主义的焦虑”和“相对主义的困境”——无标准的选择和无根据的判断，而且更彻底地否弃了全部传统意义的哲学——作为知识基础的哲学和作为人类规范的哲学。然而，透过这种激烈并且严厉的言辞，人们不难看到这种“后现代文化”观及其所倡言的“拟文学”活动的虚弱与猥琐——舍弃掉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和科学化要求，就是“哲学”的自我否定，就不存在作为“自然人类活动”的“哲学”。这表明，在罗蒂声言与“哲学”断裂的“后哲学文化”观中，隐含着一个与“哲学科学化”殊途同归的思想前提——无法割舍的哲学知识论立场。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前提，必然导致新的“哲学科学化”要求，即以某种新的知识论立场去“消解”当代哲学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和“相对主义的困倦”，从而实现某种对“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P.拉比诺语）的“超越”。
二、表征存在意义的哲学
当代哲学似乎是陷入了两个难以“超越”的“怪圈”：其一，反对“科学主义”却又固守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从而导致新的“科学主义”；其二，以“消解”哲学自命而又寻求哲学的自我理解，从而引发新的“消解”哲学运动。在我看来，这两个“怪圈”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是由于对“哲学的遗忘”而导致的“哲学知识论立场”的自我训服，因此能够通过“哲学的唤醒”去挣脱这种自我训服；后者则是由于“哲学的存在”而引发的“哲学自我理解”的思想冲突，因而是不可“消解”的哲学存在方式。问题在于，当着人们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怪圈”混同为一个的时候，就不仅难以挣脱哲学知识论立场的自我训服，而且往往导致对是否存在“哲学”的怀疑。因此，探索哲学之不可“消解”的根据，既是“消解”哲学知识论立场的前提，也是“消解”哲学虚无论立场的前提。
哲学之不可“消解”，在于它是人类自身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哲学方式的特殊性及其独特价值，根源于人类存在的特殊方式，也就是人对世界的特殊关系。
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不仅是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存在，而且是反思自身存在的存在。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既是人类理论理性的无法消解的寻求，又是人类实践理性的不可替代的基础。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和人类自身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根源于人类的理论理性对存在意义的寻求和存在意义对人类的实践理性的支撑。
存在的意义既不是以语言的“表述”职能来陈述的经验事实（因此存在的意义并不是科学的对象），也不是以语言的“表达”职能来传递的情感或意愿（因此理论理性对存在意义的寻求以及存在的意义对实践理性的支撑并不是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来实现）。存在的意义是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并实现为哲学的“表征”方式。
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并不是把人的存在作为意识对象而形成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对象意识，而是把关于人的存在的对象意识作为意识的对象，寻求和反思这种对象意识所蕴含的对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意义。在这种自我意识中，关于人的存在的意识成为意识对象，而从这种对象意识中反思到的意义则成为意识的内容。哲学就是关于意义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征。“表征”是哲学显现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独特方式，而不是与“表述”和“表达”相对待的一种语言职能。这就是说，哲学并不是以某种特殊的语言职能来实现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把握，而是以自己的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使哲学话语系统获得特殊的意义。更明确地说，哲学总是在“表述”什么或“表达”什么，但这种“表述”或“表达”的意义却不是对经验事实的陈述或对情感意愿的传递。而对哲学的“科学化”要求或对哲学的“拟文学”理解，从根本上说，就在于“遗忘”了哲学所“表述”或“表达”的“意义”，却仅仅看到哲学总是在“表述”或“表达”。
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哲学家总要“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把这些“说”的和“写”的汇集起来或梳理出来，是否就是所谓的“哲学”？如果“是”，“哲学”是荒唐可笑的。
不必说古希腊“爱智”的哲人们大伤脑筋地思考“万物的统一性”所“表述”或“表达”的种种看法，就是近、现代甚至当代哲人们“说”的什么和“写”的什么，具有“健全常识”的人也感到难以理喻。比如，人们所熟知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休谟的“因果习惯联想”，康德的“先验统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乃至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伽达默尔的“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等等，具有“健全常识”的人都会发问：我不思想我就不存在吗？我没有感觉到的存在就不存在吗？因果联系不是客观存在吗？普遍必然性是先验的存在吗？超然于万物之外又内在于万物之中的绝对精神到底是什么东西？难道客观世界是装在语言里面吗？人就是一种理解活动吗？……。
这种“发问”，并非仅仅是具有“健全常识”的普通人的困惑，更是以“哲学科学化”为旗号的许多“哲学家”对哲学的肆意嘲弄和愤怒声讨。人们所看到的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都是以“揭露”和“批判”这些“说法”的“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先验论”或“不可知论”等等为其理论出发点的。一位颇有建树的逻辑经验主义者甚至这样提出问题：究竟是黑格尔的“说法”太深刻，以至于我们理解不了；还是他本来说了些“昏话”，所以让人根本无法理解？他认为只能是后者。（参见赖欣巴哈著《科学哲学的兴起》）
正是由于仅仅看到哲学的“表述”或“表达”，而不是探索哲学的“表述”或“表达”所具有的特殊的“表征”的意义，所谓的科学主义思潮才把以往的哲学视为“语言的误用”和“智力的浪费”，并试图实现哲学的“科学化”或开拓哲学的“拟文学”事业。
从“表征”的意义看哲学，我们就会发现，不仅科学主义思潮所“拒斥”的“形而上学”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在于它是对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征，而且“消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真正意义与价值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其真实意义并不在于他所“表述”的对世界统一性的概括与解释，而在于这种哲学所“表征”的人类寻求生存的根基与意义的自我意识。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后神学文化”，其真实意义并不在于各种哲学流派所“表述”的对世界或人类意识的种种解释，而在于它们所“表征”的消解人在超人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人类自我意识。如果借用一套哲学丛书的标题，我们可以比较简洁地作出这样的概括：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其历史演进的过程，正是表征着从“信仰的时代”到“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以至“思想体系的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
同样，现代哲学的“消解哲学”运动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倡言的“后现代文化”，其真实意义也不在于它们所“表述”的哲学科学化要求或对哲学的拟文学理解，而在于它们所“表征”的消解人在超人的“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人类自我意识。如果说黑格尔之所以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马克思语）是因为黑格尔以“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形式“表征”着人类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现代哲学之所以要激烈地“治疗”、“拒斥”、“消解”哲学，则是因为现代哲学以“取消哲学”的方式“表征”着人类挣脱“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德里达试图以“边缘”颠覆“中心”，福柯试图以“断层”取消“根源”，罗蒂试图以“多元”代替“基础”，他们所激烈地进行的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反结构主义、反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的种种哲学批判，其真实意义与价值，也仍然在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表征”着“跨世纪”的人类自相矛盾的自我意识：挺立个人的独立性和追求文化的多样性与崇高感的失落和生存意义的危机的自相矛盾的自我意识。
用黑格尔的话说，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思想对时代的把握，既不是“表述”时代状况的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对时代的情感和意愿，而是“表征”人类对时代的生存意义的自我意识。哲学之不可“消解”，或者说哲学的“合法性”，在于人类不能“消解”关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在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需要通过哲学的理论“表征”的方式而获得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从而历史地调整和变革人类的生存方式。
三、哲学表征的方式与内容
哲学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征，主要是以哲学的自我追问、哲学的问题转换、哲学的派别冲突和哲学的演化趋向来实现的。
哲学的令人困惑而又引人入胜的突出特征，首先在于它的坚韧不拔的自我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究竟研究什么，哲学究竟有何用途，哲学究竟有无发展，哲学究竟为何存在，……。然而，这种坚韧不拔的自我追问的结果，却总是使人陷入更深的困惑之中——所有的哲学家都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各异其是的回答。正视这种哲学自我理解的非一致性，会启发我们从相反的方向提出问题：没有统一性的哲学与进行哲学追问的人类是何关系？这种新的追问会使我们发现，哲学的自我追问恰恰是表征着人类的自我追问，哲学自我理解的非一致性恰恰是表征着人类自我理解的非一致性。人类以哲学的方式追问自身存在的规定性即自身存在的意义的统一性，又以哲学自我理解的非一致性而表征着自身存在意义的矛盾性。人类以哲学的方式追问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即自身存在的意义的根据，又以哲学自我辩护的历史性扬弃而表征着人类对自身存在意义的历史性理解。从表征的意义看哲学的自我追问，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追问存在的意义的艰难历程。哲学的坚韧不拔的自我追问表征着人类自身的不可消解的自我追问。
人类追问存在意义的艰难历程，具体地体现在哲学问题的转换之中。古代哲学提出“万物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试图以某种最深层的统一性的存在来确定人类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又意味着人类尚未达到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去反省人类生活的意义。因此，这种哲学实质是表征着人类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近代哲学提出“意识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以反省的认识去寻求人类生活的意义，又意味着人类是以超历史的即抽象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现代哲学提出“实践的统一性”以及科学、语言、文化等等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从历史的即现实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也意味着人类在多元文化中的意义的冲突与危机。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融合的自我意识。
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等的派别冲突。这些哲学层面的理论冲突，并非仅仅是哲学家之间的思想冲突，而是表征着人类在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中，始终存在着人对现实的依赖性与对现实的超越性的冲突，人类的感性存在与理性追求的冲突，人类存在的有限性与人类理想的无限性的冲突。因此，哲学所需要的是从人类存在的矛盾性去解释哲学理论的冲突，而不是把这些冲突视为哲学的自我冲突。在现代哲学中，本质主义与存在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历史决定论与非历史决定论等等的派别冲突，以错综复杂的理论冲突的方式，表征着现代人类在“上帝被杀死”之后所面对的意义危机的自我意识。从“表征”的意义看待哲学派别的理论冲突，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哲学派别冲突的生活意义，也能使我们从理论层面上去透视人类存在意义的复杂矛盾。
这里我们仅从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的冲突中，分析一下它们所表征的人类的感性存在与理性思维的矛盾。对于人的感性来说的存在（现象），对人的理性来说永远是非存在（理性“看不见”现象）；对于人的理性来说的存在（逻辑），对人的感性来说永远是非存在（感性“想不到”逻辑）。这种感性与理性的存在与非存在的矛盾，是人类的永恒的矛盾，也是推动人类不断发展的动力。哲学，正是以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的冲突而表征着人类的这种矛盾。在古希腊，以善于诡辩著称的哲学家芝诺曾提出“飞矢不动”、“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等命题。关于后者，芝诺的“诡辩”是这样的：假如让乌龟先爬一段路，然后再让古希腊神话中的善跑的英雄阿基里斯去追它，那么阿基里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这是因为：阿基里斯在追上乌龟之前，必须首先到达乌龟的出发点；可是，这时乌龟已经又向前爬了一段，阿基里斯又必须赶完这段路；由于阿基里斯和乌龟之间的距离可以依次分成无数小段，因此阿基里斯虽然越追越近，但却永远追不上乌龟。毫无疑问，这个结论在“经验”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是“荒唐”的，但在“逻辑”上却无懈可击。正因如此，黑格尔认为芝诺的命题并不是“诡辩”，因为他从没有想到要否认作为“感觉的确实性”的运动，而问题仅仅是在于“运动的真实性”。列宁也因此提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在概念的逻辑中表达它”（《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1页）。 黑格尔和列宁对芝诺问题的肯定，正在于他们深刻地理解哲学的“表征”意义，而不是拘泥于哲学家“表述”或“表达”了什么，正在于他们理解芝诺问题所“表征”的人类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以及芝诺对这一矛盾的自觉，而不是把芝诺的“表述”看成荒唐无稽的“诡辩”。
哲学的自我追问总是以哲学问题的转换而获得时代性的特征，哲学问题的转换又总是以哲学的派别冲突而获得具体的理论内涵。哲学就是在自我追问的问题转换和派别冲突的自我批判中而显示出自身演化的趋向性。从总体趋向上看，哲学的演化经历了塑造“神圣形象”、“消解神圣形象”和“消解非神圣形象”的过程。哲学演化的趋向性，表征着人类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到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再到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过程，也就是表征着人从“依附性的存在”到“独立性的存在”再到“类主体存在”的过程。正是在表征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意义上，哲学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或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人类存在的意义，借用海德格尔的比喻，它好比是“林中的小路”，隐而又显，显而又隐，因而需要“解蔽”与“澄明”。人类以哲学的方式来“表征”自己关于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就是意义之光的“开显”。它为人类提示新的理想境界和展现新的可能世界，因而也成为追求理想生活和开创新世界的人类的历史性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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