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鉴赏:档案文献编纂的研究领域_企业档案工作规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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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档案文献编纂学是中国档案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在中国十分活跃。档案文献编纂学长期以一次档案文献编纂为基本研究领域,近10年来其研究领域已扩展到二次档案文献编纂和三次档案文献编纂领域。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的实质性问题是充分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以档案文献出版物作为开发成果的表现形式,使档案信息得到增值,便于人们接收、理解、利用,从而造福于社会。

ABSTRACT

Archival documentary compil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branch subjects of the Chinese archives science discipline,The field of archival documentary compilation has always beenactive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archival documentarycompilation concentrated on primary documents,but in recentyears,the field has been expanded to secondary and tertiaryarchival document publication. The main issues of

thearchival documentary compilation field

are

to

developarchiv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to their full potentiality,to regard archival documentary publicatin as the product of compilation,to increaes archival information value,and to make archival information value acknowledged, understood,and used by society for social benefit.

一、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发展轨迹。

在中国的档案学体系中,档案文献编纂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在中国的档案教育中,档案文献编纂学一直处在骨干专业课的位置。1953年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苏联文献公布学,此后,即由中国教员开设文献编纂学。文化大革命后,恢复了文献编纂学的教学、科研活动,1980年初改为档案史料编纂学,1981年夏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名称开始出现。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名称提出后,得到较广泛的认同,遂成为档案学中这一分支学科通行的正式名称。

伴随着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 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十分活跃。 1986年,中国档案学会设立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中有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文献编纂条目及中国档案汇编条目56个,1994年出版的《档案学辞典》中有档案文献编纂条目178个,编纂汇集条目106个。1994年专门出版了《中国档案文献辞典》,对先秦以来直至1990年2000多年间纂辑刊印出版的档案文献典籍以及登载于各种刊物或夹载于各种书籍的档案史料专题或单件一一加以搜集,共得3985种,分别著录编目,以内容提要形式加以介绍。

在教学和科研中,档案学的这一分支学科除了使用档案文献编纂学这一名称外,有的教材、专著仍在使用其他名称,如档案文献学、档案编纂学、档案史料编纂学、档案编研学、档案文献编研学,等等。此外,还有科技档案编纂学、科技档案编研学,专门研究科技档案文献领域的编纂问题。除五六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文献公布学及中国人民大学自编文献编纂学油印讲义外,1981~1995年中国共出版各种名称的档案文献编纂学方面的教材、专著达30种之多。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档案学论著目录》中,共著录1958~1993年间发表的档案文献编纂学方面的论文1566篇,其中包括一些译文,介绍了某些外国的有关情况和经验。供教学用的参考资料汇编,文献编纂学与档案文献编纂学各出版过一种。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编辑出版过两种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

从上述关于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成果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到,中国档案界对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是十分重视的,研究工作有着较宽广的编纂实践基础。

二、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传统研究领域。

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的前20 多年, 即从1953 ~1965 年和从1978~1987年,其研究基本限定在史料性文书档案的原文公布领域,即编纂出版一次档案文献问题,或称其为狭义的档案文献编纂学。苏联文献公布学的体系,也就是由文献公布史、文献公布概论、文献公布各环节三部分为内容的建构模式,曾对中国的文献编纂学、档案史料编纂学、档案文献编纂学产生了重要而长远的影响。中国的学者为了从这一研究领域出发来挖掘中国历史上的文献编纂的实践活动与思想资料,来总结史学界、档案界史料整理、档案公布的现实经验,使原有的体系得以充实、完善,并改造成中国化的档案文献编纂学体系,付出了长期而艰巨的创造性劳动,取得了较成熟的成果。

公布重要的、珍贵的档案原文,广泛地满足社会上的人们充分系统、原原本本掌握第一手原始材料的需要,是档案工作中一项永恒存在的课题,不仅过去需要,在现在及今后也是一项不可替代的工作。虽然对一次档案文献编纂的研究曾长期作为研究重点,但其研究并未终结,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尚多,因此今后对其研究仍应有所注意,而不能削弱。

三、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领域的扩展。

正当狭义的档案文献编纂学趋于成熟之际,近10年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了研究广义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热潮,而且具有方兴未艾之势。社会对档案文献编纂成品多样化的需要,广泛存在于档案室、基层档案馆的编纂工作的实际,提出扩展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领域的强烈要求。从历史到当代,实际存在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丰富多彩的,编纂成品的类型也是多层次的。在社会发展步伐急速加快的信息时代,人们不仅要求对档案信息加以筛选,往往更要求对筛选的信息进一步加以提炼、浓缩。

50年代末,在中国档案界出现“编研”一词,指档案馆、室根据一定的题目,对馆藏档案的有关内容进行研究、综合、加工,编写出档案参考资料。五六十年代的编研实际上局限于根据文书档案的内容编写大事记、组织沿革、统计数字汇集、专题概要、会议简介等几种材料的范围。有关这些编研问题的研究,长期归属于档案管理学中的利用服务部分。80年代,不少人将研究领域扩展后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称为档案编研学,把编研解释为包括编纂、编写、编著,或抄纂、编述、著作三大部分。其实,从社会对编纂一词的理解和使用来看,编纂不完全等同于抄纂或汇编,编纂性的编写、编纂性的著作,也不同于一般的编写、一般的著作,包含不同的编纂方式,形成一次档案文献、二次档案文献、三次档案文献等不同层次的编纂成品,本是档案文献编纂应有之义。所以,认为编研概念的外延大于编纂概念的外延,其实是一种误解。从习惯叫法上,把碥研、编纂在基本同义的理解上同时使用,无可非议。从术语规范上看,编研难于作为规范的学术术语,不易确定其准确的内涵和外延,不能作为著作方式,也不宜因工作含有研究因素而在学科名称上相应标示出来。

在中国, 非原文编纂与原文编纂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 孔子(前551~前479)编纂《六经》,其中《尚书》、《诗经》,属记言性原文编纂,《春秋》等则为非原文编纂。孔子提出的“述而不作”是适用于整个《六经》编纂的,但每一种书的具体转述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汉代刘向(前77~前6)校理群书, 主要是将已经“编纂流传的书加以规范整理,也做了一些将未成书的文献汇编成书的工作,还将研究书籍内容的提要文字及校雠过程写成解题式书录,集为《别录》,实为目录型工具书的编纂。唐代刘知几(661~722)提倡编纂“制册章表书”,属原文编纂,而他所从事的实录、起居注、家乘、谱考、姓族系录等的具体编纂工作也是各有差别的。杜佑(735~813)编纂《通典》,按门目会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史料,融正史“书”、“志”记载及有关诏令、奏议等档案内容为一文,创政书体例,属非原文编纂。南宋郑樵(1103~1162)受杜佑影响,在编纂纪传体通史《通志》时,将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分门别类地以“二十略”加以整理。南宋袁枢(1131~1205)将《资治通鉴》材料重新组合,改编为《通鉴纪事本末》。宋末元初的马端临(1254~1323)编纂的《文献通考》,仿杜佑之体而增益之。清乾隆时,取宋元明史料,编纂《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又编纂《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其中《清文献通考》在“清三通”中成书最前,材料皆取自当代档案,而《清通典》、《清通志》则多转抄自《清文献通考》。章学诚(1738~1801)重视“比次之书”的编纂,尤着力从事编修地方志。仅举数端,可见古人编纂视角之广、方式之多。

现实状况与历史经验都说明,对档案信息进行加工的方式是多层次的,编纂成果的形式是多类型的。除以原始文献为基本单元编纂而成文集、选辑、汇编、全书、丛刊等一次档案文献出版物外,亦可将档案中的信息段落,或信息要点,或信息特征抽取出来,按时序、事件、人物、机构、职能、问题、物体、现象、地区等等为集结角度,根据常规的或特设的体例重新组织,编纂成二次档案文献、三次档案文献。目前中国在二次档案文献编纂方面开始有了些进展,但从总体来说水平不高,很不适应档案开放的形势,其今后发展潜力是很大的。三次档案文献在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档案室及基层档案馆编纂的较多,由于其实用性强、情报价值高,成为档案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为领导决策服务的有效途径,已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四、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贯穿在各种各样档案文献编纂中的共同的实质性问题是充分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以档案文献出版物作为开发成果的表现形式,使档案信息得到增值,便于人们接受、理解、利用,从而造福于社会。基于这样的编纂工作实践,可以说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信息增值问题。

库藏的档案信息资源是储备资源、隐态资源、静态资源,只有经过人们以智力加以开发,才能转化为与社会现实实践活动发生联系的实用资源、显态资源、动态资源,实现其作为资源的价值。档案信息的潜在价值是多层面的客观存在,有其内在演化规律,而档案信息价值的实际实现,则要受到档案信息开发工作的广度、深度及其水平的制约。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诸种方式中,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未经过编纂的档案信息与经过编纂的档案信息是不同值的。档案信息的开放程度、知名程度、公认程度,在编纂前后是不一样的;档案信息的便检程度、扩散程度、共享程度,在编纂前后是不一样的;档案信息的明晰程度、组织程度、整合程度,在编纂前后是不一样的;档案信息的密集程度、压缩程度、转换程度,在编纂前后是不一样的。档案信息经过编纂生成档案文献后,其价值实现的条件、背景、范围、角度、方式等发生很大变化,其品质特征、内在联系、整体功能、传播活力等均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强。科学的编纂工作必然使档案信息有序化、社会化提高,模糊度、冗余度降低,即必然使档案信息增值。档案文献编纂学正是研究如何科学地开展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促进档案信息增值,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服务。

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属于知识信息整理加工工作,档案信息的增值离不开编纂人员付出的智力劳动。编纂的过程,就是对档案信息分析研究的过程,能否以正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能否以广博的知识储备为根基,关系到编纂的成败。不同的加工深度,不同的成果类型,档案信息增值的程度、表现及其对编纂人员的要求也是有所不同的。一次档案文献编纂,融档案公布、史料整理、文献校勘等诸项工作于一体,要侧重研究如何结合档案特点综合运用档案学、文书学、史料学、版本学、校勘学、注释学、编辑学等方面知识的问题。二次档案文献编纂,融目录出版、情报交流、信息报道、检索指南等诸项工作于一体,要侧重研究如何结合档案特点综合运用目录学、文摘学、索引学、辞书学、工具书学等方面知识的问题。三次档案文献编纂,融信息采集、情报分析、辨体谋篇,修辞编写于一体,要侧重研究如何结合档案特点综合运用信息学、情报学、历史编纂学、年鉴学、方志学、写作学等方面知识的问题。

同任何一种事物都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样,从历史到现在,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有一个不断丰富、渐趋复杂的过程,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领域也有一个不断扩展、逐步深化的过程。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纯粹单层次的编纂工作实际很少,大多数编纂工作是以一种编纂层次为主,包含着或综合运用着多种编纂层次。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纯粹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实际也很少,大多数编纂学的研究是与历史学、档案学、文献学及各领域知识整理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面对新世纪的来临,实践将向档案文献编纂学提出新的挑战。档案文献编纂将遇到传统编纂手段与现代编纂手段、传统编纂形式与现代编纂形式、传统传输方式与现代传输方式相互衔接、相互转换的问题。档案文献编纂的成果将会在未来的信息高速公路上起到优质信息集装箱的作用,在档案信息增值这个古老而常新的事业上发挥更重要的功能。随之,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也一定会开辟出新的领域。

(执笔 韩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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