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流通、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农村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农村货币流通研究会研究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农村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研究报告论文,研究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当前货币形势的基本判断
从1993年到今年上半年，我国一直处在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1993年全年平均零售物价指数上涨13%，并呈不断上升之势，其中11、12月分别为15.1%和17.6%；全年居民生活费用指数上涨14.7%，其中35个大中城市达19.6%。进入1994年以后，通货膨胀的势头更猛，第一季度零售物价涨幅已突破20%。在各类生活费用中，服务费用的涨幅最为猛烈，1993年年均达27.9%，已大大超过1988年的16.2%和1989年的23.9%。与此同时，生产资料价格的涨幅也很惊人，1993年中一度达到40%，下半年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涨幅逐渐下降，但年末增幅仍达23.3%。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以哪种标准衡量，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胀都是相当严重的，决不可无动于衷，等闲视之。
当然，这次的通货膨胀与1988年的比较，不管从发生的原因、性质和表现的特点上，都有许多不同之处，简言之，1988年通货膨胀是以居民预期涨价心理为推动，以抢购物资为特点造成的金融恐慌，可以说是一种在居民心理和现实承受力都较低的情况下发生的自我保护行为；而此次通货膨胀，并不存在居民对基本生活用品的恐慌，因而也不表现为对一般生活资料的抢购，它主要是由于金融秩序混乱引起的泡沫经济畸型发展，一部分人通过不正当手段“暴富”以后的奢侈性消费从而带动了一般物价的上涨，加上市场放开后缺乏管理造成的部分价格垄断和乱涨价行为，以及部分农副产品供应不充分所致。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经济秩序混乱所导致的通货膨胀。
当然两次也有相同的地方。首先，其根源都是超过国力的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靠发票子支撑过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等等的“催化”。另外，此次通货膨胀是在居民心理和物资承受力有所增强、消费行为也比较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表面上似乎没有上次的恐怖气氛，但其对经济的破坏和对居民利益的损害是一样的，某些方面甚至更为严重。
二、此次通货膨胀的货币特点
一是现金投放增长大大高于其他货币层次供应的增幅。1993年现金净投放1529亿元，年末流通中货币总量为586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5.3%，同期M[,1]（现金+企业和机关团体活期存款）增长21%，M[,2]（M[,1]＋单位定期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增长23.7%，现金货币分别比它们多增长14.3和11.6个百分点。而1992年现金增长36.4%，M[,1]增长35.9%，M[,2]增长31.3%，三者是较为接近的。这一变化说明社会对现金的偏好大大增强了。具体点说，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除了说明商品交换中人们更多地使用现金以外，还显示国民收入向个人分配继续倾斜的趋势，在几种货币层次中现金比例越来越大，这是我国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趋势的特有现象之一，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二是现金比贷款增长的幅度大大超前。1993年银行贷款增长4846亿元，年末贷款余额增长22.4%，比现金增幅低12.9个百分点。这一现象除了说明银行贷款的付现率提高以外，还由于除银行贷款以外投放现金的渠道多了，现金管理的作用大大降低了。例如，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间的大量应酬，交往都得用现金支付；人们除工资以外的收入更多了，这也得以现金支付；数千万农民进城务工和从事第三产业，以及国家征用土地、新建开发区等等无不需支用现金。此外，民间借贷和个体工商户的迅速发展，也必须以相当部分现金为周转基金。这些情况说明，主要靠控制贷款和工资基金作为控制现金投放的传统做法，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了。
三是企业存款下降幅度大，与贷款的增幅形成反差。1993年第3季度企业存款的绝对额比上年同期还下降。第四季度注入贷款达2847亿元（占全年的近60%），全年贷款增幅22.4%，但年末企业存款只增12.6%，比上年锐减六成。这种情况：其一是说明企业效益不好，投入的贷款被产成品、原材料或库存商品所占用，不能转化为货币资金；其二是部分流动资金贷款被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后退出了信贷资金循环；其三是三角债拖欠严重，影响了正常资金周转；其四是现金管理的作用弱化，部分企业坐支现象严重，资金“体外循环”增加。
四是货币供应量的基本正常与物价的不正常上涨形成巨大反差。应该承认，1993年货币供应是基本正常的，增幅总水平比上年略低。1992年的货币投放比上年增长36.4%，其他货币层次增幅亦高于1993年，而两年的GNP增幅相近。但1992年零售物价指数只上升5.4%，而1993年高达13%，高出一倍半，这就很难用货币流通量与物价的一般关系来解释。这也就说明，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并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国家，不能简单地把物价上涨率与“钞票多发率”等同起来，在通货膨胀中实际上存在一些非货币因素。
三、农村货币流通的情况与问题
首先，从总体上看，农村货币流量及所占比重比城市呈不断下降趋势。众所周知，农村中多使用现金，农村现金货币占总量比重从1983～1992年的十年间，已由原来的72.6%降至62%以下，其他货币层次的占有比重下降则更大。原因是除了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快、城市居民货币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民增长速度以外，还在于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出。国家财政、信贷投入的重点在城市和工业区、新开发区等，农村相对增加较少。因此，尽管近十余年来农村经济的商品率和货币化速率提高较快，但仍远远赶不上城市的增长速度。所以，总体上看，“现金流通的大头在农村”的情况在逐步改变。
如果说农村在全国货币流通量中的比例下降是一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是基本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话，那么，农村中经常出现的支付手段不足，给农民“打白条”，以及某些农村金融机构常因现金不足而关门暂停营业的情况，则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的。这除了现行农村的现金供应制度有问题以外，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家对农村货币投入不足。
造成农村货币不足另一个原因，是现金的体外循环加剧。首先是传统的国营、供销商业的流通主渠道功能削弱，现金归行率大大下降。我国农村中的国营粮食、食品站和供销社原是农村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主渠道，但现在这些企业在个体、合作经济迅速发展的冲击下，普遍陷入经营困境，拖欠的大量信贷资金不能如期归还，同时，这些单位实行“四放开”后；划小了核算单位，实行小组承包或干脆将资产分给个人经营，这样既增加了经营的铺底资金和周转资金，而且，销售货款的归行率也大大下降，据各地调查，这些单位的现金归行率在20～60%之间不等。
其次是个体、合作经济不愿将现金存入银行。由于使用现金结算方便并能获得价格优惠，以及银行办理异地结算的效率低，甚至还可能出现种种麻烦，因此，它们宁可自设小金库或携带巨额现金进行异地采购。
在上述情况的压力下和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储蓄存款增长任务，一些银行自动放弃了现金管理，并将此作为同业竞争的一种手段。更有甚者，为方便客户提现，允许其将汇票、支票整笔转入储蓄户头，然后任由其提现。
由于生产、经济结构的调整所带来农村信贷资金运动规律的改变，是引起农村货币流通规律发生变化的又一因素。在80年代中期以前，农村经济主要以种植业为主，整个经济活动表现出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特征，农民的货币收支在时间上恰恰与商业部门的资金收付成反向关系，于是农业银行、信用社就可利用这种货币供求的时间反差，使一套资金应付几种需求。然而，这一情况在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近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经营的多样化，农、林、牧、工、商、运、服各业的齐发展，使农村资金需求与供给的季节性大大减弱了，信贷资金循环的原有规律被打乱，总的说使农村金融部门利用过去的季节差、时间差调剂资金供求的余地少了，应付各种资金需求更加困难，压力更大。而这种情况，货币和信贷决策当局似乎尚未引起足够注意，因而也未在政策上给予应有的照顾。
金融秩序、金融市场混乱是当前农村货币流通中的又一突出的问题，这在农村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1993年下半年曾经受到遏制的社会乱集资、乱发债券、股票等活动，现在又余灰复燃，并且多以股份合作或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名义进行，因而取得了合法的外衣。这些活动绝大多数都不经人民银行审查批准，不受金融法规的约束监管。
不仅如此，一股新的、以各种名目兴办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开办金融业务的浪潮正在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兴起。这些机构以各种手段与国家银行、农村信用社争夺资金。这些机构有的只在其组织系统内办理存、贷款业务，有的则公开对外营业，与银行、信用社无异。其中规模最大、发展最迅速的是农村合作基金会，据调查，这些基金会绝大多数已违反其有关政策规定和章程宗旨，实际上已成为受地方政府控制的“第二信用社”或“小银行”。由于得到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其业务发展迅速，有的已接近当地农行、信用社的业务量。而其开展业务的主要手段则是以高于国家利率30-50%以上的“高进高出”，它们不交准备金，不受贷款政策和规模限制，不受金融监管，在各方面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地方银行”的雏形，是地方政府为了加快本地经济发展，避开国家宏观调控、与国家银行、农村信用社争夺农村资金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对此人民银行采取视而不见的策略，有的则想管而管不了。
产生以上情况的原因，既有客观必然性，也有主观现行政策上的问题。从客观上讲，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农村经济机制的市场化、经济成份的多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由此人们的金融意识大大增强，资金商品化、利率市场化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和自觉的行为。从而导致农村金融市场自发的发育和发展。目前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自发的和无监管的状态，从而导致无序的、无规则的不公平竞争和秩序混乱，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擅自抬高利率开展利率大战。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则乐于造成这种“自由竞争”状况；中央银行对此鞭长莫及，力不从心，而农村金融部门对此则无能为力。再从主观方面的因素考察，主要是现行银行、信用社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调节手段、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目前对专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仍然实行的高度集中管理办法，资金、规模双向控制，利率集中管理，基层行的自主经营权越来越少，被上级抽调“集中”去的资金越来越多，经营行的成果与利益没有真正挂钩，因而难以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另一个问题是，银行异地结算效率低，在途时间长，还有可能发生的种种麻烦，这就更不适应当前农村个体和小企业的要求。
此外，关于农业基础不牢，农业的比较利益低下，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缓慢，农村资金向“田外”和城镇转移等等问题，由于在以往的研究报告中已有详细论证，这些问题也未有大的变化。
四、对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的总体评价
近些年来，由于发展商品生产特别是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目标以后，金融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手段越来越显得重要，人们对货币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货币幻觉”也随之出现。有的同志总认为，要大干快上，就要多发货币；对于经济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困难，他们也往往认为只要有了“钱”就能解决；加上我国旧体制下存在的“投资饥饿症”机制并未根本改变，因而，对货币需求一贯异常旺盛和强烈，国家的货币发行和信贷计划往往被一再突破。于是伴随经济的发展，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不断出现，迫使国家每过几年不得不进行一次“经济调整”，通过收紧银根，使过热的、超越国力的经济降温。于是，经济和货币政策不断在放松——过热——收紧——降温……中循环，其后果首先是使宏观经济出现强烈的波动性，其次是使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外延扩张的特征，即“速度型”经济，并且难以转轨到“效益型”经济上来。这是近期我国宏观经济，也是货币政策的明显特征。
这一特征的背后反映了两个实质性的问题：其一，它说明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因而总是跟在宏观经济形势的后面跑，或者说以宏观经济的决策为货币政策决策。这样，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速度和产业政策正确、顺利的时候，货币政策可以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反之，当宏观决策有误时，货币政策便跟着错，并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这说明，在现代经济学中常常提及的货币政策的“逆向调节”作用和经济的“内在稳定器”的功能，在我国货币政策实践中非常有限。
其次，是暴露了货币政策的目标有偏颇。长期以来，我们提出货币政策应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为目标，在实际执行中，总是把“发展经济”摆在首位，所以，实际上是要求货币政策为经济发展目标服务，而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往往是以“速度”为第一，并且层层加码，于是货币供应量便被迫随时调整，随时加码以适应经济目标的要求，再加上，由于货币当局缺乏权威性，信贷资金效益差，放的多，收回少，长而往之，便形成了国民经济“高投入、低产出”的格局，即货币供应增幅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的增幅，这样，便不可避免要出现通货膨胀。这从货币理论的角度看，据说是所谓的“以适度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发展”的战略，实质上是一种货币扩张政策，而执行中这个“适度”量的界限是很难掌握的，实际上只有到了通胀相当严重，各方反应强烈的时候，才转过头来“紧缩”，反通货膨胀。所以，这种做法本质上是用向人民变相征收“货币税”的办法搞建设，补充国家明的积累之不足；而当广大老百姓发觉自己确实“吃了通货膨胀的亏”时，便以各种方式（如乱提价、滥发奖金、实物、大肆公款消费等）挽回自己的“损失”，于是国家又被迫多发票子……如此便形成恶性循环，使货币供应的超量增长与经济发展相伴始终。这便是近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的缩影。
下面我们具体一点考察货币流通在生产、消费两大领域中的情形，即货币的投向、结构状况。有的同志认为，货币政策只限于货币供应总量的范围，货币的投向、结构、效果等不属于货币政策研究的范围。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反映，它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投放出去的。这就不能不与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和分配政策相关连；货币投入流通也总是与一定经济行为相联系的，即通过一定程序、一定依据、一定目标投放到经济社会中去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投向、分布、结构等问题。如果只讨论总量问题而不涉及投向、效果，那又如何对这种政策作出评价呢？
正象马克思所说，作为一般等价物和财富象征的货币一旦投入流通以后，便基本上分解成两大部分：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货币”，另一部分作为“收入的货币”，它们分别参与、对应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流通、循环。现在我们就基本按照这一思路从宏观上考察一下近期我国货币流通的大致轨迹。
首先作为生产性资金货币的供给、流通情况。货币作为资金以信贷方式投放社会是货币流通的主要方式和起点。近十年来，货币投放、流通的轨迹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结合的，从其用途上看，是向固定资产投资倾斜，而对流动资金供给不感兴趣甚至常常“遣漏”；从区域看，是向东部、沿海和特区、开发区倾斜，内地特别是中西部广大农村相对成为次等对象；从产业上看，先是热衷于投向加工业、后来是向流通、旅游娱乐、房地产等行业倾斜，一些基础产业和农业则因投入不足常常成为“瓶颈”。这种做法据说是源于“梯度开发”理论，但实际上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调和拉大了区域经济的差距，也使整体发展速度受到牵制。
再从作为“收入的货币”来考察。作为消费基金的货币流通是与生产性货币的分配、流通同方向的，因为相当部分消费基金是直接从生产性资金中分离出来的。所以，总的情况与上述一致。但是，从消费基金具体分配的情况来考察，则有如下“三高三低”的特点：一是少数特权者、企业承包者、私人企业主和各种“明星”等收入畸高，而一般工薪阶层和工人农民收入偏低；二是特区、开发区及一些沿海开放城市人均收入偏高，内地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均收入低甚至不能解决温饱；三是满足少部分暴富阶层的声色犬马奢侈生活的行业、商品价格畸高，而一般工人特别是农民出卖劳动力的价值很低，如此等等。有人认为，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们抽掉了其中的“依靠劳动”这一重要前提。当然，我们丝毫也不否认改革开放十余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这一事实；但是，同样也不能无视与我们的宗旨，与我们的政策相违背的消极现象。
货币政策的“分配不公”还表现在对农村的投入和对农民的收入调节乏力上。关于近十年来对农村的货币供应量相对偏少、信贷财政投入不足等。但须补充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失业、半失业的状况似乎并未引起货币政策制订者的注目，或许根本就没有将这一情况列入货币政策考虑的范围，但是，不可忘记，“充分就业”即使不是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也是间接目标或重要参数之一。当前一方面，农村有大量待开发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业劳动力无法施展其能，这中间所缺乏的主要是资金，据统计资料显示，在1984～1988年间，农村乡镇企业每年平均吸纳1260万劳力，而1989～1992年，每年只吸纳260万人。估计目前农村剩余劳力约在1.1～1.3亿之间，这样，每年数千万农村“盲流”大军席卷大半个中国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解决农村大量劳力的出路问题不是简单地增加货币投入就可以奏效，但是，至少是货币政策不应遗忘的“角落”。
（周策群执笔）
标签：货币流通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农村金融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银行信贷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货币论文; 信贷规模论文; 信贷业务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学论文; 银行论文; 央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