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神话:中国哲学的起源_神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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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原始神话与古代哲学的发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神话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亦然。特别是创世神话,由于它所要回答的正是关于宇宙本源的哲学问题,可以称之为神话哲学中的本体论,因此与作为理性化身的哲学的发生,关系就更为密切。本文谨从几个典型的中国创世神话的分析入手,尝试揭示中国神话的宇宙观模型,并进而对作为中国哲学之主流的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神话发生给出自己的解释。

一、太一祭仪·鸡人创世:中国神话的宇宙观

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曾经提到当时盛行的一种官方礼乐活动——“太一祭仪”,其中谈到到祭祀“太一神”的神话信仰。原文如下:“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颢》,冬歌《玄冥》。”在班固的《汉书·礼乐志》里我们找到了这些歌谣:

《青阳》

青阳开动,根剟以遂。膏润并爱,閤行毕逮。霆声发荣,井处顷听。枯槁复产,乃成命。众庶熙熙,施及夭胎。群生啿啿,唯春之祺。

《朱明》

朱明盛长,旉与万物。桐生茂豫,靡又所诎。敷华就实,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尝。广大建祀,肃雍不忘。神若宥之,传世无疆。

《西颢》

西颢沆砀,秋气肃杀。含秀垂颖,续旧不废。奸伪不萌,妖孳伏息。隅辟越远,四貉咸服。既畏兹威,惟慕纯德。附而不骄,正心翊翊。

《玄冥》

玄冥陵阴,蛰虫盖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乱除邪,革正易俗。兆民反本,抱素怀朴。条理信义,望礼五岳。籍敛之时,掩收五谷。

据神话专家考证,几乎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原始先民都曾产生过太阳创世的神话。对于原始人来说,太阳的朝出夕落是他们藉以建立时空意识的最初坐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太阳的存在和运行创造了原始人眼中的世界。因此,原始先民往往通过某些象征性的模拟太阳运行的歌舞仪式来表达自己对太阳神创造天地的膜拜,并希望借此促使太阳一如既往地保持其应有的光度与热度,从而惠及万物、造福人类。这就是在许多民族中至今仍然保存着的、古老的“助日风俗”。

从太一祭仪“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以及它的歌舞形式(“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中,可以断定“太一祭仪”就是我国原始先民的一种助日仪式。从字面上看,《汉·艺乐志》所记载的这四首歌谣与太阳的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青阳”是“旭日”之意,“朱明”是“烈日”之意,至于“西颢”与“玄冥”,不过是指西照的斜阳和晦暗的落日而已。这就说明太一神从其原初的意义上看,应该是太阳神的化身。

以上史料中所透露的中国神话宇宙观的信息是:①这组歌谣的内容涉及一年四季的自然现象和人事活动,相关的语汇有“惟春之祺”、“秋气肃杀”、“抵冬降霜”、“籍敛之时”等,并被明确称为“春歌”、“夏歌”、“秋歌”和“冬歌”,包含着明显的时间意识。或许原始先民正是根据太阳在一年中运行的不同位置来分辨春夏秋冬四季更替的,而这四首歌谣就是在不同季节的助日仪式中演唱用的。②这组歌谣还包含着极为特殊的空间意识。如果说原始人是通过观察太阳的年周期来确定春夏秋冬四季的话,那么,他们大约通过观察太阳的日周期来确定东南西北四个空间方位。这样,春天的太阳与初生的旭日相配,成为东方的象征,是为“青阳”;夏天的太阳与正午的烈日相配,成为南方的象征,是为“朱明”;秋天的太阳与傍晚的夕阳相配,成为西方的象征,是为“西颢”;冬天的太阳与夜间转入地下的太阳相配,成为北方的象征,是为“玄冥”。

这表明,中国古人所设想的神话宇宙观模型是以四季(时间)和四方(空间)为时空坐标、在太阳神崇拜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宇宙的四种象征模式系统:即东方(春季)模式系统;南方(夏季)模式系统;西方(秋季)模式系统;北方(冬季)模式系统。其特征是:①因其以四季与四方互相认同,所以其时空意识便是混然一体的;②因其以太阳的运行观察和描述自然,所以其宇宙观便呈现出循环往复的特征(一如太阳的朝出夕落)。

我国南朝梁人宗懔在其记载古代南方地区时俗风物的《荆楚岁时记》中说:“正月七日为人日。”其注又说:“按董勋《问礼俗》曰:‘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宋代典籍《太平广记》卷三十亦云:“一说,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这里所记载的、在我国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的人日风俗实际上隐含着一则古老的创世神话即“鸡人创世”神话。

即使从字面上来说,我们也可以复原这则创世神话的内容,即:(造物主)第一天造鸡,第二天造狗,第三天造羊,第四天造猪,第五天造牛,第六天造马,第七天造人。神话学家通过大量的考据证明:在我国上古社会的关于动物的神话象征谱系之中,鸡、狗、羊、猪分别象征着四方和四时,牛和马则象征着地与天即上方与下方。如《墨子·迎敌祠》就曾谈到,在迎击东方之敌时,“其牲以鸡”;在迎击南方之敌时,“其牲以狗”;在迎击西方之敌时,“其牲以羊”;在迎击北方之敌时,“其牲以彘(猪)”。四种动物与四方的象征等值作用不言而喻。《易·说卦》则说:“乾为天,为父,为良马,为老马。坤为地,为母,为子母牛。”而人,则因其特殊性象征着世界的心脏——中。这样一来,鸡人创世神话中前六天所造的六种动物和第七天所造的人合在一起,恰好构成了关于三维立体空间的一种特殊的隐喻象征系统。换言之,如果说汉代的“太一祭仪”隐含着原始先民的四方位的平面空间观念的话,那么,不妨说人日风俗背后的“鸡人创世”神话实际上隐含着原始先民的七方位的立体空间观念。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已经基本掌握中国神话宇宙观的秘密了,归结如下:①它以四方位的平面空间观念为基础,在时空混同的前提下建立了关于宇宙的四种象征模式系统;②它以七方位的立体空间观念为基础,在自然进化的前提下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

这种神话宇宙观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主要是:①中国古代哲学以强调“天人合一”为其主要特征,这一观念的形成正是源于原始神话的这一朴素的宇宙观。②按照这种神话宇宙观建立自己的价值坐标,就是老子所谓的“道法自然”,但因其取法自然的角度和方面不同,所以才产生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两大流派:即以实、有、动为价值取向的儒家哲学,它显然是以《春歌》和《夏歌》为其行为准则;以虚、无、静为价值取向的道家哲学,它显然是以《秋歌》和《冬歌》为其行为指针。③原始神话把象征着宇宙完美状态的圣数“七”留给了人类,并将其安排在六合之中的最佳方位,中国哲学中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与此有关。④原始神话以太阳运行和四季循环比附人事,使得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均强调变易是自然人事的千古通则,从而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二、黄帝四面·天子明堂:原始神话与儒家哲学

《古史辨》派的学者们早已考定:黄帝与皇帝异名同实,其传说出自上古神话。张舜徽教授说:“皇,煌也,谓日出土上光芒四射也。”(《郑学丛著》第429 页)即黄帝是从远古太阳神崇拜演变而为人间帝王的。在关于“黄帝四面”的神话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黄帝作为太阳神的本来面目以及儒家对这一事实的改造及其深远影响。

《太平御览》卷七九所引战国时佚书《尸子》记载:“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意思是说,子贡向孔子询问当时尚流传于民间的古老神话——“黄帝四面”是否可信的问题。孔子对此予以否认,他把作为神话形象的黄帝说成了开明帝王,于是,原为长着四张面孔的神人也就随之按照理性原则说成黄帝派四个人去治理四方了。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呢?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战国佚书四种,其中《十六经·立命》明确记载着黄帝的奇特面貌:“昔者黄宗(帝)质始好信,作自为象(像),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通叁,下同)后参,左参右参,践立(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为了给这段文字一个准确的解释,我们尚需了解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礼制——“明堂之制”。

据史籍记载,明堂之名起于西周,并为后来的历代帝王所效法。《周书·明堂》谈及明堂之建制时说:“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中方六十尺,东应门,南库门,西皋门,北雉门。东方曰青阳,南方曰明堂,西方曰总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大庙。”据专家考证,天子明党实乃中国古人按照他们的太阳神信仰,根据天人合一原则精心设计的作为微观宇宙模型的一个建筑群落。你看,在平面布局上,它与我们在上节描述的中国古代神话宇宙观的象征模式系统何其相似!明堂的东庙叫“青阳”,属青色,与东方(春季)模式系统中的太阳神“青阳”一样;明堂的南庙叫“明堂”,配赤色,与南方(夏季)模式系统中的太阳神“朱明”相应;明堂的西庙叫“总章”,配白色,相当于西方(秋季)的太阳神“西颢”;明堂的北庙叫“玄堂”,属黑色,与北方(冬季)的太阳神相符相合。由此看来,不妨说天子明堂正是中国神话宇宙观的一个人工化的绝妙缩影。

按照上述典籍中的说法,这种叫明堂的建筑东南西北均有一个正厅,并各各配有两个厢房。据说,中国古代的天子就是住在这样的建筑里,每一个月换一个房间,并且穿这一个月应穿的衣服,吃这一个月应吃的饭菜,听这一个月应听的音乐,祭这一个月应祭的神灵,办理这一个月应行的时政……满十二个月正好转完一圈。而逢到闰月的时候,天子则住在中间的大厅(即“大庙”)里。天子如此行为,大概一方面是想表明自己与上天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想以此表明自己是遵天行事抚恤万民的吧。由此可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展,作为神话宇宙观的缩影明堂越来越担负起了社会教化的功能。

了解了所谓的“明堂之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十六经·立命》中的这段文字,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了。

其实,这段文字说的正是黄帝依据自己的形象设计明堂的故事,即文中提到的“作自为像”。因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神黄帝本来具有“四面一心”的奇特相貌,所以,明堂也就准此造成了“四达自中”的“(上圆)下方”的形式。其中,所谓“方四面”,是指“青阳”、“明堂”、“总章”、“玄堂”这四个太庙分别面向东南西北四个主位;所谓“傅一心”,是指处在明堂中心的“太庙”(或言“太室”)将四主太庙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所谓“前参后参,左参右参”,是指明堂的四方太庙分别包括三个居室,加到一起正是一年十二个月的数目易室而居;所谓“践位履参”,是指帝王即位以后必须效法太阳运行的规则,顺着每年的十二个月的数目在明堂之中易室而居;所谓“是以能为天下宗”,是指因明堂之制乃效法宇宙模型而来,故而能够成为万民拥戴的权力中心。

如果承认了“黄帝四面”神话的真实性,其寓意实际上是一目了然的:中华民族的原始先民本来认为是太阳神创造了空间方位(四方),后来在将这一朴素观念人格化的过程中,太阳神变成了半人半神的黄帝,四个空间方位也随之变成了黄帝的四张面孔。这大概就是“黄帝四面”神话的真相了。

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说:“上古时代的中国曾广为流行对太阳神的崇拜。这些崇拜太阳神的部落也许来源于同一个祖系,也许并非来源于同一个祖系。但他们都把太阳神看作自身的始祖神,并且其酋长常有以太阳神为自己命名的风俗。”也许正是因为各个部落的酋长常常以太阳神自己命名,再加上中国人固有的始祖神崇拜,所以后来,太阳神也就逐渐地与中华民族最大的部落的酋长(亦是始祖神)——黄帝合为一体了。因此,我们看到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往往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天神,又是人王。

在原始神话逐渐褪去其神秘主义的色彩、日益与儒家哲学的伦理观念靠近的过程中,原始先民所崇拜的“太阳神”从一变而为半人半神的“黄帝”(部落酋长兼始祖神)到再变而为奉天承运的“天子”(人间帝王)这一事实,对于儒家哲学的神话发生显得十分关键和重要。譬如,也许正是由于“天子”的概念是由“黄帝”(部落酋长兼始祖神)演变而来,所以,儒家哲学便特别强调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再如,也许正是因为“天子”概念的前身是太阳神,所以,与太阳神崇拜有关的“明堂之制”也就在儒家哲学之中演变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或曰人格理想,等等。

因此,我们不妨认为,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哲学即儒家哲学的创始人的孔子,其历史功绩正是在于:他以理性主义的立场重新解释了或者说消解了原始神话,并站在血缘关系的日常心理基础上论证了夏商时代的祖先崇拜以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的普遍必然性。也许,这就是儒家哲学神话发生的真实历程。

三、混沌七窍·夸父逐日:原始神话与道家哲学

道家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哲学之一。笔者认为,如果说儒家哲学的神话发生与其将太阳神人格化和理性化有关,那么,道家哲学的神话发生则与其将太阳神(以及水神)自然化和相对化有关。

《庄子·应帝王》记载了这样一个“混沌七窍”的神话故事:“南海之帝为倐,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倐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倐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这个有点滑稽意味的寓言,实际上包含着开天辟地的神话的概念。你看,混沌被代表着时间的倐和忽凿开了七窍,混沌本身虽然死了,但整个宇宙也随之诞生。那么,这个混沌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灵?

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指出:中国神话中的神山昆仑山又叫混沌山,亦名轩辕丘。黄帝号轩辕,所以混沌神实乃黄帝的别称。《山海经·西山经》亦云:“又西之百五十里,曰天山。……有神焉,其壮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混沌)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据考证,此天山即昆仑山,而帝江即黄帝。《庄子·应帝王》云:“中央之帝为混沌。”从《山海经》所描写的“帝江”来说,它状如黄色球囊、红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混沌)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据考证,此天山即昆仑山,而帝江即黄帝。《庄子·应帝王》云:“中央之帝为混沌。”从《山海经》所描写的“帝江”来说,它状如黄色球囊、红如丹火、有翼无足、混沌无面目、能歌善舞等,而这不正是太阳神的意象吗?由此可见,混沌神与太阳神在中国神话的象征系统中其实是同一个神祗。

混沌神被证明是太阳神,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观察道家哲学的崭新视角。道家所谓的“道”作为宇宙的法则和规律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就是对太阳及其运行规律的一种描述。比如《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第21章)单就“恍”、“惚”二字的字面意义而言,这种恍恍惚惚但又分明存在的物体不正是作为巨大而神秘的发光体的太阳又是什么呢? “道”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所谓“周行而不殆”(第25章)。“周”当然是圆周、环绕之意,“周行”则指的是循环往复的运动——这不正是暗指太阳的日生夜降的过程吗?再有《老子》为“道”起的几个别称:“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第25章)你看,西天的落日越来越大,越来越远了,渐渐地消逝而去,但它却又从地底返回了东方。也许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0章)的辩证法的渊薮。

认为混沌神即太阳神,《老子》中的道与太阳有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道家的道不只是太阳神的象征,它更多的还是水神的象征。在“混沌七窍”的神话中,我们注意到,“倐”与“忽”一个是南海之帝,一个是北海之帝,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倐、忽二帝开凿混沌而致混沌之死,一方面可以解读为宇宙从混沌无序的状态向现存世界的诞生或转化,另一方面亦可解读为水神与火神(太阳神)的对立和斗争。实际上,《老子》和《庄子》这两部道家的经典也的确多次提到“水几于道”、“上善若水”这样的话。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了“夸父逐日”的神话:“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这就是说,夸父逐日的起点是北方大荒之中的成都载天山,他不自量力追赶太阳,路线当然是自北而东而南,最后在太阳落山之处即西方的禺谷赶上了太阳,但他因为干渴又奔向北方大泽,中途死在了成都载天山。由此看来,他的整个行程正好与太阳运行的轨迹一致,形成了一个起点与终点重合的圆圈。在这段叙述中,尚有两点值得注意:(1)夸父的形象是戴着蛇的耳环, 同时手里还玩弄着蛇;(2)夸父喝下一条大河仍不解渴,在奔赴大泽时死去。 众所周知,蛇在日常生活和神话中都是阴性的象征,与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夸父的海量也说明了他的水神身份。实际上,按照中国原始神话的循环时空模式,水与火虽然有着互相背离的经验特征,但它们却以一阴一阳的方式循着一条周而复始之“道”。如果我们承认了夸父就是水神的化身,那么,这段神话所隐喻的自然现象是:水(水神)从阴间地下沿着垂直方向上升,然后下降,重新回到了地下阴间。也许,这是原始先民看到地下的河水蒸发上天而天上的雨水又下到地面的一种直观反映。

这就说明,“夸父逐日”作为一则古老的神话,实际上暗含着水神和火神、阴与阳的二元对立,其深层结构实际上揭示了道的循环运动。如果我们从水神是道家之“道”的另一象征或曰化身的角度来解释道家哲学,许多问题也许就会迎刃而解。比如《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或有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第4章)这是什么意思呢? 单从字面上说,即:“道在用途上是谦冲不已、虚而不满的,就像一个巨大的深渊,所以它才成了万物的源泉。正是在深渊似的大道里,任何尖锐、纷繁的东西都消失了,光芒也罢,尘埃也罢,也都被同化了,而它自身却依然是一副湛然澄明、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不知道它(道)由何而来,姑且认为就是创造万物的上帝的祖先吧。”显然,这正是借水的品格来描述道的性质和用途的典型例子。另外,《老子》一书亦曾多次明确将水与道并提,例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8章)这是阐述“水几于道”的道理。 又如:“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第66章)这是由“水德”推及“人德”。再如:“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第70章)这是由水的“柔弱胜刚强”说明刚柔转化的自然规律。而在《庄子》的开篇之作《逍遥游》里,第一句话就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这个“鲲”不正是水神的另一化身又是什么?!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道家哲学与中国原始神话关系密切,具体说来,道家关于“道”的概念,很可能就是由原始神话中的太阳神和水神抽象而来。当然,在道家的哲学著作中,有关这些神话的痕迹虽然存在,但其中展现的哲学意味已将太阳神(与水神)全然自然化和相对化了。这里所谓的“自然化”,是说其神话的内涵虽在,但它们已被重新还原到自然主义的寓言故事上去了,这为道家后继者的归隐山水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而所谓“相对化”,是说借着这些寓言,道家演绎了自己的一套关于“天地人”的类似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其中相对主义作为一种人生境界占据了它的中心位置。

就此而言,笔者认为,如果说儒家主要是站在理性的角度解释了太阳神的光照寰宇、创生世界的一面,从而创造了自己的伦理哲学的话;那么,道家则主要是站在自然的角度解释了太阳神(以及作为其对立面的水神)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一面,从而创立了自己的境界哲学。

收稿日期:199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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