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本位的治疗范式到关系本位的建构范式：新时代青年亚文化引领的范式革新*
闫翠娟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社会本位的治疗范式对青年亚文化问题化和病症化的价值预设及其将问题和症候锁定于青年群体内部的狭隘视野，无法实现对青年亚文化的科学引领；而关系本位的建构范式倡导对青年、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倡导立足于社会系统的宏观视野对青年亚文化进行分析。从社会本位的治疗范式转向关系本位的建构范式，是新形势下对青年亚文化治理范式的科学探索，它将为人们科学评判青年亚文化提供新的视野。
关键词 ：青年亚文化 社会本位 关系本位 治疗范式 建构范式
范式(paradigm)是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在《哥白尼革命》(1957)中第一次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概念，是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概念和理论。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世界观，代表着某一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库恩非常强调范式的变革,并称其为“科学的革命”。在他看来，“范式”变革的过程就是“革命的解决过程, 就是通过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冲突, 选择出从事未来科学活动的最适宜的道路”[注]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对青年亚文化的治理范式从社会本位转向关系本位也是一种科学革命，是在对传统青年亚文化治理范式科学反思的基础上，对最适宜新形势的青年亚文化治理范式的科学探索，它将为人们看待青年亚文化提供新的视野。
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辅助侵权一元立法论............................................................................................徐媛媛 01.80
一、社会本位治疗范式的传统与困境
社会本位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兴盛起来的。
重点水利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三座店、哈拉沁、美岱等水库工程基本完工，海勃湾水利枢纽初期下闸蓄水，扬旗山水库实现大坝截流，黄河近期防洪工程即将竣工，扎敦水库开工建设。黄河干流盟市间水权转让试点启动，一期工程开工建设。Z866项目和尼尔基水库下游灌区已报送国家发改委待核准，“引绰济辽”工程规划已经水利部批复，文得根水利枢纽及至乌兰浩特输水段工程项目建议书和绰勒水库下游灌区可研通过水利部审查。
(5)The above-mentioned working paper has received favorable responded from many countries.
最早的粉彩没骨花鸟画出现在康熙晚期，到之后雍正时期逐渐达到清朝粉彩没骨花鸟画的巅峰水平。雍正粉彩花鸟画一般由宫廷造办处作样，画风承袭宫廷国画的风格。当时由于受皇帝的审美影响，流行的画风为恽南田的没骨花鸟画法。由此，那个时期的粉彩没骨花鸟画法无论是从构图、笔法还是设色上都深受恽南田没骨花鸟画的影响。而又由于粉彩的独特绘制工艺的局限，当时并未完全学习恽南田不勾勒线条的方式，而是改为用纤细柔软的细线进行勾勒，之后再在线条之内进行设色渲染。所以说，这个时间的粉彩没骨花鸟画虽有恽南田没骨花鸟画得神韵，却在表现技法上进行了改变。
(一)社会本位思想的精神内核
社会本位思想以“真正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人类才存在，因为不管从哪方面看，我们个人的一切发展都有赖于社会”[注] 〔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73页。 为前提，强调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社会处于中心的、决定性的地位，而个体则处于从属地位，认为个人的存在和发展完全受社会决定；主张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的发展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社会的发展需要；强调个体作为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以及社会对个体的规范和约束。社会本位思想高扬社会的地位与价值，事事以社会需要的满足为前提，忽视个体的个性发展和内在需要，主张社会利益高于一切，看不到个人利益的满足是促进社会利益实现的重要保证；社会本位过于强调个体对社会的依附性，否定个体的相对独立性，过于强调社会对个体的制约性而忽视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社会本位把个体视为教育的原材料，强调在教育过程中把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导入个体头脑,将其改造为完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人，而忽视个体内在的自我教育功能和对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建构改造功能。
既然社会本位强调社会的第一性，那么，科学界定“社会本位”还必须准确把握“社会”的内涵与外延。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人们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相互联系的有机体，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社会”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一般用以指称一定历史时期、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因此，“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与“国家”是等价的，社会本位论的实质就是国家本位论，即强调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性以及国家对个人的控制。
(二)社会本位思想与我国青年教育的目标定位
其次，社会本位的治疗范式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治疗范式。主流文化对青年亚文化所谓的治疗只是对那些明显偏离主流文化要求的青年亚文化表征进行规范和消除，使青年亚文化“看起来”更接近主流文化的期待。而事实上，青年亚文化在主流文化的压制下展现出来的表面顺从只是暂时性的，一旦来自主流文化的压制稍微松动，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张力关系就会再度显现，如此循环往复，使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呈现规律的波浪型起伏态势。
关系本位就是为了规避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固有局限，有效化解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固有矛盾。“关系本位”一词由梁漱溟提出，他说：中国社会关系既不是完全偏重于社会的“社会本位”，也非完全偏重于个人的“个人本位”，而是“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是在关系上。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注] 《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9页。 。借助这一概念，他以一种调和、中庸的立场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关系转化为相互交换的依存关系。
(三)社会本位治疗范式与我国青年亚文化治理困境
社会本位思想反映到青年亚文化治理领域体现出显著的治疗倾向，而这种治疗倾向与冲突管理思维又是一体两面、一脉相承的。在社会本位治疗范式的视域下，青年亚文化是社会的一种“问题”、一种“病症”，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治疗，就会在社会有机体上不断蔓延，进而危及社会有机体的健康。遵循这样的心理假设，承担“医生”角色的主流文化借助多样化的治疗手段，不断尝试将青年亚文化的这种病症驱赶出社会有机体。
关系本位强调在关系中寻求个体与社会的平衡协调发展，但关系并非是一个完成的静止状态，因而关系本位表现出鲜明的建构性特征。建构与结构、解构相对应，强调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一切知识、意义、规则、秩序都是在人们的实践中建构而成，是人们在参与情景的互动中达成的一种共识。在强调主体建构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建构主义也强调结构对主体的建构性，指出主体和客体始终是相互纠缠、不可分离的，主体建构着结构、结构也影响和改变着主体，主体与结构之间是一种双向建构关系。对于个体和结构之间的这种双向建构关系，吉登斯用“结构二重性”来阐释：社会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客观现实, 而是由社会成员的行动创造的；行动者不能自由地选择如何创造社会,而是受限于他们无法选择的历史位置的约束；结构具有制约人类行动和促成人类行动(为其提供资源) 的双重能力。[注] 〔澳〕马尔科姆·沃斯特：《现代社会学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在他看来，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并不是一种外在于行动者的客观实在，而是一种行动者在交互作用中共同创造的现实结果。与此同时，人们对社会的创造性又是有限的，要受到所处历史阶段和社会结构的制约。
1.1 资料来源 采用多阶段PPS抽样和随机等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样本抽选。如在抽中的样本县内，对所有乡(镇)按照人均纯收入排队，采用入样概率与上年该乡(镇)活产数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抽取5个样本乡(镇)。按同样方法每个乡(镇)抽取3～5个样本村。在抽中的样本村内，对该村所有6～24个月的婴幼儿按照出生日期进行排序(年龄由小到大)，采用随机等距抽样方法抽取12～20个婴幼儿样本。共抽取7个贫困县(区)2 100名6～24个月婴幼儿。
第二，个人与他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而非主体—客体关系。每个个体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个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相通，“我”与“他人”基于平等交往形成协作体，“他人”是满足“我”的需求的重要前提，而“我”也是“他人”利益实现的重要依据。个体与社会之间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下的支配—服从、牺牲—满足关系，而是一种彼此包含、共生共荣的融合关系。个体利益诉求当中蕴含着社会的整体利益诉求，是社会整体利益诉求在个体层面的聚焦，而社会整体利益诉求则是无数个体利益诉求统一性的显现，是个体共同价值的聚合，因此，个人与社会就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我国，受儒家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影响，重义务轻权利、重奉献轻回报的社会本位思想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广阔的作用空间。长期以来，个体被以不同的姿态碶在社会发展蓝图的不同位置，对他们的评价主要依据其履行社会功能的状况，而他们的个性与需求、复杂的思想和能动精神往往被社会功能所掩盖。这种社会本位思想作用于青年教育领域，其影响亦是深远的。关于这一点，从青年教育的目标定位即可窥见一斑。
二、关系本位建构范式的内涵与价值
(一)关系本位：对个人与社会统一性矛盾的化解
社会本位思想之所以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个体对整体的依附与服从、漠视个体的权利与自由，源于一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将个体与社会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为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本位思想只是这种认识论的一种衍生物，而另外一种衍生物就是个人本位思想。个人本位思想与社会本位思想截然对立，它强调人的权利与自由的优先性和至高无上性，反对社会对个人的束缚。虽然表面上二者截然对立，然其本质却一脉相通，都是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性。
我国20世纪50-70年代青年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劳动者”为目标，80年代青年教育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四有”人才为目标，90年代至今青年教育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这些目标无不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落脚点。在以上教育目标的导向下，首先，青年被理想化了。青年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期许，正如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对青年人那振聋发聩的价值设定——“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青年身上背负着父辈未完成的使命，肩负着社会的希望，承载着国家的未来。因此，在父辈看来，青年应该有从父辈手中接过时代重任的自觉意识，应该有继承和发扬父辈光荣传统的自觉意识，应该有沿着父辈的脚步继续前行的信心与能力。其次，青年被对象化了。一方面，他们被对象化为一种延续传统的手段、一种传承理想的手段。就像伊恩·罗伯逊所说的：“人的天性和本能通常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产品而已。”[注] 〔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4页。 另一方面，他们沦为父辈意志主宰下的改造对象。由于每一代青年都有着自身符合时代特点的理想和追求，这些理想、追求有些与父辈一脉相承、有些却与父辈相去甚远，因此，延续传统、传承理想、肩负使命更多地体现的是父辈的意志，而非青年自觉、自愿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与父辈的冲突不可避免，为了消除冲突，父辈借助自身的地位优势、经验优势，锲而不舍地对青年进行思想和行为的改造，使之成为符合自己心理期待的接班人。
近日，据媒体报道，华润置地首席执行官吴向东确认加入华夏幸福。12月4日下午6点，华夏幸福发布公告称，决定聘任俞建为公司联席总裁，分管财务及融资等业务。吴向东曾经的搭档——华润置地前CFO俞建已先吴向东一步就任。
概括而言，关系本位的内涵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它认为人和社会都不是一种先在性的实体，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性存在。人永远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 是关系网络中的一个交汇点。“‘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了, 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 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 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注]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同样，社会是一个由个体相互影响、交流、协作而形成的共同体,它一方面是个人关系性存在无限联结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构成了个人关系性存在的结构化背景。
2.3 好转组与死亡组SBP患者并发症比较 对比好转组与死亡组并发症种类，结果显示上消化道出血、肝肾综合征、肝性脑病、重叠感染（合并肺部、肠道、尿路感染）在好转组与死亡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低钠血症、顽固性腹水在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本研究纳入病例中发生2个并发症患者死亡率显著升高（P＜0.05）。
归纳起来，社会本位的治疗范式首先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范式，即承担“医生”角色的主流文化习惯将青年亚文化归结为青年群体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取向问题，而不太注重从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健康出发评估青年亚文化的“病症”，看不到青年亚文化是宏观社会发展作用于青年群体的文化反应、看不到青年亚文化反映的是超越青年群体范围的更宏观的社会问题。它以一种狭隘的治疗视野将病症的根源锁定于青年群体内部，同时也将治疗力量全部集中于青年群体内部，以致于无法真正触及问题产生的根源。
青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承载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因此，社会对青年往往寄予一定的期望。它希望青年既能自觉继承父辈光荣传统，又能审时度势开拓创新；它希望青年既要志存高远胸怀祖国，又要脚踏实地爱己敬业；它希望青年既要融入社会改革发展大潮，又要在泥沙俱下的大潮中出污泥而不染……单纯从表述上看，这些期望似乎并无不妥，但在实践中却往往会演化为对青年的一种苛求。在平衡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志存高远与脚踏实地、融入社会与超凡脱俗关系的过程中，青年往往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当青年沿用父辈的思维和价值规划自己的人生理想时，可能会遭到缺乏开拓创新精神的批评；当青年表现出与父辈不同的价值取向、行为取向、审美取向或风格特质时，可能又会遭到忘本、另类、叛逆的非议；当青年仰望星空大胆畅想未来时，可能会被指责说只知道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不知道实干；当青年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时却又会被批评眼界窄、胸怀小，只关注自身小利益；当青年积极融入社会大潮时可能会被指责丧失了青年应有的纯真和理想；当青年希望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时又会被指责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融入精神……在这些无休止的苛刻指责中青年变得无所适从，而发出这些苛刻指责的主体也陷入庸人自扰的失望与忧虑中。
(二)关系本位：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
综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历程，这种社会本位的治疗倾向或强或弱地发挥着效应。20世纪80年代初，青年亚文化还寄居在青年文化的屋檐下未完全独立门户，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处处涌动的求新求变意愿，主流文化与青年文化包裹下的青年亚文化度过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8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以摇滚乐为承载的愤青文化的出现，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从80年代的愤青文化到90年代的顽主文化，再到21世纪初期的无厘头文化及其后伴随网络兴起的恶搞文化、求虐文化、网游文化等各种青年亚文化形态，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关系，而这种张力关系的产生源于社会本位治疗范式的先在定位。
因此，关系本位的建构范式就是时刻将视野投向人与社会之间的广阔领域，既高扬人对社会的建构性和创造性，又承认社会对人的建构性和约束性，把实践主体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自身都看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基于个体与社会相统一的立场，在动态的过程中和纵横交错的关系中探讨个体价值和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路径，实现对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扬长避短和根本超越。同时，关系本位的建构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内在统一的。首先，它对于人和社会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的基本判断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669页。 的论断是相一致的。其次，它关于人对社会建构性的强调与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论断是相一致的，它关于人对社会的建构性也受到社会约束的认知与马克思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的观点也是相一致的。
三、关系本位建构范式的原则与路径
(一)对青年定位的转变：从完美情结到悦纳欠缺
第三，关系本位尊重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性，认为个人与社会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而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关系。正如杜威所言：“个人依靠自己无所谓存在,他生存于社会之中,为社会而生存,并依靠社会而生存。正如社会无所谓存在,除非它存在于构成它的个人之中,并依靠个人而存在。”[注] 〔美〕约翰·杜威：《杜威全集：早期著作·第5卷》(1895-1898)，杨小微、罗德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5页。 因此，社会的发展要以个人的发展为前提，个人的发展要以社会的发展为保障。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是向同一方向延伸的铁轨关系，两者在保持一定利益张力的前提下并行向前，向前的过程中虽然整体大方向有时会偏向左一点，有时会偏向右一点，但在不断调整的动态平衡中始终保持着向前方的无限延伸。
回望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一代青年的成长历程，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社会在青年身上所倾注的过多期待以及这些期待带给社会和青年群体的现实困扰。当成长于新旧体制交替的“70后”青年初登历史舞台时，社会认为他们远不及“60后”青年，指责他们是缺乏革命情怀的一代；当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80后”青年初登历史舞台时，社会又认为他们远不及“70后”青年，批评他们是没有理想，娇生惯养，只懂索取不懂奉献、只讲享受不讲责任的“垮掉的一代”；当成长于跨越世纪的“90后”青年初登历史舞台时，社会更是哀声一片，给他们贴上了“脑残一代”的标签，认为他们说话做事凭直觉、凭好恶，就是不凭大脑，做事没原则、没底线，不思进取完全被游戏、娱乐所绑架；如今“00后”正步入青年行列，而“读不懂的一代”“完全颠覆的一代”的标签也正蓄势待发地准备贴到他们的身上。单纯从这些批评我们似乎应该得出青年一代不如一代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特质和优势，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幸运与苦恼。之所以会产生青年一代不如一代的错觉，问题不在青年而在社会心态，是社会对青年求全责备的完美情结和过度焦虑所致。
因此，要使社会从无中生有的焦虑中解脱出来、使青年从无端的苛责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调整社会心态，而社会心态的调整重点应从两个方面着力：
一是，要明确青年是一个未完成的人生阶段而非已完成的人生状态。探索性和未完成性是青年群体的最大特征，即在青年阶段，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定型，人生的理想和目标也没有完全确立，无论是在物质层面、生活层面，还是在理想层面、价值层面、知识层面，一切都还在探索当中。因此，不成熟是青年内涵的应有之义，我们不能要求青年像成年人那样成熟稳重，理性持久；同时，青年阶段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青年需要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逐渐形成稳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二是，要明确青年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和多面体。一方面，从青年群体的结构而言，青年群体内部包含着不同的观念取向和行为方式，我们不能“一刀切”地对其进行简单评判；另一方面，从青年群体的性格特质而言，它是稳定的青年气质与变动的时代风格的有机结合。所谓稳定的青年气质是指每个时代的青年性格中的共性成分，如冲动、叛逆、激情、迷茫等；而变动的时代风格是指青年所处的社会背景在青年性格特质中所留下的时代烙印。因此，不同时代的青年，其性格特质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同时，每个时代的青年内心都是纠结而冲突的。他们徘徊在集体取向与自我取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责任与享乐、继承与创新、服从与反叛之间，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愿但有时又表现出淡薄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具有浓厚的主体意识、反叛意识，但有时又随波逐流、盲目从众。
鉴于青年的上述特点，社会要建立更加豁达的心态，坦然接受青年的欠缺与不足，给青年提供充分的自我调整空间，在青年身上倾注合理的期许，对青年给予适当的引导，使青年实现向成年的平稳过渡。
(二)对青年亚文化分析视野的转变：从局限于青年内部的微观视野到立足于社会系统的宏观视野
青年群体的性格是稳定的青年气质与变动的时代风格的有机结合，而青年的性格特质又鲜明地体现在青年亚文化当中。因此，青年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青年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因素；二是青年所处时代的社会因素，其中社会因素是使不同时代青年亚文化展现出不同时代风格的根源所在。我们必须从社会本位治疗视域下将青年亚文化归结为青年群体自身思想和行为取向问题的微观视野中跳脱，把青年亚文化与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紧密结合，将青年亚文化视为宏观社会变革发展作用于青年群体的文化表现，建立系统分析的宏观视野，从社会系统的整体层面、从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的社会互动中、从青年亚文化与其他文化子系统的普遍联系中分析青年亚文化的表现形式与现实影响。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相对于物证而言，人证的取得更容易而且更直接，另外受制于之前职务犯罪侦查实物性证据取证能力不足，突破人证往往是比获取物证、书证、电子证据更便捷的渠道。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几乎通用“由供到证”的取证模式，由于办案机关侦查手段的科技化水平不高以及其他因素影响，在现行保障体制下客观上难以摆脱“传讯——问供——抓人”的传统侦查模式。 ［6］
愤青文化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青年亚文化，深植于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中。新旧时代更替带给人们的期待与焦虑，国门打开，西方思想、文化与生活方式带给人们的好奇与恐惧，想积极投身改革的热情与如何改革的疑虑交织在一起，让整个社会都处于躁动不安当中，而愤青文化就是对当时社会情势的一种释放性表达。因此，愤青文化所反映的不仅是青年的心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也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心声。同样，作为第二代青年亚文化的顽主文化产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社会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方面，带来了资源的优化配置、释放了经济的活力、促进了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使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和物质享乐的极致化成为人们的普遍目标之一。而顽主文化就是对这种商业思维主宰下人们生活的写照和讽刺，它通过刻画一个个玩世不恭、市井气十足的文学形象，讽刺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泛滥及其带来的人们信仰和道德的迷失。因此，顽主文化反映的不仅仅是顽主这一群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中一部分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21世纪00年代的嘲谑文化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群体借助网络的力量，对社会转型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进行回应的一种方式，其主要的精神气质就是对传统的颠覆、对权威的消解和对规则的解构。然而，对传统的颠覆、对权威的消解和对规则的解构并不是青年群体的专利，在社会当中它们同样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只不过社会对这些倾向的表达更加隐晦和含蓄而已。网络参与文化亦是如此，从网络流行语的创制，到Cosplay文化、快闪文化、粉丝文化、拍客文化，再到青年政治参与，它反映的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对包括青年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
因此，从愤青文化到顽主文化、再到嘲谑文化和网络参与文化，它们都是社会宏观变革发展作用于青年群体的产物是社会整体变迁的缩影，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真正读懂青年亚文化的精神内涵。
(三)对青年与主流文化关系认知的转变：从主流文化改造的对象到主流文化建构的主体
在社会治疗范式的主导下，主流文化如同一把度量尺，始终以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威权姿态度量着青年的言行举止，只要青年的言行举止与主流文化的要求不一致就会遭到裁剪、修理和改造，在主流文化面前青年的创造活力总是无法得到充分释放。事实上，主流文化的威权地位并非是绝对不容置疑的，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所习得的成年社会的知识与规范也不是先验的客观存在，一切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开放体系，是各方利益主体在实践中交互作用、共同建构的产物。因此，青年绝不仅仅是成年社会知识和规范的被动接收者，他们更是主流文化的重要建构者。与成年人相比，一方面，青年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更加敏锐的感知力，思想活跃，好奇心强，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因此，他们具有天然的创新优势；另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他们具有突出的信息获取优势和信息处理能力，借助自身的网络技术优势，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活跃姿态参与到主流文化的建构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建构作用。
因此，我们要尊重青年的创造天性，充分认识青年在某些领域的超前性与引领性，要把“包容、合作、互动、共进”作为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相处之道，摆正心态、放低姿态，为青年亚文化创造更加宽松的生存发展空间。以青年的充分发展和自我实现为指向，尊重青年的合理需求，保护青年敢想敢为的创新精神和崇尚自由的奔放个性，把青年亚文化作为青年建立群体认同的重要机制，充分挖掘青年亚文化对青年的凝聚功能；把青年亚文化视为与主流文化竞相争艳的文化形式，善于汲取青年亚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进入主流文化，最大限度地降低青年亚文化的破坏性，充分释放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补位功能和映照功能。
同时，我们要积极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青年亚文化引领方式。主流文化要在不断反观自身的过程中，增强对青年的号召力和对青年亚文化的统领力，启发青年自觉自律，创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能够展现青年特有朝气、健康向上的青年亚文化形式。在青年亚文化创制过程中，要坚持个性与共性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既要满足青年张扬个性和休闲娱乐的需求，也要满足社会发展对青年责任担当的要求，使青年树立健全的主体意识，将自我的发展自觉融入社会的进步当中、将自我价值的实现自觉整合进共同体的责任当中，通过对主流文化的批判性建构，增强主流文化的发展活力，促进主流文化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2019)01-0116-07
作者简介 ：闫翠娟，法学博士，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222)。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与新时代青年文化自信建设研究”(18YJC710083)、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示范团队项目“新形势下思政课实践教学和考试方式改革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刘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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