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苑苑[1]2016年在《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学界关于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研究由来已久,目前依旧存在较多学术争端。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关系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又关系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本文通过相关的文本分析工作,对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发展的轨迹作了梳理。首先,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相关考察。先从“本体论”的词源学考察开始,再分三个部分分别对古希腊哲学、17一18世纪西欧近代哲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本体论发展史进行梳理,从中获得了相对丰富的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理论来源,这也为之后马克思不同阶段本体论立场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本文从两个部分并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对19世纪40-50年代以及《资本论》创作时期的马克思本体论思想进行了探讨。通过文本分析,发现19世纪40-50年代的马克思分别在其五部著作中确立了五个不同的本体论立场,即《博士论文》的“自我意识本体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感性存在本体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社会实践本体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社会生产本体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之后的《资本论》创作,马克思确立了“劳动本体论”思想。再次,本文对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思想进行考察。其中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思想、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以及萨特的人学本体论思想,均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解读,尽管当中存在误读或歪曲,但是这些思想为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研究也提供了崭新的视野。复次,本文对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最终形成及其本质特征进行了阐述。分别论述了劳动本体论思想何以成为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最终归宿、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与众不同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其他流行本体论思想的联系与区别。最后,本文探讨了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当代价值。通过对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给予中国的现实启示及其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实现“中国梦”关系的论述,希望最终实现“以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为指导,重塑社会主义劳动信仰”。
丛茂国[2]2009年在《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表明市场经济在促进人的独立性、社会化、自由个性以及个人能力发展的同时,却容易忽视人的道德、精神、社会等方面的需求,出现了“见物不见人”的异化现象。在这种经济条件下,非常容易形成惟利是图、假冒伪劣、环境污染、分配不公、不平等交易、富裕中的贫困等不利人性发展的负面社会现象。加之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一系列危及到人类自身安全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重提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就是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种理论出发点,也有助于我们及时运用政府、政策、法律、法规进行宏观调控,保证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克服市场经济本身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缺陷,满足每个个体的发展需要。全文内容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综述了国内学者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异化现象、人的现代化、人的主体性、人的全面发展、人学思想以及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研究概况,从而为本论文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平台。第二部分追溯了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形成历程,其中阐述了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是西方传统人本主义思想发展的顶峰,而马克思人本思想就是在批判、继承和超越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分析了马克思人本思想形成的具体过程。第三部分指出了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理论内涵和特征,详尽剖析了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阐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同时概括了马克思人本思想的主要特征,即批判性、革命性、实践性和前瞻性。第四部分阐述了马克思人本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必然,认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以君为本,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马克思的人本思想表现为把民众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所以马克思人本思想的中国化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人本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主要体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对马克思人本思想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第五部分论述了马克思人本思想中国化的当代发展,认为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同志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思想,是马克思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崭新发展和具体体现。这是我党首次以纲领性文件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以人为本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过程的继续,而这个继续过程必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巩丽超[3]2016年在《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理论体系中核心的、根本的思想。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及其基本理论的重新思考和再认识,深入挖掘这一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选择的“中国道路”的时代和实践价值。因为“中国道路”本质上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出发的一种道路选择,其中深刻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所提供的理论滋养和思想导引。尽管当代“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历史选择,但其中所体现的以中国人民这个大写的“人”的根本利益为基点、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方向的选择,充分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时代性光芒。人的问题历来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这是因为人类只有对自身进行本体意义的认识,才能合理地确认自身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以及人作为主体如何与客体处在某种特定的、合理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人类的社会实践作为界定对“人”进行本体认识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哲学,就是力求对“人是目的”作出合理的、科学的、具有社会实践根据的理论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深入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以剥削和压榨劳动者为特征的社会本质,揭开了它所谓的人性、人权、平等、自由等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虚伪性和欺骗性,通过大量事实论证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世界只是作为工具存在,“人是工具”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一种基本定位。因此才产生了为了争取无产阶级和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在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选择的理论,这种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它将这条道路的选择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由此可见,人学思想贯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始终和各个领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人类的真正解放为基点而形成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实践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为“人”提供获得全面解放、享有自由和拥有幸福的社会发展道路选择,而且为此建立起了一个内容丰富、科学严谨的理论与实践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是中国在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上宝贵的思想遗产。当代中国所确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选择和确立过程中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是包含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过程中,也经历了从模仿、失误、迷茫到不断清晰、成熟和自信的过程。也正是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不断选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断从马克思主义汲取思想营养、选择立场和认识方式,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以人为本”都成为党坚定不移的执政理念和对社会发展的不懈追求。“中国道路”选择和实践过程都充分证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构成,“中国道路”上的每一步前进都会有明确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全文分文四章。文章框架和基本内容为:第一章绪论,主要概况说明本文的立论根据和目的。阐释了选题的意义,对目前国内外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做综述和分析,对论文的逻辑结构、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二章对文章所研究主题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学理性界定和阐述。主要界定和比较深入地阐释了“中国道路”概念以及这一概念与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区别;对“中国道路”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对马克思人学思想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进行了梳理和阐述。第三章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中国化及其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意义。该章分三节分别阐述了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中国道路”的选择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契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三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意义。第四章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中国道路”的实践意义。分别从对“中国道路”发展方向上的实践意义、“中国道路”上不断前行的中国社会巨大的发展成就是对马克思人学思想践行的结果等两个方面作了历史回顾性的阐述;最后对习近平的人学思想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中国道路”新的历史走向进行了探讨。
王轩[4]2011年在《生存安全性抑或安全性生存——一种人学价值论的视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社会表现出种种生存窘境,不得不使人的思绪在安全性的思境中徘徊。人类自诞生以来所向和所知的祈望不是在单向的“视位”①中追寻和延续着知识和文明,更重要的是对入学的知识状况何所思及新视向的开辟。在全球化背景和公共性时代场域中凸现的“人的生存安全性”抑或“安全性生存”,成为马克思思想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的时代性的精神特质。澄明“人的安全性”,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人学应有的课题。人的安全性存在方式的连续性是人永恒的人文价值诉求,人类所进行的一切都在为自己的安全性生存奠基。深处全球化时代场景,人面临多重世界交织的圣境表达,思考安全性就是在思考人生命之风帆高扬的人文价值。“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整个时代人文构象就是这个时代人心灵的安全指针。文化公共性逻辑的现场澄明,把马克思哲学遥远目光式的夙愿带到真实的现实情景中,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世界情怀和公共性价值气质尽显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光耀。改变世界的宏愿,把那久远退却的思境邀请到滚滚物性侵染的历史场域中,人被安置在社会的框架中,不安全因素的竞相出场,使人不得不思索“安全性”。公共性的逻辑更加彰显了安全性的确定性,只有公共性的澄明,人才能以高度自觉的质性来认识安全性,让久远沉寂但却令人极熟悉的安全性重新回到人学价值论的思想回路中。马克思继承了市民社会安全性的价值逻辑,号召人作为人的根本应是人安全性的存在方式本身,走向共产主义就是人的安全性存在方式连续性的确立。马克思构筑了人的多重安全性价值旨趣,其核心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人在社会中首先是文化观念的侵染和时代人文价值场域的深刻在场,回到安全性的思境就是回到真实的现场,在生命之光的隐喻中洞见了众多思想观念的真切情节。前辈学人对马克思哲学的思考铺设了多种式样的哲学形态：实践哲学、社会哲学、价值哲学、交往实践哲学、生活哲学、生存论哲学、文化哲学及文本文献研究等哲学研究范式,给马克思穿上五彩缤纷的外衣,也增加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内涵的丰富度。做出了一个时代应有的贡献,今天的现场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交汇的时代,社会结构的公共性转型已经把人类推向了走向共同福祉之路。其突显的问题是公共性问题,也是安全性问题,关乎到人及人类的命运。本文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阐述了文化观念作为安全性生存的一种敞开方式是能够真切地彰显安全性的特有通道。在时代的场景中,人是处在社会的价值场域中,通过对文化观念的安全性思境的考察“筑模”①,(“筑模”原指机械制造与材料成型工程中的范型创制和压制成型。当下时代,新材料科学的发展,挤压、筑模制品的广泛应用已经成为人不可摆脱的思考价值基点,把“筑模”进入人的安全性思考,不但作者想切近时代的表面工程的思考路径。同时更加想表达马克思的安全性思想是以人的安全性存在方式而存在的,安全性存在方式的生成是人自己安全伦理性制度筑模、精心创制培育的,人的筑模和培育构成了人改造世界的一个存在样态。)进而吁求化育人的安全性的人文价值场域和现实真切场景的生成。本文认为文化观念在现实场景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人为程序的行为特质,看似是流变性的但在具体的时代现场却是有固定的文化秩序,对文化观念进行安全性的筑模就是在批判一种不合理的现实状况,正因为有固定的文化秩序所以才能对其进行安全性的考察,可说人为程序的影响本身就是人的安全性的一种方式。立足人的安全性的价值立场,铸就安全性的人文价值场域和现实场景是真正到达人安全性思境的理想逻辑。第二章探讨和提出了以“安全性”为核心旨趣的“人的安全哲学”这一现实时代应有的哲学理念,对其进行人学——价值式指认与构建,突显了安全性的人学价值论机制。最深层的公共性指向是人的安全性生存在文化观念和人文价值层面的必要性。同时梳理了人的安全性生存的不同安全性价值观的生长阶段和逻辑路径。在对安全进行哲学模塑和发生学考察的同时,指出安全思想的多重思想内涵。认为“人的安全哲学”的核心要旨,是“安全性”或“生存安全性”,人所进行的一切都是在探索和寻求安全性。在此基础上,人的安全性存在方式的连续性就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最高本质的实现就是对人的道德理性的安全性的澄明和肯定,人作为一种价值存在,本身的安全性在于其价值安全性一般性质和立场的确立。人是价值的基点,可以说价值也是人的一种安全性,价值安全性是保证价值作为人的安全性存在方式的合法性根据。价值安全性就是在人的思考空间中保持空间秩序一般性质的良性恒定性。在人学的思境和价值的空间中认为思想、事物、事件的秩序确定是构成思想和哲学理念的不同视向的逻辑隐射,高悬于思想空间中有众多的文化场景中的因子,这些都在本质上影响着思想者的思想实验和哲学形态。安全性本身就是在思想的深邃处找寻公共性和思想者思想混乱的向度,进而澄明人的安全性生存的律动的法度和弥漫中的清晰。从多维视角空间、时间、历史场景、人、物象等把其看作众多点集的位置。从而运演出价值空间的一般性质。同时认为,在安全性中人的本体性超越了道德理性的限度和纯然的宗教。人的本体性就是人,因为人是即活动即存在即思考即实践。任何哲学本体的呈现或宗教本体都最终在安全性的本体中让位于人,人的安全性高于神的安全性。第三章转接式关注并构置马克思哲学安全性的特质和安全性拓展的根据,结合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学理探讨和现实实践状况,把安全性和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并联起来,在公民社会的安全性中祈望马克思公共性的共产主义安全性的文化价值理想。同时筑模出马克思哲学思想内蕴的安全性特质。资本主义不安全的因素和景象使马克思把安全性的顶层控件放在了人的身上,共产主义安全性是马克思人的安全性的社会基础。以人的安全性为核心,马克思从劳动安全性介入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劳动异化。劳动本身作为人的具有生命意志的活动是人的表征。当下劳动的不安全,成为劳动安全性问题,确立劳动安全性就是在确立人的自由发展性。本文认为马克思从劳动安全性——人的安全性——社会关系的安全性实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人学安全性思境回归和现实表达,证明了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人的安全性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人的安全性是一条隐性主线。马克思的思想还经历了从现实安全性——历史安全性的价值逻辑的实践,这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安全性人学高度。本文认为在真正的安全性哲学思境中,哲学思考是无对象的,从安全性的视角看文化公共性本身就是人的安全性,准确的说更是人的发展性折射出的安全性。哲学关注聚焦点转移表明,面向时代的哲学正以安全性的姿态公共性的出场,因为安全性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现实性上是一个时代特有的,以不同面目在时代公共性的呈现,只有公共性的上场时,人才真正的洞见到是一个安全性问题。在此价值意义可以说,文化公共性的价值理想是安全性的先导。只有当类群价值本位和人类自我意识逐步攀升的公共性时代,人才真正能够有资格沉思安全性本身第四章探讨了建国以来中国安全性的实践与培育,反思批判安全生存的状况。第五章立足不安全的现实场景,确立公共性和谐、共创、共享的安全性价值观。追寻了安全性实现的路径和人文价值构序,在公共性价值旨趣中凸现一个时代的安全实际上就是在探索文化公共性。在真实的实践交往中公共性的体认和生成公共性的和谐、共享的安全性价值观,使人真正达到安全性的价值实践基地。在人学价值论的视野中,进行人的安全性存在方式连续性的思想实验和实践,就是在走向人的安全性之路。在世俗与本真、虚假与真诚之间架起安全性的人学思境之桥。在人文价值场域中,人的安全性的本体发生价值逻辑,展现了人文理性的光辉。批判了弥漫在历史场域中的伪性构置和人性的多变,努力以人的安全性存在方式连续性为逻辑起点重新审视人,对价值进行安全性筑模,导引入与价值进入纯美的创序构象中。
李宏伟[5]2000年在《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中国化》文中认为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迫切呼唤一种成熟的人学理论为其指明路向，科学解答现实中提出的人的问题。文章从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内容及其中国化的涵义入手，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历程，指出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四个特点：创新性、实践性、全面性、现实性。文章还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发展趋势，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构想。展望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人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吴亚南[6]2015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实践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特征的概念,从哲学层面讲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和历史性的价值创造活动,这种对象化的价值创造活动是主体与客体、理论与现实、感性与理性、能动性与受动性、限定性与超越性关系辩证统一的历史性活动,其根本目标就是不断推动社会向和谐良善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人类主体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的过程就是批评主体以文学为中介与客观现实世界展开对话、施加影响的历史过程。可以说,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近现代中国国情、具体文艺活动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生成与建构出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观内涵也就是在这种历史演进中不断得到拓展、深化和具体化的,最终表现出它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除导论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五章来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思想内涵、形态特征。第一章围绕实践范畴对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实践观与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了历史性的考察。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真正把实践概念纳入哲学思考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自身构成目的的行为,它是以行为自身为目的,主要是指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亚里士多德之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都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实践的理论。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实践观,使人的实践与存在论问题联结了起来,将实践活动提升到人的存在论意义的高度。简言之,西方实践观的发展历史,既具有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也有它问题框架不断经历转换的复杂演变过程,即实践与存在、实践与自由、实践与理性、实践与理论、实践与主体,这些基本概念的问题演变历史。只有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实践哲学那里才真正解开了实践的本质之谜,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变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哲学形态的根本变革,即实现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变；二是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即从理论的思维方式向实践的思维方式转向；三是哲学本体论的革命性转换,即从实践的认识论到实践的生存论转向。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内涵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探讨,一是实践是主客体的双向建构活动,二是从辩证唯物论角度明确实践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优先性地位,三是实践的价值维度,重视个体的伦理关怀。正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马克思所建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确立了实践的本体论地位,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理论哲学思维,是对传统哲学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其理论目标就是通过哲学的世界化、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把人从奴役的社会处境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有重要阐发。第二章探讨马克思实践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质内涵的生成。从时间上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表现为一种作家本位的启蒙实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体现出重视无产阶级大众的过渡性实践思想特点,这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初步确立。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之后,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形成了人民本位实践观,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思想体系的成熟。从话语逻辑的实践特征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表现出对阶级感情话语、革命伦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强调。在话语的形态表现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突出实践指导意味的政策性话语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思想的形成不仅是在历史的实践选择中形成了以人民本位实践观为代表的历史形态,而且在自身的理论逻辑建构过程中形成了强调实践的认识论、关注实践主体问题、重视实践的政治伦理问题等三个方面的理论形态特征。第三章研究实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认识论特征的关系。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接受和理解主要是在认识论领域当中来理解的,从而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认识论范式。这种实践认识论批评范式突出为中国革命服务的现实问题意识,关注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对革命实践的推动作用,重视文学研究上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结合,强调文学活动的主客体相互影响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并将文学主体的问题重心放在为人民大众这个集体性的历史主体上来。毛泽东的《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标志着实践认识论批评范式的形成。以实践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认识论范式,又集中表现在文艺观上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文学批评模式。正是在能动的革命反映论旗帜下,我们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以实践为问题指向的理论形态结构,呈现出重视实践主体,强调意识形态的实践性质,突出动态能动的生活实践观,以及彰显实践智慧的文艺政策批评等理论观点,并在艺术创作上推崇革命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但是应该客观地看到,反映论批评模式在具体实践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运用存在片面的地方。这样在实践认识论视野下,辩证的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对反映论批评模式的一种理论调整。可以说认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体系建构不可缺少的环节。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认识论范式存在经验化的倾向。通过反思反映论批评模式,建立以实践生存论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认识论体系,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路径选择。第四章主要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当中的实践主体论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体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了求得革命的胜利确立了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革命实践主体观,这个革命的实践主体观既继承了五四启蒙运动的个性主体意识,又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特点发展了这一主体意识,建立了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集体性主体观。从启蒙主体到人民大众主体的构建,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主体观在中国的历史问题语境中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性内涵。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现实,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历史阶段这个中国现实语境中,把握艺术生产主体的基本内涵。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体论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艺术生产主体应该仍然是以人民大众主体为核心内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形成了以人民大众主体为核心内容的实践主体观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这一主体观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对个体的价值缺乏足够的重视,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没有充分的肯定。新实践美学将生存论观点引入实践的理解,拓展了实践的内涵,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实践观内涵的认识,对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体论内涵也具有重要启发。第五章主要从实践的政治伦理维度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问题。从实践的政治伦理方面来看,政治伦理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有的价值尺度,它的基本内涵和终极关怀就是通过人的政治实践趋向良善正义的社会秩序和实现人的有德性的圆满生活。由于中国的革命文化语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淡化了政治伦理本体层面的构建。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通过重视作家的思想改造、革命伦理意识、道德修养以及注重个体责任与人民性的价值尺度等方面,表现出它在政治伦理层面有其独特的民族性特征。但是同时也应客观看到,革命年代的战争文化思维又使政治伦理的正义关切和终极关怀偏重于直接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极左政治的泛滥酿成政治对文学的绑架与利用,损害了文学的独立性和本有的审美超越性价值。今天我们从马克思实践观角度重审文学的政治维度,反思我们既有的理论传统、历史经验,就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视域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伦理价值,伸张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价值本体的正义诉求和终极人文关怀。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将文学看作是人民大众主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政治伦理活动。实践的逻辑是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系列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内在本质联系的前提,因此构建当代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是在哲学基础上坚守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始终围绕中国在社会革命、政治经济改革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文艺问题展开对话,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术语范畴、问题框架、研究对象的中国化、具体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继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与自身历史传统、其他文艺批评流派展开互动对话,从而超越了五四抽象的“人的文学”观,构建了以人民为本位的人民文学实践观,形成了以文艺大众化为主要载体的文艺实践模式,最终在本体层面上通过对“人的文学”命题的不断反思和对话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范式变革,为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和价值视野。
王刚[7]2010年在《社会学视野下的新时期文艺学知识生产》文中研究表明当下的文艺学学科正处于反思和重构的语境中,文艺学合法性危机和话语重构热潮,本质关乎其知识生产。文艺学已不是“话语”问题,而是其作为人文学科知识的社会生产问题、作为“象征形式的社会存在”的哲学解释问题。就此而言,中国文艺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分支,在历经几十年发展之后需要重估其自主性；作为一种象征形式的社会存在,需要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阐释其存在的合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文化的“生产方式”,既需要在理性的反思中恢复文学精神的原生态,也需要在现实语境中为其重新定位。而针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大学教学的“生产-传播-接受”链条的脱节,研究主体自身与本学科思想史的断裂以及其在社会行动中的角色困境等现实状况,需要强化主体的观念认同：学科自身必须在重构中才能持续发展,文艺学学人必须“在自识中走向世界”。基于此一学科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在价值取向的思考,提出在社会学视野下观照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的主张。而应用社会学理论范式反思性研究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范畴的学理逻辑性,在于新时期中国的文学场域、知识场域具有总体的“关系性结构”和内在的社会动力学特征,更具有本土知识生产传统的特殊文化“习性”特征。论文第一章指出,在社会结构深层变革、文化呈现多样性的语境中,本学科要突破发展困境、获得新的适应性,既需要全面“自诊”,解构以往学科知识预设的“确定性”,通过梳理自身的知识形态和话语实践而作出深入的、持续的反思性研究,同时也需要采用“介入”疗法,针对学科危机的本源问题——新时期文艺学学科的知识生产状况,借助反思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多重研究范式来提供全新的视野。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知识反思理路,其根本价值指向是析清知识主体在历史化、地方化语境中建构知识生产的特殊行动的社会学意义,对本学科知识系统和生产路径的因果循环关系作出新的阐释。要在“象征形式”的深度阐释和科学主体的“反观性实践”中界定、阐释学科知识生产。第二章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文艺学的知识生产与知识形态的生成有着深刻的辩证关系。针对新时期文艺学学科知识形态和知识生产的逻辑线索,进行了总体性的观照、提炼和界说,力求跨越“史述”的线性叙事而走向“现代性话语结构的技术性分析”,通过学科谱系和话语模式分析,观照历史逻辑下的新时期文艺学“发生着怎样的形态变迁,到底是什么状态”。第三章主要从反思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多重学理逻辑中剖析文艺学学科的知识生产状况,重点解释历史化、地方化形成的新时期文艺学场域的特殊知识生产机制以及主体的精神生产机制,以此引导主体反思并揭示学科自主化进程中“研究者的集体无意识”规律。在此基础上,第四章提出,要深刻理解和洞察文艺学的当代知识形态和知识生产的整体结构和内在价值规律,通过辨识社会文化再生产与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内在关联性、确认中国式生产路径及其实用理性的“合法性”,为文艺学突破符号生产的价值困境、明确并把握知识生产的社会学特征,进而促进今后的学科发展提供新的参照。文章第五章申明,通过将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纳入社会学视野,要重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交汇的历史语境下的学科个性。对于作为人文学科象征性阐释者和文学智识实践参与者的知识分子而言,当下迫切需要打破“专业态度”的局限,回归使命意识,重树文艺学的知识信仰,以“历史的美学建构和现实的感性书写”为己任,在智识化实践中走向主体精神的新境界。本文遵从“社会学的理论逻辑”,重视将“一般性的理论论证”与“具体化的经验叙说”相结合,旨在通过一次跨学科研究的探索,将中国文艺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和场域化生产特性凸显出来,提掘其文艺美学的知识本体、诗性智慧特征和实践理性的本土文化精神,论证出新时期文艺学知识生产的价值追求所呈现于当代语境中的动力机制和行动意义。
王诚德[8]2016年在《信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研究主题,“信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发展”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进展:(1)在理解、建构信息文明概念,语境的基础上,尝试系统地把握当下社会的具体特征。(2)在厘清、解析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归纳出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所涉及到的具体内容。(3)在“信息文明逐步趋向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逐步系统化”两大趋势的基础上,深入探析信息文明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特征、新元素。信息文明,作为现代社会实践过程中突显出来的一种抽象概念,主要是强调信息技术的再创造、再理解以及人的本质意义的全景把握;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发展,并不是走向非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也不是直接归纳出具体的人的本质答案,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视域内,结合信息文明的具体语境,实现人本质观的丰富和具体化展开;与此同时,在赋予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更强生命力的基础上,对复杂的信息文明进行全面的深度的人的本质透视。当前,“信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发展”研究领域存在着两大趋势:其一,人们对于信息文明的认知,在先后经历过物理技术、现实社会、哲学根本等层面的追问后,最终会不断介入到人的本质领域;其二,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逐步趋向系统化。总体来看,信息文明的出现,一方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给人们提供了若干新视角去把握人的本质的新特征、新形态。(1)在人的类本质上,虚拟劳动介入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之中:在信息文明语境中,虚拟已经不单单指传统的精神层面含义,而是得到了“信息虚拟”的最新解读,并且其影响力也是逐步提升,甚至实现了虚拟化一切的可能,在虚拟劳动得以实现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尝试提出并解析:“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虚拟劳动层面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和特征。(2)在人的社会本质上,信息加数在“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在信息文明语境中,信息关系涉及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思维关系和生态关系等方面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文明语境下的政治经济化、文化政治化、经济文化化等交叉化关系,通过阐述当下信息关系的内涵、特征,结合马克思主义人的社会现实性本质概念,尝试性提出并解析:在信息文明的现实性上,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本质观出现了一定信息化特征、信息化元素。(3)在人的本质充实上,信息需要提供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新证明和新充实:在探究信息需要的含义、特征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尝试性解析信息文明语境下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新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充实”,并提出信息需要已经成为当下人的一种基本生活必需品。(4)在人的本质实现上,信息自由不断填充着“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条件:在阐述信息自由的概念与特征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尝试性提出并解析:信息自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具体条件。(5)围绕信息异化、伪信息的概念、渊源,结合马克思主义异化思想,尝试性提出并解析:信息异化侧重于人本质的信息遮蔽研究。“信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发展”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当前学界缺乏以其直接为总体对象的研究成果。信息文明侧重于现象层面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侧重于形而上层面的研究,总体上,这是一个发现问题和反思构建的过程集合,通过现象认识本质,属于一个典型的哲学类型选题。选题重在发问,并对已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进行再读。将信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结合起来,其实,就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集成并分析信息文明的深层价值,最直接的现实意义,就是引发人们去关注信息文明下的人的生活,人的状况,反思信息问题,人的问题。信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发展,涵盖了虚拟劳动、信息关系、信息需要、信息自由等多方面,有助于我们自觉地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去全面推进信息文明建设,解决现实社会建设中人的信息化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人的本质信息化和信息人本质化,并最终树立全面的信息文明观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
邓伯军[9]2010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文中研究说明研究史属史学范畴。“《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乃是严格依照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著作的研究进行史学考证、史学解读、史学评论、史学实践的系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共分成前后相继的四个历史时期。“绪论”主要以释义学的方法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这个题目作诠释。《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11月至1846年夏,清理其以往哲学良心而合著的一部著作;主要针对的是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流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奠基之作。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笔者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依次分成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以研究史体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翻译、注释、介绍、解读、创新、实践的状况进行研究,明确了其研究的性质和特征,揭明了其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明朗了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明晰了其研究的超越和创新。“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尚处译介和解读性研究阶段。从总体上讲,虽然当时的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和解读的苏联教条模式的缺陷性已有所认知,但是依然囿于其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之内,没有历史地还原和再现马克思文本学的解读模式,更没有对其作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创新。期间,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恩格斯著作和苏联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之作,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0年以后才有高语罕、杨东莼和宁敦伍、荃麟等分别节译的部分段落;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的节译本;也有一些富于学术敏感力的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介绍和初步的研究。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尚未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列,而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之中去对其作出解读和阐释。毛泽东思想作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理论成果,实乃“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论飞跃。从历史视域观之,应承认“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历史性意义,但“以苏解马”的高扬“斗争哲学”这一历史局限性,也造成我国在现实实践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性的悲剧。“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工作由分散的、零碎的、无系统的状态,进入集中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状态。从总体上讲,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以苏解马”模式的进一步强化,使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解读和研究进一步教条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也无可奈何地搁浅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只是一种学习性领会,一种领会经典的精神、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应用,而尚未推进到真正的发掘性学术研究层面。这一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示范效应下,中国人选择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著称的“斯大林版”马克思主义。以俄文第2版为母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全译本编译出版。长期以来该版本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主导版本。该版本对于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功不可没,但由于将该版本定于一尊也导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滞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也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体系和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起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系统化和时代化的作用,却也因其把哲学的党性原则政治化,从而致使学术探讨变成政治声讨、学术批评变成政治批判、学术争鸣变成政治运动;这就不仅造成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处于异化状态。十年“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被定于一尊,并且被节选入中国人自己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这也进一步拉开了与国外《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距离。《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仅仅表现以“简要介绍”、“专题汇编”、“语录”等形式的学习性“研究”。这种学习性“研究”是与当时的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其对于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基本哲学功底的欠缺,从而造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误读误解。因此这样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后文革”时期,伴随政治空气的松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始被译介到我国。由此,在带有“文革”意识痕迹的态势下,拉开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发掘性研究的序幕。“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逐渐开始将文献学研究、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相结合,从而使研究真正从解读性研究提升到发掘性研究。从总体上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真正开始了从“以苏解马”的教条模式到还原再现马克思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具有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也正在生成过程中。在翻译方面,多种《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本或全译本问世:有巴纳发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手稿片段中译本、根据新德文版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中译单行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节选本、广松涉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本等等。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有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其对于确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意义重大;有文献考据学研究,着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费尔巴哈》章文稿结构的校正勘定、辑佚复原、翻译审校;有文献版本学研究,在澄清《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来历、梳理版本历史、进行版本比较、作出版本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文本解读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发生转换,《费尔巴哈》章文本解读,由“以苏解马”到“以西解马”再到“以马解马”;对《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重在解读布鲁诺自我意识批判哲学,领会对布鲁诺的批判是完成费尔巴哈批判的前提;对《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成为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解读的焦点,解读者着眼于解读因现代性而导致价值虚无主义蔓延;在“普世价值”凌厉攻势下,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章的文本解读,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解读的新的热点。在思想研究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的逐渐深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研究已经走向成熟,从“以苏解马”模式到“以西解马”模式再到“以马解马”模式,中国人基本具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自主话语权。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要以历史的眼光、要以发展的视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与时俱进的发掘性研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系统地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研究作了系统总结和深度反思,其展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开始跳出“以苏解马”的框架,开始超越“以西解马”的局限,开始走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马解马”模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经验理性的阐发,到科学理性的传播,再到主体精神的弘扬,甚至是阶级斗争的高扬,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传播现代精神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启蒙运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还是哲学的大众化运动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挥到了极致,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其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存在的不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以苏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简单化、贫乏化、教条化、僵化的解读,“以西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对立模式的解读,而“以马解马”模式对学院哲学的钟情,又使我们生发了对其现实性的担忧。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实用理性的复燃到斗争哲学的火红,从科学主义的误区到人本主义的陷阱,使我们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无论是反对封建化还是反对“全盘西化”都任重而道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哲学政治化的旧错,还是实践拜物教的新误,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着现代性的悖论。而今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就要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话语背景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作出前瞻。“国学复兴”的背景,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考虑的是二者的互补性;全球化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层面作出解读;和谐社会的视域,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作出解读。总而言之,多视角的共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造提供新境界。“结语”在学理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规律进行了总结,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对经典文献把握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现实实践应用的基本规律。总而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梁爽[10]2014年在《胡锦涛人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人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它主要以人性、人生意义及人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是以人性论为核心,兼含人生价值论、人的发展论、人的社会理想论等方面内容的有机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思想财富,借鉴西方人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形成了许多具有重大价值与特色的人学思想。胡锦涛人学思想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胡锦涛人学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思想、人的社会价值思想、人的幸福思想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形成了“以人为本”、“和谐理念”、“人文关怀”、“科学发展”等为主要内容,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为价值指向,以突出“最广大人民”的核心地位和主体作用为实践路径的理论体系。胡锦涛人学思想既体现了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创新思考,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和社会建设规律认识的进步与深化。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遇到的现实和重大问题提供了理论武器。深入研究胡锦涛人学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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