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产业工人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工人论文,新生代论文,集体论文,机制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1)09－0097－05
2010年5月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工人集体行动，掀起了以南海本田罢工为代表的罢工潮。这一罢工潮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是以第二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生代产业工人在集体行动表现出来的新动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入，社会结构日趋开放，城乡交流日益频繁，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第二代农民工在年龄、教育水平、社会阅历、观念和行为等方面，都与第一代农民工有了明显的差别。他们的主体意识在增强，新型工人开始萌生独立的权利意识，他们的自主性远非他们的父辈可比。为什么第一代农民工并没有掀起如此的罢工浪潮？第二代农民工较其父辈发生了那些变化？新生代产业工人采取集体行动的动力何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一、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概念界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快速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城乡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群体。大批农民走出乡村来到城市寻求就业，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民工潮”。至今，农民工内部也开始了代际更替，“第二代”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学界出现了“新生代农民工”一词。
很多学者在研究时选择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新生代民工”、“第二代农民工”、“青年农民工”、“新型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新农民工”、“1.5代农民工”等，一般指出生于1980年以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开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1]根据王春光研究员的界定：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民工被认为是第一代，90年代以后初次外出的则称为新生代农民工。[2]“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他们受到了较高程度的教育，大多为初中毕业，思维新颖活跃。[3]他们普遍受过规范教育，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对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的适应性较强。他们的就业观念与第一代农民存在较大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大多为了养家糊口，经济利益是第一追求目标，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目标虽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融入城市并取得市民资格。[4]
然而，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他们具有强烈的城市情结，希望成为工人阶层的一员。“农民工”一词是否恰当学界仍存在较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农民工”是以户籍作为划分依据的一种身份，其本身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入城市，从事与城市工人相同的职业，但却不能与城市工人相提并论，他们不被城市工人所接纳，不能享受城市工人的各种政策待遇。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来讲，“农民工”一词也严重阻碍着这一群体公平待遇和平等财富的实现。若单纯从职业的角度进行划分，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应被看作“新生代产业工人”。因此，笔者在本文中使用“新生代产业工人”一词，“新生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就是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
二、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理论回顾
学界对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研究由来已久。总结起来包括结构主义、功利主义和建构主义三个视角。
(一)结构主义的视角
在结构主义理论家的视野中，结构享有优于行动的地位。结构主义理论家的论述从资源分配、阶级结构、社会流动等社会结构开始，他们认为结构才是集体行动的本源，结构决定了意识形态从而也决定了集体行动。只要存在不公正的客观社会结构，就必然形成集体行动的意识形态，也就必然会产生集体行动。
马克思认为，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造成了一个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随着被统治阶级被剥夺感和共同利益感的不断增强，其针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将集体性地组织起来。[5]达仁道夫在对冲突性集体行动的论述中，将因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的分化的社会结构视为集体行动的根源。[6]科塞将产生集体行动的催化剂——集体行动的意识形态归结为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7]
总之，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结构视为集体行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关注由结构因素唤起的意识形态对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
(二)功利主义的视角
功利主义理论家寻求依据对个人利益及其实现手段的明确计算来解释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他们认为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成员才有集体行动的可能，但个人理性会令集体行动陷入困境。
霍曼斯建构了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的微观解释体系，即行动＝价值*可能性，也就是说，个体对集体行动的价值评估以及通过参与集体行动获得利益的可能性是影响人们是否参与集体行动的主要变量。[8]布劳的交换冲突理论将及集体行动的微观与宏观动力机制分析结合起来，他认为，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换关系中，越是集体性地经历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其被剥夺的意识越强烈，也就越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意识形态越是统一，团结感也就会越强烈，消除不平等的冲突性集体行动越有可能发生。[9]交换冲突理论既关注个人理性是人际互动(交换)的内驱力(人际互动是集体行动的前提之一)，同时也关注交换的失衡唤起共同意识(如被剥夺感、不满情绪等)。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需求是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所有的集体行动都是由群体成员的公共物品引起的，不存在公共物品的群体不可能出现集体行动，但存在“搭便车”这一集体行动的杀手。[10]
(三)建构主义的视角
建构主义的理论试图将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理性计算都视为影响集体行动的关键变量，将结构主义和功利主义关于集体行动理论缺陷加以修正，合理成分加以融合。克兰德尔曼斯认为社会问题(分配或交换不平等、公共物品等问题)本身并不必然引起集体行动，只有当社会问题被人们感知并赋予其意义时才会成为问题。[11]
这一视角同时对从社会现实到共同意识的转换过程和从共同意识到集体行动的转化过程以及中介过程变量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因为集体行动需要金钱、时间和成员，这些必要的资源和成员需要人们去组织和动员，没有这个组织和动员的中介过程，集体行动也就成为泡影。克兰德尔曼斯将共同意识的建构分成三个层次：(1)公共话语的层次，以及集体认同感的形成和转型；(2)发生在由社会运动组织、它们的对手以及反社会运动组织所发起的动员战役之中的劝说性沟通层次；(3)在集体行动的场景中发生的意识提升的层次。[12]
然而，共同意识不会自动地轻易地转化为集体行动，集体行动需要金钱、时间和成员，如何积聚这些集体行动必需的资源和成员？需要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开展复杂而艰辛的行动动员。人际网络是资源动员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行动首先是通过原先存在的社会网络而组织起来的，网络对资源具有强大的吸附能力。因为网络能为潜在行动者提供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拒绝对网络中的同伴的召唤做出回应，将意味着可能失去这一纽带所能提供的全部收益，比如友谊、社会荣誉。[13]
在结构主义、功利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中，结构、理性和意识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都有所体现，而结构、理性和意识三者又是相互影响的。本文综合上述三种视角提出新生代产业工人集体行动的原因是：新生代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的外部压力及个体意识变迁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其共同的群体意识，在行动动员的催化下产出集体行动。具体解释框架如下图：
新生代产业工人集体行动原因的解释框架
三、新生代产业工人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分析
(一)制度限制与权益受损导致不公平感与被剥夺感——集体行动的结构原因
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新生代产业工人中的大部分人只能从事那些市民不愿干的工作，同时很难享受城镇职工所具有的失业、养老、医疗等保障权利，无法享有与城镇工人平等的权益。其次，由于地方资金缺乏和劳动力的相对过剩，资本对社会总收益与发展目标的贡献比较大，从而获得地方政府的青睐。地方政府显然希望继续保持这种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吸引投资，有些地方甚至以牺牲劳动者的某些权益为优惠，更固化了那些缺乏技能的新生代产业工人在就业中的弱势。新生代产业工人的劳动权益遭受重损。新生代产业工人的不公平感进一步加强。在目前的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愈发亲近资本，使得法律和行政手段基本都对工人的权益争取无甚帮助。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的构成了工人采取抗争性行动来倒逼政府和资本，争取自己的权益的外部原因。
在由制度导致的愤怒、不公平感与被剥夺感的推动下，新生代产业工人们开始展开反对结构限制的斗争。第二代农民工现在开始起来反抗这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反抗“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的全球化生产战略，反对他们在城市中不得不遭受的无根的生活体验，反抗加在他们身上的“农民工”准社会身份。[14]
在这次“罢工潮”中，工人发起罢工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他们对工资福利待遇的不满所致。而这种不满主要体现在工人认为薪酬水平偏低，使其在城市中承受艰难的生活；工资增长幅度过慢，与企业发展的利润。如南海本田罢工工人的月工资在支付了所有的城市生活成本后，只剩余450多元，如果再除去寄回家中的一部分外，便几乎没有什么剩余。另外，据员工反映在罢工前的三年间，工资上涨幅度最高的一次不过40元。[15]反观2009年到2010年全国的经济增长情况，2009年度的GDP为8.7％，整体经济走势已经摆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阴霾，呈回升趋势。特别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东南沿海经济开发地区工业增速明显回升。[16]而到了2010年这种增长的趋势依旧在延续，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1.3％和10.9％，都超过了2009年的同比水平。[17]另外，对于罢工最集中的中国日资汽车制造业来说，包括本田、日产、丰田在内的八大汽车企业在2009财年全部实现盈利。其中，本田集团在2009财年的净利润率同比上涨了95.9％，约2684亿日元；丰田在2009财年，汽车营业利润达1475.2亿日元；日产汽车净利润为424亿日元，而且，日产汽车2009年度在华售出日产和英菲尼迪品牌汽车共75.6万辆，同比增长39％；三菱汽车中国利润较低，但也有0.5亿美元[18]。因此，国家经济状况和企业经营状况处于上升趋势，而工人工资却以极低的幅度在增长，这就极易造成工人对工资水平产生不公正感，从而就会引发工人的罢工。
我们现有的国家政策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对新生代产业工人的实际定位仍旧过多的停留在附属，工具化的层面。现行的劳工政策不适应新的劳动关系形势。
(二)主体意识与价值追求——集体行动的个体原因
随着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生代产业工人的价值观念相对于其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1.主体意识
新生代产业工人有着更明确的主体意识，他们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劳动的尊严。相对于他们的父辈，他们更相信，自己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这种价值观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他们不再愿意回到乡村。他们的父辈接受了制度安排给他们的命运：既然自己是农村户籍，那就安于生活在农村。出外打工只是获取收入的一种办法。新近外出的年轻农民工，与本来就跟随父母在城镇成长的第二代农民工，却不愿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他们相信，自己也有权利生活在城镇，尽管他们不敢期望在城镇落户，但他们不会再回乡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新生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意识空前觉醒。[19]在职业选择方面，新生代产业工人一旦自我目标无法实现他们敢于用脚投票，不会如老一代农民工一般逆来顺受，而是选择主动争取权利。
2.平等意识
新生代产业工人还表现出强烈的平等意识。他们并不认同“我在城市里低人一等”、“这个社会很不公平”。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与企业是平等的劳动关系，他们并不认为目前工作不可替代，并不认为就业机会太少。杨国勇于2006年2月－3月间组织针对浙江省五个地区二百余位本地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的专题调查，也发现两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差异及特点表现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及其劳动供给的参照系是老家农村，只要打工比老家种田划得算，他们即愿意打工。新生代产业工人的相对剥削感较强，他们比较的参照系是本工人的收入福利。与此同时，新生代产业工人的维权意识也比其父辈强，当他们发现过低的资水平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时，就考虑“用脚投票”以表达他们对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自我价值得不到肯定和实现的不满情绪。他们渴望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包括平等的就业权、社会保障权、权益维护权、教育和发展权(特别是子女的受教育权)、政治参与权以及意见话语权等。
3.权利意识
新生代产业工人已经表现出与其父辈不同的权利意识与权力诉求，包括了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多个维度。在经济层面上，新生代产业工人无法忍受老一代农民工的低工资，而是希望获得与其努力相匹配、能维持体面生活的薪酬水平用以维持其自身生活资料的消费、维持子女和家庭生活资料的消费及自身培训等费用。在社会层面，新生代产业工人大多缺乏对农业生产的心理认同和技能储备，而更习惯于城市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大多不愿重返农村，更希望通过努力使个人和家庭融入城市，追求与市民相近或相同的权利。在政治层面，老一代农民工更看重通过打工获得经济利益，而新生代产业工人在渴求获得经济回报之外，也希望在企业经营管理、国家政策等公共事务中发出“声音”。
更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代产业工人的劳权意识也在增强，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在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中不仅提出增加工资公平待遇，而且提出了“整改工会”、“集体谈判”，加上他们的罢工行动，表明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劳工三权”意识，尽管这并不一定是自觉的。
4.法律意识
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法律意识也明显增强。随着城市化的影响、眼界的开阔和受法制社会的熏陶，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法制意识正在逐步强化，知法守法者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很多人都了解相关的法律和政策，知道应该怎样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他们很多人都加入了工会组织，在遇到困难时都会向工会求助。
新生代产业工人除了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外，与法律意识密切相关的维权意识也与日俱增。新生代产业工人不在奉行其父辈那种忍辱负重的人生格言，他们渴求获得尊重、平等、合理的权益。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较之前的“用脚投票”或摔门离去，他们越来越懂得运用法律的武器向不公正“讨个说法”。
5.价值取向
第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追求集中表现为三个取向：经济取向、城市取向和家庭取向。[20]老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目的甚至可以说唯一目的是“进城挣钱”。这是因为农村生产力低下和农业收入微薄，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缺陷。他们面对的是最起码的生存问题而不是进一步的发展，是迫切解决温饱而不是获得享受。随着农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新生代产业工人所面临的是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新生代产业工人在城市中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挣钱并非他们的唯一目的，其打工目的中包括了较多“生活”和“享受”成分。他们追求体面尊严的生活及个体的发展。他们越来越重视就业岗位的质量，倾向于选择有知识和技术含量的工作，力求像城里人那样在职业阶梯上不断上升。他们所得到的收入主要用于个人的生活消费和现代化享受，以及投入个人人力资源的积累。
(三)集体意识的形成
对阶级意识这个概念E.P.汤普森是这样论述的：“当一些人经历了共同的体验并因此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以及与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利益，并进一步把这种由共同的利益产生的身份表达出来时，阶级就出现了。人们的阶级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阶级自觉就是在文化意义上人们处理、反映这些经验的方式，它体现在人们的传统、价值系统、观念和制度等多种形式中。”[21]关于新生代产业工人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凝固的阶级或阶层的问题笔者暂不讨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共同的利益取向以及相似的不满情绪容易导致集体意识。具有同样背景、同时彼此之间存在各种形式的互动的人群是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来源。[22]
新生代产业工人在城市社会中的阶层划分无疑是处于较低层次的，无论是从财产所有、政治地位、职业地位以及教育地位的划分，还是在地位群体的等级、年龄状况和性别差异的归属性上，他们都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与趋同性，表现出很大的集体化行动的可能。在这次罢工潮中，工人集体意识的重要体现在他们提出建立通过工人自己民主选举的独立工会的诉求。如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后，工人已经开始在广东省工会的支持下准备进行工会的重建。
(四)集体行动的行动动员
正如前文所述，共同意识不会自动地轻易地转化为集体行动，需要行动动员机制。社会网络成为了新生代产业工人采取集体行动的有效催化剂，人们因为与其他人的联系而动员起来。
社会网络关系的构成，指的是社会网络成员间的具体关系，特别是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的具体关系，它通常用某一特定关系占总关系的百分比来表示。[23]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网络的关系分为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以及朋缘关系。亲缘关系包括血缘关系、姻亲关系；地缘关系包括同乡和邻居关系；业缘关系主要是同事、同行和业务关系；朋缘关系包括关系密切的邻居、同事等。
许多研究表明，乡土社会网络在农民工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信息来源、寻找工作的方式等，都更多地依赖亲缘地缘社会关系网络。这种依赖的主要原因是出于节约流动资本和交易资本，以获得更高经济收入的目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原有乡土社会网络的作用大大下降。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交往中依赖和选择同质群体并以此为基础和以“我”为中心来构造他们交往与互动的格局，由此产生了农民工群体中的“结群”和“自组织”现象。[24]根据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产业工人的社会团体参与率较第一代农民工大幅提高。他们中加入老乡会、读书会、社区组织、工会组织、团组织和城市生活派对的累计比例为22.9％，即超过1/5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了上述团体，而第一代农民工的累计比例只有9.7％，不到1/10，参与率相差1.3倍。[25]这些社会团体为新生代产业工人提供了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
对于新生代的产业工人而言，网络媒体的使用更是建构其与社会交流的桥梁。新生代产业工人接触到越来越丰富的网络媒介，不仅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生活，而且成为他们集体行动动员的有力工具。媒体对于现代工人成熟起到了很大作用。事实上，在今年5月以来的罢工潮运动中，互联网工人集体行动的结合，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化力量，这股社会化力量是能起到震慑公权力，保护工人权利，平衡劳资关系的。
四、结论
所谓的二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新生代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在外部社会结构的压力与变迁下，其主体意识依然觉醒相较其父辈已经表现出强烈的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其价值追求也与其父辈完全不同。新生代产业工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及相似的不满情绪使其正逐渐形成一种临时的集体意识，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一旦受到行动动员的有效催化，就容易展开反对结构限制与争取权利的斗争。通过有组织、有策略、行动统一的集体行动来争取更高水平的利益，达到自身发展、有尊严体面生活的目标。
［收稿日期］2011－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