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机制及其价值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文论文,机制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引文现象广泛存在于当今的各类学术性文献（集合）之中，早已令人习以为常。但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被关注和加以研究，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5年，深受法学案例检索工具《谢泼德引文》（Shepard’s Citations）影响的美国著名信息计量学家加菲尔德（E.Garfield）在Science上发表题为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的论文[1]，由此开创了信息计量学的一个崭新研究方向——引文分析。1960年，他创办了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并领导编制了面向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的年度性《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随着SCI系列工具的成功出版和应用，引文分析研究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获得了长足进步。
本文主要基于对引文分析发展历史的全面观察思考，对引文现象及其引文机制的形成进行理论溯源，进而对引文机制中蕴涵的价值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对引文机制价值认知的不断深化将有助于引文分析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特别是对网络环境下引文分析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引文机制形成的理论溯源
引文现象的出现主要得益于学术界“参考习惯”（reference tradition）的形成，而参考习惯的形成则直接源于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的价值观和奖励机制得以建立，科学发展历史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科学发现优先权（priorit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之争，以及科学交流活动中学会组织的出现和学术期刊的问世，不仅使得研究人员公开发表成果有了制度化保障，而且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参照和引证的形式对自己在思想上获得的收益表示感谢的习惯（即“参考习惯”）。至此，引文现象的大量出现已是水到渠成。
简而言之，引文机制主要由引文现象孕育而生，具体来说，其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则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2.1 近代科学发现优先权争论的突显
科学史上有关科学发现优先权争论的记录早已有之，不过，由于近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多使这种现象开始日益突显。简单回顾科学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科学研究活动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重复发现。所谓“重复发现”是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各自独立地做出了同样的科学发现（或发明）。重复发现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形是“同时发现”，主要是指两个或更多的人在同一时间完全独立地完成了同一个研究成果的情形。科学家之间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优先权的论争大多由“重复发现”或“同时发现”而引起。比较著名的事例有：几何学和军用罗盘发明优先权的争执（伽利略与巴尔德萨·卡帕）、微积分发明优先权的争执（牛顿与莱布尼茨）、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优先权的争执（牛顿与胡克）、水是化合物而不是单质的发现优先权争执（卡文迪什、瓦特和拉瓦锡）、海王星的发现权争执（亚当斯与勒维烈）、生物进化论学说的优先权之争（华莱士与达尔文）等。
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创始人默顿（Robert K.Merton）教授在研究了17世纪众多的“同时发现”后指出，当时92%的同时发现（或发明）都存在着优先权之争，并最终因无法断定谁是真正的发现者而不了了之[2]。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执现象对于科学发展的不利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例如，牛顿与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创立优先权的争执，不仅使莱布尼茨蒙受了长达几十年的冤屈，还影响到英国与法国的科学交流，最终导致英国数学研究长期停滞不前。因此，探索并建立一种科学、公正、公开的科学发现优先权标志制度，就成为学术界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而这项紧迫任务的实现，则以学术期刊的诞生作为一个重要标志。
2.2 学会组织的出现与学术期刊的问世
早期的学会组织出现在文艺复兴初期，当时它们主要由一些博学者组成，通过定期聚会，就一些文学和人文主义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但一般很少涉及科学问题。17世纪，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学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例如，1657年，被史学家称为最具现代形式的科学院——西芒托学院（Academia del Cimento）诞生；1660年，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创立；1667年，巴黎皇家科学院（Royal Academy of Paris）建立；等等。进入18世纪以后，在欧洲的柏林、圣彼得堡、第戎、都灵、维也纳等也分别创建了各自的科学院和学会组织，并都采取或沿用了类似的一些组织章程和科学建制模式[3]。这些科学院和学会组织的出现以及它们对科学问题的汇集、讨论，对于寻求科学共识，及时公布、交流会员的研究成果，促进科学的深入发展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此外，它们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促进了科学的职业化和制度化建设，为科学研究逐渐赢得国家政策的扶持提供了帮助。
与此同时，由这些科学组织和学会负责创办的科学杂志也陆续问世。1665年1月和3月，由法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分别创办的《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cavans）和《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相继问世。这两份学术杂志至今仍在出版，作为综合性科学期刊的鼻祖，它们的出现对科学交流系统产生的重要影响不容低估。原有的一些科学成果交流形式，例如编写科学著作（时间太长）、发布小册子、科学家之间的通信、向学会和科学院报告等，已经无法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以及争夺（或确认）科学发现优先权的需要。而此时学术期刊的问世，使一种具有公信力、体制化、常态化的科学信息交流机制和科学成果公告平台的建立成为现实。
从1665年到1753年，差不多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期刊出版制度才或多或少地被确立了下来。此时的期刊出版制度主要包括了编辑角色的引入、编辑部的建立、评议人与投稿制度的形成等方面，但与引文问题有关的引用和参考标注方面的制度规定尚未形成。
2.3 学术界参考习惯的建立及参考文献标注规范的形成
科学是公共的知识，而非个人的知识。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公共知识的增长和积累，以造福于人类社会。因此，同行们对一个科学家研究价值的承认是奖励的基本形式（所有其他的奖励都源于此），而且只有当被认定的研究广为人知时，这种承认才能在科学的社会系统中得到广泛确立。这就为科学家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或许用如下的方式表述会更清楚些：知识产权只有通过发表论文的方式被公开放弃，才能在科学领域中得到充分的确立。与此同时，使用已发表（或公开）的科学知识的任何人，有义务公开或公布使其受惠的参考资料的来源。逐渐地，科学家们就形成了一种以参照和引证的形式对自己在思想上获得的收益表示感谢的习惯，这种学术习惯即“参考习惯”。可以说，参考习惯的形成既是科学规范内化的结果，也是受到鼓励的结果。
以上主要是基于科学社会学视角对学术界参考习惯形成进行的一种理论分析。而从学术期刊自身发展要求及其实践方面来看，“参考习惯”的形成也是一种很现实的需要。
根据著名科学计量学家普赖斯（D.Price）的研究统计，自1750年以后，期刊数量大约每15年左右翻1番，相当于每隔50年增加10倍，每150年增加约1000倍，期刊的数量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指数增长趋势[4]。期刊数量的急速增加，意味着科学发现或发表科学成果的论文也在急速增加。为了化解（或减少）科学发现优先权方面的争执与矛盾，也为了便于编辑和评议人对期刊发表论文的内容、观点、实验数据直至结论等的审查和验证，同时方便学术研究人员对论文研究成果的借鉴与利用，各种旨在揭示论文写作过程中产生的文献参考、引用关系的学术注释形式逐渐得到采用和推广，包括文中引文（citation in text）、文中插注（parenthetical note）、脚注（footnote）、尾注（endnote）、参考文献一览表（reference list）及参考文献目录（bibliography）等。这些不同的引文标注形式，有的可单独使用，有的需要在一篇文献中配套使用，它们的特点及各自所起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大约到了1850年，要求明确说明对前人著作和他人论文引证及参考信息的现代形式的学术论文终于出现[5]。此后，学术界的这一参考习惯则逐渐以一种学术规范（或制度）的形式得以落实和完善。
事实上，对于科学研究工作来说，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以一种规范的形式如实呈现文献的引用和参考信息，会使包括作者、审稿人与编辑、读者等在内的多方都非常受益。例如，作者可据此充实论据，表明治学态度的严谨，提高自身论文的价值和可信度，消除“抄袭”、“剽窃”等嫌疑；读者和审稿人可据此进一步查阅有关资料，开阔思路，以便展开学术讨论，以及对论文学术水平及价值的评价；而对编辑来说，参考文献及其标注的规范与否，则是衡量一篇学术论文是否能够发表的重要判断标准。有鉴于此，进入20世纪以后，在科技发达的英美国家，先后形成了一些不同的参考文献标注规范（或标准），并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流行起来。例如，比较有代表性的英文学术文献的标注规范主要包括英国标准（British Standard）、哈佛体系（Harvard System）、APA（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方式、MLA（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方式、芝加哥方式（Chicago Style or Turabian Styl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MHRA（The Modern Humanities Research Association）方式等[6-7]。
3 引文机制的价值分析
引文机制由引文现象孕育而生，虽最初仅是被看作一种从事研究活动的学术规范，但其中所蕴涵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依次经历了学术规范、检索语言/工具、引证文化三个不同阶段。正是这种不断深化的价值认知，成为引领并主导引文分析研究不断拓展前进的关键力量。
3.1 学术规范价值
在引文机制形成的初期阶段（时间约为1850年代～1950年代），人们对引文机制价值的认识主要是“学术规范”。由于仅将引文机制看做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由参考习惯演变而来的一种需要自觉遵守的学术规范，因此，此阶段仅有科研人员对其关注，并在具体研究中予以执行。此后，随着引文机制的进一步固化，它逐渐成为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必备的基本职业准则之一。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将引文机制的学术规范价值具体表述如下：（1）推动形成并建立了科学家之间进行科学交流的一种重要交流方式——“正式交流”。与此前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交流”方式相比，这种“正式交流”可看作是基于引文机制而产生的一种学术研究上的主动沟通方式。（2）有助于增强科学家自身学术研究工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3）有利于保障、维持整个科学界的知识积累和学术发展（其中，既包含历时性上的继承与超越，也包含共时性上的补充与丰富）。
普赖斯曾将17世纪科学期刊和学术论文的发明称之为科学革命最显著的根本创新之一。而引文机制的建立正是这种根本性创新中最为闪亮的点睛之笔，它对于规范、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功不可没！
3.2检索语言价值
随着对引文现象观察和分析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意识到引文机制中似乎还包含着学术规范以外的更大价值有待认知和挖掘。1955年加菲尔德提出以“引文”来代替传统的标题词以应用于文献检索的研究设想和试验，使引文机制中蕴涵的检索价值开始得到认识和开发。
长期以来，文献检索语言主要包括分类语言和主题语言两大类。“物以类聚”，基于分类思想而形成的检索语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容丰富。例如，以“科学分类”思想而建立的各种等级列举式分类法；以“组配分类”思想而创建的各种全分面分类法与体系——分面分类法；面向特定对象的专门化分类法（如专利分类法、生物分类法等）。而主题语言是采用了不同于“分类”思想的另一大类检索语言，它主要以各专业领域的名词术语为基础，以概念逻辑为手段，采用词语来表达各种概念，并将概念按其字顺组织和排列。常用的主题检索语言主要包括标题词语言、叙词语言、关键词语言等。
分类语言和主题语言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而以“引文”作为文献检索手段形成的引文检索语言是在分类和主题之外形成的一类新型的检索语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面对分类语言和主题语言在文献检索实践中不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加菲尔德对引文机制中检索价值的思考和独到发现，终于完成了对检索语言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以SCI编制和使用为标志的引文检索语言的问世。
引文检索语言的优点可以概括如下：（1）标引词（即“引文”）语义稳定，专指性强，客观性好（标引员的人为干扰被降到了最低）；（2）不受学科（或专业）界限的限制，便于跨学科与跨专业检索；（3）用文献著者提供的参考文献替代（或省略）标引员的智力判断，使得引文索引的编制非常适宜机器自动处理；（4）由于文后的参考文献数量通常是不加限制的，因此引文索引的标引深度也没有人为的限制，这使得在其他检索语言中面临的如何权衡标引深度与标引成本的难题得以轻松化解。
如果说早期手工的引文检索还略显繁琐和不便的话，进入计算机和网络环境后，尤其是超链接技术的引进和广泛使用，引文检索语言/工具的价值和功效则得到了极大的放大。对此，ISI公司的Web of Knowledge和清华同方公司的CNKI系统可以提供最好的证明。在它们的检索结果页面上，或者通过设置“References：”、“Cited Refs”、“Cited by：”、“Times Cited：”、“Related Records：”、“Shared Refs”等超链接点，或者在“知网节”工具条上提供“引证文献”、“共引文献”、“同被引文献”、“二级引证文献”等功能选项，将期刊文献的引文检索以及追溯计量功能都给予了非常完美的实现和展示。
3.3 引证文化价值
继检索价值的发掘之后，自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又逐渐对引文机制中蕴涵的文化价值及其研究意义拥有了更多的发现和认识。因为一旦大量的文献及其引文数据被聚集起来，经过分门别类和统计分析以后，文献之间将会因相互的引用和被引用关系而形成巨大的引证网络，而这不仅对引文索引的编制和文献检索是有价值的，而且还可据此展开复杂网络的分析和挖掘，以探讨科学交流、学科关联以及知识进化等的历史、规模、结构与发展趋势等。
事实上，引证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对引文分析方法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产生了非常重要而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书目耦合”（bibliographical coupling，1963年）和“共引”（co-citation，1973年）两个重要概念的相继提出，进一步将引文分析的研究应用活动引入对科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关注和探索上，充分彰显了引文机制在科学社会学、科学史等领域的研究价值及其有效性。
科学史的研究工作表明，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增长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累积性，任何的知识创新与技术进步都是在原有科学或技术基础上发展、分化和衍生出来的。另外，科学的统一性原则也可以证明，不同的学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叉、关联和渗透。所有这些科学的特性和发展规律都应该反映在记载知识和学术成果的科学论文集合中，隐藏于科学论文集合的引证网络内。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不难理解瑞典学者伍特斯（P.Wouters）将引文机制中蕴涵的文化价值称之为“引证文化”（citation culture），并视其为一种“科学亚文化”（subculture in science）的学术论断。伍特斯将科学的“表示（representation）”问题概括抽象为三个不同层次[8]：（1）第一级表示（First order representation）：科学文献（Scientific literature）；（2）第二级表示（Second order representation）：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3）第三级表示（Third order representation）：引证文化（Citation culture）。
伍特斯基于科学社会学研究视角对引文机制及其文化价值的这一阐释，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与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每日进行的科学观察、实验、分析和具体操作等活动相比起来，上述每一种不同层次的科学表示都并不是“镜像现实”（mirroring reality）的，其中不仅充满了各种简单的线性变换（linear reflection），而且还存在着平移（translation）、畸变（distortion）、变形（transformation）等各种风险和可能性。
4 结语
本文主要基于科学社会学视角对引文机制的形成（过程）及其蕴涵的三种不同类型的价值进行了理论性分析和思考。长期以来，国内引文分析研究活动虽然一直比较活跃，但研究思路大多较为单一和雷同，并主要局限于各类应用和实证性分析方面，类似本文的理论性分析研究显得较为少见。作者相信，本文的这种理论探索尝试将对国内引文分析领域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