矟之成藝——魏晉南北朝的騎矟戰鬥及軍事文化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北朝论文,文化论文,騎矟戰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兵器時代，騎乘武裝力量的戰術分類以騎士裝備的武器爲標準，主要分爲騎射和衝擊型騎兵兩類。①披甲的騎兵，稱爲甲騎。《史記·匈奴列傳》：“士力能毌弓，盡爲甲騎。”②馬的鎧甲，稱爲具裝。《晉書·桓伊傳》：“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③中古時代，史料始合稱“甲騎具裝”，④考古出土的騎士俑，壁畫等材料也經常出現具裝甲騎的造型。着重甲持刺殺性兵器的騎兵成爲這一時期戰場上主要的兵種之一。目前有關魏晉南北朝騎乘軍事力量的研究主要來自楊泓、劉斌、丁愛博(Albert E.Dien)等學者，⑤他們大多依據豐富的考古資料對該時代騎乘軍事力量，尤其是“甲騎具裝”的形態和特點進行分析、歸納和總結。 一般而言，中古時期騎乘軍事力量的主要兵器除弓矢外，近距離的刺殺性兵器則莫過於矟，矟即槊。《釋名·釋兵》：“矛長八尺曰矟，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殺也。”《宋刻集韻·入屋》：“矟，長矛，或作槊。”《說文解字·木部》：“槊，矛也，從木，槊聲。”⑥然而，由於這一時代出現並廣泛流行的馬鎧在人類文明史中的光芒過於耀眼，騎士的兵器及其他裝備的進展情況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中古時代騎士對矟等刺殺性兵器的使用方式及戰鬥細節，是我們了解這一時期野戰形態、戰爭模式的直接窗口。 一種主戰兵器的出現和流行，必然帶來戰鬥技藝、戰術組織、戰略策劃、戰爭思維、軍隊結構的變化，甚至波及政治、社會構造等方面。中古時期矟的出現及普遍流行，不僅引發了一系列技戰術方面的變革，也對當時的軍事組織、軍事價值傾向和暴力審美觀念等軍事文化層面的問題產生深刻影響。⑦因此，本文以魏晉南北朝時代衝擊型騎兵的刺殺性兵器——矟爲關注中心，通過對該兵器運用、訓練特點的分析，展示中古時代衝擊型騎兵的戰鬥方式及相應的軍事文化。 一 從戟到矟：騎戰刺殺性兵器的專門化 兵器作爲戰鬥人員實施暴力的工具，其本身往往直接成爲戰鬥參與者戰術身份的區分標誌。在“界橋之戰”中，袁紹軍隊中就有“大戟士”、“彊弩”等以兵器區分戰術身份的兵種。⑧因此，兵器本身的發展變化與武裝人員戰鬥方式和戰術需求的變化直接相關。不過，朝廷及相關機構更傾向於向所有軍人提供大小、類型都一致的兵器以降低生產成本和後勤供應難度。只有當執行某種戰術功能的戰鬥人員羣體數量足夠龐大，並且穩定存在於軍事體系中時，專門爲他們使用的兵器纔會被大量製造與裝備。這個過程稱爲某型兵器的專門化。從東漢到南北朝，衝擊型騎兵所使用的刺殺性兵器正經歷了專門化的歷程。 1.戟向矛的轉變 兩漢時，衝擊型騎兵使用的刺殺性兵器主要是戟。⑨之所以選擇戟，而不是選用矛、鈹等其他長兵器作爲主要的戰鬥武器，可能是矛、鈹之類刺殺性兵器的實用性不如戟。以同出自臨淄西漢齊王墓的長兵器爲例(見下表)，⑩在總計185件銅、鐵製矛、鈹、戟等長兵器中，戟的比重達到78%强，矛、鈹各占11%弱。可見戟的普及程度和重要性遠非矛、鈹等兵器可及。其次，就同一墓葬中出土的三種長兵器本身進行對比，無論是總長還是殺傷部位的長度，矛皆較戟爲短，在騎馬作戰的適用性方面顯得矟爲遜色。(11)
自東漢開始，隨着衝擊型騎兵日益頻繁的出現在戰場上，戰鬥參與者對扎刺的需求漸漸突出，戟的形制發生一系列變化。楊泓將目前出土的東漢鐵戟分爲兩型四式。其中二型戟的戟刺直伸，戟枝在刺側橫伸，隨即向上翹翻，形成向前的鈎刺。鈎刺的高比戟刺短得多。該型二式戟的戟枝側伸後，迅即翹成鈎刺(圖一)。(12)東漢出現的二型二式戟在魏晉時期得到普遍使用，成爲軍中的主要兵器。爲了滿足騎兵和步兵戰鬥的需要，以扎刺功能爲主並更進一步，旁側的戟枝前翹成鈎刺，更增强了向前扎刺的效能，而完全喪失了向後鈎斫的傳統功效。(13) 東漢以後，騎乘戰鬥人員對兵器扎刺性能的需求日益提高，本來就專門用於扎刺的矛開始密集出現在東漢後期至魏晉的騎乘作戰中。《三國志·張飛傳》：“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14)《程普傳》：“普與一騎共蔽扞(孫)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15)《丁奉傳》：“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陳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16)十六國時期，也有數例騎乘武裝人員使用矛的記載。《晉書·苻堅載記上》：“(王)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慕容)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17)《李雄載記》曰：“雄無事小出，(楊)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18)除此之外，東漢末期至魏晉，一些形制特殊的矛出現在衝擊型騎士手中。《三國志·公孫瓚傳》：“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19)使用這種矛的還有冉閔。《晉書·石季龍載記下》載：“(冉)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又“(冉)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鈎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20)上述記錄無不說明，從東漢末到十六國時期，矛是衝擊型騎士選用的重要刺殺性兵器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東漢末期至十六國騎士用矛的記錄漸多，與東漢時期鞍橋變高並普遍流行的趨向是一致的。如果不配合完備的鞍、鐙等馬具，騎士正面衝擊時在馬背上的平衡、穩定性非常有限。他們在衝擊時，只能將長矛舉過頭頂，從上往下刺殺。(21)如果平端着長矛正面衝擊敵軍，容易因爲反作用力而摔落馬下。(22)研究者注意到，東漢的一系列出土物反映這一時代鞍橋正在變高。秦和西漢時期，馬鞍主要是鞍墊。西漢晚期馬鞍逐漸變高，東漢甘肅武威雷臺漢墓中所發現的銅鑄騎士俑之馬鞍更高，而且製作已經相當精美。(23)Goodrich認爲雷臺漢墓中馬鞍前後兩端高聳可以包裹固定住騎士的臀部，方便騎士使用長矛或戟，而雷臺銅像所用的兵器正是矛和戟。(24)安陽孝民屯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高橋鞍實物，前後鞍橋都有鎏金銅包邊。(25)廣泛流行的變高的鞍橋賦予馬背上的騎士更好的衡穩能力，使他們能更好地控制正面衝擊敵人時產生的反作用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戟漸漸被專用於扎刺的武器——矛所取代。 2.矟的出現與普遍使用 隨着鞍橋變高以及矛逐漸成爲主要的兵器，專用於騎戰的矛——矟出現了。《釋名·釋兵》稱：“矛長丈八尺曰矟，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殺也。又曰激矛，激截也，可以激截敵陳之矛也。”(26)《晉書·輿服志》述中朝大駕鹵簿時有“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騎皆持矟”語，(27)雖然這是儀仗形制，不能等同視矟爲東漢以後的騎戰長兵器，但至少反映了矟已從原有的兵器體系中分離出來並取代戟的趨勢和事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東漢人將“矟”的特點認定爲“矛長丈八尺”，意即區别矛與矟的主要特徵是其體長。上文提到西漢出土矛、鈹、戟等長兵器，通長都小於人身長(以八尺計)的兩倍，矛的長度更短。可見，“丈八尺”之矛與過去常用的矛之間有明顯的長度區别。《釋名》强調矟長“丈八尺”，實際上反映出騎戰所使用的長兵器需要超過人身長的兩倍。 矟長“丈八尺”，有重要的戰鬥意義。持矛者一般握持矛柲末端三分之一處，以臨淄齊王墓出土矛(長2.68米)來看，矛體末端約0.9米由騎士握持。馬身長平均爲2.5米，騎士跨坐其背一半處，約1.25米。以上二者合計2.15米，矛體剩下的0.5米爲前伸出馬首。如果要扎刺敵騎，0.5米顯然太短。若矛長丈八尺，則矛體前段超出馬首部分可達1.5米，能夠有效向前擊刺敵騎。魏晉時代的文獻中，可以看到長“丈八尺”之矛的身影。《晉書·劉曜載記》記載著名勇士陳安戰鬥時稱：“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28)這裏的“丈八蛇矛”，在《靈鬼志》所載《隴上爲陳安歌》中作“丈八長槊”。(29)可見，矟、槊皆爲長丈八尺之矛。此外，《太平御覽》引《語林》曰：“桓宣武(温)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愔，上馬持矟，數迴，或向劉，或擬殷，意氣始得雄王。傅玄歌詩曰：‘彎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矟。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貊。’”(30)不難發現，矟(槊)長“丈八”是當時人的固定認識，“丈八槊”幾乎已經成爲習語。而超過丈八長度的槊或因爲過長而難以使用。《三國典略》記載了兩則有趣的故事：
圖二 出土所見魏晉南北朝矛(矟) 1.四川昭化南北朝時期崖墓出土矛； 2.3.北票喇嘛洞出土鐵矛(矟)(M196：4、M266：84) 羊侃字祖忻，嘗從梁主(武帝)宴樂遊苑。時少府啓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三寸。梁主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梁主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爲“折樹矟”。 北齊安州刺史盧胄入海島，得一人脛，可長二丈，以爲矟，獻於神武(高歡)。諸將咸莫能用，惟彭樂舉之。(31) 長達二丈四尺三寸的矟僅有羊侃能“特盡其妙”，甚至出現“觀者登樹”的盛況，則不僅說明矟之長，同時也意味着這種長度的矟頗爲罕見。長二丈的矟，可能因爲過長，“諸將咸莫能用”，僅有彭樂能“舉之”。 目前缺乏足夠的出土文物和造型材料對中古時代的“矟”進行系統分析。四川昭化南北朝時期崖墓出土過殺傷部位長達30釐米的矛(圖二：1)。(32)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I10出土前燕鐵矛，長銎、窄葉，有中脊。(33)1998年又發掘出土鐵矛十六件，一種矛葉作劍狀，中間起脊；另一種矛葉扁寬。長31.7-41.8，葉寬2.2-3.5，中厚0.5-0.7釐米(圖二：2，3)。(34)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出土扁鋒圓銎鐵矛一件，存長49.5釐米。(35)北票所出土的矛，長度均在30釐米以上，伴隨出土大批馬具、鎧甲等，此類矛或許就是專用於騎戰的矟。除此之外，造型材料中也有矟的身影。集安三室墓壁畫甲騎具裝戰鬥圖(圖三)、(36)敦煌第285窟“五百强盜成佛圖”等壁畫中(圖四，五)，(37)都可看到甲騎具裝騎士持矟戰鬥的姿態。上述圖中，騎士所持之矟體長都不少於人身長的兩倍，大致符合矟長“丈八尺”的標準。
圖三 集安三室墓壁畫甲騎具裝戰鬥圖
圖四 敦煌壁畫《五百强盜成佛圖》
圖五 五百强盜成佛圖(局部)線描圖(楊泓《古代兵器通論》，頁193圖二二八) 矟從矛中分離出來並且取代過去的戟，在衝擊型騎兵的發展史上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矟成爲專用於騎戰的刺殺性兵器，標誌着這一類型騎士完全成爲戰術意義上獨立的兵種。它的出現和廣泛流傳，加速了鎧甲、馬具等附屬裝備的發展。其次，矟獨特的使用方式、運用技巧和戰術動作迅速開始受到人們關注，戰鬥姿態和使用經驗都逐漸被當時人記錄下來，成爲下一個時代衝擊型騎兵繼續發展的重要參考。第三，隨着持矟騎士成爲軍隊中的精銳部分，該類武裝人員的戰鬥風貌開始影響同時代人們的文化認識和軍事審美觀念，並因此成爲魏晉南北朝軍事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素。 二 “交槊而鬥”：魏晉南北朝刺殺性兵器的運用方式 上文簡要梳理了東漢至十六國時期衝擊型騎兵刺殺性兵器從戟到矟的發展線索。以下就魏晉南北朝時代刺殺性兵器的運用特點和騎士的戰鬥方式進而申論。 1.鞍、鐙成熟後騎士的刺殺方式 馬矟與馬鐙改變了衝擊型騎士運用兵器的發力方式，也改變了戰鬥中騎士與敵人的相對位置。林恩·懷特(Lynn White)認爲，馬鐙出現之後，在鞍韉的配合下，騎士擁有了前後及兩側的支撑，能夠利用坐騎的衝擊力加大對敵人的傷害。(38)近期的研究中，學者已經開始意識到，騎士在馬背上的衡穩效果必須綜合考慮馬鎧、馬鞍等因素，馬鐙有效加固了騎士在坐騎上的穩定性，使他們雙手發力更加自由。(39)也就是說，在高橋鞍、馬鎧和馬矟的共同支持下，中古時代的衝擊型騎兵能夠利用戰馬的速度和衝擊力從正面衝突敵陣。這一變化通過造型材料可以得到驗證。畫像石中漢代的衝擊型騎士更傾向於運用自己手臂肌肉的力量刺殺左右側的敵人，或是從背後擊殺奔亡中的敵人。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衝擊型騎士能夠從正面直接衝殺敵人。集安三室墓壁畫甲騎具裝戰鬥圖中，右側騎士用矟正面刺向左側騎士，刺殺部位已不是漢畫像石中常見的敵人後背，而是敵騎士正面胸腹等部位。敦煌第285窟“五百强盜成佛圖”中，右側騎士舉矟刺殺敵方持盾步卒，更是直接與敵人面對面進行格鬥，刺殺部位仍然指向敵步卒的胸、腹等部位。文獻記載當時持矟的衝擊型騎士通常以槊“擬”他人，采取對個體單位模擬刺殺的方式進行訓練。上文引《語林》，桓温“上馬持矟”，“或向劉，或擬殷”。又如《晉書·劉邁傳》：“(桓)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40)又《北史·斛律金傅》：“帝(高洋)晚年敗德，嘗持矟走馬以擬金胸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41)高洋“持矟走馬”擬老將斛律金的胸，說明當時的持矟騎士“擬”某個體目標，是常見的訓練形式，而且衝擊型騎士在戰鬥中擊刺敵個體單位時，胸部是主要的刺殺區域。 2.“交槊而鬥” 當持刺殺性兵器的衝擊型騎士開始面對敵人戰陣正面發起衝擊時，他們采取的戰鬥姿態是“交槊而鬥”。持馬矟衝擊敵陣，與騎射對敵殺傷方式有明顯的區别。首先，騎射作戰時，無論是單兵還是集羣都必須與對手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是他們安全所繫。其次，大規模騎射作戰時，殺傷對象可能是敵方個體，也可能是羣體。通過提高施射頻率和密度，形成“矢如雨下”，能有效殺傷敵人。當騎士持矛、矟等刺殺性長兵器作戰時，必然是陷陣接敵，“交矟而鬥”。《宋書·殷琰傳》有“(劉)順幢主樊僧整與臺馬軍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矟鬥，僧整刺僧愛，殺之”的記載。(42)又《南史·焦度傳》：“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臺差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槊鬥，豹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43)上引史料表明，樊僧整和段僧愛、焦度與豹皮公都是“交槊鬥”，即捉對廝殺，而且魏豹皮公所騎乘的是“具裝馬”。 由於是“交槊而鬥”，衝擊型騎兵不像騎射那樣遠距離射殺敵人，而是不斷策馬衝入敵陣，反覆接敵，由是出現衝擊型騎兵“合戰”的情況。“合戰”是早已出現的軍事術語。《荀子·彊國》：“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44)兩漢時，合戰多指雙方軍陣交合，接敵而戰。(45)魏晉時代，“合戰”的上述語義仍在沿用。冉魏永興三年(352)，慕容恪在策劃追殺冉閔的戰鬥時提到：“諸君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46)“戰合”與“合戰”，都是指近距離接敵戰鬥。但在另一些語境中，合戰的概念有了一定的變化。《宋書·孟龍符傳》載“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矟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47)又《南齊書·陳顯達傳》：“顯達馬矟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手殺數人，矟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爲騎官趙潭注矟刺落馬，斬之於籬側。”(48)無論是孟龍符還是陳顯達，都是騎馬持矟的衝擊型騎士，每一“合”對敵陣的衝擊都造成了擊殺對方數人的效果。南齊將領張敬兒掩護主力撤退的戰鬥中：“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49)可見，魏晉南北朝時，衝擊型的騎士臨戰時一般都有連續多次衝擊敵陣的經歷，每一輪衝擊敵陣，與敵人交兵，就稱作“一合”。往返多次衝擊敵陣，在數十合內可以對敵人實施有效的殺傷。 持矟的衝擊型騎士采取交矟的方式與敵人合戰，對敵人單體目標進行刺殺，合馬矟由此成爲當時主要的騎戰訓練形式之一。上引史料中桓玄“擬”劉邁、殷仲堪等人，高洋“擬”老將斛律金都是單體刺殺的訓練。劉宋末年的一則故事也反映出當時持矟騎士的訓練情況。《南齊書·高帝紀上》載：“(高)道慶素便馬，(沈)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破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刃槊，道慶馳馬而出。”(50)沈攸之與高道慶宴飲時“合馬槊”，雙方就馬槊之技藝進行交流。值得注意的是，沈攸之被高道慶刺中馬鞍後怒而“索刃槊”，說明雙方“合馬槊”時使用的是無刃之槊。推測當時持矟騎士進行訓練時，大概也是持無刃之槊捉對廝殺的。 3.騎射與騎矟共存 當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騎士除了具備持矟殺敵的技能之外，還需保持騎射的能力。如北魏名將拓跋虔不僅因持大槊而稱異，還能引弓射敵，“一箭殺二三人”；北齊後主高緯戰鬥準備是“彎弓纏矟”，同樣具備兩種戰鬥能力。梁武帝之子蕭紀也是“便騎射，尤工舞矟”。(51)足以看出騎射與奮槊是當時並行的兩種重要騎兵技能。 造型材料生動展示了中古時代騎士身兼兩種戰鬥功能的戰場畫面。敦煌壁畫中有《八王爭舍利圖》(圖六)，(52)圖案正上方中間部分爲兩隊騎兵正在交戰。敵對雙方的戰具有相似之處：大多數騎士佩盾持長槊對殺、馬無具裝。圖中右隊騎士腰間都攜挎弓，畫面中表現爲一道褐色弧形。兩隊戰鬥細節也頗耐人尋味：畫面正上方二人對殺，右側一人端槊衝刺，左側一人回身盾擋。這種端槊從水平方向衝刺的動作明顯是馬鐙產生以後纔出現的。左隊中衝鋒三人中，兩側騎士皆持槊衝殺，而中間一人則彎弓而射。整體看來，該圖表現出在同一場戰鬥中，騎射與衝殺共存，而騎士本身不僅持槊衝殺，自身也負弓而射，可以說是兼備兩種不同的戰術任務。這種騎士造型見於壁畫者還有《王者出行圖》(圖七)，(53)王者居中乘象出行，右側那位騎士持長槊，弓儲囊中挎於腰間，隱約可見；又有《著甲冑騎士》，(54)其中左側騎士左手持兵(或爲劍)，右股後挎弓和箭箙。此外，還有敦煌第156窟壁畫張議潮出行圖局部(圖八)，(55)新疆克孜爾壁畫唐代披鎧騎兵等。以上造型同《八王爭舍利圖》中的攻戰圖一樣，都表現出中古時代騎士戰具中同時配備弓箭和矛槊，不僅可以馳騁射殺，也可以抵近衝擊，兼具遠近兩種不同的戰術功能。
圖六 八王爭舍利圖
圖七 王者出行圖
圖八 張議潮統軍出行圖 那麽當時的騎士又是怎樣同時使用弓矢和矟兩種武器的呢？《魏書·陳留王虔傳》記載：“(虔)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矟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56)拓跋虔作爲“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的英雄騎士，戰鬥時不僅配備了矟，而且還攜帶着弓。當拓跋虔準備將戰鬥方式從刺殺轉換爲射殺時，他“頓矟於地”，大概就是利用柲末端的鐓將矟直插到地上。可見通過“頓矟於地，馳馬僞退”的方式，戰場上的騎士完全有可能在刺殺和射殺兩個戰鬥動作中自如轉換。 三 “纏矟”：南北朝騎戰刺殺性兵器的美飾及實戰意義 當衝擊型騎士開始采取“交槊而鬥”的方式，將刺殺目標集中在單體敵人時，一系列有關矟的改造出現了。對矟的改造是爲了配合使用者的個人需求進行加長、加重，或者采取不同方式進行美飾。在南北朝連年戰爭的背景中，對矟的改造和美飾具有很强的實戰意義。 魏晉以來史料中頻繁出現對矟的尺寸、飾物等方面的詳細描述。拓跋虔因持大矟而爲時人所異：“(拓跋)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矟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矟。’”(57)拓跋虔使用的矟不僅大，而且重。《魏書·陳留王虔傳》：“(虔)每以常矟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58)顯然，對於利用戰馬速度衝擊敵陣的騎士而言，加大矟的重量有助於擴大刺殺效果。拓跋虔不僅要求增加槊的直徑和長度，甚至要綴鈴於刃下以增加矟的重量。類似的情況還見於《北史·李叔仁傳》：“叔仁所用之槊，長大異於常槊，時人壯之。”(59)無論是拓跋虔還是西魏驍將李叔仁，他們都使用適應個人需求而改造的異於衆人的兵器。 南北朝時代對矟的裝飾主要包括漆塗，挂綴眊、幡，以金銀編纏等。北魏時，孝明帝“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二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眊，赤漆槊十張并白眊，黑漆槊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箭；赤漆盾六幡并刀，黑漆盾六幡并刀”等物。(60)在賜物清單中，北魏賜予柔然的所有槊都經過美飾。飾矟的方法包括：“露絲銀纏”；“并白眊”、“并幡”；“赤漆”、“黑漆”等三種。以絲纏矟下文詳解，漆矟與挂綴眊、幡大概是當時最流行的裝飾方法。《南齊書·魏虜傳》提到：“(元)宏自率衆至壽陽……輦邊皆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鐵騎爲羣，前後相接。步軍皆烏楯，槊綴接以黑蝦蟆幡。”(61)《魏書·官氏志》記載，太祖登國元年(386)，置幢將及外朝大人官。“幢將員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62)上引史料中元宏輦邊的“三郎曷刺真”，可能就是《官氏志》中的三郎衛士。(63)顯然，元宏率軍南下時，身邊侍衛羣體中騎士持白真眊綴飾的矟，步兵則負烏楯、持綴接以黑蛤蟆幡的矟。(64)此外，《魏書·于栗磾傳》載：“(劉)裕遺栗磾書……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65)于栗磾將自己的槊漆爲黑色，給劉裕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去信題書稱“黑矟公”。于栗磾漆槊爲黑的目的是“自標”，甚至因此而被授黑矟將軍，可見美飾矟的目的是爲了彰顯武裝人員的個人身份。 事實上，南北朝時代的衝擊騎士對兵器挂綴眊、幡或以銀、鐵編纏，都是有實戰用途的。林恩·懷特指出：“馬鎧騎兵用長矛衝擊時，長矛可能完全戳穿對手的身體，使攻擊者難以掌握。如果敵人衆多時，這種情況會很危險。所以，爲了避免這種情況，有必要在矛鋒後面增加一個橫檔以方便拔出。爲此許多中亞人將馬尾毛綁在矛鋒之後。其他人則在矛鋒後的木桿上釘上一塊布，或者燕尾旗的造型……”(66)可見，以絲纏槊並挂綴眊、幡，某種程度上是爲了避免刺中敵人之後無法將矟拔出的危險。儘管沒有在考古實物中看到懷特所謂矛鋒後的橫檔，不過似乎可以推測拓跋虔挂綴鈴於刃後，是出於同樣的目的。懷特描述的“木桿上釘上一塊布，或者燕尾旗的造型”，倒見於中古中國的壁畫。嘉峪關魏晉墓壁畫《出行圖》中，可以看到出行持槊騎士羣中所持長槊之刃後方挂有“幡”(圖九)。(67)莫高窟第二八五窟西魏墓壁畫《五百强盜成佛圖》中有六位甲騎具裝，駐馬四騎中有三人長槊後綴飾以幡，持槊刺敵兩人的長槊後也綴飾以長幡(圖四，五)。頗爲有趣的是，所飾之長幡都是燕尾形，(68)與懷特的描述不謀而合。此傳統後來長期流傳，莫高窟第98窟，第296、148窟等戰爭場面中，都可以看到衝擊型騎士的長兵器上綴幡的現象(圖十)。(69)
圖九 嘉峪關壁畫墓M3出行圖(上，下)
圖十 敦煌壁畫中所見飾槊之幡 1.莫高窟第九八窟法華經變戰爭場面；2.第296窟執槊騎士；3.第148窟執槊騎士(揚之水《幡與牙旗》，《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1期，頁23-24圖十、十一)。 另一種兼顧實用與美觀的改造方式是纏矟。(70)北魏賜柔然之槊中有“露絲銀纏槊”，南朝武士同樣裝備以絲編纏的矟。《南史·杜崱傳》記載：“嶷膂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斑絲纏矟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71)在這段描述中，不僅可以看出杜嶷兼具騎射和衝擊型騎兵的戰鬥技能，而且可見武器的特點：他所使用的矟長二丈五，遠超“丈八尺”的標準，又經過特殊裝飾的“斑絲纏矟”。另，《魏書·奚康生傳》：“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果。”(72)《南齊書·東昏侯紀》：“(蕭寶卷)著織成袴褶，金簿帽，執七寶縛矟，戎服急裝，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阱……”(73)《南史·王茂傳》：“及戰，梁武軍引卻，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矟翼茂而進，故大破之。”(74)不難看出，當時南北雙方都不約而同地出現以絲纏槊的現象。無論是作爲賜物的“露絲銀纏槊”、“銀纏槊”，還是蕭寶卷執“七寶縛矟”，它們都具有標示身份的裝飾意義。 以絲纏槊不僅只是爲了裝飾，而且具有實際的功能。韋欣慶所執“鐵纏矟”，杜嶷所持的“斑絲纏矟”，都是直接用於戰場廝殺的兵器。以絲纏槊可能是爲了提高矟桿表面的摩擦系數，防止刺殺時打滑，幫助騎士刺敵後順利拔矟。有騎士持矟刺殺後無法順利拔矟之例，《南齊書·長沙威王晃傳》云：“世祖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75)蕭晃以馬矟刺路旁枯蘖，刺穿過深，竟難以將馬矟拔出。本來用以輔助持握的“銀纏”在拔矟時竟然都“卷聚”了，說明以銀絲或鐵絲纏矟確是具有實際功能的。 由於以絲纏矟的目的在於輔助持握、便於穿刺後順利將矟拔出，那麽戰鬥前對矟進行整備就是一個必要的步驟。《北齊書·武成胡后傳》載：“帝(後主高緯)詐云鄴中有急，彎弓纏矟，馳入南城……”(76)當高緯在面對緊急情況需要進行戰鬥準備時，他所做的是“彎弓纏矟”。所謂彎弓，大概是爲保障複合弓的彈性，平時卸下弓弦，使弓體保持“弛”的狀態。當需要使用時，將弓體折彎並挂上弓弦。纏矟，自然是臨時將某種材質的絲纏繞於矟身，輔助持握。可見，“纏矟”不僅具有美飾以標識身份的意義，同時具有實際功能，甚至是必要的戰鬥準備程序。 四 “舞矟”：個人戰鬥技藝的流傳與集體戰鬥技能的形成 1.舞矟：成爲審美傾向的個人戰鬥技藝 由於騎兵采取衝擊型戰術漸漸成爲騎戰的主要形式，南北朝時期的軍人形象刻畫中增加了馬矟使用能力的記述。前述拓跋虔、于栗磾、杜嶷、韋欣慶、冉閔、陳安等人因使用馬矟戰鬥而被載入史册。這時期“便馬槊”與兩漢時“善騎射”一樣成爲人們描述軍人個人戰鬥能力的固定詞句。北朝豪雄之士，如“(高)昂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77)南朝軍人亦是如此，《南齊書·崔慧景傳》載：“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矟，氣力絕人，頻經軍陣。”(78)又如周鐵虎“語音傖重，膂力過人，便馬槊，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板爲府中兵參軍”。(79)作爲固定的戰鬥方式，北朝後期至隋唐，善用槊者比比皆是，如獨孤楷、鍾葵亞將王拔、羅藝、程知節、李元吉、秦叔寶等。(80) “善馬矟”成爲騎士必修的戰鬥技能之後，技藝高超的持矟騎士成爲時人贊嘆折服並爭相模仿的對象。《南齊書·沈文季傳》載：“(陳)天福，上(齊武帝)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天福善馬槊，至今諸將法之。”(81)可見，陳天福善馬槊並成爲頗受器重的戰將，儘管其因罪伏誅，但他所總結的戰鬥技藝經驗甚至到蕭子顯撰寫《南齊書》的蕭梁時代仍然是軍人羣體效法的對象。蕭梁諸將效法陳天福弄槊之法，在當時可能是以文字方式總結流傳的。換言之，至遲在蕭梁時期，人們已經開始對矟的使用經驗用文字進行總結。梁簡文帝時，就有《馬槊譜》一卷，該書隋代時仍在流傳。(82)《太平御覽》保留了該書之序，略云： 馬槊爲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矟已成藝。鄧蔗縈魏后之庭，武而猶質；桓馬入丹陽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搜采抑揚，斟酌煩簡。至如春亭落景，秋皋晚淨，青霜旦盡，密雨初晴。纖驪沃若，天馬半漢。盼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乾而息影，不畏衣春。鏤衢與白刃爭暉，翠眊與紅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觀者衝冠。巴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楫；越女踟躕，無假如皋之箭。(83) 從上引序文來看，該書是爲總結舞槊之法而作。“翠眊與紅塵俱動”不僅說明南朝之矟同樣以眊爲綴飾，更重要的是指出，馬槊成爲衝擊型騎士所使用的兵器，舞槊成爲騎士的戰鬥技巧，“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矟已成藝”，即在當代已形成成熟的技藝。簡文帝對馬槊技藝的關注，實際上反映了南朝齊梁時期舞槊成爲一種時尚，甚至影響及於士風。南齊時，有“士品第一”之譽的柳世隆，“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84)總之，南北朝時，舞矟已不僅僅是一種戰鬥技藝，更成爲時人軍事審美觀的一部分。 2.騎矟：集體軍事技能與特定兵種的形成 舞弄帶幡纏絲加工精美的矟，是南北朝歷史上衝擊型騎兵軍官的個性化呈現。當時南北各政權都保持着相當規模衝擊型騎兵部隊。以北魏爲例，神
四年(431)“冬十月，上(拓跋燾)大閱於漠南，甲騎五十萬，旌旗二千餘里，又明盛之徵”。(85)儘管五十萬甲騎不完全都是衝擊型騎兵，但規模不至於太小。天賜二年(405)北魏“改大駕魚麗雁行，更爲方陳鹵簿。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四達，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鉀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矟內，子在刀盾內，五品朝臣使列乘輿前兩廂，官卑者先引”。(86)由鉀(甲)騎、幢、步矟、刀盾依次組成四層環衛，王公侯子各處不同的層次。爵位最高的諸王由鉀騎侍衛，足以看出甲騎是北魏軍隊中最精銳之師。 目前考古出土的甲騎具裝俑的墓葬達四十六座之多，其分佈範圍西起甘肅、東至河北，(87)反映以甲騎具裝爲代表的持矟衝擊型騎兵有相當規模的存在。當時各軍隊對衝擊型騎兵部隊進行了舞槊技能的訓練和選拔。南齊的周盤龍是一位持矟衝殺的戰將，齊高帝建元三年(481)，北魏進軍至淮陽：“(周)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虜陣。”這樣一名衝擊型騎兵驍將，自然成爲訓練南齊持矟騎兵部隊的不二人選。據說“世祖數講武，常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矟”。(88)北魏擁有龐大的衝擊型騎兵部隊，同樣致力於選拔擁有相應戰鬥技能者。《魏書·孝莊帝紀》武泰元年(528)：“詔諸有私馬仗從戎者，職人優兩大階，亦授實官；白民出身，外優兩階，亦授實官。若武藝超倫者，雖無私馬，亦依前條；雖不超倫，但射槊翹關一藝而膽略有施者，依第出身外，特優一大階，授實官。”(89)這次授官計畫中對“有私馬仗從戎者”和“武藝超倫”者特別關注。即便沒有超倫武藝，也需要具備射、槊、翹關中的“一藝”並且“膽略有施者”。可見對於兵員選拔的射、槊、翹關是北魏重視的三種基本技能。 儘管奮槊馳馬的衝擊型騎兵已成爲魏晉以來騎兵發展的主要特徵，但我們仍不應忽視深受內亞戰爭影響的騎射技術的存在。無論是在鐵騎成羣的北魏，還是以馬槊爲風尚的南朝，“騎射”仍然是騎兵重要的一種戰鬥方式。史料中對南北雙方各軍隊“善騎射”者的記載比“便馬槊”者更多。在普通騎兵受訓時，兩種戰鬥技能是同時訓練的。《魏書》記載咸陽王禧上表稱：“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矟，三分並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90)可見北魏在軍事訓練時同樣並教“弓矢干矟”。在北魏軍隊結構中，習騎射者和習騎矟者比例大致等同。《魏書·高閭傳》記載高閭上表稱：“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盾，二萬人專習騎矟。”(91)高閭的計畫中，六萬人的部隊應該分爲三大類：弓射、戈盾和騎矟。三者各占三分之一，均爲二萬人。 奮槊馳馬的衝擊型騎兵在南北朝階段得到長足進步，奮槊與騎射並重，無疑是中國騎兵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對後世唐代的騎兵產生了深刻影響。唐代騎兵戰術種類與北魏有類似之處。《新唐書·兵志》云：“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
手、步射。”(92)可見，唐代將能騎而射者編爲騎射部隊，其他騎士編爲“武騎”。軍事人員選拔時，與北魏一樣，同時重視“馬射”與“馬槍”。《新唐書·選舉志上》載：“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93)北魏軍事人員選拔時的射、槊、翹關三項指標在唐代仍然受到重視。可以說，魏晉南北朝時代對馬上刺殺性長兵器——矟的探索、改進、裝飾，對矟使用技巧的總結、流傳，對騎矟勇士的審美、謳歌，改變了中國古代騎乘武裝力量的組成結構，奠定了唐以後軍隊的組織結構、選拔訓練模式和戰爭觀念，是騎兵技戰術乃至整個戰爭藝術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環。 結論：成爲軍事文化的戰鬥技術 東漢以來，衝擊型騎兵所持兵器開始由通用性的戟轉變爲專用於刺殺性的矛，專用於馬上刺殺的矛又被命之爲“矟”。刺殺性兵器“專門化”的現象，不僅意味着衝擊型兵種獨立性的增强、規模的增大，更說明圍繞這種專門化的兵器出現了一整套新的戰鬥技藝。上文所言桓玄的“上馬持槊”，高洋的“持槊走馬”，乃至高道慶等人的“合馬槊”，這些兩漢時聞所未聞的現象，反映了新出現的戰鬥技藝對魏晉南北朝軍人的巨大影響。 同樣，“馬槊爲用”“矟已成藝”之後，無論北魏還是唐代的軍政機構都將具備跨馬持槊衝擊敵人作爲衡量國家軍事人員作戰能力的一個標準，軍事人員選拔、訓練都以此作爲參照。個别善於舞矟者的經驗，成爲戰爭參與者集體效仿的對象。舞矟之法甚至見諸於文字，形成固定的知識開始流傳，這無疑影響到當時軍事統帥的戰爭決策。 跨馬持矟的衝擊型騎士以獨有的戰鬥姿容改變了時人的軍事審美觀。在傳統的“善騎射”之外，擁有“便馬槊”能力的騎士受到了時人的贊賞。槊因使用者需求而出現的改變和裝飾，不僅具有實用價值，而且具備强烈的個人身份特徵。“黑矟公”、“桓王矟”、“馬矟第一”等說法，不僅是持矟騎士個人身份特徵的表現，更是社會對於舞矟技能價值傾向的肯定。那些善於舞矟者，爲文化背景迥異的南北雙方共同“壯之”，成爲文學作品謳歌的戰爭英雄。前文所引梁簡文帝《馬槊譜·序》如是，傅玄歌桓玄之詩亦如是。陳安戰鬥經歷被當時人記錄並形成《隴上爲陳安歌》，更是典型代表。 魏晉南北朝工匠塑造的甲騎具裝俑，透露着披甲持矟的衝擊型騎士的戰鬥技術信息，凝結着當時人的軍事價值傾向和軍人審美理念。一批批兵俑隨墓主之逝而陪葬墳塋，魏晉南北朝甲騎具裝所表現的軍事文化並不因此而被埋葬。持矟衝擊型騎士具有的舞矟技巧、摸索的個人和集體戰爭經驗、圍繞騎矟部隊構建的軍隊體系和戰略思考模式，對隋唐以後的騎兵作戰方式和理念施加着持續性的影響。 ①參見拙文《漢畫像石中“胡漢交戰圖”與兩漢的突騎》，《國學研究》第28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77-103。 ②《史記》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879。 ③《晉書》卷八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119。 ④《新唐書》卷二三上《儀衛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491。 ⑤楊泓《北周的甲騎具裝》，《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敦煌莫高窟壁畫中軍事裝備的研究之一——北朝壁畫中的具裝鎧》，甘肅文物研究所編《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藝術編)》上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關於鐵甲、馬鎧和馬鐙問題》，《考古》1961年第12期；《騎兵和甲騎具裝——中國古代軍事裝備劄記之二》，《文物》1977年第10期；《中國古兵器論叢》(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中國古兵與美術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中國古代馬具的發展和對外影響》，《文物》1984年第9期等。劉斌《十六國北朝時期的甲騎具裝及甲騎具裝俑研究》，太原，山西大學考古系，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未刊)；Albert E.Dien,"The Stirrup and Its Effect on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Ars Orientalis,Vol.16;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Armor",Artibus Asiae,Vol.43,No.1/2.(1981). ⑥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4年，頁345；《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9年，頁189上；《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3年，頁126上。案矟、槊同義，本文從史料所引，不作嚴格區分。 ⑦所謂軍事文化，本文中主要參考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所概括的四個方面：1.決定軍人行爲的規則、紀律和信仰；2.決策中用以分析事態、作出決斷的知識體系，即戰略文化；3.一整套足以決定戰爭和軍事組織的社會傾向的價值；4.將軍事進行美化或神化的美學和文學傳統。參Nicola Di Cosmo,Introduction,in: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3-5. ⑧有關“界橋之戰”的情況，見《三國志·魏書》卷六《袁紹傅》裴松之注引《英雄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93-194。 ⑨參拙文《漢畫像石中“胡漢交戰圖”與兩漢的突騎》，頁77-103。 ⑩山東省臨淄市博物館《西漢齊王墓隨葬器物坑》，《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頁245，254。 (11)戰國至西漢，矛的長度似乎並沒有統一的標準。《考工記·廬人》和戰國時代出土的矛長度驚人。《考工記》記載：“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孫詒讓《周禮正義》卷八二《冬官考工記》“廬人”，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3406。以齊尺一尺19.7釐米計算，酋矛二十尺計有394釐米，夷矛二十四尺計有473釐米。1971年長沙春秋晚期楚墓出土兩支矛，一支柲長297釐米，一支柲長280釐米；曾侯乙墓出土戰國楚矛，柲長400釐米，與《考工記》記載的矛長度相當。成都曾家包出土的東漢兵蘭畫像石中，列於兵蘭上的戟和矛是等高的。參見成都市文物管理處《四川成都曾家包東漢畫像磚石墓》，《文物》1981年第10期，頁25-32。但曾家包畫像石呈現的兵器長度很難說是真實尺寸的反映。所以，選取臨淄齊王墓出土的兵器作爲參考標準更具合理性。總體而言，《考工記》、曾侯乙墓中矛的長度過長，不便於騎士使用。而齊王墓中出土的矛長度不到人體的1.5倍，對於騎士而言過短，同樣不適合馬上使用。 (12)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廣州漢墓》，《中國田野考古報告集·考古學專刊》丁種第二十一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頁415圖256：7。 (13)楊泓《中國古代的戟》，《中國古兵器論叢》，頁249-253。 (14)《三國志·蜀書》卷三六，頁943。 (15)《三國志·吴書》卷五五，頁1283。 (16)《三國志·吴書》卷五五，頁1301。 (17)《晉書》卷一一三，頁2892。 (18)《晉書》卷一二一，頁3040。 (19)《三國志·魏書》卷八，頁239。 (20)《晉書》卷一○七，頁2792，2796。 (21)衝擊型騎士在抵近刺殺敵人時，發力點是自己手臂的肌肉而不是依仗馬的衝擊力。逃奔中的敵人和緊貼騎士左右側的敵人成爲適合的殺傷目標。上引史料中公孫瓚、冉閔等人持兩刃矛，可能是爲了便於擊殺緊貼自己左右側的敵人。當騎士平端着矛，並用手臂和身軀夾緊坐騎，發起對前方敵人的衝擊時，兩刃矛很容易誤傷自己。而畫像石中持戟騎士對胡人的擊殺正是在追逐過程中從胡人背後完成的。參T.N.杜普伊(T.N.Dupuy)著、嚴瑞池、李志興等譯《武器和戰爭的演變》(The Evaluation of Weapons and Warfare)，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5年，頁49。 (22)在沒有馬鐙的情況下衝擊敵人所帶來的危險性，參見A.D.H.Bivar,The Stirrup and Its Origins,Oriental Art,n.s.,v.1(1955),p.61. (23)有闕中國鞍具發展的討論，參見楊泓《中國古代馬具的發展和對外影響》，《文物》1984年第9期，頁45-54。 (24)Chauncey S.Goodrich,The Saddles of the Bronze Horses of Lei-t'a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06,No.1,Jan,-Mar.,1986,p.47. (2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孝民屯晉墓發掘報告》，《考古》1983年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技術室《安陽晉墓馬具復原》，《考古》1983年第6期。 (26)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卷七，頁345-346。 (27)《晉書》卷二五，頁760。 (28)《晉書》卷一○三，頁2694。 (29)《太平御覽》卷三五四引《靈鬼志》，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1627下。 (30)《太平御覽》卷三五四引《語林》，頁1627下。 (31)《太平御覽》卷三五四引《三國典略》，頁1627下。 (32)沈仲常《四川昭化寶輪鎮南北朝時期的崖墓》，《考古學報》1959年第2期，頁120。 (33)遼寧省文物研究所《三燕文物精粹》，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年，圖版136。 (34)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寧北票喇嘛洞1998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4年第2期，頁222。 (35)黎瑤渤《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頁7。 (36)吴廣孝《集安高句麗壁畫·35攻城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頁141。 (37)敦煌研究院《敦煌壁畫·魏晉南北朝》，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8年，頁33。 (38)林恩·懷特《馬鐙和封建主義——技術造就歷史嗎？》指出：“在有馬鐙以前，騎者的座位是不牢靠的。馬嚼子和刺馬具可以幫助他控制他的騎乘；沒有馬鐙的鞍子可以固定他在馬上的位置，可是他的作戰方法還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原初是一個運動迅速的射手和投槍手，劍戰是受到限制的……至於說到用長矛，在馬鎧發明以前，它是在臂膀末端揮動的，打擊力量來自肩膀和肩肌。馬鐙使力量大得無比的一種打擊方式成爲可能，雖然馬鐙並不要求這個。現在騎者可以穩穩地橫矛於雙臂與軀體之間來攻擊打他的敵人，打擊不僅來自他的肌肉，而且來自他本身和他疾馳前進的騎乘的聯合重量。馬鐙，除了由鞍韈和馳驅所提供的前後兩方的支撑之外，又加上了側面的支撑，於是有效地把馬和騎者融合成爲足以發揮前所未見的强力的一個單獨的戰鬥單位。戰士的手不再直接用於打擊了，它只用來指導打擊的方向。馬鎧就這樣用馬力代替了人力，無限量地加大了武士損害他的敵人的能力。”顧準譯《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頁32。 (39)Robert L.O'Connell和John Batchelor，指出：“馬鐙正是保持側面平衡的重要因素。在使用馬鐙之前，任何來自兩側的衝擊都可以把馬上的槍手掀翻在地。同樣重要的是，馬鎧使騎手可以在支撑自己的同時橫揮長槍，依靠馬的全部動力進行衝擊進攻。進一步改進後深陷的馬鞍以及高蹺的鞍尾，這簡直就相當於把槍手牢牢固定在馬背之上，看起來就如同焊在馬背上。”Soul of the Sword: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eaponry and Warfar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p.77. (40)《晉書》卷八五，頁2211。 (41)《北史》卷五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967。 (42)《宋書》卷八七，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206。 (43)《南史》卷四六，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152。 (44)王先謙《荀子集釋》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94。 (45)《史記》、《漢書》記述戰爭時多次提到時人“合戰”。如《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頁2918。又《漢書》卷六六《劉屈氂傳》：“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頁2881。 (46)《晉書》卷一一○《慕容雋載記》，頁2833。其中“諸君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一句，原標點“從旁”二字屬下，疑誤，《資治通鑑》此處作“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是。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3125。 (47)《宋書》卷四七《孟懷玉傳附弟龍符》，頁1408。 (48)《南齊書》卷二六，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頁494。 (49)《南齊書》卷二五《張敬兒傳》，頁464。 (50)《南齊書》卷一，頁11。 (51)《魏書》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81；《北齊書》卷九《武成胡后傅》，頁127；《南史》卷五三《梁武帝諸子傳·武陵王紀》，頁1332。 (52)段文傑主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5《敦煌初唐》，圖版一六八，第三三四窟“八王爭舍利圖”，天津美術出版社，2006年，頁147。 (53)穆舜英主編《中國新疆古代藝術》，圖版二四八“王者出行圖”，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年，頁99。 (54)段文傑主編《中國壁畫全集》敦煌6《盛唐》，圖版一七二，第四四四窟“著甲冑騎士”，天津美術出版社，1989年，頁179。 (55)轉引自楊泓《中國古兵器論叢》(增訂本)，頁145。原圖爲敦煌文物研究所供稿。 (56)《魏書》卷一五，頁381。 (57)《北史》卷一五《秦王翰傅附子衛王儀》，頁562。 (58)《魏書》卷一五，頁381。 (59)《北史》卷三七，頁1368。 (60)《魏書》卷一○三《蠕蠕傳》，頁2300。 (61)《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傅》，頁994。此處標點爲筆者所改。原標點爲：“步軍皆烏楯槊，綴接以黑蝦蟆幡。”按：楯、槊是步兵同時持有的兩種兵器，槊從下讀，與綴飾蚝，幡合。《八王爭舍利圖》種騎士作戰也同時持有盾和矟。 (62)《魏書》卷一一三，頁2972。 (63)蒙古語中“喀喇沁”(karqin)一詞或即源於北魏時期的宿衛軍曷刺真。見實玉柱《喀喇沁源流：北魏時期的曷刺真》，《滿語研究》2013年第1期，頁96。 (64)根據寶玉柱的研究，此處“蛤蟆”指“鱉甲”。在蒙古語中，蛤蟆叫“melekei”，龜叫“yasutu melekei”，即“帶甲的蛤蟆”。那麽，綴飾以黑蛤蟆幡，象徵烏龜的矟與“鳥楯”之間，就有了更加合理的對應關係。寶玉柱《喀喇沁源流：北魏時期的曷刺真》，頁96。 (65)《魏書》卷三一，頁736。 (66)Lynn White,The Act of Invention:Causes,Contexts,Continuities and Consequences,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3,No.4,(Autumn,1962),p.486. (67)嘉峪關市文物清理小組《嘉峪關漢畫像磚墓》，頁41，圖三五。彩圖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第12卷《墓室壁畫》，頁30-32。 (68)彩圖見《敦煌壁畫·魏晉南北朝》，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8年，頁33。 (69)相關研究參見揚之水《幡與牙旗》，《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1期，頁16-26。 (70)有關纏矟部分，得到曾成先生的提示和指正，謹致謝。 (71)《南史》卷六四，頁1556。 (72)《魏書》卷七三，頁1631。 (73)《南齊書》卷七，頁103。 (74)《南史》卷五五，頁1352。 (75)《南齊書》卷三五，頁624。 (76)《北齊書》卷九《武成胡后傅》，頁127。 (77)《北史》卷三一《高祐傅附翼子昂》，頁1145。 (78)《南齊書》卷五一，頁877。 (79)《陳書》卷一○《周鐵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頁169。 (80)《隋書》卷五五《獨孤楷傳》獨孤楷“便弄馬槊”，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377；卷六三《楊義臣傅》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頁1500。《舊唐書》卷五六《羅藝傅》羅藝“勇於攻戰，善射，能弄矟”，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277；卷六八《尉遲敬德傳》李元吉“善馬矟”，頁2496；卷六八《程知節傳》程知節“善用馬矟”，頁2503；卷六八末“史臣曰”秦叔實“善用馬矟”，頁2508。 (81)《南齊書》卷四四，頁778。 (82)《南史》卷八《梁紀下·簡文帝》，頁233；《隋書》卷三四《經籍志三》，頁1016。 (83)《太平御覽》卷三五四引梁簡文帝《〈馬槊譜〉序》，頁1627下-1628上。 (84)《南齊書》卷二四《柳世隆傅》，頁452。 (85)《魏書》卷一○五之三《天象志三》，頁2402。 (86)《魏書》卷一○八《禮志四》，頁2813-2814。 (87)楊泓《敦煌莫高窟壁畫中軍事裝備的研究之一——北朝壁畫中的具裝鎧》，頁325-339；劉斌《十六國北朝時期的甲騎具裝及甲騎具裝俑研究》，附表《出土甲騎具裝墓葬表》，頁39-42。 (88)《南齊書》卷二九《周盤龍傅》，頁544，545。 (89)《魏書》卷一○，頁259。 (90)《魏書》卷二一上《咸陽王禧傅》，頁537。 (91)《魏書》卷五四《高閭傅》，頁1201。 (92)《新唐書》卷五○，頁1325。 (93)《新唐書》卷四四，頁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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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艺术的形成--魏南朝战争与军事文化的形成_南北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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