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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大约自本世纪70年代初，我们即已生活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被人们以各种不同方式加以描述。一些人强调文化的变化（后现代主义），另一些则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演变，集中于生产与市场，或企业组织和财政金融组织中的变化（“晚期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灵活积累”等等。）在这里，新技术绝对是一种先决条件。所有这些因素——文化的和经济的、再加上它们的技术基础，汇集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概念，并概括为这样一个命题：我们是目睹最近20或30年内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历史过渡的见证人。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我所谈论的并不是我们在广义上称为后现代主义者、或者自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人的思想。我这里主要研究的是被一些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如弗雷德·詹姆森和戴维·哈维等人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首先应简要描述他们的观点。
根据理论家们，如詹姆森和哈维的看法，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并不是指资本主义向一个后资本主义时代或后工业时代的变化。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运作逻辑始终发挥着作用。尽管如此，资本主义本质还是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表现为从一种物质形态向另一种物质形态的变化，从一种文化形式向另一种文化形式的过渡。
例如，詹姆森认为，与后现代主义相应的就是“后期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资本主义一种新的、“跨国的”、“信息化”、“消费化”的历史阶段。哈维则遵奉法国调节学派的学说，把它描绘为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过渡。在某种尚未定型的“紊乱资本主义”理论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总之，后现代主义在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相应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标准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与此相联系的劳动形式被灵活化所取代，并相应采取新的劳动形式，如“减肥生产”、“小组方案”、各生产阶段“恰到好处”地密切衔接、为小型高级消费群体进行商品花色品种的调剂、居民“灵活就业”、加强资本流动性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新的信息技术才得以实现。
这些变化相应导致大规模的文化变革。特别是哈维关于后现代主义解释中认为这都是新技术使“时间—空间”密集化，即时间加快、空间缩小，新的电子通讯形式、速度加快的新的生产与广告方法、新的消费习惯、新的财政金融组织手段，结果形成一种被人们描述为“后现代主义”的新的文化与智力状况。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认为，现代主义方案起源于19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主义方案代表着理性、技术中心主义、知识与生产的标准化、对于直线进步和普遍绝对真理的信仰。据说，后现代主义是对于现代主义方案的一种反动，同时它又植根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中的怀疑论，对于各种变化与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的敏锐感受在启蒙主义运动中俱已存在。后现代主义把世界看作是支离破裂的、不确定的，拒绝任何“总体化”的话语，拒绝任何囊括世界和历史一切内容、无所不包的理论。他们拒绝任何普遍化政治方案，但它自己本身就是普遍化的解放方案。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认为所有自称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方案实质上都只是有利于个别社会集团反抗自身所受的各种特殊压迫的局部斗争，所以都应坚决拒绝。
对资本主义历史作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种阶段划分具体意义究竟何在？可以确定的有一点，即这种划分把现代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等量齐观是一种基本的错误，因为所谓的现代主义方案是很难借助资本主义完成的。
第二，这种阶段划分把资本主义划为两个主要阶段。现代主义似乎包括从18世纪至（大约）20世纪70年代（哈维甚至有个十分准确的日期：1972年）。人们可以把这个漫长的现代主义阶段再划分出若干小的时期（詹姆森和哈维都这样做了）。而后现代主义似乎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历史断裂。至于准确地具体什么时候发生断裂，这种断裂达到一种什么规模，人们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在有一点上似乎又是十分一致的，即这种断裂与资本主义历史上其它阶段变化完全不同，它似乎不是直接同上一阶段断裂，而是与资本主义的以往全部历史相断裂。我认为这种观察问题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是很成问题的，显然是以一种模糊资本主义历史特征、低估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差异的错误历史理论为基础的。
现代主义与对资本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立场
首先要研究的是在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划等号的问题。
我认为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包含着这样一处历史规范观点，即认为资本主义是早已存在的客观发展趋势的结果，它本身也是自然法则的结果，只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获得一种发展趋势。在早期的交换形式向工业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当这种受到禁锢的经济力量、资产阶级经济的合理性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时候，现代主义就出现了。由此，现代主义概念成为一种跳跃了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巨大洪沟的历史观念。它首先涉及到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并把它当作普遍性的历史法则，它概括了极其不同的历史发展，包括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而最糟糕的是它把资本主义自然化了。
重要的是还应指出，反现代主义本身也具有这种把资本主义自然化的效果。人们可以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中看到这点。他说，现代历史是一个漫长的合理化过程，包括在官僚组织中国家的合理化和在工业资本主义中经济的合理化。这个过程的影响——与启蒙主义相联系的即是理性与自由的进步——就在于使人类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一种新的压迫合理化，并对此进行掩饰，于是就产生了现代组织形式的“铁笼子”。这里所包含的似是而非的内容就在于，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统治恰恰就是理性与自由的自然发展结果。在韦伯的理论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今天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典型佯谬。在后现代主义中对同一事物的控诉与赞美往往相距不远地并存。
现代主义与启蒙主义方案
我的命题是：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现代主义将会导致掩盖资本主义的特性，但是我们也不应完全拒绝使用现代主义这个概念。
说得更清楚些，我认为所谓现代主义的起源可以直接追溯到启蒙主义，包括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也应追溯到启蒙主义运动：理性和执着的合理计划主张、一种习惯于“总体化”观察世界的偏好、知识的标准化、普遍主义——信仰普遍有效真理和价值——和对一种直线进步的信仰，首先相信理性和自由会不断地向前推进。这些特点被人们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或者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在自我发展进程中曾带有这些特点，或者由于这些原则的胜利前进，如理性原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曾经普遍流行对于所谓启蒙主义方案的攻击，刚才列举的那些启蒙主义方案都受到批判，在这里列举一个稍为温和的指责——认为它们是“使人类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时期内苦受折磨的各种不幸根源”[①]。从世界战争、帝国主义、直到生态环境的破坏，都算到启蒙主义的帐上。在这里我并不想同今天一些人散布的关于启蒙主义的胡说八道进行辩论，我这里只说一个简单的想法，即把现代主义同资本主义等量齐观就会使人们把婴儿同洗澡水一起倒掉，或者更甚的是，把浴盆中的水留下来，把孩子扔出去。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让我们把启蒙主义最有价值的内容——特别是人类普遍解放的义务和责任全部抛弃，并把各种毁灭性效果的罪责都推到启蒙主义价值的头上，还硬说这些价值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哈维和詹姆森虽然还没有落入这个陷阱，但是他们所作的历史分期也几乎未能避免这种错误。所以我建议，把目前思想观念中属于资本主义、而不是属于启蒙主义的那些观点同启蒙主义方案区分开来。顺便指出，这不仅能够帮助人们与反启蒙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进行斗争，而且还有助于与资本主义凯旋论者相对抗。而理清历史发展线索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捷径。
我认为，启蒙主义方案的许多内容具有一种明显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我强调的是，它不仅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征，而且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社会特征。换句话说，启蒙主义的许多特点植根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
18世纪法国专制主义国家，是启蒙主义运动政治的、经济的和物质的基本条件。所谓现代主义方案的故乡——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农业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仅拥有一个有限的、支离破碎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始终依据非资本主义原则进行运作，即贱价买进，高价卖出这种原始的商业获利手段，而不是依据占有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原则。而第三等级，这是启蒙主义运动关键的物质基础，完全不是资本主义阶级。事实上绝大多数连一种传统商业阶级也不是。第三等级的某些活动家在这个时候和以后的法国大革命中“职业高升”，变为国家官吏和知识分子。但他们与贵族统治的斗争很少与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枷锁下的解放有什么关系。
当我们把目光对向启蒙主义运动高潮——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法国的第三等级身上。法国第三等级的阶级利益究竟是什么？他们的核心革命目标是什么？中心目标是社会平等，反对特权，要求具有相应才干的人能得到职务晋升。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原来被贵族把持垄断，不容外人的国家官吏队伍。建立公正税收制度同样也属于第三等级核心要求，为的是不要使第三等级纳税负担过重，使享有不可剥夺免税特权的等级受到优待。第三等级的斗争锋芒指向贵族和教会，而他们的目标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表述形式？我们以普遍主义为例，即信仰某种普遍的、无论何时何地都普遍生效的人道主义原则。这种普遍主义实际上还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史，然而对于法国第三等级来说，这种价值具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意义。第三等级通过宣布公民权、社会平等和以“民族”作为普遍本体的原则向贵族发动挑战。
普遍生效原则是与特殊法或私法意义上的特权相对立的。普遍生效原则反对的是等级特权者和他们所依靠的法律。这是向习惯法和普遍传统发动进攻的捷径。这种挑战方式已演变成一种历史理论，而遵循这种方式的第三等级及其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则扮演了主要的历史角色，体现了理性和自由，成为进步的先驱者。
第三等级对专治主义国家的态度是多元的。在第三等级大量进入可获取种种好处的国家高级职位的时候，贵族们对他们说，这实在太过分了。于是他们不得不发动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方案。他们对传统秩序的挑战经历了一个过程，开始不过要求扩大专制主义原则，最后才又拒绝这些原则。
总之，我的主要观点是，18世纪法国第三等级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它更多地是围绕非资本主义占有形式进行斗争。我不想把启蒙主义贬低为一种尚未成熟的阶级意识形态；我的观点是，在这个特殊历史阶段——明显处于非资本主义关系之下——第三等级的阶级意识形态采取了一种争取全人类普遍解放的伟大使命的形式。换句话说，尽管有各种局限，这还是一种解放的普遍主义——所以它能够被非常民主、非常革命的力量所接受。
现代主义与对资本主义的美化
为了认清这个领域的复杂性，人们必须把法国和英国作一比较。英国总体上不能说是当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故乡，但是无论如何人们还是可以把这个国家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英国在18世纪曾作为“农业资本主义”达到它的顶峰。城市居民人口日益增加，与法国相比，他们在全国居民人口中占有更大的比例。小私有者被剥夺，这种剥夺不仅借助直接暴力，而且还利用经济压迫手段。伦敦当时曾是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还有一个被强烈一体化、并且具有竞争能力的国内市场，欧洲和世界的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的市场。这已经是一个廉价日用商品、特别是食品和纺织品的大规模群众消费市场的开端。并且英国当时还拥有一支日益无产阶级化的居民队伍。在处于农业文化的英国，生产基础已经采用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这里的上层贵族在农业资本主义中已经引入了新的贸易形式。与此同时，英国也正在建设一个工业资本主义。
人们也许会问，在上述阶段，英国资本主义典型、明显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是什么？不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与合理计划论，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看不见的手”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当然还有对于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许多人——如培根和洛克都把它归功于法国启蒙主义运动。但是在英国与其它欧洲文化不同之处在于，有一种“逐步改良”思想——不是启蒙运动的人类进步思想，而是推广私有制的主张，关于劳动生产率和盈利的伦理学（和科学），促进劳动生产率的责任和义务，为圈地和剥夺农民作辩护的伦理学。
这种逐步改良思想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张可以一直追溯到17世纪。在威廉·配第的政治经济学和约翰·洛克的理论中都可以发现最初的理论表述。这种意识形态，特别是农业改良的观念和相应的英国文学都明显地与法国的这样一个时代相吻合：当时，农民主宰着生产，地主保持着年金收入者的气质。而这个规律证明的例外情形就是重农学派，这种法国经济学是从英国农业中获取模式。
如果人们要寻找一种毁灭性的现代主义的根源——即技术中心主义和使生态退化的意识形态，不应在启蒙主义中，而应在“逐步改良”方案中去寻找，在把人的全部价值都隶属于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的方案中去寻找。我甚至敢说，疯牛病丑闻在英国、而不是在欧洲任何其它地方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一种时代变化吗？
现在我再回到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分期和变化这个大问题上来。我曾尝试着把现代主义定位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观。据我来看，这种历史观是根本错误的。它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如果说这种观念还没有与资本主义的存在完全脱离的话，但至少它最终使资本主义中性化或自然化。
我公开声明，关于目前资本主义变化问题，我自己刚刚开始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进行清理。但有一件事是非常肯定的，即是否存在一种划时代的历史分割断裂？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存在这种断裂？这种断裂有多深？持续多久？对于各种政治方案有什么关键性的影响，或者能得出什么结论？借助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案设想和历史分期对所有上述问题的理解毫无帮助，甚至会把我们引导到完全错误的地方。
现代主义概念，像目前所使用的那样，是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全景观察相联系的。技术决定论与商品交易不可避免论结合在一起，于是资本主义简直成了某种跨越历史的，几乎是自然而然过程的延伸，即商业贸易和技术进步的扩展。
我们研究一下所谓的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过渡的问题。我并不认为这里丝毫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这些新东西是否使我们有充分理由宣布已完成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时代过渡，或者说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资本主义？
在旧福特制中，流水线作为高薪专业工人的替代者，并且为了加强对劳动过程的监督控制被资本家所使用，其显而易见的目标就是要从劳动中榨取更多的价值。而今天资本家是抱着同样目标使用新技术的：为了更容易、更简便地进行产品组装、为了对劳动过程的监督控制、为了减少生产部门和服务产业中的各种劳动，或者把这些不同的劳动组合起来，为了用低薪工人取代高薪工人，为了全面裁减工人——所有这一切都还是为了同一目标，即从劳动中榨取更多的价值。在这个新经济学中许多所谓新东西其实并不新。新技术已经不止一次地充当了一种时代变迁代表。人们宁肯相信这是大规模群众性生产的老经济学的一种直接拓宽和扩大。旧的理论逻辑现在渗透到全新的产业部门之中，并进入以前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劳动范畴。当然，技术始终在不断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无法使人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运动法则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划时代变化。
也许我们可以说，福特主义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时代变化，至少是在这个意义上，即马克思所说的使劳动确实隶属于资本的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在这个意义上，新技术并不意味着一种时代变化，而更多地意味着福特主义的一种变化。所以我的意见很简单，在新技术领域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继续普遍发挥作用，或者说，它使新的生产形式或广告推销形式得以应用，而福特主义的逻辑是从资本主义积累逻辑中派生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新的？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我赞同把“后现代主义”描绘为资本主义一个时代的说法。我倒更乐于把这一切都归结于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由于一个历史时代结束而产生某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自然与资本主义有某些关系，但也只能看作一代知识分子的理论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在战后长期繁荣的特殊时期内就已经成熟。对于这一代人的某些成员来说，这个繁荣阶段结束则意味着一种规范的终结。对于他们来说，自70年代以来周期性经济衰落具有一种特殊的、根本性的意义，特别对于那些还陷在所谓消费资本主义繁荣阶段不能自拔的后现代主义代表来说，更是如此。
如果说，20世纪下半叶确实有一种特殊类型时代变化的话，我们必须在灵活积累、消费主义、信息技术、后现代主义文化以外的地方去寻找。霍布斯鲍姆在他不久前发表的关于20世纪历史的著作中谈到20世纪中叶有一场巨大变化，他甚至称之为在他所描述的历史中“伟大的、最迅速、最彻底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革”[②]。据他看来，这场变革的戏剧性象征就是农民阶级的消亡。但是我认为，这个变化则隶属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现在是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近于成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这个历史阶段的目击见证者。
我的观点是，在所谓不断向前推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第一次渗透到这样一些领域：即国家、被统治阶级、生产者阶级的实践活动与意识形态、居于统治地位的变化。我在《资本主义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曾指出，甚至在西欧，资本主义也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才占领了国家和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在最近这十年内，这个过程恐怕几乎近于完成。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现象。我在这里不是简单地看到跨国公司的发展及民族国家的削弱。我更多的是指资本主义自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运动法则及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
如果说，我们是自70年代以来某些新事物的见证人，那么这个新事物不是指资本主义连续性的中断，相反地是指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也许我们还会看到作为一个广泛全面体系的资本主义的最初真正后果。我们会看到作为一种体系的资本主义的结局，它不仅再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而且也没有一条真正的出路。资本主义带着它自身内部矛盾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它在自身机制之外无法寻求任何帮助。在昔日武装帝国主义和殖民帝国主义的古老形式中，资本主义大国可以把它们的竞争和矛盾转移到非资本主义地区，而现在这种调节修正机制已不复存在。
如果说，现代主义在什么地方与所有这些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它确实已经真的走向终结，不是被推向前台，而是被资本主义所摧毁，启蒙主义已经被扼杀，也许社会主义将会使它重新复活。如果说，整个历史就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确实不再需要什么后现代主义思想。我们必须进行辩论的唯一思想命题就是如何面对这个资本主义新的现实。它的反题自然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不久前我听到丹尼尔·辛格谈到一件很有意思的巧合。他说，早些时候法国统治阶级开始庆贺法国已最终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也就是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把法国引入“正常状态”的主要设计师——密特朗葬礼上的主要话题，密特朗把法国引入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新保守主义政府所遵循的方向。在法国资产阶级自我欢庆的时候，法国人民却走上大街，举行抗议示威，在某些地方，人数之多前所未见。我认为这是在完全赤裸裸的现实中与这个毫无伪装的资本主义直接冲突的结果。这件事倒使我们产生一种希望，这也许会成为一个真正划时代变革的象征。
（译自德国《社会主义杂志》1996年第12期）
注释：
[①]《每月评论》第47期（1996年3月）第37页。
[②]埃利克·霍布斯鲍姆：《激进时代，20世纪世界史》慕尼黑／维也纳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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