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程度与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企业论文,公司治理结构论文,程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6.01.013 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企业如何应对经营和竞争环境变化带来的复杂性是企业国际化战略面临的难题[1-2]。国际化经营改变了企业原有的经营边界、竞争环境以及竞争优势[3-4]，面临来自不同文化与地域，以及不同水平的竞争，使得企业经营和决策的复杂性逐渐增加，企业需要成功应对不同国际化经营程度带来的复杂性，重塑自己的竞争优势。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应对国际化经营的复杂性难题，公司治理的作用至关重要[5-7]。具体而言，高管薪酬、两职合一与董事会结构在公司治理领域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8]，而从实践看来，高管薪酬，两职合一与董事会结构也是董事会能够对国际化经营直接控制的三个方面[8-9]。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化经营浪潮中，民营企业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近几十年来，在“走出去”政策的鼓励下，中国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实施了国际化战略，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显然，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实施国际化战略的过程中，也同样会遇到国际化程度带来的经营复杂性问题。因此，探讨民营企业如何根据国际化程度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尤其是在公司治理中以上三个方面的改变以应对国际化经营的复杂性难题，对民营企业提升应对国际化经营的复杂性能力，完善公司治理的实践行为将很有实际意义。 一、理论发展与研究假设 研究探讨有关国际化战略与公司治理之间的联系主要围绕两种理论展开：高阶团队理论与代理理论。赫曼和达塔(Herrmann & Datta，2005)认为高管团队任期、精英教育水平、国际化经验等特质有助于提升企业国际化程度[10]。周建等(2013)认为董事会团队拥有更多的国际化知识和国际化战略参与程度，能够提升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经营管理[7]。国际化战略给高管团队带来的工作复杂性也加剧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由此而生[8]。诺瑞亚和戈沙尔(Nohria & Ghoshal，1994)等认为，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企业需要重新调整董事会及相关治理结构以保证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激励[11]。以高阶团队理论信息处理[12]的观点来看，国际化经营使得管理层面对信息与决策的复杂性增加，而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于：调整公司治理机制以激励管理层更好地处理国际化竞争带来的复杂性，同时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代理问题[13]，塑造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竞争优势。在股权集中的情况下，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及代理成本，控股股东常常会参与公司管理，若控股股东的力量进入了管理层，利益侵占的动机(第二类代理问题)有可能改变国际化程度下公司治理中管理层监督和激励的方式，那么何种公司治理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权身份的控股股东实现利益侵占动机呢？基于公司治理有关代理问题的控制机制研究成果而言，改变薪酬绩效的敏感性，提高领导权结构的集中性，降低独立董事比例不利于代理问题的缓和[14]，恰好有利于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的实现。上述国际化程度与公司治理及控股股东管理权身份的联系将成为本文以下研究假设的基本线索。 (一)国际化程度与高管薪酬 国际化导致了更多的经营和决策的复杂性，高阶团队理论认为，当管理层面对更为复杂的信息处理工作时，CEO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就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15]，需要企业给予其更高的薪酬激励，以便用物质激励他们管理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而根据代理理论，国际化使得董事会的监督难度增大，为了克服监督困难，董事会很可能通过薪酬激励的手段使CEO与企业利益趋同从而实现CEO的自我监督。桑德斯和卡彭特(Sanders & Carpenter，1998)[8]通过观测美国企业的样本发现国际化的增长程度和CEO的报酬呈正相关性。王新等(2014)[16]认为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会使企业扩大股权激励的力度。因此，本文认为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会因为国际化程度的提升而增加。 中国民营企业的股权结构与西方国家不同，股权集中的特点使得第二类代理问题在民营企业中比第一类代理问题更明显。实现对管理权的控制，能够为控股股东利益侵占提供更为充分的条件[17]。当控股股东同时拥有了企业的管理权，由于额外的管理付出，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动机会更加强烈，在行为上也更加便利，由于此时的管理层与控股股东的利益一致，较高的薪酬支付将会是利益侵占在管理层的表现之一。控股股东利益侵占的动机将会使得原有的薪酬激励机制发生改变，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薪酬与业绩不相关或者弱相关的薪酬方案，并且即使在薪酬与业绩挂钩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通过那些对自己薪酬奖励更有利的方案，使总体薪酬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降低了国际化战略下薪酬业绩的敏感度。因此，本文预计，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国际化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正向激励关系将被削弱。 如果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意味着负责经营的CEO相对独立，控股股东没有耗费过多成本管理企业，此时，则会倾向于选择较为敏感的薪酬激励机制以监管CEO的行为，保证其向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努力。从而本文预计国际化和高管薪酬之间的正向关系不会被削弱。因此，以控股股东是否拥有管理权的身份作为对比，综合上述国际化与高管薪酬的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a：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会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升而增加，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时，会削弱国际化程度和高管薪酬之间的正向激励关系。 H1b：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会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升而增加，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时，不会削弱国际化程度和高管薪酬之间的正向激励关系。 (二)国际化程度与两职合一性 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避免两职合一以纠正可能的代理问题，研究也证实大企业近年来两职分离的现象增加[18]，而桑德斯和卡彭特(1998)[8]的研究更是发现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与两职合一显著负相关。然而，两职合一并非在所有的条件下表现都一致[19]。有关两职分离最近的研究发现，两职分离常常会出现在企业发展的稳定时期以及财务绩效下降阶段[18]。相反，对于中国民营企业而言，上市时间不过短短十几年，而进军国际市场更是刚刚起步，两职合一能够帮助企业建立统一的决策权，增强公司应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力[15]。在战略管理层面，两职合一也有利于加强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联系，进行更多的信息沟通。因此，本文预期，国际化会增加民营企业两职合一的趋势。 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国际化加剧了民营企业经营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两职合一的情况开始增加，控股股东会为了实现额外的利益侵占动机借此继续增加这一比例。如上一假设所述，出于利益侵占的动机从而引发了控股股东对于管理权和控制权的追求，一旦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为实现额外攫取利益的动机，不希望拥有一个独立的董事会主席监督CEO的行为，而更愿意拥有较大的控制自由度。实现这一目的，就意味着需要通过两职合一来获取，尤其是CEO与控股股东利益一致时，两职合一对于控股股东利益获取将极为有利。综上所述，当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时，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化促使两职合一增加的趋势。 同样，当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时，意味着经理层不是控股股东的利益相关者，则CEO更容易产生个人机会主义行为。考虑到国际化会带来更多的复杂性和信息不对称，CEO所带来的个人机会主义的概率就会增长。因此，控股股东需要借助两职分离而不是合一削弱CEO个人机会主义行为损害自身利益的几率。同样作为对比，本文预计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时，不会提升国际化促使两职合一增加的趋势。综合以上国际化与两职合一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会增加两职合一的趋势，当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时，会进一步提升这种趋势。 H2b：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会增加两职合一的趋势，当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时，不会进一步提升这种趋势。 (三)国际化程度与董事会结构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在竞争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增加时，战略决策的制定需要更多的信息与专家技能以增强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性，由此会扩大董事会规模[20]，根据代理理论，为更好地处理企业因国际化经营中所带来的复杂性上升和信息不对称的增加，以及帮助董事会获取更多的信息、施加更多的控制去监督经理行为，需要更多有不同国际经验或拥有更高组织信息处理能力的外部董事以及独立董事。周建等(2013)[7]认为，董事会拥有更多的国际化知识，掌握更多的公司内部信息，有利于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与管理，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因此本文预期，国际化会使企业独立董事的比例增加。 而不能忽视的问题在于，引进独立董事或外部董事的初衷在于增加对于管理层权力的制衡与监督[14]，独立董事的增加对管理层的问责与透明度有了更高的要求[21]，显然，这与志在获取额外收益从而追求控制权与管理权集中的控股股东的目的背道而驰。近期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在阻止家族企业所有者获取私人收益方面有显著作用[22]，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即使是非家族企业在很多方面与家族企业也极为相似。虽然理论上国际化经营需要更多的独立董事来帮助自己处理更加复杂的信息及环境变化，做出更理性的决策，而实际上，通过管理权的控制来实现利益侵占的动机却未曾改变。因此，本文预期，拥有管理权的控股股东会减少国际化程度带来的独立董事比例增加的趋势。 同样，如果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由于利益侵占的动机和目标偏好相对下降，出现了缓和管理层个人机会主义的治理机制的需求，除去避免两职合一以外，聘任独立董事以监督CEO个人行为，从而保障归于股东的共享利益成为一种好的选择。因此，本文预计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时，不会减少国际化促使独立董事比例增加的趋势。而与以上两个假设相同，综合国际化与董事会结构的分析，提出如下假设作为对比： H3a：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会增加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当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时，会削弱这种趋势。 H3b：国际化程度会增加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当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时，不会削弱这种趋势。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 根据前文的分析，在借鉴桑德斯和卡彭特(1998)[8]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来验证三个研究假设：
其中
(i=1，2，3)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
=CEO compensation，
=CEO duality，
=Board structure。在以
为因变量构建模型时，由于因变量为受限离散变量，因此为Logistic回归模型，其余均为线性模型。
为截距项，
为回归系数，ε为残差项。 International表示国际化程度，Identity表示控股股东的身份，如果控股股东同时参与公司的管理，则Identity为CM，表示控制并管理，否则，Identity为CnM，为了区分控股股东身份差异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本文分别以CM和CnM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回归，同时为了观察身份差异的调节效应，引入了交互项International×Identity。Control为所有的控制变量，包括了年度与行业两个哑变量，详细见变量设计部分。 (二)研究变量 1.因变量：公司治理结构 参照方军雄等(2012)[23]国内学者关于高管薪酬的研究，也为了避免结论由于样本和变量设计的特殊性所得，本文取前三位高管的自然对数作为高管薪酬变量(CEO compensation)；使用虚拟变量来度量两职合一(CEO duality)，如果CEO同时占有董事会主席的职位，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董事会结构(Board structure)表示为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因变量取值均采用滞后一期。 2.自变量：国际化程度 本文的研究中使用了各年年报的主营业务海外销售收入/销售总额的比值数据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International)。在以往的研究中，能够衡量国际化程度的指标通常包括：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FSTS)、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FATA)、海外子公司数(OSC)、国家数(OCC)和海外雇员比例(FETE)。而国内学者普遍采用FSTS[6，7]。海外销售收入反映企业对于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以及跨国经营活动的经济强度，度量海外业务在企业整体业务中的地位。而鉴于前文所述，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处于国际化初级阶段，其国际化程度与欧美等大型跨国公司相比还比较低，在企业进行国际化运营的前期阶段用该比例来衡量可能会更合适。 3.调节变量：控股股东身份 本文以民营企业控股股东是否同时有管理权来衡量控股股东的身份差异。控股股东是否拥有管理权，参照安德森和雷布(Anderson & Reeb，2004)[24]，以及权小锋等(2010)[25]、周建等(2014)[26]关于管理层权力的研究，本文从以下指标来测量：(1)总经理由控股股东兼任；(2)控股股东指定了管理层。以上两个指标衡量了来自控股股东的委托力量介入管理经营权的程度，(1)表明控股股东直接掌握了经营管理权，(2)表明经营管理权的代理人与控股股东位于同一利益链条。如果满足以上条件的任意一个，则认为控股股东拥有了管理权，取值为1，否则，没有管理权，取值为0。为了进一步明确控股股东是否拥有实际控制权，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对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也进行了赋值，当控股股东为实际控制人时，控制权取值为1，当控股股东不是实际控制人时，控制权取值为0。因此，当控股股东身份为控制加管理时，赋值为1，此条件需要管理权变量和控制权的取值都为1。否则，控股股东身份为控制非管理，赋值为0。 4.控制变量 基于相关研究文献，本文选取企业规模(FirSiz，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董事会规模(BoaSiz，董事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el，负债/总资产)、前一年度资产收益率(ROA，净利润/总资产)、CEO任期(CEOT，现任CEO的任职年限)、年度(Year)、行业(Group)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选取以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的原因如下：企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的扩张能力，往往企业的规模越大，其拥有进行国际化扩张的资源和能力也就越大；董事会规模是董事会结构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资产负债率既反映了企业的负债水平，也反映了企业对于债权人资金的经营活动能力；以前年度的ROA衡量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为企业继续扩张提供了财务基础；CEO任期往往是衡量高管行为与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中也常常将任期与企业的经营行为相联系。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2009-2012年沪深两市所有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样本选取来自于CCER民营企业数据库、国泰安CSMAR民营企业数据库、WIND数据库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数据。选取这一区间作为研究时间跨度的主要原因有二：(1)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避免由于此原因所导致的强烈干扰以及由此突发事件引发的样本数据的波动性，本文选取了2008年之后，即由2009年开始的年份样本；(2)近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数量与日俱增，2009年之前的数据量与近几年的数据量相差较大，2009年以前拥有海外业务收入的民营企业数量还较少。 为避免国际化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公司治理变量的取值采用滞后一期，区间为2010-2013年，国际化程度与其余变量的取值区间为2009-2012年。为了减少研究误差，本文还对初始样本做了如下处理：(1)剔除了研究期间变量数据存在缺失的样本；(2)剔除了数据中存在异常值的样本；(3)剔除了金融保险业的样本，因其数据与其他行业不具有可比性；(4)剔除了ST、*ST、SST以及被PT的样本。本文最终共获得1 045个观测值，其中2009年133个观测值，2010年214个观测值，2011年291个观测值，2012年407个观测值。 三、实证回归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CEOP代表高管薪酬，BoaStr为董事会结构，CEOD为两职合一，Int为国际化战略，CM代表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CnM表示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Fir Siz为企业规模，BoaSiz为董事会规模，Level为企业资产负债率，ROA为总资产收益率，CEOT为CEO任期。 从表1中公司国际化和公司治理方面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民营上市公司中，平均国际化程度为24.316%，即有24.316%的销售收入来自海外市场，但是标准差达到25.326，这表明在样本中，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分布并不均匀。而其盈利能力方面，ROA的均值仅为0.052%，而Level均值为0.349%，可见，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还没有伴随着利润的大幅增加。国际化程度(International)与因变量高管薪酬(CEO compensation)、两职合一(CEO duality)显著相关且符号为正，这符合本文的研究预期。而与董事会结构(Board structure)相关系数呈正相关，但并不明显。而代表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的变量(CM)与高管薪酬及两职合一明显正相关；与董事会结构(Board structure)相关系数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控股股东同时拥有管理权时，对公司治理有较强的影响作用，使权力更加集中。相反，没有管理权(CnM)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明显低于拥有管理权的情况。此外，在进一步的回归中，代表控股股东是否掌握管理权的变量(CM与CnM)分别单独进入模型，因此，各变量之间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表1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表
注：*、**和***分别表示相应系数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双尾)。 (二)回归结果分析 1.国际化程度与高管薪酬 表2 国际化与高管薪酬回归结果(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
表3 国际化与高管薪酬回归结果(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
注：*、**和***分别表示相应系数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双尾)，乘积项已经过中性化处理。 表2的回归结果中，Model1显示，国际化与CEO薪酬明显正相关，t值为2.208，这与研究假设预期一致，同时在Model2中，国际化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正向关系仍然成立，但是这种正向的关系已经被明显的弱化了，国际化与控制管理的交互项系数为-0.006，且t值为-2.049，这表明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对原有国际化与薪酬之间的正向关系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本文的假设H1a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会低于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的民营企业，恰恰相反，Model1中控制管理回归系数为0.110，显著为正(t值2.022)，这表明在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的民营企业，其高管薪酬明显高于控制非管理的民营企业，只不过这种薪酬的增长已经不是建立在国际化程度的基础上。这也证明了，管理层薪酬的增加与控股股东侵占其他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具有了一致性，在控股股东管理的民营企业中，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行为不足，此时薪酬与绩效的刚性条件会被一定程度的忽视而使得高管薪酬的增加具备了一定的随意性。 在表3的回归结果中，Model1与Model2的回归结果与表2相对照，控制非管理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t值分别为-1.911与-2.069，这表明，控股股东控制非管理的民营企业其高管薪酬明显低于控制管理的企业，同时国际化与控制非管理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007，符号上与拥有管理权的民营企业明显相反，并不显著，但是这也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1b，控制非管理的民营企业，控股股东对于国际化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有力的冲击，而且，高管薪酬更多建立在业绩考核的标准之上，薪酬激励的有效性没有降低。 2.国际化程度与两职合一 表4 国际化与两职合一回归结果(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
表5 国际化与两职合一回归结果—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
注：*、**和***分别表示相应系数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双尾)。 表4的回归结果中，Model1显示，国际化程度与CEO两重性成明显正相关，wald值为5.651，这与研究假设预期一致，同时在Model2中，国际化与两职合一之间的正向关系仍然成立，并且，这种正向的关系已经被明显地加强了，国际化与控制管理的交互项系数为0.034，wald值为4.243，证明控制管理对原有国际化与两职合一之间的正向关系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本文的假设H2a成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Model1中控制管理(CM)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的民营企业的两职合一程度明显高于没有管理权的民营企业。以上回归结果说明，在控股股东控制管理的民营企业中，实行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控股股东会通过占有董事会控制权来达到利益侵占的目的，两职合一的设置明显增加。 在表5的回归结果中，Model1与Model2的回归结果与表4相对照，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带来的两职合一增加的趋势仍然成立，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CnM)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wald值分别为31.995与26.406，这表明，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的民营企业其两职合一的情况低于控制管理的企业，同时与国际化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041，符号上与控制管理民营企业明显相反，回归系数显著，这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b，没有管理权的民营企业，通过董事会控制权而实现利益侵占的动机较弱，使得国际化下两职合一的趋势出现了下降，开始倾向于两职分离的趋势。 3.国际化程度与董事会结构 在表6的回归结果中，Model1(控股股东有管理权)和Model2(控股股东没有管理权)均显示国际化与董事会结构(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重)之间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t值分别为0.412和0.414，与研究假设预期不一致，本文的假设H3a与H3b没有得到验证。但是，控股股东拥有管理权(CM)与独立董事比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没有管理权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t值分别为4.429与-4.177，这与研究假设H3的预期恰好相反，拥有管理权的控股股东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反而大。 表6 国际化与董事会结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相应系数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双尾)。 对于国际化与董事会结构的假设不成立的原因，本文认为，在中国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为1/3，而大多数企业也确保了这个比例，这仅仅是为了满足证监会的强制要求而非企业自愿的结果[27]，这可能会导致独立董事人数的变化无法反映国际化程度的提升要求，也无法反映中小股东的偏好，但是一旦董事会规模减小，则独立董事的比例就会变大。相比证监会的强硬规定和高额的处罚成本，在满足证监会要求的情况下，适当地提升独立董事的比例，控制其余董事数量显然更为隐蔽。因此，本文认为，拥有管理权的控股股东会有力量控制董事会规模，这可能是研究假设3无法成立的原因。 四、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证明在实行国际化经营的民营企业中，拥有管理权的控股股东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化下部分公司治理结构，这是一种次优的治理结构，这使得控股股东能够更多地侵占控制权以谋取私人利益。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控制管理企业削弱了国际化程度与公司治理的关系。这些次优的公司治理机制可能不利于有效地实施国际扩张举措，并可能导致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损失。这些都是控股股东同时拥有管理权的国际化民营企业中第二类代理问题的重要表现。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本文发现控股股东不具有管理权时对于国际化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这表明第二类代理问题显然在控制非管理的情况下较少。 另外，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证明控股股东身份差异对国际化程度与公司治理关系影响的差异。这些控股股东虽然可能减轻主要的代理问题，但是他们也可能会加剧第二类代理问题，特别是当民营企业被控股股东同时进行控制和管理时。并且，在减轻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问题方面，阻止管理权被控股股东侵蚀是一个较好的对策。集中的所有权有助于监督管理并且减轻他们进行个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同时，没有管理权的股东会减轻企业所有者对于私人利益的侵占，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对于共享利益进行相对公正的分配。因此，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依靠合理的战略决策机制避免管理权被控股股东掌握将是有效的途径。 研究结果还强调了当检验第一类代理和第二类代理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时特定环境的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控股股东同时进行管理时，公司治理机制倾向于满足控股股东的需要，一方面与主要控股股东相关，一方面与国际化战略成功实施相关。这提醒企业的政策决策者和实施者有必要寻找并实施其他的治理机制来减轻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成本。因此，董事会运作作为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能够在民营企业中通过非控股股东的管理变得更加容易，特别是在实施国际化和类似战略举措的情况下。 本文尚有几点局限性以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首先，本文研究由于受到数据获取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样本选取的局限性，例如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没有对海外子公司的情况进行披露，所以本文的研究没有能够获取民营上市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样本和投资情况，在以后的研究中，对于国际化程度的衡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此外，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的国际化与公司治理情况也不容忽视，这也能使研究从更全面的角度去探讨民营企业中的国际化程度与公司治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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