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创新中的工具意识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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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在科技创新中对这句话可以这样去理解:“善其事”就是要我们在科技创新工作中取得比较好的成就,“利其器”就是说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先进的工具或手段,以使我们的创新工作容易出成果。

工具为什么重要,让我们看看哈耶克怎么说“个人或群体若想取得成功和生存下去,就不仅要靠他们追求的目标和遵循的价值,也同样要靠他们掌握的工具和拥有的能力。”工具包括两种,一种是物质性的,另一种是非物质性的。

我认为我们民族缺乏工具意识,对工具不够重视,包括对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鄙视技术,鄙视技艺,这是负面的,是看不起劳动人民的封建思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吴大猷先生说的,中华民族有一个实用、适用和坚韧的人生观。这套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美德,但另一方面也阻碍中华民族对工具的改进。我们来看看《庄子·天地》的一个故事。子贡路过汉阴,见一老农在掘洞用罐浇水,便问“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原来浇水的机器就在旁边,老农却没用,而自己费力地挖洞浇水。老头回答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这意思是说,我不是不知道这东西好用,但我一想到用它,心中就不纯了,所以我就不用它。

上面说的是古代的事,其实这种对工具的看法即使现代也有。荷兰是一个地势低的国家,他们围海造田,现在发展得很好。王小波到荷兰,看到荷兰景色迷人,道路也好。他注意到荷兰人在田地附近修了许多机械,利用自然风力来排水。于是乎他想起一段他下乡的经历。他在山东当知青时,要用一种独轮子车装一百多斤粪(说是粪,其实是从猪圈里挖出来的土,没有多少肥料),从山脚运到山顶,特别辛苦。他想不通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苦干、傻干?既不改造工具(造一种比独轮车省力的工具),也不修理道路。而荷兰人就不一样,他们要利用一切办法来减少劳动,既省力又省时,而且充分利用了自然力量。但对中国人来说,这绝对是二流子的想法。干活哪能这么想,再苦你也得干,“这点困难算什么?”所以他认为中国人对艰苦的认识是有误区的,“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但很少想去改变苦难的境况。其实通过改进工具,可以提高干活的效率也就不那么苦了。

在我们传统文化中,对技艺是很鄙视的,把它们看作“贱业未技,奇技淫巧。”这都在古书中有论述,大家都看到过。“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这就是说老百姓工具多了,国家就会乱,所以老百姓什么都不能有。“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你搞点儿发明创造,搞点儿大家都没有见过的东西,就要杀头。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对技艺的认识,这种认识从反面影响了工具的创造和使用。鲁迅说过一段关于四大发明的话,说是中国发明了指南针,欧洲人马上用来制造罗盘,用于航海,而中国人则用来看风水;发明了火药,欧洲人用它制造枪炮,而中国人则造鞭炮,驱鬼神……。这些都说明中国人缺乏一种工具意识,没有想到把它们用于改善工作条件,达到实用目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胡适先生认为:“东方人的特点是知足,安于简陋的生活,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安于愚昧;不识不知,不注意发现真理;安天乐命,不想改革制度;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这当然说的是解放前的事,不管现在他的话是否依然正确,但这些事实确实存在过,它们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民族精神消极的一面。

在中国人眼里,工具简单实用就行,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可以满足最紧迫的、最基本的需要,见好就收,是中国工具最显著的特点。我且举一个毛笔的例子。传说毛笔是秦朝大将蒙恬发明的,比西方的鹅毛笔发明得早,肯定也比它好用,至少不用像它那样老蘸墨水。尽管当时的读书人到哪里都要背一个砚台(实际上就是背块大石头),冬天磨墨搞不好还要冻上,可也用了两千多年。就书写工具上来说,我们的工具意识是比较差的,如果不是引入外国的铅笔、钢笔、圆珠笔等各种各样先进的书写工具,可能我们现在还继续使用毛笔,背着个大砚台满世界跑。现在我们使的这些笔几乎没有一件不是西方人发明的,咱老祖宗留下的只有毛笔。当然毛笔也不是没改过,但无非是将兔毛的笔头换成羊毛笔头,再换成黄鼠狼毛的。当然我这里决没有说我们毛笔不好的意思。王选先生的电脑排版系统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笔的概念,这是中国人发明的最先进的笔。农业方面,可以举犁为例。农村老百姓用的木犁,不管犁尖是木的还是铁的,结构基本都没变,从东汉一直用到现在。我想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犁时,很多西方人可能还在刀耕火种,而现在人家用的是什么?机械化、电气化都不够用了,要生物工程、要信息化。这些差别不仅仅是反映了劳动工具的便利与否,更是工具意识的强弱。

刚才说了,中国人心地纯洁,中国人坚韧、包容,这意味着,在中国人看来,你不仅必须能吃苦,而且愿意吃苦,才说明你这人可以造化。我们的劳动工具很落后,但我们没有想到去改进它,这也许是由我们的吃苦精神决定的。我们的坚韧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们去创新和发明工具来代替很多劳动。即使干起活来很累,但我们对艰苦的敏感程度差,没有想到去改进工具来减少艰苦程度,来提高劳动效率。这对工具的改进是不利的。西方人不能容忍这种“苦”。他们的不满足感驱使他们去不断地改进工具。由于不能容忍缺陷,不满足于不完美,于是促进了对工具的改进。

毛主席说过,你要过桥,先要解决船和桥的问题。解决船和桥就是一种工具意识。所以我想能不能提出这样一种想法,在进行应用科学研究的时候,手边的东西不好用,不要去硬将就。我想你还不如先解决工具问题,先把仪器问题解决了。另外一种想法是,先搞一套研究方法或模型,这也是一种工具。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美国基金会中就有这样一项资助项目,即使你的研究内容不能直接导致问题的解决,但你若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方便可行的方法,它同样会资助你。所以,如果我们把思路放开,从实际问题入手,从解决工具入手,可能会发现很多创新机会。前不久,在讨论诺贝尔奖时,发现其中不少是发明仪器而获奖的。其实,科学上有许多问题很复杂,如果缺乏先进的工具和手段,你确实无法解决。

我们在文化中有一个误区,因为我们的工具非常简陋,于是我们就拼命要求加强技巧的训练,要用简陋的工具搞出非常高明的结果来,这个事情有点儿不当。中国的算盘是多么方便的计算工具,这在当时是多么高明的发明。如果没有计算机,我猜我们得永远用下去。西方人很佩服中国人的灵巧,事实上,有时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因为没有先进的工具,只好使巧劲。西方人却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他们的计算机改换了多少代。电脑从386、486一直到586、奔Ⅲ不行了换奔Ⅳ,一代代地更新换代,只为了能使用方便,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不能容忍工具的缺陷带给人的不方便,所以这使他们工具意识比较强。

如果我们现在不满足于现状,而且不再认为老外给我们的东西比我们想像的要好得多,我们就会主动去在工具意识指导下去寻找创新机会。我们应想尽一切办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发明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工具,最终解决问题。凭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我想我们可以做得很好。但我们如果老是觉得老外的东西就是比我们的好,只考虑利用老外的东西方便,可能会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创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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